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奥运前夕，《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频繁现身德国媒体、赤膊上陣为中共政府说项、频频出手攻击西方媒体和政府，俨然中共官方的特使。面对她娓娓道来的厥词，德国媒体与社会洗耳恭听之余，竟无反唇相讥之力，七月二十四日脱口秀”面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的主持人伊尔娜直把她的德国同事当作”中国记者”了（见http://maybritillner.zdf.de/ZDFde/inhalt/19/0，1872，1021235_idDispatch：7825844，00.html）。張丹紅”旋风”可謂了得，德国媒体休克了，直到他们的记者亲历了奥运中国之后，才从张丹红震荡中缓过来。于是才开始正视《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的言行，才开始批评，才有《德国之声》迫于形势宣布张丹红暂时停职。

要是中共政府发言人或者官方记者，张丹红（图）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可她的位置是《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而这个电台的宗旨是，”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是使听众得到”对德国全方位的认识，获悉德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了解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当地媒体不能报导的事情”（见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1742362，00.html）。张丹红此事不关言论自由，而是作为民主社会的新闻人，不忠职守的问题。便是作为自由记者，言论自由也不能为她屏蔽批评。

1988年张丹红22岁时到德国，两年后进入德国之声中文部，2004晋升为中文部副主任。且不说22岁是可塑性还很强的年龄，她在自由社会中浸泡了二十年，二十年在职场中游刃、成功、上升、安身立命，而且是在社会政治中极为敏感的新闻业。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新闻业者的ABC.这样的背景无法解释张丹红的”奥运崛起”，要求解必须观照她的行为本身。

张丹红症候种种

之一：张丹红的格调

张丹红媒体亮相系列始于五月十六日科隆城市新闻电视论坛（见http://ocs.zgk.de/mdsocs/mod_movies_archiv/movie/SiTChinapolitik/ocs_ausgabe/ksta）。访谈伊始，她煞有介事，”我决不否认，在中国侵犯人权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发生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而且面临奥运，某些方面也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威胁和迫害”.接下来急转直下，宣称”大多数中国人今天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而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要是人们只看媒体报导，又没去过中国，真会以为中国是一个极其恶劣、糟糕透顶的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人权被踩在脚下……”.若无其事地扯谎、面不改色地出尔反尔，更以一个西方新闻人的背景力挺中共，比中国官方喉舌更胜一筹。她还对德国听众解释：也难怪，非此即彼—西方媒体通行的游戏规则嘛。是自欺欺人，还是自嘲？！借西方新闻自由的平台为中共专制摇唇鼓舌、传播谎言，败坏西方媒体游戏规则的不正是《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自己吗？！

张丹红要辩护中共的人权，就称国内确有法轮功学员，不问政治，不但能自由练功还能自由信仰，可她对德国听众隐瞒了法轮功在中国是被政府列为邪教明令取缔的。对谈的人权国际的吴曼扬先生约她同去天安门广场练功，以身试法。张丹红迅捷地接过话头，”您是说，拉起横幅，上面写着……”吴先生打断她，”不，只是练功”.如此明显而拙劣地設陷，只有一个德文词形容才贴切，”frech”，厚颜无耻，肆无忌惮，是流氓的招数。她甚至不避一副共产党的嘴脸，”要是发传单、问政治，那是要受到迫害，在中国那些人只是顽固的一小撮（ein kleiner harter Kern）”.彼时忘乎所以，张丹红不会料到此时的黯然，然而悔之晚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张丹红奥运秀，不仅卑劣，而且愚蠢。

之二、共产党的底线与张丹红的政治准则

访谈中张丹红粗描重写的是中国政府的”红线”：不允许挑战共产党的政权，并且再三再四地强调，这条底线不容逾越。

显而易见，张丹红为中共政府传声：西方社会，凡举对华政策、新闻报道都不可越雷池。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不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张丹红就攻击她”为一个新的罪恶帝国的幻象提供温床”.幸而，西方不都对中国政府自我设限，西方媒体不对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缄默。

这又是张丹红消解中共人权恶迹的”神笔”.她丝毫不回避，法轮功”问政治，那是会受到迫害的”；”对于政府，有些界限不可逾越，这个，异议份子是清楚的”.也就是说，要挑战共产党独裁、反对政府，受迫害是咎由自取，党国制裁是理所当然。默认了共产党极权的合法性，人权问题就便便当当一笔勾消了。

默认了共产党极权的合法性，张丹红便一路歌功颂德，歌颂”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三十年间使中国”从中世纪跨越到工业时代”、使大多数中国人脱离贫困，”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始至终她没真说共产党一个”不”字，多自觉、多鉴定的”党性”！共产党的底线是张丹红的最高政治准则。她甚至用共产党这三十年来的”丰功伟绩”消解一九四九年来它那无法掩饰的人祸，甚至说”现在共产党所作所为正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悔罪和补偿”.张丹红过火阿谀，不怕让共产党为难。一个绝对的权力，怎么能有错，怎么能认错？认了错，还怎么维持大权独揽？

七七年给右派摘帽，是纠正”错划”，但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当然无错可认，无反可平；”六四”弹压快二十年了，平反的呼吁年复一年，年复一年地，不愿禁声的异议份子和死难者家属在”六四”期间被监视、被软禁、被抓捕；五十年来多少被关押处死的政治犯，多少死于历次”严打”中”严判”滥杀的冤魂……都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的铁腕。共产党何曾认过错？

之三、”多数”论——张丹红的党八股

无法回避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对信仰团体法轮功的镇压、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时，为中共声辩张丹红的另一张王牌就是”多数”论：”总体说来，对于大多数人，人权状况确有改善”，”大多数中国人从今天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似乎多数理所当然地就抵消了少数，且不论所谓多数人的人权、多数人的自由并非事实。这不就是典型的共产党的二分法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成批镇压的”反革命”是中国人口的少数，五七年按比例—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不等—打成右派、撤职劳改家破人亡的是少数，共产党人为的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三千万人还是少数，八九年被政府枪杀的学生和市民是少数，今天被迫害、被关押、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信仰者是少数，奥运前被弹压的藏人是少数，监狱中反政府的政治犯是少数，异议份子是少数，苏联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是少数，二战中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六百万犹太人对德国人口而言也是少数，……难道少数人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对”少数人”的屠杀就不是屠杀，对”少数人”的犯罪就不是犯罪？！张丹红不敢对西方公众说，斯大林的大清洗不是犯罪，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不是犯罪，可是她却明目张胆地用多数论为共产党的罪行洗刷，不惧多数论党八股的血腥。

之四、张丹红的”三十年”歌德史观

访谈中，张丹红屡次提到中共的过去三十年：”一切政治改革都需要时间”而”中国刚刚开放三十年”，三十年间中国就从”中世纪跨越到工业时代”，”三十年中经济每年平均成长10%，并且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动乱”……似乎中国的历史都压缩在这共产党的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成了评说中国的唯一标准。

—三十年前中国就不曾存在吗？

—三十年前就不是共产党吗？

—即使不追究假定共产党三十年让中国跨越了一个时代的神话，它执政的前三十年（五十年代—七十年代）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该是什么罪责？

此外，还须提醒张丹红选择性的遗忘：

—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发生于一九八九年，就在她歌颂的”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动乱”的三十年中，

—对法轮功信仰者骇人听闻的镇压也发生在她高歌的共产党的三十年改革中，

—对敢于逾越共产党底线的维权人士的迫害与监禁，也在共产党这三十年不间断的”政治改革”，

—一意孤行，祸国殃民、贻害子孙的三峡工程，也在这三十年中，

……

便是共产党自己，也不敢这样大话。张丹红不察觉她的机会主义太过分了吗？在不能给共产党贴金的地方，张丹红至少要知道闭嘴。

张丹红病从何来

张丹红奥运秀的不正常显而易见：

—以《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身份作为西方媒体的新闻人，她和整个西方媒体、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唱反调；

—她力挺中国共产党，扫荡西方媒体，攻击西方政府，虽然她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发言人；

—从5月16日《科隆城市新闻》论坛，到7月24日伊尔娜的脱口秀，到8月4日德国电台的采访，随着北京奥运的逼近，张丹红亲共言论逐步升级，

5月26日张丹红还在警告西方不要挑战中国共产党大权独揽的底线，7月24日就已声称”今天中国已经不是共产党中国了”；

5月26日她还不敢否认中共至少对”问政”人民的人权侵犯，7月24日就断然否认”不是共产党的中国”还有人权问题，公开扯谎”中国不是前东德！中国不是警察国家！”；

共产党使四亿中国人脱贫的神话，5月26日还只能为中共人权的底线装点门面，到8月4日，奥运开幕前一天，就升级为中共人权业绩的顶点，”对于人权宣言第三条，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力量贡献都大”；

……

而张丹红媒体言论的这种种升级，从内容到强度，都合着中共奥运宣传的拍节。

这么多的反常，又这么多一致，不能仅仅是”偶合”.奥运秀也不会是张丹红的轻率出轨。毋须讳言她与党文化的共鸣，但她不是愤青。她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成功的职业妇女，何去何从，不是依头脑发热，而是靠周密权衡。

没有事先的默契，难以想像张丹红的奥运出击与中国官方政治宣传的高度一致，单是张丹红新华社记者式的背书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她出手不凡。虽然目前尚无法求证，但这种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张丹红不讳言，每每荣归故里，常被官方媒体以德国专家相邀待为座上宾。”2007年春节，大年初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专门采访了德国之声的副主任张丹红小姐与她的家人；……大家知道，中共电台从来不敢直播采访人的谈话，害怕一旦说出来什么党让隐瞒的真实情况。能够同声直播采访，必然政治可靠——在中国，要党员加较大的官长；在国外如果不是地下党，就是久经考验的绝对可靠的亲共人员或外围组织”.（见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0902/article_57874.html）在这样的气围之下，相邀相许共襄大业，就不奇怪了。

然而，奥运挺共，对在德国民主社会落地生根的张丹红，还是不同寻常。这时，她和中国当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党文化和党情感、《德国之声》中文部由来已久的亲共气围就成了她为中共奥运出击的心理后盾。她相信足令西方惊恐的崛起中的共产党中国会是千年王国，甚于相信迄今为止东欧的变化所指示的世界历史不可逆转的民主化趋势；冒险一试值得，会有惊但料无险，中国那么强大，共产党政权那么稳固。她自信万无一失，所以才能秀得那么气定神闲、那么咄咄逼人。赌注中如果她真有什么政治理念的话，那也是实用主义—一种没有理念的主义，是对西方政治中对极权中国绥靖的投机，是对《德国之声》中文部中的亲共气围的信靠。因为缺乏信念，所以她短视，对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德国民主社会—她一切选择、决断、行动和投靠的基础—，她判断失误了，而且大错特错了。她不会料到，竟会落马！

然而，无论成败，对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同志”，张丹红都是典范。成，他们可以竞相效法；败，则是一副清凉剂，给顾头不顾腚的亲共热降一下温；是警戒、也是机会，改变和更新的机会，即使出于投机的心理。

到底人权、自由的基本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中坚实而深入人心，张丹红奥运秀无论成败，都必要促使《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改变。张丹红成功一时，《德国之声》中文部为中共传声会更无遮拦，更快引起德国社会和媒体关注，引起更激烈的反弹，导致更迅速更彻底的改变。张丹红早落马，《德国之声》早被德国的社会和媒体注意，中文部也要早收敛，早改变。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只有张丹红。对于中国政府，她的功能是在外面为中共摇旗呐喊，成则两相渔利；败则一次性消费。中国政府不露面，德国的媒体和公众还可能以为张丹红亲共言论不过是观点不同；中共一出面，她言论出击的背景就毕露无遗了。丢了位置，张丹红对中国政府就没用了，它的”关注”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是雪上加霜。但愿她的”同志”能从张丹红吸取教训。

《德国之声》政治与道义上的亏空

张丹红奥运秀言论出轨引起媒体注意之后，《德国之声》发表公告，鉴于她在媒体访谈中与《德国之声》所秉承的主导理念—民主，自由和人权—不相符合的言论，决定进行调查，此间循惯例暂停她的公众活动、包括电台播音。这是《德国之声》最低限度必须做的。张丹红这一次的言论出轨实在是太明目张胆，太过分了，而且是在《德国之声》以外的其他媒体上，瞒是瞒不住的，《德国之声》不能不出面表态。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张丹红这些言论并非偶然，而且对她在《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团队来说，也只是冰山一角。

这里引用中国国内一位听众关于《德国之声》、它的”中共情节”的印象，非常传神，也相当中肯。

“关中国的政治话题，能够感觉出来，德国之声就小心谨慎，拈轻躲重，一定不得罪中国的才能够播出。与法国广播电台那种消息迅速、客观公正就差一截。……德国之声在涉及到中共的重大祸害人民，对外隐瞒的事件，都是慢半拍、一拍，言语温和一些，’跟进其它媒体报道’.独家访谈的事，德国之声不敢干。……，德国之声不敢领先，甚至连断后也不敢。”（见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0902/article_57874.html）

《德国之声》对中国社会政治报导的这种态度，如果归于德国人谨慎保守的性格，那么，虽可挑剔，但必须忍受。对于会得罪中国的敏感话题少报、慢报或不报，毕竟还不是不实之报，还没有沦为中共的传媒。但是如果这样，想透过西方媒体了解真相的中国听众，为什么还要去听《德国之声》呢？如果不能”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又为什么要花纳税人的钱办《德国之声》呢？《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这种政治风格，从根本上有悖它的使命。

当然这种政治态度不能归于德国人的性格，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在德国社会、就有德国媒体却不见容于《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的媚共言论。《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这种暧昧的政治态度，有它特别的原因。

“能够理解，究竟德国之声与中国广播电台打得火热，不敢得罪。一位中共宣传部门把德国之声看成最可靠的外国媒体，经常派员到德国之声实习交流。……自然，德国之声主要的人员，都是中共电台的坐上客。”（出处同上）

这不是中国听众的空穴来风。《德国之声》自道，”2006年11月7日，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钱小芊举行了友好会谈”，”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签署合作协定”……（见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 0，2144，1742362，00.html）。可能他们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正常的国际合作，但是外界不清楚他们的合作与交流是如何运行的。然而，他们、而且我们也必定明了，他们是在和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中国新闻机构合作，和共产党的国家机构合作就要遵守它的底线—自然不是言论、不是新闻自由。经过北京奥运，世界有机会亲历中国的新闻检查了。这种合作自有它的代价，也有它的利益。它是以民主社会的价值原则与社会和公众的知情权为代价兑换个别个人与机构的暂时利益。

“（2008年8月31日），德国之声的晚间新闻，’西藏的反动势力，经常袭击骚扰，使解放军和武警’忙不暇顾’.”（出处同上）这位中国听众惊呼，”西方世界的媒体，没有一个会这样的脱离事实报道评论。德国之声的女播音员能够这样似中共的外围组织’凤凰卫视’，这样的表达中宣部的腔调，编辑文章的女士先生的偏激立场，一望而知。”

这则新闻是《德国之声》在德国媒体开始讨论和批评张丹红（8月11日）之后、在它自己关于张丹红因此停职的公告（《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30日，德文出处尚未查出）之后播出的。中文部的亲共情节问题完全没有因为张丹红的停职而触动！

作者反问，”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藏人没有一兵一卒，……他们有什么能力’经常袭扰’？拉萨满街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警，……怎么能够被藏人袭扰，’忙不暇顾’？藏人最大的胆量、能力，无非是游行抗议，然后被镇压打死或事后抓住暴打判刑。”

全世界都知道，唯独《德国之声》不知道，仍然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德国之声》中文部背离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太远了。德国纳税人的钱不是用来支持一个中共国际广播电台准海外部的。

还学文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四日，德国

一

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发生里氏六点一级地震，造成三十六人死亡，一百多万人受灾。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冲击之后，在经历了多达九万名同胞的死难之后，这次地震不再是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再善良的心灵也有麻木的时刻，再宽广的心灵也有怜悯的边界。哪一个人可以拍着胸口说“我有能力去爱所有人”呢？即便爱如潮水，潮水也会退去。这就是出于人自身的爱的有限性。当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再没有力量去爱的时候，惟有向无尽的苍穹仰望，并祈求天父上帝赐予更多爱的能力。

然而，有一对在这次地震中死难的母女，带给我深深的震撼。虽然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却像在我生活中存在过的亲人一样，鲜活而真切。这张照片被刊登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新桥村，救援队员在房屋废墟中挖出了一对母女的尸体。母亲右手握着一双筷子，右手抱着女儿，并用全部身体护住女儿，让女儿蜷缩在温暖的怀抱之中，母亲用此种方式为年幼的女儿抵挡这突这如其来的灾难。看来，地震发生的时候，这对母女正在一起吃饭，一起有说有笑，饭菜虽不丰盛，却很可口，因为是母亲亲手做的。死亡不期而至，生命戛然而止。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一瞬间，她们便陷入到无边的黑暗之中。她们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她们的脚步再也迈不动了。但是，这张照片显示，并不是死亡统治了她们，而是她们战胜了死亡，她们向死而生，她们虽死犹生。这幅照片令人无比揪心，更让人肃然起敬，因为它的核心内容是“伟大的母爱”，母爱像大海，像高山，连死亡也不能泯灭之。人类的生命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就是因为有母爱的缘故。

在美国圣保罗市刚刚闭幕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就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佩林不仅有完满的婚姻和成功的事业，还是五个孩子的母亲。老大是男孩，今年才十九岁，去年就参加美国陆军，这个月将开赴伊拉克。然后是三个女儿，而家中最小的男孩，只有四个月大。在佩林怀孕期间，查出这个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母腹中胎儿的发病概率接近千分之一，而四十岁之后的高龄产妇更容易怀上患有此病症的孩子。在欧洲，剥夺这样的胎儿的生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常识”。但是，佩林坚持生下这个孩子，她的信仰支持她做出这一决定：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深信这个孩子不应当被日益精密的现代医学“筛选”和“剔除”，他的存在不是羞辱了造物主，而是荣耀了造物主。每个孩子都是上帝所造、每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爱，在上帝眼里没有一个人是废物、在上帝眼里没有一个人是不配活的人。相反，只有堕落败坏之后的人，才会认为某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是废物、是不该存活下来的人。

在这次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佩林一家全部都出席了。细心的摄影师拍摄到这样一组温情脉脉的镜头：佩林七岁的小女儿，一只手将四个月的小弟弟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将弟弟的头发理整齐；更妙的是，她还用舌头把手舔湿了，再把小弟弟的头发抹整齐。这一幕，不是谁导演的，乃是自然天成的。这就是这个家庭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幕，虽然这个孩子的身体有残疾，但在这个家庭中却获得了更多的爱。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来到不完美的世界上，需要母亲给予更多呵护，佩林必将陪伴这个孩子走完这段并不轻松的人生路。我相信，被这一幕所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些跟佩林属于同一党派、持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而是整个美国、整个世界。一个人真实的品格和信仰，只有在其家庭生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验证。一个对妻子和孩子都说谎的人，必然对所有人说谎——谁愿意相信连自己的性器官也管不住的克林顿呢？与之相反，一个愿意为家人付出的人，必然会是一名称职的公务员——佩林便如此。我相信，这个充满爱的家庭，必定是被上帝深深祝福的家庭。

世界因孩子而精彩。我不禁想起了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他那智障的孩子大江光。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大江光比他的文学创作以及诺贝尔奖重要千百倍。大江健三郎在其随笔集《自己的树》中写道：“当我家中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他是智障儿童，并且这智障不可能痊愈。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感到这是到那时为止所遇到的问题中最难解答的一个。”他和妻子排除了其他选择，特别是医生的建议——干脆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爱，这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一个良心上不会受到压力的决定。但是，大江健三郎和妻子立即排除了这个所谓的“选择”，他们决定与智障的儿子一起面对生活、一起克服困难，因为“我坚信，决不对孩子施加暴力，是做人的原则”。世界没有坍塌，但世界确实存在许多破口。世界的破口，需要用爱来填补。惟有爱，才能让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惟有爱，才能让人将灾难转化为恩典，并怀着深沉的感恩之心享受生活。

既然一扇门无可避免地关闭了，那么父母便去帮助孩子打开另一扇门，那扇门后面的世界也许更加美丽。大江光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智力发育大概只有五六岁左右，即便这样，他爱这一家人，关心身边的人的感情和健康的妹妹、弟弟。奇迹发生了：不会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的大江光，却用耳朵发现了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那里有鸟语，有花香，有彩虹，有雨点，有拥抱，有笑容。大江光学会了谱曲和演奏，成了远近闻名的音乐家。大江光不是被上帝遗弃的人，而是被上帝祝福的人。上帝不会丢弃任何一只小羊，每一只小羊在上帝眼中都至为宝贵。是的，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生命永远是美好的，生命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正如大江健三郎的感叹：“如果我面对一个在无法想像的痛苦状态中生活着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例如非洲那些染上了艾滋病的穷孩子们——如果我想带上他走，可那孩子说：已经来不及重新开始了。那时，也许我会显得很慌乱，可哪怕是用小而嘶哑的声音我也会说：‘那怎么可能呢！’”只有那些珍爱生命的人才能承受神迹之美。谁有这对父子幸福呢？多年以来，父子俩堪称最佳搭配：他们经常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由大江光的音乐演奏和大江健三郎的演讲构成的“演讲与演出”，成为日本文化界的一桩佳话。

二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

然而，那么多手上沾满孩子鲜血的凶手，在我们身边游走着，他们心安理得，功勋卓著。

然而，在我“可爱的祖国”，对孩子的集体屠杀，仍然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上演着。

如果佩林和大江健三郎生活在中国，他们会被当作傻瓜来嘲笑。这里，生命不再是生命，孩子不再是孩子，生命和孩子都被“计划”成了一组组数字。在二零零八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的锣鼓喧天当中，我想起了一位久违的朋友，一位失去视力的朋友，一位常常是温和地微笑着的朋友。一位被迫与家人分开的朋友。他就是陈光诚。

陈光诚，我亲爱的弟兄，你在狱中还好吗？我穿着印刷有你头像的衣服，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你那俊朗的外表有点像电影明星周润发，这是惟一能吸引人们好奇心的地方。

陈光诚，这位捍卫生命的权利和尊严的斗士，这位被杀戮的孩子的招魂者，这位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的邪恶却仍然与之搏斗的西西弗斯，才最有资格坐在残疾人奥运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是的，你比胡锦涛更有资格在此时此地发表演讲：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正义等主题，你的理解远比胡锦涛深切而广博。你的身体有残疾，灵魂却以飞鸟的姿态在天空中翱翔。哪一间恶臭的牢狱能够将你囚禁？即便在监牢里，你也比住中南海里的胡锦涛更加自由。

你为何入狱？难道你泄露了国家机密吗？难道你危害了国家安全吗？一名伸手不见五指的盲人，如何能够犯下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呢？不，你所做的仅仅是挺身而出制止对孩子们的屠杀，你所做的仅仅是揭露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血腥与残暴。

二零零六年，盲人医生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市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的暴力计生问题而被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陈光诚在狱中受到了殴打和不给饭吃等极不人道的虐待。迄今为止，其家人仍然无法将盲文书籍送入监狱，在将近两年时间里，陈光诚既不被允许阅读，也不被允许书写，家属希望监狱管理当局允许其拥有一台收音机的要求也被拒绝。作为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连续七个月被当地监控者阻止去临沂监狱探视丈夫。自丈夫被捕以后，袁伟静所受的监控越来越紧，目前已发展到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当地政府出资雇佣两组共十二名无业人员，分别由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带领，对袁伟静施行轮流监控，隔天换班，风鱼无阻，即使在冬天下雪的日子也不例外。每组七名工作人员中，四人分别看守院子的四角，另外三人流动监控。为控制袁伟静外出，每天晚上将其院门从外面反锁。

那些似乎很单纯热切的爱国愤青们，为什么不去关爱作为同胞的陈光诚和袁伟静呢？为什么不去谴责这个比黑社会更黑的政权呢？为什么不像陈光诚那样站出来指证这正在发生的杀戮呢？在临沂，在山东，在整个中国，此类杀气腾腾的口号比比皆是——“宁可血流成河，也不准超生一个！”，“宁多一座坟，不多一个人”，“打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计生干部是这个世代“最可怕的人”，他们是父亲，或是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杀死别的父亲和母亲的孩子。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中国宪法，在他们眼中都是一纸空文。他们就像当年在中国施行“三光”政策的日本士兵，就像昔日统治纳粹集中营的艾希曼们，他们任意妄为地将那些没有“准生证”的妇女，强制堕胎、强制上环、强制节育手术。他们对即将临产的孕妇痛下杀手，把一个个活生生的婴儿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不断造成一死两命的血案。他们的工作效率与他们的收入成正比。中共用最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推动最社会主义的计划生育工作，这就是中共的“与时俱进”。

凶手们四处炫耀他们手上的血迹，用以威慑那些待宰的羔羊。在中国，生育权不是人权。许多农村的年轻夫妇，为了生育第二个孩子，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四方。但他们并不能一走了之，他们还有父母，还有家人，还有老宅。在年轻人外逃之后，老年人便成为计生暴力的受害者。有些外逃者的父母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自以为计生人员不会对老人实施暴力，便选择留下来。但他们统统被抓到乡政府关押起来。部分被关押的老人遭到毒打。临沭县有一对老年夫妇，因儿子、儿媳外出躲藏而被抓到乡政府关押。关押期间，老太太被殴打致死。老伴死后，老头服用农药在乡政府门口自杀。对此，地方官员却如是说：死有余辜。如今，许多地方将株连制度由直系亲属扩大到非直系亲属，堂兄弟、堂姐妹和表兄弟、表姐妹亦被划入株连范围之内。这样大规模的株连，便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也自愧不如。

那么多孩子，还没有出生便被杀害；那么多孩子，刚刚出生便被遗弃。还有比这更显著的“中国特色”吗？被杀害的孩子，被遗弃的孩子，你们还愿意做中国人的孩子吗？不要做中国的人的孩子，那么做美国人的孩子呢？近年来，有五万名中国弃婴，大部分是女婴和残疾的婴孩，先后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孩子无法选择出生在中国，却有幸能够远渡重洋到美国。让我们祝福这些逃离地狱的孩子。在中国，孕妇们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询问的第一句话便是：“要，还是不要？”难道这也是一个问题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的人口学者、计生委、地方官员和医生们，对本民族的胎儿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如此冷血残忍？他们认为，减少本国的人口是一件无比崇高的事业。然而，人口减少之后，中国便可以实现“大国崛起”吗？

是的，谁愿意成为中国人的孩子呢？谁愿意成为中国孩子的母亲呢？孩子还来不及哭出第一声来便被杀死了，孩子还来不及露出第一次的微笑便被遗弃了，母亲还来不及看孩子第一眼便永远与孩子分离了。党国谆谆教导百姓说，人权就是生存权，人权就是猪权；但在今天的中国，人却连生存权都没有，人却连猪都不如。不在血泊中沉默，便在血泊中呐喊。二零零七年五月间，广西玉林地区博白县等地民众揭竿而起，反抗计生暴政。当地人在忍无可忍、毋须再忍的集体保护意识下，以暴以暴，焚毁当政机关。一时间，曾经横行无忌的计生官员抱头鼠窜、魂飞魄散。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过来报应到了中共自己身上。

这是一场由党国主导的悄无声息的屠杀。这场持续三十年依然没有停止的大屠杀，究竟杀戮了多少孩子，究竟相当于多少次南京大屠杀、相当于多少个奥斯威辛集中营，仍然有待历史学家们去统计和研究。但我至少可以确认，即便在满洲人的统治下，即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中国亦没有发生过如此残酷而持久的屠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哈姆雷特的问题，而不是今天的中国人的问题。今天十多亿的中国人，连生与死的选择权都没有。党国要你生你就生，党国要你死你就死。更可悲的是，经过长期的宣传洗脑，大多数中国人认可或默许了这场屠杀。而整个世界都是旁观者，就像当年旁观着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一模一样。

最后，一个盲人站了出来。他的眼睛和心灵比我们更加明亮。

陈光诚，亲爱的弟兄，我为你和你的妻子、孩子祷告。

三

那么多孩子还没有出生便死去了。

孩子们的死亡，或来自政府的命令，或来自父母们的“自由意志”。

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对妈妈说：“只有我，妈妈，才能说您既杀了我，又没有杀我。”

她不是一棵无花果树，但当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的忧伤和空虚却胜过了无花果树。她曾经奢望她写的书可以代替孩子，但书怎能代替孩子而给她安慰呢？书不会用那童稚的声音深情地呼唤“妈妈”、“妈妈”！

堕胎从来都不是她的选项。她说：“如果我做了人工流产，就会有一种杀了人的感觉。”这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感觉。然而，当那个有着偏执和易怒个性的男人，那个光芒四射的革命者和男子汉，狠狠一脚踢向她的腹部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便注定了永远不能出生。

她再也无法怀孕了，而他不久便死于一场敌人精心策划的车祸。她是意大利最伟大的女记者法拉奇，他是希腊传奇式的革命者帕纳古利斯，他们的爱情故事让多少人热血沸腾。然而，在疯狂而浪漫的爱情故事背后，是极其残忍而冷酷的内核。他们的孩子，会是一名英俊的希腊男子，还是一名浪漫的意大利女子？他们无从知晓。在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中，法拉奇愧疚而深情地对孩子说：“我不想让他们用吸刮器将你撕碎，然后把你和肮脏的棉花与纱布一起扔到垃圾堆上。我不想这样……如果你说我不相信生命，你就错了，孩子。我确实相信生命。尽管生命中有许多丑恶现象，我依然热爱它，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生活。但是我要东奔西走，孩子。我只能对你说再见。”而帕纳古利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的冷静与理性，这是政治家和革命者所必备的素质。在法拉奇流产之后，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居高临下地宣称：“我是来祝贺你，来告诉你，你赢了。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你摆脱了妊娠和分娩的奴役，而是因为你成功地挺住了他人的意志，包括上帝的意志。……一个人如果开始皈依上帝，就表明他慵倦了，再无力自恃。你还没有慵倦，因为你是怀疑的精灵。上帝在你心中是一个问号，甚至是无穷无尽问号中的一个。唯有那用问号来折磨自己的人，才能前进；唯有那些不屑于信仰上帝慰藉的人，才能重新开始：再次否定自己，再次推翻自己，再次把自己交给悲苦和悔恨。”

他自以为是地教他如何称为一个“坚强的人”。然而，再也没有比他更残酷、更无耻的丈夫和父亲了。尽管法拉奇与他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四个月，爱他，并愿意为他牺牲，但他只知道向她索取，将她当作一台自动取款机。即便与她躺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他还在洋洋得意地描述其“宏伟计划”：他要去诱奸他的前监狱长的妻子，这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就精心制订的计划——他要干得她尿血。他不觉得法拉奇腹中的胎儿是与他的生命之间有什么联系。胎儿死去了，他在一旁窃笑，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老实说，我无法掩饰对此类男人的愤怒与厌恶。我庆幸这个迷倒过无数女人的革命者的早死，正如我庆幸格瓦纳的早死一样。他们在夺取权力之前便死去了，倘若他们夺取了权力，必定会成为又一个翻版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是如此冷酷无情地对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既然如此冷酷地对待女人与孩子，也会更加冷酷地对待人民——他们自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伟大”的人物、“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是应当被“宠爱”乃至“崇拜”的。

牵挂孩子的还是母亲。法拉奇，这个外表无比坚强的女子，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柔情万丈，眼泪婆娑。这是我最喜爱的法拉奇的一本书，也是她写得最痛苦的一本书。写这本书，不是疗伤，反倒如同第二次经受堕胎的痛苦。法拉奇说，这不是一本关于流产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怀疑的书，一本关于生与死的书。在这本书中，她既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是道貌岸然的天主教教士，她只是一名卑微的母亲，一名受到伤害、惩罚和隔离的母亲，一名永远不能拥有孩子的母亲。她这样描述未出生的孩子的模样：“我已经看过你五周时的最后一张图片。你还不足二分之一英寸长。你的身体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朵神秘的花消失了，你现在看上去倒像一条非常逗人喜爱的幼虫；或更像一条刚长出鳍翅的小鱼。那四条鳍将会长成手臂和双腿。你的眼睛已长出两粒细小的黑点闭封在一个圆圈中，在身体的尾部，我可以看到一条细小的尾巴！”这是她与胎儿最后的一次相见，这是胎儿留给她最后的记忆。然而，这块最柔软的肉离开了她的身体。

那个孩子还不会哭泣，还不会说话，还不会思考，还不会追问——你们是合格的父母吗？你们做好了迎接我的准备吗？你们有权利以没有做好准备为由，中断我的人生之旅吗？约伯说，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是的，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但这不能成为父母拒绝孩子降临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迎接孩子的降临呢？法拉奇以母亲的口吻对未出生的孩子说：“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不惧怕痛苦，痛苦与我们同生同长，对于它，我们已经习惯了，就像习惯我们有两条腿两只胳膊。说到底，我也不怕死，因为一个人死了，就意味着他出生过，走出了虚无世界。许多妇女向自己发问，把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为了挨饿，还是为了受冻？为了遭人背弃和受人欺侮？为了在战争中遭受杀戮，或者被疾病折磨而死？她们不相信他能获得温饱，驱除饥寒，他能有忠诚和尊重陪伴，他能消灭疾病和战争获得健康和长寿。可是，虚无就比痛苦更值得人们选择吗？即使在我为自己的失败，绝望、苦恼而痛苦时，我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宁肯吃苦受罪，不愿化为乌有。”与其说这是对孩子说的话，不如说是对所有的母亲所说的话。

我们需要孩子，胜过孩子需要我们。我们能够教给孩子的东西，比不上孩子能够教给我们的东西。孩子是虚无的敌人，在这个虚无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孩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和来自上帝的拯救。我的朋友王怡在分享其信仰见证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渴望爱与被爱，但他发现自己的爱只能建立起一个小小的“两人共同体”，即他与妻子之间的“共同体”。在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之间，再也插不进“第三者”了。这是他们夫妻两人长期持“丁克家庭”的共识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和妻子对爱与生命都有了崭新的领悟，在受洗之后的第一个父亲节，上帝赐给他父亲的名份。一个孩子的降临，天使也要为之欢呼。一个孩子的降临，我们的生命也会为之而改变——这改变将是前所未有的。

四

两年以前，我和妻子希望有一个孩子。

当孩子在母腹中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我陪妻子去医院做例行检查。那位表情严肃的医生突然向我们宣布：“一个月之前，胎儿已经在子宫中停止生长了。”那一刻，我们如同受到当头棒喝一样，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我们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我们所有关于孩子的美好设想都破碎了。此时此刻，我这才对法拉奇曾经发出的追问有了感同身受：“事实上，你还没有形成脸，甚至没有形成大脑。孩子，我正在对你说话，但你不知道。因为黑暗包围着你，你甚至不能感觉到你自己的存在……”圣经中也写到过这样的孩子，“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原来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当妻子脸色苍白、泪眼朦胧地被从手术室中推出来的时候，当医生悄悄地让我观看一下那还没有苹果大的、血肉模糊而没有形状胎儿的时候，我惊恐万分地闭上了眼睛。那时，我们除了祈祷，什么也做不了。后来，医生悄悄告诉我们说，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医学上无法给出解释。在北京出现这种情况的孕妇，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比例。

那个时刻，我才体验到约伯深沉的痛苦。我们都是无辜者。可是，约伯没有像屈原那样自以为是地发出“天问”。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约伯那种坚定不移的信靠，我们仍然保持缄默。那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一旦开始追问，便无法停止多米诺骨牌般的自怨自怜。然后，我们祷告，将我们所有的疑惑和企盼统统告诉上帝。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一年多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信靠与感恩，以及如何去爱孩子、去爱所有的生命。

父母与凶手，往往只有一纸之隔。在这个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以上帝自居的时代，父母堕落为凶手，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从打着计划生育旗号的“政府行为”，到肆意堕胎的“个人行为”，从中国到西方，从印度到非洲，有多少孩子被杀死了？那些强词夺理的聪明人说，当胎儿还没有离开母腹的时候，便不是一个生命，便可以被政府和父母任意处置，因此堕胎不是残害生命。他们还将堕胎非道德化、非法律化地处理为“个人隐私”——在今天的中国，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堕胎变得像吃饭穿衣一般简单，街头巷尾全是数百元便可堕胎的简易诊所的小广告。但是，对我来说，孩子就是孩子，生命就是生命，这中间没有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或“灰色地带”。我赞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表述：“人权始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我更欣赏德兰修女的做法，她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便以反对堕胎为主题。她毅然选择这个似乎“有争议”的题目，这个让许多自由派不舒服的题目，因为她坚信：“如果一位母亲能够杀害她自己的孩子，那么剩下的就是你杀我、我杀你——这两者没有界限。”

这是一场拯救生命的战斗。德兰修女向众人分享了她所经历的奇迹：“今年一开始我逢人便讲：‘让我们在这一年里保证每一个孩子的顺利出生。我们需要那些未出生的孩子。’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令人震憾的事。我们用领养的方式开展了向堕胎的斗争。我们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小生命。我们向所有的医疗站、医院和警察局发出通告：‘请不要虐杀孩子，我们收养这些孩子。’于是，一天中的每一小时总是收到关于那些未婚先孕的妈妈的电话。我们告诉她们说，你来吧，我们会照顾你，我们将收养你的孩子，给孩子找一个良好的家庭。”由此可见，她投入的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有那么多人与她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有上帝与她在一起。

有时母亲是凶手，但在更多的时候，凶手是父亲。连独立、强悍如法拉奇的女子，也沦为受害者，她与那未出生的婴孩都是受害者，都是那个狂妄而虚伪的男人的受害者。女人怀孕后能否合法地做母亲，必然取决于和她相关的男性。想无视男性的反对成为单身母亲，即使是激进和坚强的法拉奇，也无法回避社会偏见带来的压力、痛苦和孤独，她在书中写道：“我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当一个女人对别人说，她是合法受孕时，每个人都会对她关怀备至……然而对我，他们却沉默不语、冷冷清清，要不就尽说些有流产、堕胎的话。我把这称为阴谋，一桩意在让我们分离的谋划。”最终，她成了这场阴谋的牺牲品。

所以，我同情那些被欺骗和被抛弃的女子，我谴责那些自私而冷酷的男人——我不会将那样的人当作朋友。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悲观预期的原因之一，便是我逐渐发现，专制者与反专制者在精神结构上几乎同构。专制政权以计划生育的国策来消灭孩子，那些反对专制政权的人亦乐此不疲地杀害自己的孩子。贪官污吏和民主斗士们，在淫乱、通奸以及强迫受害的女子去堕胎方面，俨然是孪生兄弟。他们说，这些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隐私。

但我要说，犯罪就是犯罪，杀人就是杀人，这是无法用神学和哲学的语言来包装的。当杀人者拒绝忏悔并四处布道的时候，当淫乱者在《生命季刊》等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妙笔生花的文字的时候，当凶手陷入自我炮制的谎言之中无法自拔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指证罪恶。使徒保罗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又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保罗根绝了我们“一团和气”的妥协与乡愿。诚然，我们都是罪人，但这一可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对罪的谴责。那个被伤害的女子，那个被剥夺生命权的孩子，都有份获得公义和爱。

鲁迅说，救救孩子，这是我们一生不能推卸的使命。我们应当成为爱孩子和保护孩子的父母。即便这个世界已经残缺不全，但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希特勒不能，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帕纳古利斯不能。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拒绝充当凶手的角色，我们必须站出来制止谋杀；同时，因为我们爱每一个孩子，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凶手。当然，我们所做的，仅止于指证罪恶；而审判，只能由上帝来施行。

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十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举办奥运会声势空前，让国人好好炫耀了一把，也引起西方的紧张和疑惧。于是，关于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或“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其实，如果中国不变革现有的政治制度，扬言或担心中国之崛起，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杞人忧天。

从根本上而言，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著名国际战略学者、娴熟大国崛起历史的时殷弘先生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建立起民主和法治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和法治传统，是中国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须的基本创新。[1]　
 
中国要成为伟大强国有三个绕不过的“坎”：一是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二是台湾问题；三是国际环境。可以说，民主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一把总钥匙。本文探讨民主与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问题。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一些学者将这些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权威主义统治。这有一定的道理。权威主义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用强权控制稳定。像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大陆（以下“中国”即“中国大陆”）也经历了严酷的集权统治，但换来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安定环境。其二是推进经济发展。国家权威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导作用的角色。

但是，权威主义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在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权威政治的积极作用大于负面效应，而在此后，威权政治的危害和负面影响日趋明显。主要表现是权力损害市场制度原则。政府介入经济生活过于深广，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化在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加上集中而强大的权力，因而比一般的政治体制更容易滋生腐败。而制度性腐败则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有人认为腐败是传统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推进改革的润滑剂，但这更是损害执政党统治合法性的腐蚀剂。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大体可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民主合法性三种形式。苏联东欧剧变以前，中国执政党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维护统治，倚重的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的依据。此后中国执政党虽不断修改意识形态以适应新形势，但更倾向政绩合法性，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谋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弥补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不足。但这种政绩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权威主义统治前期，即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改善社会状况。如200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8%，但在这一年里，贫富和就业状况都没有明显的改善。[2]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6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3]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这表明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近段时间来，贫富两极分化仍在加剧，用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话说，已经形成了“断裂社会”。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大多数暴富者并不清白，他们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腐蚀政府官员，获得特权攫取暴利才得以致富。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由权贵主导而肥己的改革。甚至有人认为，1949年以来的历史就是打下江山的新权贵先将私有财产国有化，再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历史。这让普通老百姓觉得改革离他们愈来愈远。特别是对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老百姓尤有切肤之感。
 
腐败滋生、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原来我们推了半天，都是为别人作了嫁衣。这不仅使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也引起他们与执政者在心理上的对立，降低了社会认同感，从而为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酝酿心理基础。官民之间尤其是警民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冲突不断涌现。上访、集会、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从１９９３年的１万多起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６万多起，参与人数由约７３万人增加到约３０７万人。[4]特别是近段时间来，群体事件不断爆发，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暴力倾向越来越越严重，事因从个人利益受损上升到对体制的不满。贵州瓮安事件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这不仅使生产力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民众对统治权威的不断挑战也使执政者的政绩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是国家维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相继流失，使建立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出来。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民主合法性是国家获取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公众、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
 
中国执政党也意识到了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和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这从最近官方的一些动作和声音可以看出，如今年5月深圳出台了“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声称将差额选举市长；今年7月贵阳开始对4县区党委书记实行公推公选；今年9月初湖南省委书记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说要“还权于民”。但这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说仅仅是民主进程的起始。

民主化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民主不仅使国家政权获得各个阶层的高度认同，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使国家真正具有全面的发展效率，大大有助于保证社会真正可持续地稳定和富有活力。时不待我。执政党若能从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崛起的历史高度，加大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则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200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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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42页
[2]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2月版，第3页
[3]《中国青年报》2006 年3 月8日
[4]《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人民网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１日

三、政治精英的觉醒：国会请愿运动

晚清政治精英分子对社会压力结构的状况是十分清楚的，尤其一些典型个案的发生促使他们进行深层的思考。尽管他们尚没有一套完整的宪政学术体系，但是他们认识到实行宪政几乎是挽救帝国命运进而保护他们利益的唯一手段。如果我们把徐继畲时代的政治思考（还包括魏源、龚自珍等人）看作是晚清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第二次与第三次，那么关于预备立宪的意见表达则是第四次。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走的是比较现实的“中国特色的道路”，其政治诉求已经不是徐继畲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理想化，即不再想复制一个完全的美国式的政制。以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政闻社（1907）的目标来看，是要敦促帝国核心权力层加快立宪、防止革命[参见前引李著，P373]。当然，他们的四项主张中的“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一项，可视为社会精英层面明确的政治维权诉求。

帝国预备立宪领导机构的人事构成（13人中为满9汉4）说明他们的惰性倾向，因此社会精英与体制内精英不约而同产生出请愿的诉求。体制内人士的职位不高，如御史、给事中、举人之类，但这正说明皇族的政治利益之垄断性受到了普遍斥疑。在地方，半民间半体制的知识分子发动请愿的热情十分高涨，如湖南举人萧祥鹤于1907年12月上书北京权力中心，要求开国会。毫无疑问，这类知识分子是政治维权的催化剂，而政治维权本身对体制冲击力远胜过了法律维权，尽管法律维权并没因政治维权高涨而中止。

从1906年9月初中央政府暨皇权中心表示预备立宪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政治精英的政治维权活动很快发展成“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群众性”运动[仍见李著，P374]。有关史料表明：1908年8月的部分省份联合请愿活动，总参与人数超过三万人——浙江一万八千人，广东一万一千人，吉林四千、山东两千，八旗也有一千多人参与。政治维权的高涨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巨大的社会压力变成中央政府即皇权中心的恐惧之源。为了控制立宪进程，中央政府处分了一位积极参与的中级官员。他叫陈景仁，是法务官主事（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同时，他不仅是中级官员，还是梁启超政闻社的成员。

政治维权既高涨又理性，经历1908年及其后的两次失败之后，到1910年初，他们公开宣称“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仍见李著，P376]。

顽强请愿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央政府终于同意资政院（议会）正式运行。但是皇权中心对未来并没底数，他们勉强同意三年后即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但是，另一场经济维权的运动埋葬了这个王朝。王朝被埋葬是中国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度“时常发生”的现象，如果我们将五千年的历史压缩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那样可观察到的长度的话。

由于“国会请愿运动”不同于以住“时常发生”现象的任何一次的机理，其维权机理带来了两个可喜的结果：其一，商人阶层作为社会构成部分正式有了主体意识，成为请愿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集体行动团体；其二，由于主体意识的出现，他们为日后领导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力量中国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换言之，从维权的政治功用角度讲，晚清农民维权是二十世纪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胚胎，而国会请愿运动的高级政治维权则为已出生的国民党（之前身）提供了婴儿时期不可或缺的营养。

之于后者，一份历史统计资料给出了很好的说明：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作为国会请愿活动的重要参与团体，其规模达到1500余人；在会员名录公布的358人中工商界人士占22%，比有过官吏经历人士的21.5%比例稍高；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那些未公布姓名、身份的四分之三强的人中，可能还有知名度较低、资本不大的工商业者[参见舒城《清末商人的宪政情怀》，载于上引刘著，P274-286，该文为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的书评，侯著版本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与这个情况相对应，1910年直隶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工商业参与人士比例达到了26%，比整个维权活动的中心区域江苏与浙江要高一些。较之于今日富商巨贾必然要依附于国家政治权力，如花钱买得政协、人大委员之举，晚清商人无论敬业精神还是个体品质乃至于政治意识均高于目前的状况。另外，需要运用历史逻辑研究的是，晚清商人社会的壮大实在有赖于中国殖民地化的出现，因为西方对中国（大清）的强迫贸易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帝国的尊严，但是它却促进了商业的迅速发展。在外贸交易与人员接触中，中国商人们不但获得了利润，而且还附带地品味了商业权力的滋味[见图4]。这种历史逻辑性判断尚须更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不过，看一下国民党革命人力资源主发地广东及江苏、浙江，就不难回观到商业与革命的关系。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商人阶层不但是维权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还是经费的重要提供者。

四、信息自由化：政治维权的意外收获

由于中央政府的立宪承诺而致民间精英的不懈维权活动，晚清社会臣民的信息自由程度也大大提高，即各种报纸纷纷创立。报纸纷创上继戊戌变法之遗利，下开民国新闻自由之端绪，乃至于随国民党在二十世纪中期退守台湾而为台湾民主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相较之下，中国大陆今日虽有网络发达之情状且国家权力对网络的监控形同虚设，但比较晚清政治威权时期的新闻自由度，中国大陆仍当自惭形愧。

从政治维权时期报纸的创办数量看：上海有6种，其中宪政类两种，即1906年12月创立的《预备立宪官话报》[见图5]与《预备立宪公报》；在北京，亦有6种（另有三种，由于确切时间不详，未录），其中宪政类一种，即为1906年10月创刊的《宪法白话报》；其他大型城市亦多办报纸，如天津、广州、成都、贵阳、汉口、武昌、长沙、开封计8处有新创报纸出现，其中湖北省的宪政类报纸亦如沪京两地一样有两种，即1910年1月创刊于汉口的《宪政白话报》与1910年10月创刊于武昌的《湖北自治公报》。

依湖北的情况看，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一度成为新政治中心，与晚清的“政治维权——商人兴起——信息自由”这个政治逻辑不无密切关系。限于本史论研究的主题，不再展开讨论。

五、东乡血案作为伏笔：四川抗争的传统

按历史教科书的叙述看，是发生在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起义结束了大清帝国的寿祚。实际上，四川保路运动才是肇因，四川才是大清帝国的真正墓地。而四川保路运动作为经济维权的完全合法化活动，受益于国会请愿运动的启蒙作用，同时也得益于地方民众的抗争意识和“黑社会”（即会党）的帮助。

四川存在大量的会党组织自不必细论，是为历史学术确证之事。在其背后，四川的地理位置帮助了该区域反抗传统的形成。因为在中原王朝变乱时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的四川完全可以割据自守。西汉灭亡后的公孙述成家帝国之建立，东汉灭亡之前的蜀汉割据，乃至于五代十国的王建早于朱温的称帝，都是事实。

就晚清的重大政治变乱而言，四川人对政治斗争并不太感兴趣，而集中注意经济利益。国会请愿运动时代，四川代表参加了1908年7月的各省立宪派北京请愿活动，而到第二年12月的十六省咨议局代表上海聚首，四川代表却缺席而未至。

发生在光绪三年（1877）的嘉定府（今乐山）东乡县抗浮收案，远比后来民国时代江苏的蒋积云案与周水平案影响要大。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伏思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诬判请剿，诬判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各禀各疏中所谓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议派捐输每正银一两多加钱五百文是也。”又，“粮民交纳者先交完杂费，继完津捐，然后许正赋。杂费不完，串票不可得，无串票则官得治以抗粮之罪。”

面对官方超额征税与预设的法律陷阱，一位叫袁廷蛟的乡民号召聚众抗议。他是一位“已革白役”，即被官方开除的原编外办事人员。这样的身份使他能得心应手地揭发官方操作黑幕，因此真相的揭示更能激化民众的义愤。知县孙定扬急请上级嘉定府派兵弹压，但嘉定府兵力较少，不敌示威民众，而后又经嘉定府报川陕总督吴棠，要求出兵镇压。吴棠派虎威营提督李有恒“前往攻剿，而焚劫奸掳洗杀之祸成矣”，“是役也，无辜死者数百人”[参见瞿兑之著《人物风俗制度丛谈》，附录一《杶庐笔谈》，第50则〈六十年前之四川民变〉，太平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版]。

对于这件重大的地方血案，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与在京的四川籍官员大表愤慨，“纷起交弹”。最后，处理结果是：将捣乱“首犯”袁廷蛟判死刑，原东乡县知县孙定扬“遣戍“（流放，劳改），提督李有恒（已经病死）追加革职处分。

比之于时下，这种手法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再次复现。中央权力核心一方面痛下决心处理当事的警方负责人及至县首长，另一方面，大规模逮捕所谓参与骚乱的人员，尤其声称将瓮安事件的幕后指使者被抓捕归案，制造宣传效果。虽然说瓮安事件并未如晚清东乡事件那样造成数百人伤亡，但是其对统治秩序的冲击、政府责任人之行为对统治合法性的损害，并无多大差别。其中并无任何一位政府方面责任人受到刑事处分，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与领域）里的父爱主义在官场上是普遍存在的。

对于东乡事件的事后评论，肯定是持续不断的，以至于六十年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清末而入民国的瞿兑之仍予评述：“据当时官牍而观，此案情形亦纯是民间对于苛捐杂税之一种抗议，绝未丝毫逾越法轨。乃官厅一味维持威信而不顾是非，致酿成此种惨案。”

依此论来对照发生于1989年6月初的“六•四事件”，瞿兑之的历史评论不失黄钟大吕之意。但是，中共作为与晚清政治同属一个板块的部分，历史反省能力实在是比瞿兑之低了不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念念不忘东乡事件的老人，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直到1968年去世。
（未完待续）

 
图4：1850年香港（当时仍属于广东地理范畴，与广州商业关系密切）中英商人交易场景。转录自沈弘编著《晚清映像》，P2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图5：1906年12月创刊于上海的《预备立宪官话报》。转录自李焱胜著《中国报刊图史》，P34，湖北人民出版2005年版

2008年6月6日，晴

正在读《雪域境外流亡记》，这是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约翰•F•艾夫唐所作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传记，1987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供高级干部，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严禁外传”。

在该书31页写道：1950年8月15日晚，丹增嘉措正在喝茶、吃酸奶以及母亲每个星期送来一次的家制面包，突如其来的地震摇撼了整个罗布林卡，接着天空中传来连续不断的四十响爆炸声。达赖喇嘛和他的侍从跑到外面花园里……他们以为是色拉寺附近发射来的炮弹……一天以后，印度电台报道，西藏南部发生了大地震，余震撼动了全藏。

“这可不是一般地震，震起来就像整个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这句话是罗伯特•福特写的，他是英国人，无线电报务员，在康区首府昌都为西藏政府工作。事实上，这是历史上的第五大地震：瞬刻之间高山河流易位，数百座村庄被吞没，布拉马普被拉河完全改道，地震之后的好几个小时，西藏南部上空仍闪烁着可怕的红光，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全体西藏人认为，这次地震不仅仅是一次地质现象。在这次毁灭性的打击中，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命运的先兆。

接着是西藏和平解放，“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接着西藏叛乱，平叛，达赖流亡，几十万藏人流亡，几百万农奴翻身，班禅圆寂，噶玛巴流亡——藏传佛教在一次次劫数中复苏，并传遍世界，由区域性的神秘宗教转化为“共产主义的全面威胁”。对此，哲蚌寺的贡拉热多仁波切解释说：我们不能仇恨中国人，因为他们来伤害我们，完全是出于他们的无知。而真正的佛教徒认为，敌人是自己最大的朋友，只有敌人才能帮助自己，培养耐心和怜悯。

天机莫测。我不敢叩问1950年8月15日的西藏大地震和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之间有何联系，我只晓得无常、因果、轮回是佛教的核心词汇。社会上谣言蜂起，不明来历的术士与志愿者混杂，纷纷游走于江湖，再接着呢？

脑袋疼，捉摸不透。只得放下书本，伸个懒腰，回到与傅好文（howard w.french）的持续讨论中。几天来的录音不少，对于西方读者或许有用，而对于我，收获依旧是卡布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傅好文强调说：惊奇，这是最难的。这也是我和我的中国助手们的分歧。我觉得绝大多数年轻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已经失去了惊奇。什么都习以为常。苦难，爆炸，荒唐，无聊，杀人，强奸，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宗教文化，等等，都习以为常。作家记者们也在表达类似的意思：哦，我知道，没什么大不了。这才和潮流合拍，如果你感到惊奇，你就落伍了。但是我读你，读卡布钦斯基，我会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奇：原来人与人，命运与命运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在你们两人的著作里，没有普遍的、可以归类的人，没有“哦，我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廖，挑战潮流是需要耐心的，耐心又不丧失自己的惊奇……

耐心？不丧失自己的惊奇？可惜我没读过卡布钦斯基的完整作品。

卡布钦斯基同写《人•岁月•生活》的艾伦堡一样，都是红色体系“培养”出来的。他先在波兰国内做记者，为共产党政权服务，私底下却厌恶这个饭碗，可表面呢，他却装着迎合，比身边所有的同行，无论消沉的还是积极的，都更迎合。他懂得专制机器内的生存技巧，如果硬碰硬，就粉碎了。

这一套在目前的中国也普遍啊。大家都懂，我也懂。

卡布钦斯基经受住种种考验，所以“官运亨通”，终于由国家媒体派驻海外，如我这样，做驻外记者。他先后到过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甚至还来过中国。这在红色波兰或许是唯一的。由于他的官方身份，能够接触到一些独裁者，了解到鲜为人知的内幕。同时，他也做大量与你类似的工作，深入摸索普通人的遭遇，在程式化的新闻报道之余，尽可能地留下笔记或对话，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细致入微。他在远离波兰的地方干这种“出格”的私活，若干年之后，才积累成书，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历史结论——往往具有超越性，往往与那个给自己提供薪水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作家和记者。那么廖，回到你的经历，你的选择……

坐牢前我是个诗人，在文化部门拿薪水，靠想象力和书本写作。在红色中国和红色波兰，这种情况都很普遍。后来有了六四，我的运气不赖，被国家“派驻”到监狱，那是我以前完全陌生的世界，人贩子、农民皇帝、逃犯、杀人犯，我遭遇他们，相当于卡布钦斯基遭遇非洲战火。比如卡布钦斯基笔下的埃塞俄比亚皇帝，连签署文件都不会；而我写的农民皇帝，关进牢房还天天读《人民日报》，感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比在山沟里几年看到的还多，所以要多学习，多掌握治理国家的技术，为将来东山再起做准备。

有多少中国人读到过你的故事？

不太多。所以就谋生而言，我远远不如卡布钦斯基。幸好有网络，惊奇冲动没有泯灭的国内读者，能够通过代理服务器浏览海外网站。还有盗版，还有地下出版——我不晓得这种没有硝烟的赔本买卖能扛到什么时候。

2008年6月7日，晴转阴，有小雨

上午10点，美联社女记者林珊携日本摄影师，雇车来访。通过《底层》英文翻译老黄的越洋电话，我们围住江安河边的茶桌，交谈了近两个钟头。而后上路，驰往40公里开外的崇州街子古镇。5年前，我曾在古镇附近的山中古寺5次拜访百岁和尚灯宽，并撰写万余字的记录，发表于《民主中国》网刊，赢得中外读者的一致好评。《底层》英文和日文版也相继选入。

林珊说，她对佛教的兴趣浓厚，想见识地震中的庙宇和高僧。我说，太晚了，灯宽已逝。她说，太早了，你的书里写，他可以活120岁。我说，这是他的原话，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在2005年，105岁头上圆寂，成都的几家报纸都登了消息。林珊说，那他的肉身可在？也是你的书里写，他前辈的肉身曾保留了550多年，被供奉在石塔内，却被造反派毁掉了。我想说不是造反派，是民兵连长，可对于西方人，两者一回事。

凤栖山在青城山的笼罩之下，名气和地势都矮得多，但也是成都人传统的避暑胜地。我们钻进遮天蔽日的绿荫，陀螺般升华，见沿途农舍垮塌了六、七成；过山腰梅花寨，见旅游景点、设施及农家乐损失了五、六成；持续深入腹心部位，直抵匾额为“光严禅院”的山门，受众佛庇护，古寺的毁坏程度竟又轻许多。

可破败是注定的，虽然此寺源于隋代，也曾是明朝废帝朱允文隐居避祸之地，其历史积淀不亚于青城山诸庙。下古寺正殿为灯宽和尚84岁时主持重建，眼下又千疮百孔，我叹息一声，刚要自“顽石点头”的匾额下跨入，斜刺里闪出一老者，连呼“危险”。于是我们迂回登阶，上达核心台地。三位一体的四合院，具有传统川西民居特色；善男信女星星点点，散落其间，衬托着孤魂般飘荡的香火。我随意出入着殿堂，佛像、蒲团、功德箱犹在，传说中的悟空法师肉身照片、灯宽照片、邓小平照片犹在，可真正的主人都不在了。我立在中央，仰望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读经之后，乘醉题写的藏经楼3个字——如怒气勃勃的墨蛇，沉浮于青瓦白壁——灯宽和尚的回顾竟句句在耳。

接着拾阶而上，顺山壁曲折几回，及上古寺。历代高僧栖息的灵塔犹在，如伤痕累累的远古路标，守望着残垣断壁。风声鹤唳，加上数滴冷雨，正在拍照的林珊也不禁哆嗦：廖，你的和尚师父在哪儿？

你问谁呢？我想说，是在狱中教我洞箫的司马和尚，还是长眠于此的灯宽和尚？可对于西方人，两者一回事——他们都没碰上这次大地震。

我和林珊都合十祈祷。悟空法师的肉身没了，佛龛空了，塔间对联还隐隐约约：从今日回头大悟，是浮云转眼成空。而灯宽法师没有对联，塔子也崩了半边，我忍不住好奇，伸手进佛龛，竟摸出灯宽生前彩照一张。立马拂尽尘土，精心收藏。林珊拍下我做贼的全过程，笑了。

稍后顺势而下，闻喔喔鸡叫，精神为之一振。倾覆的庙堂尽收眼底，地震帐篷横亘其间。蓦然，诵经声四起，如一圈圈扩散的漩涡，惊动山壁、丛林和潜伏的坟茔。飞鸟如子弹，一串串射向乌云，阳光自密集云孔透下来，给这个无边无岸的苦海抛洒一些浪漫色斑。

我们围着帐篷兜圈子，见20多个黄袍加身的师父，正聚精会神地齐诵经文，超度大地震的死难者，内心竟久久不能平静。日本摄影师忘我地咔嚓着，我和林珊的镜头及眼睛却比较迟疑。最终，我克制住持续了多年的访谈冲劲，对林珊说：我们走吧。

是的，我们走，灯宽和尚已经走在前面了。对于东西方的信众，他的生平和影响或许远远不及达赖、班禅和噶玛巴，但下面的这段对话，我将永世不忘：

老威：共产教就是要灭佛灭心，灭一切宗教。

灯宽：灭佛？不可能。谁也做不到。因为佛是水，是空气，是善，是忍让，是人的慧根，国灭了，佛也灭不了。否则我灯宽活不了这么长。

9月18日，我看到《南方都市报》发来的评论电子版，其中有篇新华社记者的时评《呼唤乳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编者还加注”还是新华社发的稿子猛”，我一看内文就知道了新华社的用意了，即它把毒奶粉事件归罪于”乳品企业”，然后又向公众高调”呼唤乳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多么无耻的”转移视线”，多么无耻的”推卸责任”，因为毒奶粉事件不仅仅是企业作恶多端，还有政府监管部门作恶多端。只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对社会应负的监管责任就可以不强调了吗？似乎企业都是”黄世仁”，那政府岂不”变脸”成了比”肾结石娃娃”还可怜的”白毛女”了吗?新华社用如此草菅人命的腔调误导民众，还有那个新华社无良社长李从军，居然有脸继续当社长，还不赶紧引咎辞职，早日告老还乡，换个心安理得？

中国最无耻的新闻机构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了——其实这三家媒体等同于一家媒体托拉斯，即中共中央报业通讯广播电视集团，取之于民，用之于党，以为13亿人民都是哑巴，是瞎子，时刻都需要党的搀扶和代言。

9月19日，我再次看到新华社评论员另一篇时评”人民生命健康高于一切”（新华网北京9月18日电），马上觉得比吃了苍蝇还恶心，凯迪社区的网友挖苦并嘲讽道”不是xx压倒一切吗？怎么又出来个xx高于一切？”，可见”党和政府的面子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别喊口号，请把所有食品检查一遍”，”还人们一个真相再说”。

对于新华社擅长的”党八股”，我实在不情愿复制这些文字，并一一加以批驳，但为了让网友们感受这些六十年不变的新华体文字表达方式，不得不复制粘贴如下。有一句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下，社会广泛关注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调查处理工作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决心”，这句话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鹿奶粉事件，政府采取的措施功不可没，人们应该感恩戴德。另外有一句是：”由’三鹿奶粉’引发的奶粉质量安全问题已经蔓延到了22家乳制品企业，由此暴露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问题，引起了一场奶粉行业的信任危机。这件事情深刻地表明，企业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会自食苦果。”这话更好解释，是企业”潜规则”导致的全行业信任危机，应该由企业来承担，政府始终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

　　还有，新华社居然把三鹿、光明、蒙牛、伊利等毒奶粉说成”问题奶粉”，多么荒唐和无赖啊，毒奶粉不是”毒奶粉”，只是有”问题”的”问题奶粉”而已，人命关天，却轻描淡写，视民众性命如草芥。如此说，贪腐犯邱晓华、陈良宇岂不还是”同志”，不过犯了”错误”而已？前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自杀居然是”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为什么中共强调几十年的”实事求是”，强调”讲真话”，可现在居然不会说真话了呢？尤其是新华社，为什么满口都是谎言、六十年不变呢？当然，新华社记者里面也有一些保持良知的优秀人士，如戴煌、杨继绳等老记者。

我看到，自胡温领导层2003年开始进入新一届国家和政府机构后，便构建所谓”全天候二十四小时预警机制”，但重大事件出现后，中央的喉舌却一再强调”企业的责任”、”企业潜规则导致的信任危机”，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还要成立一个”应急领导小组”统领一大批跨部门的干部去”消除死角和后遗症”呢？若是依法治国，企业出了毒奶粉事件，应该对于涉案奶粉祸害的相关部门，如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局和河北省政府的要员该撤职查办就撤职查办，该抓人就抓人，为什么到现在李长江、高强、胡春华等高官还一一在台上人模人样？按照评论员林和立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共的逻辑大概是越多部委参与，责任便可以集体承担，不用某一部门的领导人头落地”，多么荒唐和专制啊。

婴幼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这种有毒化学物质，长达四年，而同样是四年前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祸害无穷，十多名儿童死亡，高层和地方却也只是”刮一阵风”而已，所谓”全天候二十四小时预警机制”，所谓cctv《每周质量报告》三鹿奶粉”1100道检测关”，若有一小时认真，若有一道检测关认真，还会发生”大头娃玩”和”肾结石娃娃”这样的悲剧吗？

按照新华社记者的说法，”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在考虑自己的商业利益之外，更应该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公共影响和社会责任。”我认为这样写是根本性错误，应该是政府逼着这些企业考虑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影响和社会责任，而不是企业担当责任，为政府推卸责任，为”政误”遮羞，为党打肿脸充胖子。为此，我稍微改编一下，这句话应该怎样写：”一个有良知有公信力、真正以人为本的政府，丝毫不应该考虑自己利益集团或执政党的既得利益，而应该充分考虑全民的利益、公共影响和社会责任，必须保障和尊重人权，保证公平公正公义，必须对全民负责。”

《农机专家之死》(110×89cm,1979年作,中国美术馆收藏)。

部队画家邵增虎创作的油画《农机专家之死》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的优秀美术作品。作者自述：“在画里我抓住和突出了这么一些东西：一个充满智慧而忧伤的脑袋，一双勤劳而被折磨得皮包骨的双手。一具木犁和两粒硝酸甘油药片。在20世纪70年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一个受折磨的农机专家倒在世界上最落后的生产工具上面死去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实际上，这一构思与他记忆中的一件真实的悲剧有关：“文革”时，邵增虎的爱人在干校劳动，邵增虎去探亲的时候听说有一位美院的雕塑家在犁田的时候死在田头。据查证，这事发生在1969年2月28日，死者是广州美院雕塑系副主任、著名雕塑家曾新田。当时他患有高血压，穿着一条短裤在地里犁田，突然就倒下去了。多年以后，当邵增虎在反思“文革”劫难的时候，他非常感慨于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无情摧残与悲剧命运，因而产生了这一充满现实主义悲剧色彩的构思，而且把倒在田头、倒在落后的农具上的主人公身份变成农机专家，使这一悲剧更具有鲜明和强烈的冲突性力量。

据说当著名画家黄永玉第一次看到这幅《农机专家之死》时，当场落泪。漫画艺术家廖冰兄看了这幅画之后，十分感慨，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要感谢大胆的画家，因为他冲破了禁区，表达了历史的反省、生活的真谛，画出了真正的悲剧。”当时正是思想解放运动思潮汹涌之时，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涌现一批反思“文革”、批判文化专制主义的“伤痕文学”和“伤痕美术”作品，《农机专家之死》属于“伤痕美术”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在“文革”后美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有评论认为，当1979年这幅作品发表时，“文革”并未被完全定性，而邵增虎在作品里直观而又沉痛地表达了对“文革”较深刻的反思和对人的命运的哲学思考，在当时“伤痕文艺”的浪潮中产生了持续数年的巨大冲击波。我认为这是比较准确和合乎实际的评价；同时，在今天的思想认识和时代背景中，《农机专家之死》的深刻意义还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和揭示。

首先，我认为这幅作品所具有的意义远超出了反思“伤痕”的性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中国美术界不仅出现了“伤痕美术”，而且出现了以“星星画展”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品。虽然在“星星”中也不乏“伤痕”意识及其作品，但其思想批判的尖锐与激进，则远超出像文学中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等那种“伤痕”，不光是抚伤而泣，更有深刻的批判。“星星”还与当时的中国民间思想话语和刊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时代的思想空间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据分析，邵增虎创作《农机专家之死》的时候，其身份、交往与活动似乎并没有与民间思想话语有什么直接联系，但他的思想却是有着相关的性质和深度。

其次，对这幅作品思想意义的评价不应仅停留在当年思想解放运动的阶段，在今天更应该与目前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思潮联系起来。三十年的思潮翻滚、社会巨变，今天蓦然回首，我们会发现当年思想解放运动中许多重要的思考并没有持续下去。正是在上述这两个方面，我深感这幅作品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关于“死亡”这个问题，《农机专家之死》的思想和考量仍然是当下中国思想界迫切需要研究的。值得高兴的是，邵增虎写下了他的创作心得《历史的责任》，他说：“当我要寻找世界上最精炼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劫难的感受时，我发现了‘死亡’两个字；当我要用艺术形象表达这种感受时，我找到一具自己同志的尸体。”发现并且紧握着“死亡”这一残酷的主题，这是在直观感受之上的敏感与深刻。作者还说，“我在强烈的悲愤心情中作完了《农机专家之死》一画，我之所以悲愤，是感慨于像农机专家那样许许多多不该死的人都悲惨地死去了；而一些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人却还健康地活着。”

2006年7月,傅高义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学术演讲。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48.00元。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美)傅高义著,凌可丰、丁安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二版,49.80元。

↑《广东新语》,屈大均著,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一版,2006年3月3刷,49.00元。　　《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美)埃兹拉·活格尔(傅高义)主编,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18.00元。

《幸存者手记》,筱敏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19.00元。　　《十年人生梦:文革亲历记》,薛声钦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38.00元。

虽一撮土而广厚见

清初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翁山）以诗名海内，尝游于四方，多有“闳览博物之君子”问岭南事，翁山乃举父母之邦所见所闻，“悉与之语”。可见在三百多年前的清初，即使是闳览博物之士，对偏于海隅的广东仍颇为隔阂，更遑论区区庶民！因为山川阻隔，车舟不便，天然的屏障，使广东的人文风俗大异于中州；到了屈大均生活的时代，依然是“未至其地者不闻，至其地者不尽见”。屈氏有感岭南之蔽障于外，遂以天地山水草木器物食货杂俗人事艺文等二十八语八百六十九目为内容，撰成《广东新语》，俾“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自序》）；于当时广东的历史、社会、思想、经济、文化、物产、民俗等方面的论述，尤丰赡翔实。屈大均殁后，其暮年之交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推崇此书善于摭取，“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辞也婉而多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徵故实”。《广东新语》系笔记体，并非历史著作，然博核精详，增补阙遗，“言其一撮土，而其广厚见”，则为正史所未及。故翁山自诩：“《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广东新语》的问世及流传，对国人深入了解广东，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屈大均之后，不复见《广东新语》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广东史”。

清以前，广东这片“南蛮之地”，并没有受到历代王朝（统治中枢）的真正重视。虽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秦朝开始，在岭南已有行政设置，但广东俨然方外之地，流人之所，是君王治下的一块“飞地”，充其量是天朝闭关锁国、抵御“外夷”经济、文化进入的屏障。清初实行“海禁”，沿海商民不得出海贸易，外国来华商船亦“不许片帆入口”。康熙二十三年（1684），终于撤销海禁，越明年，下令“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等关口征收关税，与外商进行贸易的洋货行———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然而华洋通商仍有诸多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又收束华洋交通，将对外贸易限定于广州，即所谓“一口通商”，因此，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商业地位实际上得以迅速提高，越来越受到天朝的重视；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在对外贸易活跃的同时，亦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夏夷之防”已然冲决。迨至清末，广东民间的政治意识日益发酵，一部分士人开始质疑臣民观念，洪秀全借“拜上帝会”起事，康梁以“维新变法”鼓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孙中山等党人的反清，皆策源于广东而蔓延全国；粤人之政治能量，为清廷所料不及。

进入“政治广州”时代

清朝覆亡后，军阀四起，政坛斑驳陆离，广州一度成为民国革命之都。孙中山前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讨袁“二次革命”，出师北伐，第一次国共合作，创立黄埔军校，苏联和共产国际操纵中国革命，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这些发生在广州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现代革命史、政党史、政治史的影响至深且巨。可以说，中国后来的政治格局、国家政体以及党治意识形态，早在民国革命的“广州时代”已经奠定。

民国时期的广东，并非完全驯服于统治中枢，而国民党政府亦只能对广东实行有限的权力控制。真正的政治大一统始于“殷革夏命”的1949年之后，从此，广州和全国一样，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偏于海隅的粤人粤地，再也不是“大异于中州”，而将与全国步调一致，接受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洗礼。

从1949年至今，将近六十年过去，尚没有一本从政治管治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记录1949年以来广州历史发展的编年史；因为“意蒂牢结”的原因，年青一代，并不了解他们出生之前的几十年间，这个国家、这座城市所发生的详细而真实的历史。刻意的“遗忘”导致“集体记忆”缺失，导致历史的断裂和不完整。有一位老记者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可以传世的“社会纪实”的前言中说：“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不美好；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幽暗。……由于……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强制造成的健忘症。”对历史的刻意“遗忘”是可耻的，亦为世界所不耻；而我们刻意遗忘的历史，必为世界所记录，亦必为民间所铭刻，历史终究会真实地重现。

令我们感到尴尬的是，一位西方人从“他者”的角度，向我们讲述广州的断代史———尽管此书是三十九年前出版，但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作用。美国汉学家傅高义的专题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撰写于1969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东西方冷战剑拔弩张，欧美左翼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傅著的适时出版，受到西方学界政界的重视，可以想见。

近百年来，美国汉学家（包括在美华人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就斐然，名著迭出。远如马士等人，近如史华兹、列文森、孔飞力、魏斐德、柯文、艾尔曼、芮玛丽（赖特）、迈斯纳诸辈，当然还有费正清及其麾下的《剑桥中国史》编撰群体，皆“中国学”研究的一时俊彦。美国哈佛大学是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傅高义继费正清之后，一度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当然属于费正清创立的“哈佛学派”；而傅氏的政治态度，亦接近费氏（对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和政治取向，在西方汉学界颇有一些争议和质疑）。比起上述汉学家，傅高义对其所研究的中国问题缺乏深度的分析，理论上亦甚少发明。但如他所述，《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一书，“是西方第一本研究中国一个地区发展的学术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书中依据大量的中国官方报刊文献和西方资料，对1949-1968年发生在广州的历次政治运动作编年式的叙述，内容相当丰富，重大事件殆无遗漏。而广州的政治运动，即系中国政治的缩影；从另一角度看，一个地区的政治史，亦可推及为中国的政治史，因为整个中国的政治运动是“共时性”的，窥一斑可见全豹。揆诸当时形格势禁，神州大乱，隔绝于外，傅高义向西方世界提供的这份中国边陲省会的“政情报告”，自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史学价值。限于篇幅，以下只取个别内容略作介绍。

一份隔岸而观的“政治标本”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高义开始对“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的“规划和政治”进行研究。他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的资料很少，由于敌对关系，美国学者难以赴中国内地搜集资料。于是，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就成为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最佳“基地”。从1963年夏季开始，傅高义在香港生活了一年。香港有丰富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大都是从广东流入，其中包括从1949年至1967年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北京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此外还有大量在香港和西方编辑出版的中国问题的报刊和书籍，这些资料构成了傅高义研究广州的基础。同时，傅高义认识了一位叫陈仲文的香港人。陈仲文的经历特殊，1949年以后受到革命理想的感召，离港赴广州参加工作，讵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怀着失落突破“铁幕”，返回香港。机缘凑会，使陈仲文1966年赴哈佛做了傅高义的助手，此后几年每天帮助中文水平有限的傅高义阅读《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资料。陈仲文是一个理想助手，他以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傅高义解释历次政治运动的详情、什么是“中国政治”，使傅高义学会如何读中国的报刊，如何在字里行间读懂其中的含义。傅高义是幸运的，这个遭受过政治打击的中国人，帮助他更深切地认识了中国的政治运动。

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合作化、大跃进、大鸣大放、反右、人民公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已经感到相当陌生的猛烈的政治运动，以广州为“标本”，详细地在傅高义的笔下重现。傅著引用最多的资料是1949年至1966年的《南方日报》，他所提供的一些数据，也大多出自《南方日报》。如广东在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据《南方日报》的统计，有28332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其实是有遗漏的，因为在农村地区，“镇反”时普遍滥杀，很多“恶霸”、“地主”未经审判就即刻枪毙。

除了上述属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还有两件大事具有“广东特色”：一是“反地方主义”，从广东省、广州市的主要领导到地区领导，一大批本地干部受到严厉的打击；一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饥荒时期的偷渡潮，数以十万计的广东居民逃亡到香港（按：此后又有更大规模的偷渡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连续超过十年，以青年为主。很多人在偷渡途中毙命、淹死或被枪杀，而被抓回的偷渡者都被送至“收容所”，当时广州及其周边的东莞樟木头、增城派潭等地区有专门的收容所关押被抓回来的偷渡者，长年人满为患。已无法统计七八十年代之间“逃港”的准确人数，但无论被抓回的抑或成功的，都肯定大大超过六十年代的偷渡人数）。

□沈展云（学者，广州）

傅高义，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享有“中国先生”的美称。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著作。傅高义教授目前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时代，是《邓小平震撼世界》的编者。傅高义教授还著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仍是第一吗？》等日本研究的书籍，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日本研究的第一人。当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关系处于艰难时期，傅高义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敦促美国政府回复和中国的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有助于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

◎林沛理 香港文化评论家

刚结束的香港电影暑假黄金档期几乎全是好莱坞的天下：《蝙蝠侠：黑夜之神》票房大收接近6000万港币，《盗墓迷城3》及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的票房均逾3000万港元。华语片之中只有《赤壁》一片收逾2000万港元。港产电影本来以为避开暑假的强劲对手，可以在假期后取得比较理想的票房。可是，残酷的现实是香港观众对本土电影仍然不屑一顾———最近三套在暑假之后上映的港片《第一诫》、《十分钟情》和《大四喜》首日票房总和只有约3万元，平均每场收入约300元，每场观众只有6人。究竟香港电影出了什么问题？

这必须从香港的回归说起。回归十年，香港电影工作者逐渐发现，他们无法抗拒大叙述和大历史的诱惑。他们醒觉到，要跟上这个气势磅礡的大时代，他们的作品总要在某方面或在若干意义上与大中华的历史或文化，产生某种联系和接合。

香港电影工作者这种心态，当然包含了精密的商业计算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毕竟中国的庞大市场所触发的“马可。波罗想象力”，的确令人想入非非；但大中华、大叙述和大历史令香港电影作者悠然神往，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满足了他们内心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希望得到一个可靠、完整文化身份的确认，以及成为一个拥有辉煌过去和璀璨未来的伟大整体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香港电影回归十年来的寻寻觅觅、跌跌撞撞是一个“重新创造自我”的过程，倒不如说它是一个以其独特方式，尝试与大中华、大叙述和大历史结合的过程。香港电影作者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香港电影的所谓“香港性”，诠释、转化为一种从未言明、含义暧昧的所谓“香港中国性”或者“中国香港性”。这当中自然涉及“香港性”与“中国性”的概念及定义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诠释、转化的过程，几乎无可避免地是一个翻译的过程。美国诗人佛洛斯特说过，诗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的东西。在香港电影被翻译成中国或者大中华电影的过程中，被稀释甚至丢掉的就是香港电影的主体性和香港性。这就是香港电影近年来一沉不起的真正原因。

的确，如果近年香港电影有一个大方向和总体策略，那就是试图用它的“香港性”来兑换“国际性”、“亚洲性”和“中国性”。电影是一个资源跟着想象力走的行业，香港电影人回归后纷纷从中国的历史中撷取灵感，刻意在作品中加入恢宏叙事的元素，借以确认和彰显香港已回归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这方面，张之亮的《墨攻》和李仁港的《三国之见龙卸甲》皆是显例。陈可辛的《投名状》在今年4月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连夺包括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等八个奖项，更确立了一种“历史化的英雄主义”已成香港电影新主体性的重要元素。

吴宇森的《赤壁》也是这种恢宏叙事思维的产物，结果它成为内地史上最卖座的华语片，而在香港的票房却未孚厚望，这并不是偶然的。吴宇森企图把他最善长描写的江湖人物提升到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高度，问题是历史以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构成，但《赤壁》里面的主要人物，除了张丰毅饰演的曹操稍为有点人味之外，每一个都似乎笼在淡淡的理想主义的光辉里。他们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只是站起身来，迎面走过去。这使得《赤壁》只有历史的场景、背景和气氛而没有历史的真实与质地。吴宇森一方面要拥抱历史，一方面又未能抛开他作为一个香港导演的狭隘地方主义视野，注定他只能够将历史当作一个戏剧处境和叙述框架。

《赤壁》被内地的学者和网民狠批为没有历史常识，但若从香港本位主义的角度看，这正反映了香港创作人怎样苦心孤诣地尝试摆脱历史的铁律与逻辑，从而重新肯定“自由”这个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赤壁》在历史与想象、真与假、虚与实之间无法协调的深层次矛盾，其实反映了香港人在“九七”后既想被国族拥抱，又怕被拥抱得太紧的心理挣扎。

说到底，所有香港电影都只有一个主题———香港。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两部港产片分别是2002年的《无间道》（卖座逾5000万港元）与2004年的《功夫》（卖座逾6000万港元）。两片的共同点是有一种建基于香港的独特文化身份与城市个性的“无法复制性”。《无间道》与《功夫》貌离而神合，殊途而同归；两者都对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即所谓“香港性”进行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诠释。

《无间道》里面的刘德华徘徊于出卖与救赎、光明与黑暗和正义与邪恶之间。他与香港人的自我主义行为，都是出于一种内在的“经济理性”。刘德华的悲剧，是在无间地狱里永远受“幸存者的负罪感”所煎熬，而香港人出卖了民族自尊与殖民者进行“魔鬼交易”，付出的代价就是真正、可靠的中国人身份的永远失落。

如果《无间道》是香港电影对香港人身份的沉痛反省，《功夫》就是周星驰对香港电影文化的热情拥抱和由衷歌颂。《功夫》是一部不折不扣“饮香港电影奶水长大”的香港电影。影片对粤语长片、武侠小说、邵氏电影与李小龙的指涉、挪用和致敬令港人看得眉飞色舞，更难得的是，它利用这些芜杂的材料塑造了一种无所顾忌的“功夫想象力”。反观他今年拍的《长江七号》，瞄准的却纯然是内地市场，他试图透过对贫穷以及穷人的美化和浪漫化来讨好内地观众，在香港观众看来简直是味同嚼蜡。

当香港不再香港，香港电影变得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又有何稀奇？

中国真是个人祸遍地的国家，以至于天灾背后从来不缺少人祸之推手。在每天发生的众多人祸里，又有许多是明知故犯；不只是明知故犯，而是纵容着犯；不只是纵容着，出现了问题，还竭力包庇、掩盖、推委，对这些事故重大的人祸，从来都没有一个像样子的处理方案。面对人祸危机，从政府到事故方，他们所做的不是清查事故，公开相关的信息，彻查当事人，向受害者赔偿道歉。而是政府和事故方合起来，掩盖事实真相，坑害民众利益。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只不过是中国众多人祸事件的又一次东窗事发罢了。

为什么政府和厂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大规模坑害民众的事，但民众就没有办法制止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呢？其根源当然是源于政府的执政不是民众选举的结果，而且政府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那就是因为民众无法用选票将不称职的政府选下台，因为目前中国民众的选票依旧是一张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用途的废纸。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民众不能真正制约他们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乃至作恶，才是一切人祸频发的总根源。请记住，每天频发的大大小小的灾难里所包含的人祸因素，无一例外指向这个政府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可谓万箭猬集。这个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深知这一点，但没有竞争对手的六十年“单干”已经使执政党和政府百孔千疮，他们被巨大而恶劣的执政习惯，被权力集团的利益所裹狭，已经上了一趟混装各种危险品的快速列车，既缺乏紧急处置的能力，也不想改变方向，清除掉车上的危险品。只是在那里像征性地高喊三十年改革开放，却不做一星半点的政治改革的实质举措。这样的政府管制下出现许多匪夷所思的对民众生命的漠视，实在是他们执政特质之体现。

我这样说，不仅有历史纪录，有理论根据，而且更有现实的靶子。三鹿奶粉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在卫生部的调查报告尚未出笼的时候，他们已开足马力，为袒护三鹿奶粉殚精竭虑。三鹿奶粉方面与当地政府穿了连裆裤是傻子都看出来的道理。三鹿厂方和石家庄政府，甚至是卫生部、国家质检局等相关部门都是极有瓜葛的利益相关单位。这些利益相关单位早都从内部获知消费者投诉或者医院病况，但是为了所谓稳定，为了奥运，为了更多的相关利益链，他们当然可以置人命于不顾。中央政府有稳定的压力，各部门有自己官员的官帽和实际受贿利益，当地政府的税收以及GDP，大批与此相关官员的贪腐，组合在一起成了类似三鹿奶粉这种企业危害民众利益而不受真正惩处的保护伞。商业利益使得这个保护伞的组合不只是政府各部门的贪腐与违法，而且连结到新闻媒体在其间的猫腻。新闻媒体受官方之打压，不能随意报道，我们暂且不说了，因为没有新闻自由。但新闻媒体和产家的利益瓜葛，因广告的投放的竞争，难以避免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的得益者，当然是厂方和新闻媒体，损害的是民众的知情权，从而损害民众利益，危及民众生命安全。同样的利益交换，当然更大规模地发生在与企业相关的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这里面的贪污腐败形成了有效的利益链锁，彻底出卖了民众的利益，所以你看到许多利益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联合起来愿意为不法厂商背书，你一点都不要吃惊。到要追究责任的时候，要么拿钱来不了了之，要么允许你走起诉的过场，但公检法也在后面等着不法产商送好处去，连怎么背书的调子都已经定好了。

也就是说，当一个产家通过许多关系使自己变成一地乃至国家的龙头企业后，这样的企业危害起民众的利益来，民众要讨回自己的利益可谓难上加难。这里面有一个充满痛苦的悖论：消费者在不知情与信息不充分，在媒体的误导并且压制了所有该企业的负面新闻，在虚假广告的诱惑下，使得消费者成就了某一个商品成为所谓的名牌，而一旦成了名牌，你要是受到了它的伤害，那它的力量就千百倍地能够弹压消费者。因为中国产品的名牌都是各种相关利益链（唯一不受重视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所组成的，而这相关利益链最可怕当然是政府在其间的贪腐和媒体在其间的误导。但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哪一次伤害民众的事件，不是由政府相关部门乱作为乃至作恶，媒体受压误导或者受利益关联袒护而造成的。在中国社会，这就形成了一个通过不合法手段形成的强者通吃的社会局面，遍布各个阶层。而民众作为利益个体，利益分散，不容易组织起来，不容易形成合力来与这些不法的政府部门和虚假新闻媒体作斗争。因为你不仅没有言论自由，而且你没有游行、结社等宪法赋予的自由。如果不在制度设计上加以改革，那么民众作为利益受害者而得不到实质性赔偿的命运不仅无法改变，而且你只要生在中国，你是普通民众，那么就注定你受害的必然性。只是你受害的程度多少、受害时间的长短、受害秩序的先后而已。换言之，在中国做一个不受伤害的民众，或者说受到伤害而能得到真正公正补偿的民众，你的概率是无限趋近于零。也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你是普通民众，你一生都未受到过不公正对待，没有受到过伤害，其概率比中六合彩还难。

三鹿奶粉事件不单纯是个食品安全事件——海外国家只需要拒绝进口中国这样的食品就行——但对中国来说，只是拒买或者惩罚三鹿奶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三鹿倒下了，千百万个三鹿站起来了。查出了三鹿奶粉的问题乃至我们幻想着能够合法处理它，在没有真正的制度保障食品安全问题的情形下，只不过是那些目前尚在扮演安全角色而实则一样有安全问题的企业在偷偷发笑，从中获益。普通民众的利益依旧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普通民众成了永远的受害者。任何民众利益的大规模受损，最终矛盾的焦点，无一例外指向最高当轴应该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三鹿奶粉事件中诸方利益的博弈，受害方要得到真正完全公平公开公正的处理与赔偿，并且有效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必须仰赖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充满很大危机的十字路口。

2008年9月13日林彪事件37周年8：01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