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8月31日狱委讯】BBC中文网消息/北京当局周三（8月30日）证实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涉嫌间谍罪一案31日宣判。  北京检察当局一位官员已经证实，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在周四上午9点作出一项宣判，但是拒绝披露任何详情。  据报，程翔若不满裁决，可在宣判后10日内提出上诉。如果他间谍罪名成立，最高刑罚可判死刑。  程的家人和《海峡时报》拒绝接受中国当局的控罪，要求将他释放。  该法院在本月15日开庭审讯程翔案，但两星期以来一直未有宣读判刑。  中国当局对间谍案的审判总是以秘密方式进行。  据报，程翔的律师会到庭听判，同时收到刑事判决书，当中会列明指控事实、辩方的辩护理由、当事人自辩的内容，以及认定哪一方的证据属实。  被告的代表律师最多只能向外透露宣判结果，例如罪名是否成立，入罪时判刑多少，其他一律不能公开，至于保外就医的申请，亦要在宣判后才能提出。  56岁的程翔2005年4月22日在广州被国安部拘留，外交部曾指程翔涉嫌做间谍，收取境外情报机构大量金钱，在大陆搜集情报。  同年8月，中国正式以间谍罪拘捕程翔，国安部12月将案件交予检察院，但今年2月检察院将案件发还国安部再调查，直至5月才交回法院处理。  据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目前有32名记者受到拘留，50名互联网活动人士受到监禁。

【2006年8月31日狱委讯】消息人士称，赵昕和高知晟律师同时失踪，据说被海淀派出所找去谈话，没回来也没去云南。

汇编者：

昝爱宗2001年从北京回到杭州工作，到2006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当了多年记者，前后写了无数篇文章，但其中有三篇被杭州公安指为”散布谣言，扰乱秩序”的文章，现收集汇编如下，算是教训，又是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争取言论自由过程中的一个记录。

第一篇：《严打，新的恐怖主义》背景：2001年10月1日晚8点，在浙江省杭州市，昝爱宗为了庆祝新世纪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和中秋节，与检察日报社《方圆》杂志主编及有关法学研究人员一起，在网上（检察日报社正义网法律写作社区（www.lawfan.com）共同探讨”严打”政策利弊，针对现实中公安机关因执行”严打”政策而存在的”抓人定指标”、刑讯逼供致死人命而造成冤假错案、”刑讯有功论”等现象，展开讨论。昝爱宗当时提交了一篇题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的帖子，并转贴在亿龙网西祠胡同（www.xici.net）

上的”浙江传媒论坛”上。

2001年11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作出下公（治）行决字{2001}第85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昝爱宗2001年10月1日在网上发表文章”严打，新的恐怖主义”，违反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之第（五）款规定，认定昝爱宗”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复制、传播、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并作出下公（治）行决字（2001）第85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处行政警告及5000元的处罚。前后，昝爱宗经过听证、行政复议和一审、二审等法律程序，都以维持原处罚告终。

2002年8月21日，昝爱宗以公民身份将一封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行政申诉信，挂号邮寄至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收，至今已满4年，况且肖扬仍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却没有得到他及最高法院的丝毫回复。更别谈受理这一申诉了。民告官，难于上青天。可以说，昝爱宗想当公民，但国家和政府不给予他公民待遇。

《严打，新的恐怖主义》全文：起这个题目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其实在中国，在中国特色的大帽子下，又有几个人把耸人听闻的事情当作耸人听闻的事情来看，上个世纪初的人血馒头现在还热着呢，麻木的人们把悲剧当作喜剧看，只要把自己”摘”出来，似乎为正义而死，被人冤枉致死，都是一样的。至于严打的利于弊，大众中的人有几个在乎呢？有什么样的土地就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报纸上不乏严打就是好就是好的一样的腔调，甚至有警察公然对媒体记者声称：刑讯逼供，没有几个（犯罪嫌疑人）不招供的。这也是一种严打。至于有没有冤假错案，一朝天子一朝臣，每年成为事实的冤假错案那么多，又有谁去纠正、承担责任呢？

严打，就是新的恐怖主义，或许我说严重了，但我还是要说下去，对于某一个被冤枉的个体，这样的严打这样的恐怖主义就是100%的犯罪，有多少起冤枉事件就有多少起犯罪。

严打的冠名使我想起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喊出的口号”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现在是和平时期，严打这样一刀切，一锤子买卖，难道不是一种恐怖主义？

严打使我想起一首民谣，政策法规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对于某些犯罪嫌疑人来说，初一赶上严打，有可能罪加一等；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幸运，赶上十五宽松的政策，就有可能免于刑事处分。这并不是夸张，也不是黑色小说，确实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只要有严打就有这样的幸与不幸发生，严打多存在一天，法律的正义与公正就会受到挑战，法律的权威和神圣也有随时有坍塌的可能。

严打，可怕的严打，幸与不幸都在其中，让这样的恐怖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天下还有哪些称得上法律的净土？

严打，新的恐怖主义，需要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提高警惕。

没准，其中的你、其中的我、其中的他，就成为严打的牺牲品。

（全文连标点符号700字，处罚5000元）

第二篇：《请浙江省调查并公布杭州萧山区政府”7.29暴力拆除教堂”真相》第三篇：《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岂止丧心病狂——强烈抗议萧山政府对基督教徒使用暴力》背景：2006年8月11日至18日，信仰基督教，身为《中国海洋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的昝爱宗被当地公安局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行政拘留7天。而其被迫失去自由的真正原因，是他在网路上披露了浙江萧山警方7月29日暴力拆除基督教徒自建的教堂而引发官民冲突。

此前的2006年8月9日，中国海洋报社下发2006年第16号文件：”经研究，昝爱宗同志不再担任浙江记者站记者职务。”2006年8月4日下午，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对昝爱宗实施传唤，并扣押其电脑主机，要求其最近不能离开杭州；2006年8月11日中午，杭州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昝爱宗行政拘留7天。2006年8月25日，昝爱宗和代理人李柏光前往杭州市公安局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已被受理，要求进行复议。

《请浙江省调查并公布杭州萧山区政府”7.29暴力拆除教堂”真相》全文：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在7月29日（礼拜六）下午动用大批警察（包括武警），据说有数百辆政府等专用车，有大约3000名人参与，该区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建部门具体负责组织拆除人员，动用大型掘土机等，暴力拆除建筑在萧山区党山镇车湾路村的一村民基督教聚会点——家庭教会所在的教堂，由当地众多教徒集资建造。

据30日前往现场了解情况的基督徒透露，29日政府暴力拆除方和基督徒一方发生了严重冲突，有一女性基督徒被暴力致伤，”快要死了，因为医院都不收治了”.据说还有97岁老太太被打，有群众指政府暴力拆迁方”他们下手很狠的”.有群众反映有事件过后有四五十多个基督徒被抓，不知道被抓到什么地方去了。政府用暴力拆迁，动手打人，有人现场拍照和录象，录象和照相设备被打坏，有的用手机拍照，也被抓走了。周围群众很恐惧，不敢将偷拍的照片公开。30日有基督徒前往事发地，所乘坐的汽车牌照却被当地机关登记下来。

萧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邱有来8月1日公开表示”一个也没有受伤”.新华社30的发布新闻，称”整个过程未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只是”警方拘留两名闹事者”.事实上新华社是虚假报道，现场发生了严重冲突，政府派大量警力和暴力拆迁人员，强拆教徒们用于聚会和祷告的建筑物，”先动手打人”，致使多人受伤，至今真相未被公开。事后，新华社和《杭州日报》、《萧山日报》的报道却都没有记者署名，而且也没有报道当天强制拆除的是什么建筑，可见是上级授意的”官方指定报道”.《萧山日报》这样报道：”7月17日凌晨起，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没有办理任何土地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党山镇车路湾村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地上强行突击抢建一处占地3.99亩，面积820平方米的非法建筑。事情发生后，党山镇、村两级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和劝导，并向全镇群众发出公开信。区国土、建设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进行了政策宣传。但这些人员对此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29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在非法建筑工地现场，区国土、建设部门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再次对有关人员进行劝导和教育。2点35分，施工人员撤出后，依法将非法建筑拆除。””当非法建筑被拆平时，围观的群众都拍手叫好。”据了解，用于建造聚会点的土地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曾是教堂，五十年代根据”形势需要”被改变成群众文化场所。萧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邱有来称这块土地是”国有土地”，将被用于”建设综合商贸市场”，至于补偿，”1987年时就解决了”. 8月1日，《联合早报》和《明报》等报道了这个事件，法新社引述香港人权组织的报道指出，这冲突事件共有20名示威者受伤，其中四名伤势严重。警方逮捕了五名涉嫌组织示威的领袖。报道还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约3000名基督教徒，为了阻止土管和城建部门工作人员拆除非法盖建的教堂而与约500名警察发生冲突”.事实上，当地群众看到有大约3000名警察，该报道则有约500名警察。

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以此题报道”建设中的家庭教会基督堂遭强行拆除”：杭州萧山一座兴建中的家庭教会基督堂被指非法兴建上星期六遭到强行拆除。而来自民间的消息称，基督徒为兴建这座教堂多次堵路示威表达意见，事件另有内情。警方现正严控局面，当地人心惶惶。

目前，在萧山区委有领导所言”一个也没有受伤”和新华社”整个过程未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下，而独立记者们和海外报道所了解、披露的事实情况，明显不一致，有极大的差异。请浙江省有关部门独立调查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暴力拆迁事件，积极救治伤员，惩处暴力拆除责任人，公开”7.29暴力拆除事件”真相，并向新闻媒体开放，允许公开报道。

一个政府，应该以文明取信于民，以法治来取得成效，以公开来制约权力，而不是动辄采用暴力手段，推行强权政治。

附：正在被暴力拆除的基督徒聚会场所http://www.xsnet.cn/gb/content/2006-07/29/content_750088.htm电话了解并补充消息：起因：当地政府批准该教会在另一地方造教堂，但教会认为在现在这个地方造（地段较好），政府说七天后给答复，但七天过去没有反应，教会视为默认，就自己开始造，事发时，教堂已造了相当大部分，上面有照片为证。

过程中的几点使用暴力的情况：政府派出的吊车、推土机不顾房子上有人，强行拆除，以致有人摔下来受伤。

警察用电警棍电人，然后扔到警察的车里带走。

尚未使用的建筑材料，如楼板等，被敲碎捣毁，破坏，损失严重。

另有一些教友被带走，不知道被拘在何处。

《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岂止丧心病狂—强烈抗议萧山政府对基督教徒使用暴力》全文：

香港、北京民间合办的《世纪中国》网被关了，世纪沙龙论坛也”熄火”了。

这是谁干的？混帐王八蛋们干的。

这个网站在香港不会关，甚至在海南、广东或许会被整顿，但也不至于关，但到了北京却被关了，可见北京不是什么首善之区，而是首”不善”之区。真正的首善之区应该以恶为耻，而不是以恶为荣。

但眼下的中国，能够称得上首善之区的，确实少而又少了。

7月29日，浙江杭州萧山区政府率暴力队伍强拆基督徒民间自建的教堂，众多教徒受伤，还有很多名教徒被抓走。且不说这个教堂原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建了教堂，只是说政府不能动辄以非法建筑为名暴力执法，而且至今掩盖打人真相，哪有”文明执法、科学执法、民主执法”的模样？

8月1日，我和一些朋友指出根本原因，现在都是文明社会，共产党是执政党，也穿西装了，不能再和穿短裤、打赤脚的革命党时候一样了，难道共产党讲文明执法比讲”八荣八耻”还难？

8月1日，共产党萧山区委常委、主管宗教事务的区统战部长邱有来说，7月29日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受伤”.这和新华社的调子是一样的，新华社也说”整个事件没有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我们对此可以求证，打电话找当事人，网络上找线索，海外新闻上找被揭露的真相，如8月1日《南洋商报》引自英国路透社的电文称”中国证实拆非法教堂2人被捕20人伤。其实，还有多人被非法关押，不知道关到什么地方了。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也通过自己的渠道证实基督教徒在杭州萧山区党山镇与执行拆除行动的当局人员爆发冲突。据称有20人在事件中受伤。

民间也有真实的事实记录：7月29日事发时，教堂已造了相当大部分，有照片为证。但政府执法过程中有大量使用暴力的情况，如政府派出的吊车、推土机不顾房子上有人，强行拆除，以致有人摔下来受伤。警察用电警棍电人，然后扔到警察的车里带走。尚未使用的建筑材料，如楼板等，被敲碎捣毁，破坏，损失严重。另有一些教友被带走，不知道被拘在何处。8月1日晚，有个别被抓的教徒被释放回家。

而杭州当地的新闻媒体，却对此表现不良。《杭州日报》没有指明非法建筑是民间在建教堂，以及最初政府为什么不批准，原因何在，都含糊其辞，只是称”非法建筑”.《萧山日报》倒是明显站在政府立场上讲话，说什么周围有不明真相的人围观，现在是开放社会，到底谁不明真相？至于杭州党报下的《都市快报》19楼论坛，也是处处不让人发言。该论坛只是在”钱塘水涌”栏目留下一句话”萧山区党山镇在建教堂被政府拆除”，有网友跟贴指中国”说什么信仰自由全屁话”，以及萧山的论坛地址，但浏览时却发现这个论坛的内容已经被删了。

网上还有网友表示支持教徒，有留言说”虽然说是违章建筑，但是去看看他们现在在聚会的地方，又小又低矮，而且是一危房。这种情况下，党山政府有帮忙解决问题吗？没有！而且在这一拆除过程中已有人员受到重伤，是被那些所谓的’武警’所伤到……”为什么这个19楼论坛不让人畅口说话呢？还是因为上面有个党在”抵挡人民的声音”.这个党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呢？看看这个党领导下的党山镇党委政府的做法，以及当地警察的做法就可以明白了。前几天看到大陆的自称国民党”精神党员”的几位人士欲参选人大代表，据说他们要打出这样的口号”我们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不是共产党员，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嘲笑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吗？

看看那个19楼论坛不让人说话，其”发贴规定”直接揭开了言论不自由的真相。还论坛警告网友：含有以下内容的信息，如发布政治话题，反动言论，张贴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或讨论国家领导人的，帖子会被删，ID有可能被禁止或清理。其次才是散布淫秽、色情的。由此可见共产党怕议论国事，批评领导人，至于黄色，就是次要的东西了。

建在萧山区党山镇的这座基督教堂，虽说未经过当局批准，但教徒们向当局申报，当局言说七日内批复但七日过后却不了了之，眼看没有下文，等不到消息的教徒们坚持要建，违约的责任是不是在政府身上呢？现在萧山区政府用大批警察暴力执行拆除行动，并所谓逮捕两名涉及建教堂工程的人士，这是不是发生在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正常现象呢？

萧山区一名基督教徒女商人对记者表示，地方政府认为这个具经济价值的地段用来兴建教堂过于浪费。这样的政府是不是抢劫人民呢？

明摆着的道理很简单，土地就是政府的财富，因为这个在建教堂所占地段位于一个工业郊区，当地已计划兴建一个商业中心，百姓的利益不足挂齿，在政府眼里也就算不了什么。

政府要财富，民众要信仰自由，政府强大，百姓弱势，最后导致百姓被打压，受伤众多。

一方面政府说”一个也没有受伤”，一方面新华社说没有发生”冲突”，而百姓又确实受伤，哪里还有真相和公正可言？

政府的谎言加上实施暴力所透出的恐惧，谁能不敢到害怕呢？

都说一个文明社会，不能反政府，但若这个政府是邪恶的代理人，而不是代表公正，那么是否能够不服从，或者反对呢？

当然，人们要理性的和平方式反对政府，要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沦为人民的敌人，他们的任何合法性都没有了，也就走向疯狂的末日了。

希望萧山当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非法，早日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教徒，安排医院救治受伤的教徒，赔偿教徒的损失，保护教徒早日把教堂在原址建造起来，惩罚有关决策人和责任人，保护信仰自由，早日让真正的文明之光照耀在萧山这块土地上。

 最近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的危机吗？》，对很多专家忧虑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土地危机”，都等闲视之，认为“统统都不存在”。但他却承认：“更现实的危机是金融危机。现在看来已经很难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用什么方法减轻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茅老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原因是他认为目前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记得胡锦涛刚上任总书记时，他写了一篇思想界多半不以为然的文章《曙光初现，待见朝阳》。最近看到茅老等发了一个联合呼吁，抗议许志永博士被当成小偷抓进派出所。茅老近几年多次参加过类似的联署，是老年学者中参与民间维权意识最强的一个，在经济学范围，也曾多次谈到人权的枢纽性，不像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同行，对人权不闻不问。但茅老仍然时而发一些引起争议的意见，例如被肖雪慧女士批评过的高等教育就是要产业化，被更多学者批评过的上述“危机乌有”论。坦率说，茅老人品很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也很清晰，但对“中国问题”的现实综合认知，还是有些许不足。

这两年中国经济学界多有金融危机的忧虑，有的人为将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流动性泡沫可能就要破灭”，也就是举大的全球游资洪水将会冲破既有的金融秩序；有的认为亚洲将再一次发生金融危机。认为中国必将法生金融危机的专家就比较多了，茅老的上述说法已经算是轻描淡写的了。

作为在山西晋行小额扶贫贷款试验的茅老，（一度时期传言茅老的试验属于需要取缔的民间非法行为，其实，一些境外慈善组织早在茅老之前就在做类似好事了）茅老认为中国的金融混乱与共产党垄断金融有关，克服混乱的办法之一是赶紧向民间开放。但是茅老又曾说到：金融“双轨制”在目前会造成金融危机。这样，茅老对开放民间金融的态度就游移不定了。实际上，中国的金融一是以地下方式早已出现众多的民间钱庄、民间打会，只是因为害怕政府排斥打压，反倒出现规范不力带来的风险。可就算是政府的金融，不也规范的很差么。二是已经进入大陆数年的境外银行当然属于非政府银企，只不过是享有特殊优遇（与清末民初的治外特权有一比）的“民间”罢了，像花旗银行还以获得优厚补偿为前提而以帮助承担部分坏账为代价，与垄断银行合作了。

但一些专家恰恰认为：2006年11月，随着共产党垄断金融的壁垒在加入WTO的撤除承诺兑现后，共产党自己的金融系统将遭遇毁灭性替代。有的将此视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我的看法：如果共产党在撤除壁垒的同时，利用优惠诱饵拖境外银行下了水，内外银行将同甘共苦，要有金融危机也不光是共产党的银行瘫痪，否则，光是共产党的银行瘫痪的话，就一定说明共产党有了金融卖国主义，使得境外银行光捞到好处了。要么就是壁垒真正得到撤除后，金融界大洗牌，大陆民间金融也一齐上，这样，本来因为坏账累累的垄断金融已经剩下的躯壳也会进一步倾塌。否则，何言金融危机？

实际上，中国的垄断金融已经发生实质性危机了。之所以没有出现剧烈的外部震荡，实在与垄断银行的政治支撑因素相关。

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更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的银行，但是从银行的运作上说到底则是领导人的银行。银行既然是经济的血液，也无妨成为腐败的血液，由乱决策、权力批贷、关系放贷、政治性投资（例如靠无条件的持续贷款支撑贫血的国企以维持社会稳定）、泡沫经济等等造成的金融窟窿简直是天文数字。解铃还须系铃人，若干年来补的各种各样的“窟窿”一共有多少？数以万亿计。那么，补“窟窿”的钱又从哪儿来的？无非是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范围老百姓挣的钱，让政府非法挪用拿去打了圆场。在2004年“两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反复复要求人大对动用外汇储蓄450亿美元注资两家商业银行一事作出事后监督性的调查、说明。吴先生真是紧盯不放了，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呼吁光传媒报道的我就见到三次，但是，没有应有的回应。

其实利用行政手段非法填补银行窟窿，已经不止一次，据专家披露已经远远超过万亿了。而且不止补银行的窟窿，还补证券公司的窟窿。政府圆场，对金融侵权案中的受害人来说，这是来自老百姓的一种被动慈善；对“窟窿”爷们来说，这是政府的江湖义气、息事宁人。

可以从很多行业标准看到中国银行的问题：第一，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准备金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但中国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相去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行为5.76%，建行为6.78%，农行1.44%。2006年夏，共产党政府终于出台提高准备金政策，其实不过是重申原先就承诺过的标准，虽此，也不过要求达到8%。公布吧，反正做不做到只有天知道——据报道一些银行主管连所管银行准备金等基本情况都回答不了审计部门的提问。第二，根据1999-2000年度四大国有银行的损益平衡表，国有银行的收益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占69%）。2000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分别为0.13%、0.01%、0.14%、0.14%。第三，就国际银行业的水平而言，北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最低为0.96%，日本银行为5.99%，欧洲银行居中。但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呢，中国银行、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农行的不良资产率%按四级分类法分别为24.12、25.70、14.92、35.06；按五级分类法为27.51、29.80、19.35、42.12；差异水平依次为3.39、4.10、4.43、7.06。经济学博士易宪容就此指出：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中国银行业2003年在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后，不良资产比率可能还会上升，而且上述四大国有银行的数据没有考虑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

《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13日报道：从是年2月份开始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额不良贷款状况及成因的专项检查终于有了结果：截至2001年10月末，涉及223户企业的277笔、单笔余额在1亿元以上共572.8亿元不良贷款中，89%转成了呆滞帐，损失率为50%，有的高达100%。

2003年9月间的消息：经审查，全国85个城市的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达98%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账册，应付检查。

据2003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单羽青报道：27日标准普尔刚刚公布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银行等中国内地8大银行的资产质量整体信用风险都亮“红灯”，即使是招商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深发银行等所谓的民营银行，资产质量的整体信用风险也很一般，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则很高，尤其农业银行、广发银行、工商银行的信用风险“相当高”！

在4家国有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2000年以前的不良贷款普遍居高（官方公布的比率为平均20%左右；标准普尔的权威评估则在45%）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最糟，达到30.3%；信托投资公司更糟，达到42.4%！最近三年来“积极财政”的扩张达到历史新高，这中间已经有多少还谈不上冲销、债转股等等的不良贷款，还是未知数。而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的比率都在3%以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那么，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

2003年自称“国家财政看门狗”的审计长领导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而部分领导干部共被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

在听到350亿和671亿两个数字时，“一家占据垄断地位的金融企业的一位核心人士淡淡地对记者一笑：那只是小儿科。”“在这位人士看来，中国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们‘不把国家的钱当钱看’，私设小金库、滥放贷款、铺张浪费、贪污腐败，这些都是一些国有金融企业的通病。”“就在前不久标准普尔公司对世界主要银行的评估排位中，中国几家国有商业被评为‘垃圾等级’。”（引自《法律与生活》2004年2下半月）

再看相关资料披露的事实吧——

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关闭，央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郑州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出现挤兑，1999年实施全面救助；广东汕头商业银行1999年出现全面支付困难，当年11月重组；1999年，光大银行整体收购中国投资银行，当年为此增加拨备73.2亿元。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财政为每家提供100亿元开办费。业界称此为对四大行的“前两轮输血”。结果是，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接近8%。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可能也有些问题，需要补充一定的资本金。”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尽管最终的支付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或是国家财政注资，或是地方政府输血，或是发债，或是央行再贷款，但总而言之，这部分的损失，总计至少在2.54万亿元以上的金融业改革成本绝大多数终归都得由国家财政扛起来。

而且，根据周天勇的保守估计，中国金融业还需要注资至少1.2万亿。

两者相加，财政若要为金融业坏账买单的话，其数额最终至少会达到3.7万亿。

第三轮银行业“输血”是由450亿美元的注资拉开序幕的。前两轮实际上已经注资逾万亿。业界预测，四大行所需增加的此轮“输血”资本金高达8000亿元，财政可能买单1000亿元。财政买单金融业坏账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有例可循。“仅补充资本金一项，光四大行就要8000亿，这还没算上保险、农信社、地方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等等，我估计把这些全部算起来至少还需要1.2万亿元的资本规模，我们的财政哪负担得起呀！”周天勇语气沉重。(引自2003年12月《经济观察报》载文《金融业过于依靠政府输血，财政买单能维持多久》)

1998年，为加强中央银行管理，提高商业银行效益，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空前的大合并，全国30家人民银行合并为9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省市分行合并或其他形式的机构合并。对此，有专家在指出其一系列负面影响后，特别指出这样一点：机构合并人员调整之后，某些企业会趁企业改革和银行机构合并之机，逃避还贷责任，造成新的资产流失。某些责任人可能趁管理松懈发放关系贷款，增加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其他金融领域一样混乱——

在信托业，1995年10月，中银信托关闭，广东发展银行承担了全部债权债务；1996年，湖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获注资渡过难关；10月，光大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央行决定把部分债权转为股权，约50亿元；1997年，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关闭；1998年6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关闭，负债73.69亿元；同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广东省政府仍支付了广国投的境内自然人存款；1999年，广东国民信托撤销；2002年，赛格信托关闭，负债80亿元。

在保险业，1996年，永安保险公司在人行托管后进行重组，增资扩股；而利差损问题则是三大寿险公司的巨大历史包袱。高盛预测，中国人寿、平安和太平洋三大寿险公司的潜在利差损约达320-760亿元。三年前中国人寿爆出审计风波：2003年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这样一个公司却能够在2003年6月在香港上市。（取自《财经》2004年3-4合刊，记者康伟平李勇文）学者郝演苏经过多方面长期跟踪研究指出：中国保险业存在着“40%的泡沫”，“无论是重庆‘井喷事件’，还是北京‘密云事件’，以及一些矿难事件，在事故处理中，保险索赔金额和人数与五年前、十年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这说明国民的商业保险保障没有很大改观，我们的保险密度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保险有保障功能但不是公共保障。公共保障部门如何呢？案例很多，说 2006年新披露的：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将30多亿借给私营企业主难以追回……

农村、城市信用社也是问题重重。1996年，贵州贵阳清镇红枫城市信用社发生支付危机，1999年归并贵阳市商业银行；1997年，海口33家城市信用社被关闭，并由海南发展银行收购并承付债务；1998年7月，建行恩平市支行被撤销，农行恩平市支行停业整顿，20家城乡信用社被行政关闭，损失国家资金68亿元；1998年，广西北海城市信用社关闭12家，吊销2家金融营业许可证，全部退出当地金融市场；同年，河南长葛市人民城市信用社违规设立，非法经营，被行政关闭。曾有央行统计显示，目前绝大多数农信社的不良资产率都远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4万多家农村信用社中，只有约15%能够盈利。专家测算，要使农信社摆脱历史包袱，重焕生机，国家至少需要掏出1000亿元。

1995年海南发展银行成立。这家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以改组合并5家信托公司的方式组建的银行，这5家信托机构中只有一家获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机构，这种“出身”被业内称为“怪胎”。1997年海南发展银行因信誉破产，发生储户顽强挤兑事件，政府首先是派警察保护银行，后来事情闹大，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紧急支援，第一笔补窟窿的资金就高达35亿。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陆续给海发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加上一系列“救济”，央行累计投入了100亿元。一位原海发行员工说，“大量的再贷款也没有被合理使用，而是用以偿还关系户的存款，如果及时进行风险处置，就不会发生关闭的事件了。” 央行、当地政府、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危机由此爆发。之后，央行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而海发行也早已失去独立偿债能力。作为主要的债权人，央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决心关停整顿海发行。（取自《“海南发展银行”何以重生，企业急需解决融资难》www.xWTO.com ，2004-3-29）

各地农村信用社危机之前，便是农村合作资金。这笔巨额欠帐，10余年后的今天还远远没有还清呢！我老家的弟弟每年年底都非常不好意思地跑到一些人家收取相关税费，是乡里欠他投的合作基金，收了抵乡里欠债的。本来就难收，如今相关税费一概取消了，乡里拿什么来抵账？

最后看看与金融能力密切相关的政府欠债吧——

学者李英强、蒲春琴在专文谈到养老金问题时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官方称引的数字也各不一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公开宣布的数字是2.5万亿，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9.15万亿。”。

学者魏加宁在谈到各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时说：“我国省级政府的直接负债，可靠且保守的估计约为3000亿元。县（市）级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比省级政府要大。里昂信贷证券曾对我国县级政府的负债作全面估计，认为数字应为30000亿元。虽然这一数据早到原财政部长项怀成的质疑，但它确实揭示了县（市）级地方赤字的危机。2001年，我国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731个。2003年国家审计署所作的关于中西部49个县的赤字调查显示，49个县（市）累积债务达163亿元。如粗略地将这一数据推广到全国731个县（市），负债金额约为2500亿元。这只是县（市）级地方债务的一小部分。以2500亿元作为省（市）级地方政府负债的估计显然是保守的。乡镇包括村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统计更为困难。财政部财科所曾提出一个数字，2000年税费改革的时候，全国乡镇村级的负债大概为3700亿元。另外根据数据标明，这一级别的地方债务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2003年就已超过6000亿元。

这只是粗糙的估算，它忽略了地方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忽略时间上变化，以上数据只具有数量级上的借鉴意义。另外根据规律，越是低层级的政府，负债情况就越严重，县（市）级赤字的规模可能高于上文的数字。上文的估计不包括隐性负债和未被批露出来的部分。”

回到银行本身的问题上来。学者李志艳最近撰文论证银行呆坏账问题：我国银行业累计产生的不良贷款到底是多少，官方一直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经过政府三番两次的“冲销”、“剥离”、“注资”，不良贷款反而被弄得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根据银监会2006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全国银行不良贷款的余额是13124.7亿元，不良贷款比例8.0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10588亿元，比例为9.78%。但这是己经剥离之后经过包装的数据。我们要知道不良贷款的真实数目，必须将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也计算在内，它们虽然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但银行对储户的负债关系依然存在，因此仍然属于银行的坏账。这些年来银行陆续剥离坏账的总额，官方没有可信的数据。

李志艳对1999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剥离数据进行了如下“不完全统计”：

“1999年，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4年5月，建行第二次剥离不良贷款569亿元；2004年6月，建行再次剥离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2004年6月，中行上市前夕，剥离了1498亿元坏账；2005年5月，工行处理不良贷款7050亿元。其中4590亿元直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2470亿元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

“根据以上统计加总，累计剥离不良贷款24375亿元，这还不包括没有搜集到的剥离信息以及政策性银行其它不良贷款数额。扣除截至第一季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回收资产2096.5亿元，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实际应由银行承担的坏账共计22778.5亿元。这一不完全数字和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相加，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额不低于35903.2亿元。有人估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50000亿美元。这约是中国保险和证券市场规模总和的两倍。”

有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银行面临全局崩溃”的问题。他这样分析道：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3月18日讲：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是25%，国有银行去年的不良资产下降了3%，不良资产降低到了目前的一万八千亿元，整整降低了四百六十多亿元。但是，根据中国四大银行自己公布的经济数据看：工商银行使用了381亿元的利润填补不良资产，建设银行使用了301亿元，农业银行使用了84亿元，目前饱受抨击的中国银行则动用了381亿元，占银行全年利润的92%。四大国有银行在2002年为消除不良资产而投入了高达1127亿元人民币，全国百姓人均94元人民币。既然四大国有银行拿出了1127亿元来消除坏帐，但温家宝总理怎么会说只消除了460亿元人民币的坏帐呢？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消除460亿人民币坏帐的同时，一年内又增加了700多亿元人民币的新坏帐，新增加的坏帐竟然接近于消除的坏帐的两倍。更可怕的是，200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是中国改革开发的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年，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一年。在这样好的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和银行竟然还出现如此大的不良资产，你说这不可怕吗？

梅先生告诉读者：中国设立了四家国有资产公司。当时朱总理高兴地宣布：“国有银行的坏帐14,000亿元人民币将全部转到四家国有资产公司中，国有银行将轻装前进。”但是朱总理只讲了一个方面，隐藏的另一面没有讲，这就是：在中国政府财政部的主持和支持下，四大国有资产公司马上发行了14,000亿元人民币债券，然后将这些债券又卖给了四大国有银行，从帐面上看，四大国有银行减少了不良资产，而且又增加了有利润可以回收的债券，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四大资产公司没有一分钱，接受的14,000亿元不良资产连百分之十都没有收回来。先不说中国政府自己违反法律滥发债券，仅中国国有银行接受的，根本就无法兑现的14,000亿元人民币债券，根本就是100%的坏帐。但这笔坏帐竟然冠冕堂皇地以“正常资产”出现在各个国有银行的帐面之中。而作为这些债券的支付人中国财政部更是大言不惭。因为中国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创造历史记录的，其收入不过是17,000亿元人民币。各位算一下就会知道，这14,000亿元人民币占了中国一年财政收入中的多大比例。这就是中国金融界隐藏的坏帐之一。

如果梅先生说的是事实，那么梅先生“中国金融必将崩溃”的结论谁又能够怀疑呢？有良知的人们应当都会感到恐怖的。

好了，银行的坏账、各类金融衍生品的泡沫化（光是股市就蒸发了中小散户至少12000亿）、政府的巨额欠债，更兼投资长期过度膨胀（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将近一半是违规的乱投资），财政紧张更使得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居高难下（不得不对老百姓竭泽而渔），老百姓消费能力差必然造成例如房地产（空置房面积官方说是1亿多平方米，有专家两年前就说达到了4亿平方米）资金回笼困难、令人难以想象的腐败（学者杨帆论证说达到了60万亿）……林林总总，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吗？

所以，茅于轼先生说的迟早会到来，应当指例如恶性通货膨胀、企业纷纷倒闭、民众出现挤兑恐慌、失业剧增等剧烈外部震荡。这一天会到来吗？我不希望它到来，尽管我希望看到共产党死，但这是对共产党的反动力量讲的；我更希望共产党与人民一起新生——谁不想过自由平等安逸富足的幸福生活呢？

首发民主中国

读罢《观察》发表的《刘晓波受到人身威胁》一文，大为惊诧；又有历史学家朱学渊老师发来电邮，确认此文为”细作”所作，但理由亦不充分。依我判断：这是自由运动中不同”派系”的激愤之举，其实既便说了”小心狗头”也至于行谋杀之实，意在迫使晓波放弃反对”暴力革命”与街头政治的观点，至少要保持缄默。

政治运动内部的”激愤之举（语）”多来自于中国明末清初以来的会党政治影响。清初大力分化不服从的知识分子或笼络入鸿词科或杀头灭命，但是反抗意识早已渗进民间即浅知”革命正义”，便承接精神抗争失败之后的运动余绪，至清末遂成浩大之势。孙中山先生对此早有考察，亦大力利用会党，由此形成了中华民国时代至今不绝的会党政治文化。简言之：政治活动必有以秘密会党为核心，由既成的政治核心再来发起暴力运动。

在政治运动内部，会党政治又表现为：（一）派系林方，互相倾轧；（二）对于不服从者及对本派威胁大的另派人士，施以暴力乃至于暗杀。中共在其建党至延安整风二十多年间亦受会党政治影响之深，再加上学习苏俄斗争模式，屡生内部清算如”打AB团”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的看来，会党政治对夺取政权有用，但对民主政治的健康生成却是害处颇深。

一、自由运动精英的文化不自觉由于中国大陆的自由运动不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其民间精英部分带有浓重的草莽性，具有会党思维与共产党斗争政治性格。甚至说，由于会党思维具有天然的与底层精英的亲合力，它更容易形成一种”社会共识”.由此它也向那些急功近利的知识界政治精英强力渗透，形成后者的一种”磕药”状态，当然，作为一个本身就出自底层社会的学者我并不自诩已经蜕变为”纯粹精英”，并且我仍认为底层社会的启蒙仍是中国大自由运动成败的关键。

在启蒙整体上并不到位的情况下，许多具有启蒙作用的人反而力尽非理性，以”骂出口”为快事。最近，我就”拒郭门”无限扩大化与一位同道进行了交流，未期该同道以私人身份回文竟说那些话题是”随便掷出来的”.我没有不尊重该同道的意思，但作为个案，我们应当知道大量的”激愤之举”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就不用说依这种所谓”发乎情止乎言”的传统方式来治理民主化初期的国家，就是推动民主化进程也不可能。

民主过程渐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惟其如此，就更需要尊重民主制度对政治文化的要求，就需要将”制度”先验性地放在”权力”之前。

二、更加谨慎地分析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不可能再出现以会党成功的”现代孙中山”，传统的暴力革命也不再有知识精英认可基础（虽然存在推动一定规模社会骚乱的可能），所以这就希望自由运动中的精英分子（包括那些来自底层社会且英雄情结浓重的人）实现战略重构。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放弃那种”逢共必反”或一定”让他人头落地”的革命设计，转而实现宪法权力的落实，如言论自由与公开的组党、结社——申请合法登记的操作。在这方面，泛蓝联盟做出了好的行为示范；在理论方面，郑然先生”挤进政协”的构想也有深远的意义。

台湾初期的民主以合法化争取为明确战略，不仅为民主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民主化之后的政党较力提供了基本框架。今天”斗而不乱”的情状实在有赖于当初的”去会党化”选择，尽管他们那里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民进党内部的公开化道德斗争与整合也必将促该党出现新的领导力量，随着民进党政治活力的增强，更不排除大陆中共承认台湾民进党的可能——实现党际交流。

如果民进党与中共实际党派互相承认，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民进党投靠了中共呢？否然，因为民主政治本身是一套非常精确的政治利益计算。举个较远的例子来说，英法美与斯大林俄国形成反法西斯同盟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制度向共产主义极权投降了呢？当然不是。

三、希望大自由运动中人全面认识独立笔会独立笔会的政治境况较之其他自由组织稍微好些的原因，成了被怀疑的一个重要理由。那么，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国内能”合理不合法”地存在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

了解国际笔会宪章的人都知道，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成员。由于这个国际背景，才使它的政治日子比其他自由组织如维权运动与泛蓝联盟”好过一些”.如果依此为”投共”当细作的理由，不仅幼稚而且十分荒谬。以下我以国际笔会宪章翻译人的身份列示重要的中英文对照，来支持我以上的”合理不合法”的论断。

1第一条，（a）款： International  PEN， whose  aims  are  defined  by  its  Character，  was  foumd  in  1921  and  consists  of  Centres  situated  throught  the  world.  It  is  established  under  English  law  and  headquar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onstitution consisting of the Chater and its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Produre.意为：国际笔会，它的宗旨由1921年订立的《国际笔会章程》确定，它由遍布全世界的各个中心组成。国际笔会依照英国法律成立，总部设在伦敦。它的设立根据是由特许状及其程序规则而组成的《国际笔会宪章》。

第32条（最后一条）：On a winding_up of International PEN any excess of assets over liabilities shall be paid to UNESCO，or any successor organization，failing which to 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hose aims and objects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EN Charter.意为：倘使国际笔会终止，它的超过负债的剩余资产将交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或在找不到工作目标、性质与其它章程一致的机构作为承接时，也可交给任何一种机构。

这两条表明：（一）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独立系统，资格集体遍全世界；（二）它与联合国有关，科教文组织可以接受它的清算资产。

还有一点就是，笔会的非政治化问题即第一条b款（an  apolitical  organization）的根本含义应为：（一）公平地表达见解与思想无须政治性备案，乃笔会的义务。（二）它已经将《世界人权宣言》视为给定（given）状态。

之于中国的现状，非常遗憾，这两项都要经过政治努力来争取。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一）笔会虽然不是政治组织，它必然要会为一些与言论（表达）自由相关的问题做出某种行动，如呼吁、签名；（二）基于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原则，它也不能设定民运人士、维权（政治化）人士作为个人会员的”无资格”限制。[所以，我认为某些会员要求开除高寒会员资格的真实伦理动机也是很成问题的！之于我个人，固然反对高寒无限扩大”拒郭门”的行为，但不会在开除动议上签名。]结语：有识之士的三项反省在对自由运动中的会党化问题做出相应的批判之后，我仍寄希望于有识之士做出三项反省，或曰就自由运动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一）为什么这个运动中多有宣传家而少有理论家？

（二）为什么这个运动中多有行动家却匮乏战略家？

（三）为什么这个运动中多有联合试验，却终成各派互讦的闹剧？

如果不能回答并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自由运动在国家民主化初期肯定不会象其他国家如韩国在野党派那样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只能弱势地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果说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么自由运动本身就更应该由革命党（甚至会党！）向在野党的方向转变。成为在野党或曰设定自己为在野党不是矮化自己，相反是自觉地设定对这个国家责任。

就目前的态势而讲，宣传家们的批判力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启蒙效果，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个精英分子或哪一个”支派”提出一套完整的战略方案来应对国家民主化初期的治理。

这个问题仍然是：如果我们必须领导中国（If  we  are  to  Lead  China），我们拿出什么样的国家战略 （How  do  draft a whole  Strategy  what is to 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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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写于小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

四九年后，法律在中国遭受重创，八十年代后始有恢复。但即便到如今，中国法律的玩具性质，宪法的装饰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立法和司法不独立，中国就是立再多的法，也大多是聋子耳朵——摆设。不特如此，有不少法律不仅侵略个人权利，而且成为强势者的保护伞。不少司法过程中，由于碰到政府和强势者的阻力，视法律为玩具——需要时拿来用用，不需要时一脚踢开——的情形非常普遍。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的法律是越来越多，但法院是党产，并没有独立审判的权力，法律的公正公平没有保障，只会让老百姓对法律越来越丧失信心，更多地走非法的路子，来解决本来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
八月二十七日，全国人大批准了据说经过酝酿二十年的《监督法》——监督法的内容我不想引，大家用搜索引擎都可以搜索到——似乎迎来了一片叫好声。但人大代表多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且不是民选，再且代表多系业余而非对社会各问题有专深了解的专职代表，这样的人大代表能监督什么呢？让一个人自己监督自己，让独裁政府自己监督自己，让一党监督自己，这不是白日做梦是什么？我自己就是成都市的人大代表，深知人大在一党独大的领导下，它的权力和制衡作用之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我在人代会上经常批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诸多事情，哪一次是真正得到他们响应并且改正的呢？所以人大的性质不改进，有所谓的《监督法》也不过是多件好看的外衣，予人以依法治国的假相而已。
别的不说，你只要玩味一下党产黄喉、常常不说人话的新华社配发的全国通稿，你就知道《监督法》将来的命运了。新华社说“关于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法律明确应坚持四项原则”。第一条便是“应当围绕国家工作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把党、毛、邓和三个代表，置于法律之上，在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原则下，这样的监督你能对它有什么太大的指望么？

　　上星期五（８月１１日），联合国安理会连夜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中东冲突的决议，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立即停火。随后，联合国将派遣一支多达一万五千人的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帮助也将进驻该地区的同样人数的黎巴嫩军队，隔开以色列和真主党。决议当然不会解决中东问题，安理会这类决议太多了。而且，维和部队的主力，估计来自欧盟国家，以他们在八十年代的贝鲁特（黎巴嫩早有前车之鉴！）、还有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明哲保身、无所作为来看，真要撞上真主党的自杀肉弹，肯定是夹着尾巴跑回家。不过，有了这一张纸，黎以冲突至少会暂时消停一阵子。

　　以色列的军力自然占绝对优势，不过，美国和欧洲都有军事评论家说，真主党打了一场枪炮辅助媒体的新型战争，阿拉伯国家的电视台天天重复播放黎巴嫩儿童死亡的镜头，以色列在争取世界舆论的宣传战中失败了。而在新闻全球化的时代，宣传战的失败，最终可能导致你有真枪却不敢放实弹。以色列这一次就不敢像从前那样地面猛攻，速战速决。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谁都知道真主党轰进以色列的火箭就是攻击平民的，以色列同样有儿童死亡，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电视里没有以色列方面的血淋淋镜头，甚至以色列本国的电视都没有？

　　原来，以色列人对恐怖攻击的原则是“生活不应被打断”。他们有专业的现场清理人员，一旦事件突发，立即出动。伤亡平民抬走后，以最快速度勘察现场，然后立即冲洗血迹，疏通道路，尽力恢复原样。在两、三小时内，人们就可以继续之前的活动。《环球时报》驻以色列特约记者刘欣伟说（该报８月４）：“入夜的特拉维夫依旧歌照唱、舞照跳，酒吧依旧爆满，沙滩上还是一片喧闹；周末，喜爱户外运动的以色列人也在尽力地亲近大自然，特别是在这样阳光明媚的夏季，因为‘生活不应被打断’！”原来，以色列人希望世人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在战争面前的刚毅不拔；对于死者，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维护其尊严，而不是用惨状来赚取观众眼泪。

　　这是一种视敌手为无物的欧洲老派绅士的态度。就像英国绅士走在街上遇到下雨，他依然保持不紧不慢的步子。就像二战时德国飞机来轰炸，练琴时间他照样练琴，他不听爆炸只听音乐。去年７月７日伦敦地铁遭到恐怖袭击，一位嫁在当地的中国女士写道（《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８月４日）：“伦敦爆炸以后，我发现我们中国人谈论这事远比英国人自己多。……爆炸后的第二天，婆婆照例给我电话。我正想问问小里〔她的英国丈夫〕的姐妹和弟弟可好，他们都在伦敦工作，一个在学校，一个在银行，一个在医院。可是电话里，婆婆好像不知道家门外的伦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一样，只字没提爆炸的事。照例问我家里花园的草坪是不是长疯了，如果两天不下雨就要给竹子浇水，玫瑰花谢了要及时修剪。”女人如此，男人扯得更远，“说得差不多了，婆婆把电话递给公公。……我正准备问问公公伦敦爆炸的事，可是他也跟婆婆一样，仿佛不知魏晋，关切地问起我北京筹备奥运的事。”电话打到后来，作者恍然大悟：“当然不是公公婆婆不知道伦敦爆炸的事，而是他们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在中国，这种态度则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古典精神。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最著名的典范，大概要数东晋宰相谢安。公元３８３年，前秦八十七万大军南下，与八万晋兵沿淝水对峙。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当捷报传来时，“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后来，毛择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淝水之战作为可资红军学习的以弱破强的实例。

　　无奈时变世移，今人已淡忘了此种古典精神和绅士态度。那位《南方周末》的女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我这中国小女人，大事临头，实在做不到处变不惊，装都装不像，是喜是悲，都忍不住要跟同胞们交流交流、议论议论、八卦八卦……还有，俺就是喜欢知冷知热、问寒问暖！”今天的中国人，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好男儿加油”，那种哭宝宝真实秀，才是同志们最能欣赏的。

　　据说韩国有学者认为，他们才是真正保存了儒家文化的民族。韩国现在那位女总理韩明淑的前任李海瓒之所以下台，居然是因为今年３月铁路工人在国定假日罢／工时，他去打了一场高尔夫。似乎国家有点不大不小的事，领道人就必须上电视，庄严宣示真心疼爱老百姓。否则，老百姓的感情就被伤害了。这哪是什么儒家文化，这是现代传媒煽动出来的煽情文化，哭宝宝文化。难怪韩剧里只见到小白脸和小娘们哭哭啼啼。

　　安史之乱时，李白写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安石”是谢安的字）。谢安再生于今世，在韩国，连个市长都做不成。

　　在今天的世界上，以色列不会在军事上被打败；他们坚持弘毅之气，却可能被全世界哭宝宝的泪水所淹死。

　　笔者读小学时，教科书里说解放战争中我军“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当时中国人口四亿，八百万就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为了夺取政权，我党“消灭”了百分之二的中国人口，而且这只是敌方军队，平民伤亡从来就没有统计过。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伤亡，离这比例都差得太远。其实，按毛择东的军事思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等——以色列那种发了警告再炸房子、把人赶走的打法，根本算不上有效军事行动。

　　当然，发了警告也会死人。据美国官员透露，一向言词谨慎的国务卿赖斯，在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会谈时，听他讲到“我们已经通知黎巴嫩人撤走”，赖斯动了气。赖斯摇头说：这我们有经验的，卡特里娜飓风来的时候，不是每个想走的人都能走的（路易斯安娜城里想走而没出路的人，大多是赖斯的同种黑人）。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战争毕竟仍是国际政治常见手段，刚刚通过的安理会决议，也仅是要求以色列停止进攻性行动，仍然承认以色列武装自卫的权力。历史经验也表明，以人道理由盲目反对一切战争，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今年是我党建党八十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国庆前夕，全国目前正在开展对青少年的红色传统教育。当官方媒体也在因为中东冲突而争当哭宝宝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经验。

　　如果联合国在今天讨论犹太人立国问题，大概会请地广人稀而又乐善好施的加拿大捐一片土地出来。现在，以色列人也常会带着遗憾说起：我们当年要了乌干达就好了。英国治理巴勒斯坦时，曾建议犹太人移民乌干达。但是，历史无法倒转，以色列也只能在巴勒斯坦弘毅到底了。

　　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民族。特别是那些从俄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既读托尔斯泰，也读狄更斯。大概只有以色列的外交官，被问到中东冲突的前途时，会给出如此回答：结局肯定是悲剧，区别只在于是契可夫式的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只怕别国听众里，并不是人人知道：俄国作家契可夫的悲剧，主角们最后都倒了大霉；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终场时主角们都死了。好在犹太人不但有文化，还有文化带来的智慧，说话人并不自以为高明而向听众解释，说过后他陷入略带忧伤的沉默。于是听众也跟着暂为沉默，为今世惟存的尚有一丝中华古典精神的民族致哀。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２日）

　　我以往的诗歌史，都是未信主之前的挣扎。结束在哀歌和赞美诗的路上。以往的日子，诗越写得美，人就越愁苦。以审美代替宗教，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虐待。已经5年没有写诗了，前天在聚会前写了一首短诗。昨晚的聚会，孙文波送我他的诗集，《简单的赞美》，“世界如此美好——需要赞美诗”。这句话令我怦然心动。今天另成一首。感谢主，迈过里尔克的深渊，终可以“重新开始那不可企及的赞美”。
　　
　　木匠
　　
　　
　　你终身汗流满面
　　在木头和木头之间
　　你的手拿来糊口
　　你的口不住思念
　　
　　一个拿撒勒的同行
　　用他的手摸过
　　你摸过的一切
　　
　　他死之后
　　留下荣耀
　　你仍然汗流满面
　　在木头和木头之间
　　紧握一柄斧头
　　
　　但你的劳苦不再出于咒诅
　　但他在世上摸过的一切啊
　　
　　如摸过你的灵魂
　　如你紧握的斧头
　　
　　
　　2006.8.13,双桥子
　　
　　
　　
　　异象
　　
　　
　　躺在世界的怀中
　　你的睡意朦胧
　　你的罪不被惊动
　　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你和你的后裔要承受地土
　　
　　因为自己不是孤岛
　　因为他人不是地狱
　　但谁将看你为眼中的瞳人
　　在世界野兽吼叫之地
　　
　　没有异象
　　没有异象
　　没有声音被喉咙听见
　　没有圆可以画得饱满
　　
　　没有焚而不毁的事物
　　没有自强不息的理想
　　没有人在梦中遇见你
　　
　　但乞丐怎样站在豪门
　　耶稣站在你的门口
　　比他更为持久
　　
　　但没有赐下另一个榜样
　　值得你伏案书写
　　如此滔滔不绝
　　
　　
　　2006.8.15

1996年冬天，我以东北师大“支点文学社”的名义请当时《青年月刊》的编辑王元涛来学校做“讲座”。海报早早地就贴了出去，因此听讲座上的人很多，经济系的大教室坐满了，还有人在站着听。海报上标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走向’；主讲 ：《青年月刊》首席编辑 王元涛”。首席编辑这个词是我自创的，后来才知道有些单位把这四个字当成头衔，是跟待遇挂钩的。我当时只觉得把主讲人说的神气一些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听。元涛看到了海报，在讲座上解释这个词：“其实我就是工作的时间比别人长一些而已。”这让我有点汗颜。更让我汗颜的是，他还提到了《呼兰河传》。他问，各位谁读过这本书，请举手。台下稀稀拉拉地只有两三个人举手。他说，现在《呼兰河传》大概躺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落满了尘土吧？我看他脸上是一副很真诚地奚落的表情。其实，这本书读过没读过又能怎么样？没读过四大名著的，海了去了，也没见人家缺了吃还是缺了喝。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元涛对《呼兰河传》的推崇。元涛的意见，在我来说，那是非常极其而且特别的重要。

 大学毕业以后我才读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事实上，在学校里，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德国、美国的作家。我不爱记人名，也不爱记书名，就是连故事也记不怎么完整。往往人家提到某个作家时，我觉得非常陌生，人家又提到某本书名，我还是陌生；人家把整个故事讲一遍，我才影影绰绰觉得有那么点印象。真不知道，当初这样的阅读有什么意义。现在想来，其时大概就是觉得好玩才读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读了《呼兰河传》，或许也像狗熊掰棒子一样，边读边扔掉了。

 我读《呼兰河传》的第一印象是：它不该被称为长篇小说，如果说是一篇大散文，倒更确切一些。该书写民国初年的东北风情，语言朴实无华，像是在东拉西扯，其实前后都连贯着。在很多小事上，萧红不惜笔墨，比如她写大街上的道路一经雨水浸泡，便成了烂泥塘，经常有小猪被淹死在里面。人们忌讳吃病死的猪，只要吃死猪肉，就说是在泥塘里淹死的猪。这种描述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又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简直被强烈震撼了。我很轻易地把这两者对上了号。一样的恬淡，一样的平中见奇，一样的给人阅读的快感。如果非要找出点区别来，那就是前者更疏离，素描的味道更浓，而《我与地坛》雕琢的痕迹明显一些，显是经过了精心构思的。后者感情要浓烈许多，可以让人潸然落泪，前者却只会让你唏嘘一番。

 元涛判断的没错，不读《呼兰河传》确实是一种遗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中，萧红是独一无二的。及至我重读《混沌初开》，才发现这本书比《我与地坛》更接近《呼兰河传》。

 《混沌初开》的作者是骆宾基。先说说骆宾基这个人。他1917年出生，比萧红小六岁，也是东北作家。萧红和萧军分手以后，怀揣六甲嫁给了萧军的朋友，同是东北作家的端木蕻良。但是萧红过得并不幸福。后来，骆宾基投奔到端木蕻良那里，暗恋上了萧红。1944年，在萧红弥留的44天里，端木狠心离开萧红，是骆宾基照顾萧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将她安葬。后来，骆宾基对外宣称：萧红在端木离开以后，曾经答应自己，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但端木并不相信这种说法。解放后，萧军、骆宾基、端木这号称“东北三大佬”的作家，都成了文坛健将，有机会经常见面，但他们互不理睬，判若路人。很久以后，萧军和骆宾基渐渐和好，但二人仍一直敌视端木，认为他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人。需要说明的是，骆宾基送走萧红以后，长时间未娶，或许是一直在挂念梦中的情人？嫉恶如仇、大爱大恨的萧军能够和他握手言和也许与此有关呢！骆宾基老年落魄时，曾受恶邻欺侮，萧军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前去助阵，很有东北人打群架的豪迈。

 骆宾基在文革后弃笔从学，不再写小说，搞起了金文研究，这有点像沈从文。骆宾基没有沈从文名气大，作品没有沈从文多，但他留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即《混沌初开》。和《呼兰河传》类似，这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也是写东北风情，语言也是一样的舒缓宁静。《混沌初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幼年》，第二部分是《少年》。据作者在后记中介绍，《幼年》出版于1944年，《少年》于1946年创作完成，但只连载过，未出单行本。而这部足本的《混沌初开》于1994年出版，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 我手头的《混沌初开》，1994年8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一版，印数只有三千，不知道后来重印了没有。1995年我在东北师大一间书屋里购得，翻阅以后喜欢得不得了，一直保存到今天。那年冬天，蒙元涛推荐，我到《中学生博览》当了特约编辑，还从《混沌初开》中摘取一段，加了个题目——《藏起我的好东西》，发表在“名著选读”栏目。

 张洁和旅欧作家赵淑侠在描述骆宾基时，不约而同都用了“不修边幅”字样，赵甚至还说骆宾基的形象颇似“苦行僧”。这样一个人，写的东西却很纯净。他的小说，在语言节奏上，有《呼兰河传》的影子，在故事叙述上，有《马伯乐》的影子，总之，处处都是萧红的痕迹。《混沌初开》这本书，将我印象中《呼兰河传》和《我与地坛》的重叠，生生地分开了。他能在若干个男人之后，依然坚强地走入萧红的生活，其文字风格紧紧拴在萧红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 如果把《混沌初开》和《呼兰河传》放在一起读，一定会很有意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

　　钱理群先生说，他的学术研究动因无非是“圆梦”、“还债”、“结缘”（《名作重读．序言》）。他说这句话，离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他的“梦”、“债”、“缘”，都是沉重的，也是难以言说的。倒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让他的人生之路，既坎坷艰辛，又意义非同寻常，他以学术研究寻找一个道路来抚慰一种伤痛，这伤痛，是自己的，也是他人的，抑或是大众的。
　　我还清楚记得。在读《周作人论》时的冥思和阵痛，“我（和）……我的同学、朋友辈都是‘同代人’。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代人’，而是我们是在同一历史机遇下，同时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上，担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冥思和阵痛的原因是来自于一种思想的启发，按理说，这位被大家伙称为“老钱”的人，完全可以按照王乾坤先生说的那样“学问形而上一点，纯粹一点，”，不要在文学之外“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他能做得到吗？能做一个不关注普罗纯粹的学者吗？他做不到，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跑的猛士”，他在“人”与“文”的天平上，关注的还是生活在中国底层的阶层，“并且一发不可收”，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时候，现实的情况都是为人熟知的，但，众人已习惯了昏睡或者眯盹，像鲁迅说的那样“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毁灭，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要久要闷死了……”，在我看来，这些习惯了昏睡的人，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待死”的状态，至少灵魂早已死去，唤醒他们也与事无补。不要说鲁迅时代，人麻木到了极点，就是当今世界，麻木者、昏睡者也不在少数，甚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老钱觉得唤醒昏睡者是很必要的事情，殊不知，即使他们醒了，也还是呆在铁屋子里，很难出来，他们会受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因此，每次读老钱的书，我很不“开心”，他书里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身边发生的事，与其几无不同，基本没有任何差别，可是在他的眼里，他的心里，变成了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想，老钱的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他是痛之深，恨之切，他的文字没有粉饰，也缺少文学般的温情，有的是直达人的内心深处的爱与责，痛与梦。在他的每本著作都如此，这或许成了学术上的喃喃自语了。
　　他的新作《生命的沉湖》便是保持一以贯之的学术上的自语，他试图唤醒沉睡者的执着和坚定，其次，也充满了他生命中的悲与痛。为何叫“生命的沉湖”这样的书名，大概老钱也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他也许“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这么多年来，学术和思想上的艰难跋涉，贵州、北京、鲁迅、北大等字眼，也是构成了他的精神和空间。五十年代“发配”在贵州，在一个清晨开始了鲁迅研究，七十年代末在北大一间小屋，退休后，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研究）到南京师大附中任教……他追求的道路，在说明他在追寻的是意义，可以说是形而上的生命意义，也可以说形而下的生存意义，但，时常是“无路可走”或者遇到“无物之阵”——无法抗争，也难以挣脱，只能拼命地挣扎，老钱的年龄也接近王瑶先生说的“垂死挣扎”的阶段，人到了这个年龄，也算是能洞彻人生和社会了吧。
　　可以这样说，读《生命的沉湖》是我从没有遇到过的沉痛。在“后记”《本应归全家所有》中，我流泪了，“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能够出四卷本的《文集》，为已经过去的六十年的生命、二十年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小结，这在我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纪念。还要感激几位老朋友的帮助。此刻，我特别怀念我的家人——长眠于地下的父亲母亲，大姐、大姐夫，大哥、三哥，二姐与二姐夫；仍然健在的大嫂，三嫂，四哥、四嫂，三姐、三姐夫，五哥、五嫂。作为“小弟”，六十年来，受到了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厚爱，这永恒的亲情注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的精神支撑，帮助我度过一个个人生难关………”
　　在书中，可以窥见他的心痛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短文：（一位上海的研究生寄来的书法作品，“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老钱说：“正是我这几年的心情”这或许也是一种“寂寞的悲哀”，虽然是寂寞的，却也为更多的了解、理解。
　　长途跋涉者，是善于思考的人，沿途上，总会遇到挫折。他看到的是“风景”，也许也是“幻景”，他能从虚幻的景色中，找到一种力量。《生命的沉湖》是一种沉痛的真实的力量，真实往往让人窒息，喘不过气来，《1999年总结》一文中，他说“我的一些观点、我的工作，触犯了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他们出来和我出来论战，就只有借助政治之力，以济自己思想之穷了”。其实，江湖历来如此，用农村的话说，打不过人逃跑之前也“抓”一把，占点便宜。但，对于一些所谓的利益集团来说，却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有点都不光明磊落，龌龊至极。老钱却在打击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态度。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呢？我照抄如下：
　　今年（1999）4月8月，北大有人两次出面禁止我在全校学生中作公开的学术讲演，参加学生的活动。我写信向校长报告了此事，居然不作任何回答。
　　接着有人打报告，控告我在“大一国文”教材选了“汉奸周作人”两篇写于五四时期的散文，选了“汉奸的老婆”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逃亡分子”北岛的一首诗，试图“毒害”青年。
　　 ——《生命的沉湖》190页
　　看这些打小报告的理由，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样的“诬陷”何须辩解，何须给北大校长写信，即使写信了，何须答复。他们保持的统一的口径，也不“方便”答复啊。
　　这本书，是我2006年读到的最好的书，因为里面讲的全是真话，全是我们老百姓爱听的话。当然，这本书的出版，同样会一部分人极不痛快，甚至怀恨在心。既然是“沉湖”之作，也不用去管那些龌龊的人与事了。
　　我1998年去北京去拜访钱理群先生，八年过去了，这几年，国内外都不宁静，老钱的内心的寂寞与悲哀，我深知，但无能为力，说是话，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出版，我所听到的关于老钱的“困境”的消息，几乎全部来自于“民间”，文学研究界都知道老钱“出事”了，“倒霉”，究竟出了什么事？倒了什么霉？全不知晓。一看文章，原来如此，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