张博树（网络图片）
2012年，张博树先生在香港出版《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其中包括一个主报告、十个分报告和民主中国宪法草案等三篇附件。作为这个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媒体改革这一章（分报告1）充分显示了张博树教授学术敏锐与直接的特性，并同时具有理论精确性和实用取向性。他敏锐地指出，如果不解体中共党国对媒体的垄断，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中国媒体自由。同时他还指出了中国新闻界的双重罪恶：第一，党对媒体的独裁扼杀了有异议的声音，并制造了一种和谐的假象；第二，渐增的市场驱动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动机促使新闻肤浅化，这种新闻能刺激观众对轰动新闻的胃口，也能麻木观众对严重社会问题的认识。报告的剩余部分尝试探索中国能用什么方式来做到：一，推翻党国专制；二，解决中国媒体界的双重罪恶。这绝非易事，张博士尤其注重不照搬西方自由民主现有的媒体系统，而是根据中国特有的历史与现状来改进中国自己的媒体系统。张博士的理论是严密的，系统性的，辩证性的。在这种理论下所产生的是一条重建强壮、正经中国媒体系统的可行之路。在下文中，我会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向来解析张教授的论点。我认识到我没有足够的知识与经验来塑造替代计划，我也不觉得有必要去做什么替代计划。
张教授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第一篇分报告中写中国新闻界的改革绝非偶然。新闻界控制之争，实乃语言的控制之争，也是世界观塑造的控制之争。老百姓生活在各自平凡的圈子里，他们对圈外的认识少之甚少。新闻工作者提供的新闻是他们获取外界认识的唯一途径。可以说新闻工作者决定了老百姓对圈外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当党垄断新闻界时，人们对外界的认识一定是扭曲的，人们对外界的理解和现实一定是脱轨的。
张教授提出所谓的党化新闻概念，也就是共产党对中国媒体独裁的衍生物，在三个独特却相关的平面上运转。其一，党化新闻要求中国媒体人抛弃他们的独立新闻精神，成为党的傀儡。其二，党化新闻迫使中国媒体人抛弃新闻的客观性，而只是纯粹地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其三，这种体制下的中国媒体塑造了中国大众对外界的概念和判断，这种塑造的目的是对普罗大众的控制。张博士在这一系列理论批判后的咆哮是极有深意的，让人回忆起阿多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时对德国人民呼唤丢弃法西斯主义的咆哮：所有社会人，包括媒体人，大牌明星，乃至中国媒体的所有消费者都该为现有媒体的独裁制度负责。要让媒体改革起作用，每个中国人所生活的骗局泡沫都需要被无情捅破：我们对独裁体制的恐惧和我们对独裁体制的服从所带来的好处妨碍着我们去批判性地思考和参与当前的媒体政权。我们唯一的救赎就是积极对抗现有体制。
根据中国媒体改革所需的大众参与，张博树先生提出了他的四部分中国媒体改革方案。第一且最重要的部分是动摇党政模型并让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来代替共产党去控制中国新闻组织。第二部分是通过立法来鼓励私有新闻媒体的生长。第三部分是放宽对于媒体、包括互联网的审查制度。第四部分是保护中国媒体人寻找有报道价值材料的自由，让他们免于个人迫害。
张教授首先提出党国体制需要被动摇。在共产党对中国新闻媒体的紧密控制下，中国媒体人只能做党的傀儡。就算党允许更多多样的意见，所允许的多样性也是极有限的。而且中国媒体人不能在一些可能会被党认为对其政权有害的领域大做文章。张教授提出计划的核心是中国媒体组织所有权从国有制度到社会共有制度的转换。这些媒体会在实质上变成独立于政府的、无贸易、无利益的组织。他们的目的是为大众提供公共产品。为了让中国媒体组织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公共职能，包括在最基础的层面，即向中国人民提供客观而有质量的新闻，所有权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但是，我觉得张教授没有完全展开他的分析，没有全面地探索我们在解构党国体制后国家对媒体仍可能实施控制。就算没有了党政独裁，中国媒体人的声音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国家所压制。也许国家控制机制没有党政控制机制那么糟糕，但是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张教授指出媒体人的中心目标是能够运用他们的公共职能来核查政府权力。那么在政府掌握着媒体人的生计时，作为国家雇员的媒体人要如何公正地审查政府呢？对报复的恐惧致使媒体人自我审视，而这直接导致了媒体无法追责政府。
更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的统治不会因为极权结构的瓦解而轻易倒下。这种统治很有可能会延续党对新闻信息的紧密控制。历史中充满了新闻集团迎合当权党派政治倾向的例子。就算在当今的多党民主国家里，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他们的公众服务电台也很少能达到期望值的独立和平衡。公共服务新闻也不成比例地被政治党派为自己利益所利用。
张教授关于政府有义务向公共媒体提供经济支持的观点也缺乏批判性。尽管资本积累对于公共媒体的运行和存在来说很重要，一个媒体对于政府资金的长期依赖会让其难以权衡其生存和新闻诚信的原则。政府补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带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无疑会约束新闻工作者追踪报道的自由。就算补贴条款没有被明确列出，政府也会优待那些报道所谓“正确新闻”的媒体多于那些不符合其预想的媒体。为了得到这个补贴，媒体工作者会逐渐衍生出一系列自我审查。
张教授观点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从大户，如中央电视台（CCTV）上着手实施媒体改革。过去多年，CCTV一直是共产党忠诚的傀儡。CCTV的改革当然能为小型媒体树立极好的榜样，但是这种自顶向下的方针高估了党领导者让渡媒体控制权的意愿，更何况CCTV是全国规模影响最大的宣传机构。让党放手其复杂组织中重要的齿轮并非不可能，但是这需要时间，作为渐进改革的支持者，张教授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共产党里的强硬派，也就是党内的长老牢牢控制着那些不向中国大众公开的敏感新闻。强硬派会阻止任何可能削弱他们权力的企图。在没有强硬派明确或者只是含蓄的支持下，CCTV和新华社自顶向下改革方针的实施难以想象。
一个相对实际的方针应是自下向上的。先改革小型国家级媒体和省级、地方级的媒体，然后再着手改革CCTV和新华社。我觉得这种方针有两个好处。第一，由于这些小型媒体的读者数量相对比较少，他们的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不会过于显眼，党内长老没有什么理由担心它们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这样做可以提高长老们支持的可能性，或至少不去挫败媒体改革的可能性。缓慢的改革能让社会各界，包括党国自身更好地去适应新的现实。媒体消费者会看到政府开放媒体的好意，也会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媒体工作者。在看到小型媒体的成功改革后，中国媒体人减少对政府迫害担心，更多参与批判性的报道。党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会继续斗争，但是通过自下向上的方针，改革派能得到基层支持，从而更容易赢取斗争中的胜利。第二，小型媒体的改革为中国大规模的媒体改革做了实验性的铺垫。通过实验性地开放个别媒体，改革者能吸取教训并总结出经验为以后的大规模改革作准备。
张教授提出的改革方案的第二个方面规模更大，也解决了很多我的担忧：党国媒体独裁的显著增加导致大规模国家级媒体控制和新闻自由难以实现。为反击国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需要有一个活跃的民办传媒群体。我对张教授第二个方案的主要批判在于他对中国新闻界的第二大罪恶，即市场经济增长对中国媒体的腐蚀，缺乏足够重视。在过去八年里，作为一个西方媒体的热忱消费者，我见证了所谓的自由市场是如何隐瞒一个不争的事实：利益能像极权政治一样剥夺人们的自由。一个对我意义颇大的例子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媒体聚焦在两位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最低的候选人上：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川普。一位评论员甚至开玩笑说：两位竞选人在和唯一一个他们能赢的人竞争。大部分美国人可能都对第三党绿党的竞选人施泰因（Jill Stein）毫不知情。Jill Stein的政策无疑能吸引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她的人格也远超克林顿和川普。这样一个完美的竞选人却被美国主流媒体，包括左派和右派完全忽视。在她上CNN的市镇会议节目当晚，除了CNN之外的主流媒体没有一家转播了她的节目。美国没有公共媒体，所有新闻媒体都是通过卖广告位置给企业赞助人来赚钱的。由于Jill Stein的候选资格被视为有害于企业利益，她的竞选情景并不被媒体所报道。Jill Stein的例子体现了美国人的知情权是受到赞助企业政治倾向和经济利益约束的，美国人对于总统候选人的选择权的确存在，但是该权利是否有实质性值得质疑。
回到关于中国媒体改革的讨论上，前些年，我们能看到新闻故事的大逆转：关注点从严肃的新闻变为八卦，从实质性的看法变为情感渲染，从对传统美德的观察变为对金钱的膜拜。公平地说，张教授提到了这些逆转，但是在关于私有媒体的培养的讨论中，张教授并没有深入探讨其方案会如何潜在地恶化这一趋势，也没有探索补救方案。由于这个话题的空间和篇幅有限制性，我提出两个简短的解决方案。其一，拓展新媒体的多样性，以此来吸引来自不同政治、宗教和文化派别的人。多样性在张教授的方案中经常被提及，但是并没有被放在结局方案的前沿。只有在容许声音尽可能多地出现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保障人们的兴趣被充分地体现，同时让这些声音来权衡对方。如何实现多样性是一个超出了我解答能力的技术问题。其二，逐渐向中国人民灌输公民意识。尽管主流媒体没有报道，还是有很多人（很自豪的包括了我！）知道Jill Stein的存在，并且很努力将候选人推到聚光灯下。一个人应该意识到他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是要去争取的，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努力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被别人剥夺。
积极维护天赋人权的需求引向张教授方案的第三部分。前两个部分是从媒体传播者的角度来处理中国媒体系统的局限性的，而第三个部分注重媒体接受者的视角。正像张教授之前的呐喊提醒我们的一样，每一个媒体接受者都应该担起积极与中国媒体独裁体系战斗的责任，不管是以个人形式还是集体形式。通过加强中国人民接受与选择一系列媒体来源的能力，人们能从一个更好的处境行使他们的权利。另外，张教授呼吁中国人民利用现有的机会在互联网上自己发表文章并承担起记者的传统角色。我完全认同张教授的方案，但同时保留一定警惕：此方案的实施必须逐步进行并且和中国教育系统改革配套起来，特别在历史课本的处理上。媒体的解放毋庸置疑会带来大量信息的突然涌入，这些信息和党对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的解释充满矛盾。如果不谨慎处理信息的过快涌入，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动荡会导致更多的暴力镇压，从而抹去改革所带来的一切成功。时间是治疗中国历史失忆问题的最佳良药。我们要能够在一个安全、学术的环境里展开冷静、带有思考的讨论，逐渐面对我国多难历史的现实与真相。
最后张博树先生提到对记者的保护措施。张教授提出应该要对记者提出两个层面的保护措施：第一层是对记者发表意见自由的保护，记者有权采访自己所想采访的人，发表自己所想发表的内容。第二层是针对外界对记者自由威胁的保护。我着重强调一点：记者需要获得不被政府迫害的自由，政府迫害是当今记者不安全感的最大来源。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保护我们媒体人利益、关注他们的故事、并要求政府停止对他们虐待的义务。其次，媒体界需要在守法的前提下有以下共识：追踪所有线索，包括那些可能导致危险的线索，并向公众报道所有他们需要知道的新闻。当整个媒体界都站在一条战线上时，政府和其他势力，例如黑手党，就很难让媒体人消音。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2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