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10月31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张丽明报道/山东记者齐崇淮被指控涉嫌敲诈勒索，但被捕四个月仍未被起诉。律师说，公安局根本没有足够证据指证齐崇淮，却对齐崇淮刑讯逼供，企图迫使他认罪。家人多次申请取保候审，但均被拒绝。 齐崇淮的代表律师黎雄兵说，齐崇淮在狱中曾遭酷刑逼供，在八月的一次盘问过程中，公安人员曾掌掴齐崇淮近二十次，并恐吓说可以打死他。他说：“在八月十三日的一次审问，有一位大队长和警官打了他十几个耳光，还泼了两盘冷水，威胁他说，‘我打你，想打就打，好像打小鸡一样，我打死你，也可以说你是自杀死的’。因为齐崇淮坚持为自己辩护，所以他们打他。他感到很恐惧。” 黎雄兵已向公安局提出抗议，并多次申请取保候审，但都被拒绝。负责的公安人员表示案件比较特殊，需要请示上级，而且不批准律师查阅案卷。按照法律，公安局必须在逮捕后两个月内把案件移交检察院，要求批准起诉。不过，公安局于本月初向检察院申请延长侦察时间一个月。据黎雄兵了解，公安局并没有新的线索，没有充份理由延期，若公安局在本周五前再不向检察院提出起诉要求，公安局必须放人。 他还说：“山东省荷泽市公安局两名警员曾到腾州看守所查问齐崇淮，但他们查问的不是跟本案有关系，而是在也被捕前发表的一篇有关荷泽市徵地拆迁的报道。我向齐崇淮了解到的是，这个案件不构成敲诈勒索，而是跟他做记者的工作有关。” 齐崇淮的妻子焦霞表示，公安人员曾恐吓要把齐崇淮判刑，又叫她不要浪费金钱和时间申请取保候审。她说，齐崇淮为人正直，坚持报道真相，曾有官员和企业请他吃饭，表示要送钱给他，但他都拒绝。在他被捕前，他便拒绝了省公安厅一名处长的要求，坚持在网上公开了报道，不久齐崇淮开始被人跟踪，其后被捕。她说：在未出事之前，他写了一篇稿子，宣传部来做工作，但齐崇淮还是在稿子发了出去，发了以后，他就感觉到有人跟踪他。省公安厅一名处长也曾找过齐崇淮，叫他不要参与太多事情。他就是人家不敢写的他敢写，别人当记者都收钱，他就不收。 焦霞说，齐崇淮被捕后，很多过去齐崇淮曾采访的人致电焦霞，表示支持齐崇淮，相信他不会因为金钱而犯案。她说：很多当事人跟我打电话，说支持齐崇淮，问我有甚么需要和帮助。我问他们，齐崇淮有没有向你们要钱，他们说没有。人家都很尊重他。他写的都是为正义的。 她说，齐崇淮被捕后，公安人员曾搜查住所，拿走了手提电脑、手机和通讯录，就连家中仅馀五百元存款的银行存摺也拿走。焦霞现在只能把住所的房间出租，自己和两名小孩则住在阳台上，勉强生活下去。 本台曾致电腾州看守所，对方表示不接受电话访问。而腾州公安局的电话则接不通。 齐崇淮现年四十二岁，被捕前是《法制早报》记者。他在新闻界工作了十三年，曾先后在《南风窗》和《记者观察》任职，今年六月在山东住所被捕。同案还有两名资料搜集员被捕，他们均曾向齐崇淮提供采访资料，两人目前仍被拘留。

【2007年10月31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洛杉矶报导/即将代表师涛、王小宁等同案四位原告参加审前听证的律师穆尔顿-史科拉尔， 在声明只对案情做背景说明， 而非新闻发布的原则下， 讲述控告雅虎的最终目的。 律师穆尔顿-史科拉尔说， 这是民事案件， 不是刑事案件。 一旦我们胜诉， 将有四点要求：第一， 因雅虎提供信息而被中国政府拘捕者立即恢复自由。 第二， 和本案有关， 进而被拘捕者， 也应立即恢复自由。 第三， 雅虎必须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个人资料。 第四， 基于人权和尊严受迫害等理由， 必须给予受害者经济补偿。 尽管原告律师语带保留， 在洛杉矶仍有多个人权团体到场关切控告雅虎的后续发展。 良知基金会主席陈师众：我个人觉得这案子不仅牵涉到雅虎， 也牵涉到其它网络公司， 这案子更大的背景还牵涉到企业责任、社会责任。 企业要赚钱， 但不能赚黑心钱， 不能为了赚钱违背良知， 这是也本案最关键所在。 洛杉矶良知基金会主席陈师众引述二战期间国际知名判例， 强调企业跨国经营不该迫害人权的帮凶。 良知基金会主席陈师众：当德国将军与士兵杀害犹太人时， 都以「执行命令」为借口， 二战后，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执行命令不能成为进行反人类罪的理由。 现在， 这些(网络)公司的商业决策也不能成为迫害人权的理由。 与会代表认为， 师涛和王小宁等人所揭露的问题， 在中国政府管制言论的环境里仅是冰山一角。 良知基金会主席陈师众：即使这些网络使用者知道这个风险， 但是， 直接把“风险”转成“实际迫害”过程中， 雅虎有没有参与? 只要参与这过程， 就是参与迫害!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派别林立。其中最尴尬的莫过于毛派。今日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充满丑陋与罪恶，其根源盖出于中共一党专制，而毛泽东正是这一制度的奠基人。一方面，毛派对现实生活中若干弊病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美化毛时代，主张用毛的那一套解决问题。这就不能不陷入极大的自相矛盾。

譬如说，毛派正确地指出，今日中国，工农大众处境悲惨，形同奴隶；但同时他们又坚称在毛时代，亿万民众空前觉醒，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这就怪了：亿万空前觉醒的翻身当家的主人怎么会连一次主人的大权都不曾行使，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奴隶了呢？除非他们原来就根本不是什么主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本来就是奴隶。奴隶之为奴隶，不一定是处境悲惨，而在于其不由自主，自己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你可以把毛时代中国工人农民的地位吹得天花乱坠，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在毛时代，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党中央恩赐的。大寨的农民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沈阳的售货员李素文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是靠自己竞选当上的，而是党中央让他们当的；后来的党中央不让他们当了，他们就当不上了。在毛时代，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但是这些福利都是那时的党中央颁布的政策所恩赐的，后来的党中央改变政策了，这些福利说没有就没有了。”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如此而已。

很多毛派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情有独钟。他们说，今天中国走资派当政，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正好证明了文革的正确，证明了文革”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都是正确的”.既然如此，毛派们为什么不高举文革的旗帜，再搞一次文革，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呢？可惜不能，因为当局要镇压。那么为什么在文革中，群众又能够造反夺权呢？为什么曾经一度，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那么顺从呢？要批斗就批斗，要弯腰就弯腰，要挂黑牌就挂黑牌，不要说他们手下的军队警察在一旁作壁上观，就连他们的贴身警卫也都不出来保驾。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毛泽东掌握了绝对权力，各级当权派和军队警察都是发誓要忠于毛主席。是毛泽东提出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群众造反夺权，所以各级当权派和军队警察都祇好服从。文革造反是奉旨造反，是狐假虎威；并非群众自身拥有了真正的权利和权力。文革的意义，据说是解决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然而正像这里讲的，发动文革的前提却是中央必须是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也就是说中央没有出修正主义。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且不说毛的文革本身是好是坏，问题是，群众根本无法通过文革这种方式去反对他们想反对的政府。和毛派们说的恰好相反，文革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方式上、策略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是完全错误的，是行不通的。

那么，接下来，毛派们该怎么办呢？过去，毛泽东在党内遇到来自同僚的阻力，就威胁说要”重上井冈山”.其实，毛无非是倚仗着军队在自己手里而强迫他的同僚就范而已。今天的毛派们对此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决不说什么”重上井冈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祇是今日之毛派毫无此种打算。早就有人向毛派建议，建议他们另立山头，成立毛派的共产党或曰中国共产党（毛）。可是要这样做，就必须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然而毛派们又是最坚决反对自由化民主化的。照理说，今日毛派既然早已被赶出权力中心，沦为在野派，连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也该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然而许多毛派却仍然坚持把自由民主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这等于作法自毙，自掘坟墓，实属愚不可及。

如此说来，毛派的前景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它继续反自由反民主，这样，它在政治上的地位祇会日趋边缘化；要么，它转而支持自由民主，这便意味着毛派将不再是毛派而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派或民主社会主义派。一直有人断言，在今后的中国，毛派将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但是依我看，这一断言是没有根据的。

北京之春2007年11月号

 

事情是从通向死亡的分岔小径开始的。

那是20世纪初期的一些年月，夏季，庭院中花朵盛开，衬托着纤巧碧绿的枝叶，甜谧而宁静，却又生机昂然。你不能不被打动，就像面对遥远时代栩栩如生的少女们一样，可是你除了叹息，你现在什么都不能说出——就像加缪笔下那个寓言性的迷失者暴帝卡利古拉，“事物，就像现在这种状态，似乎满足不了我了。”在和情人、20世纪早期最优秀的女性批评家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尔克和莎乐美也谈论起这些。莎乐美回忆起那时，“他的眼睛注视着外面的夏天，语调沉重：‘你看，这就是一个童话，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半夜被推到了深井里……拯救的时钟敲击了三夜……徒劳……因为，我该从哪里获得勇气呢？！’”

是的，你能够从哪里获得勇气呢？

对于一个的年轻人，一个立志以诗歌为业的人，你现在还不是一个诗人，不能像你所崇慕的弗朗西斯·亚麦（又译为耶麦）——一个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诗人，住在下比利牛斯的奥尔特斯，据说他的诗歌犹如山区林间吹来的清风——只要“安静地坐着，凝视午后的一缕温暖的阳光，知道已逝岁月中的少女们的许多往事”，就能够写出明媚葱茏的诗歌。马尔特只能感叹，这是“多么幸福的命运啊”！你——马尔特，巴黎城市的异乡人，现在你只能学习如何从回忆开始，在凌晨听布谷鸟的叫声，白日追随诗人、梦想家、巴黎的浪荡子、一个在“应和”的诗歌森林里游荡的巴黎人波特莱尔，游历你还未曾经验也不曾拥有的城市与乡野。

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是大陆首次推出的单行全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插图版经典译丛”之一种。以前只知道、只读过冯至先生的节译，非常喜爱，由冯至而来的里尔克，给人的是关乎生死的教育，并且不把人引入远离生活本身而缺乏积极性的精神生活。里尔克曾经说到，“长久以来我们经常把艺术的召唤混淆成全身心投入艺术的召唤”。事实上，真实的问题是，你不是加缪笔下的暴帝卡利古拉，以“不可能者为王”，以疯狂权力把事物秩序改变，妄图使人免于一死。如果你不愿怯懦地把自己交付给“以爱作报答的上帝”，或者逃遁入凭借想像而建构起来的美妙的永生世界，那么你将要从哪里迈出你的第一个脚步呢？马尔特在游离巴黎城市的通衢大道之后，目光追随一个步履艰难的妇女，深入小径分岔的城市背面。

——“墙后面是什么地方？”

马尔特“看了看带在身上的市区地图”，他知道了“墙后面是产科医院”。这个妇女怀孕了，正面临新生命的到来。街巷中弥散着混合了“碘酒、炸土豆用的脂油以及恐惧的气息“。循着气味，再往前，是另一所医院。在这个人们诞育、求生之所，马尔特嗅到的是令人恐惧不安的死亡气息——“虽然，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活着，我倒宁愿认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死。”初到巴黎的马尔特，流连的不是小酒馆与密谋家的巴黎，也不是拱廊街与中产阶级的巴黎，而是转向通向死亡的分岔小径。他正面临着丧失感、游离感与孤独感的侵扰——既然你知道人总有一死，人总会切断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你只要“蠕动一下舌头，就觉得一切变得一团漆黑”。“人世是令人厌恶的”，年轻人卡利古拉的经验也是年轻人马尔特的经验，一个关于勇气争夺问题的思考构成了《马尔特手记》秘而不宣的主题所在。这不仅是莎乐美对于里尔克的判断，也非常切近里尔克本身的理解——里尔克后来在《杜伊诺哀歌》中更加坦率地承认，“在这个被解释的世界我们/并不感到很安全”。

现在，马尔特坐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欣喜地阅读弗朗西斯·亚麦。他安宁而喜悦，因为在三百个读者中，他独一无二地拥有一位诗人！马尔特认为这是命运给他的馈赠。因为，他是一个穷人、一个不折不扣的外乡人，一个游荡在巴黎的、出身于丹麦没落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即便他有洗的干净的衬衫领和手腕，努力呈现出绅士的雍容与大度，那又能怎样？他的缺乏修剪的胡须有着流浪汉的同样质地，同样的病态、衰老、灰白。这几乎成为他与流浪汉彼此相认的标记，也是马尔特不能接受的标记。他随时都在害怕那些打给知情者的暗号，“一个只有流浪汉才会懂的暗号”。他害怕他们会闯到他的家里来。

“因为，我很清楚，流浪汉都是社会上的废物，不仅仅是乞丐。是的，他们其实不是乞丐，流浪汉和乞丐之间的区别不容混淆。流浪汉是社会渣滓，是被命运之神涂出来的人类糟粕。他们被命运之神的唾沫所润湿，粘在某堵墙壁上，某根路灯柱上，某个广告箱上，或是慢慢地淌进某条狭窄的巷子，在身后遗留下一道又黑又脏的印迹。”如果我们还记得历史学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谈论的话，会对马尔特的恐惧与颤栗有更好的理解。精神性个体的诞生是个现代事件，虽然它使人得以从家国、社会等概念中挣脱出来，但是同时也带来严重流弊。那些受不了死气沉沉的传统生活的年轻人，在迁入大城市不久之后，就感受到漂浮城市生活的残酷性。一切既有的社会性联系都被切断了，精神上的孤独感以一种“不可欲的匿名性”状态为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赋予了身份认同，其内质指向“诗人”、“梦想家”、“浪荡子”、“异乡人”、“流浪汉”、“精神病人”、“时间的不感者患者”的共同精神状态：游离。

但是，里尔克笔下的年轻人说到，“在这儿，在图书馆，伙计，我是不会受到你们的干扰的。你得先有一张特殊的证件，才能获准进入这间阅览室。我有这样的证件，而你们没有。”个体与世界的联系之路重新敞开，虽然还只是掀开一道窄缝。随着“我”找到了一位诗人，情况完全不同了。“流浪汉”们全然不明白亚麦式的诗人意味着什么的。对于这个凭借经验与记忆写作的诗人，马尔特赞叹，“他对少女的事情了如指掌……就连一百年以前的事情，他也知道；尽管她们早已香消玉殒，也没什么，他无所不知——这才是最重要的。”新生与幻灭、变异与死亡、回忆与想象，一些复杂的经验在纪实与虚构中交织在一起，形成耶麦的诗歌世界。耶麦从没有远离过他的生活世界，然而凭借经验与想象，他又拥有远比别人深远悠久的世界，一个与传统、宗族、血缘、记忆相联系的世界。

作为“回忆”的经验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道路似乎正在展开，那条重建与世界联系的道路，也是那条回归“原初完整性”的道路。与里尔克几乎同时代的德语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胡塞尔说，“回忆”是在“现象中构造自身”，它建构起来的是一个具有普遍联系性的完整世界，其中却蕴涵着在过去现象中根本不存在、如今也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是，对于在巴黎城市中失去了一切依伺的年轻人马尔特来说，这岂不是最好的黏合剂与替代物？马尔特渴望成为亚麦似的诗人。他说，只要有一个房间，能够置身于先人们的珍藏与遗存、以及“我”的书籍和一个笔记本之中，“我”就可以开始叙述过去和现在的故事，重新建立和先人们的精神联系。

现在，“以爱作报答的上帝”与“以爱作报答的天使”不再被期待了，诗人里尔克和年轻人马尔特“吞下深处黑暗的/呜咽的叫声”。行动是重要的，“我一直在采取行动以对抗恐惧。我通宵达旦一直坐着写作”。虽然极其疲乏而艰难，但是里尔克和马尔特都在等待，“他还必须能够忘却，必须有巨大的耐心去等待，等待那些回忆再度光临。因为那些还只不过是回忆中的事物。只有当它们转化成了我们体内的血液，转化成了眼神和姿态，难以名状，而又跟我们自身融合为一、再也难分彼此——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只有在这种极其珍贵的时刻，一首诗的第一个句子才会从其中生发出来，成为真正的诗句。”这个蕴涵着普遍经验的好诗，或者用莎乐美的话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天使”，是“沿着作品的角度”而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的整体性认知。

然而，问题有其复杂性。在《马尔特手记》中，有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片断，是马尔特在回忆童年化装游戏时体验到的“隐匿”错觉。当童年时代的“我”发现了家族中的古老珍藏、一批祖先遗留下来的各种服装时，“我”兴奋极了。“我”时而抓起这件衣服，时而抓起那件，快速穿上一件可能合身的衣服。“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无限可能性，“我”醉心于不断更新服装，不断呈现不同形象，“我”的变形越多，越是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从不怀疑自己复员的本领，也根本不害怕诱惑的存在。但是，有一天，在再次发现的新服装里，一些宽大的斗篷、柔软、光滑、飘拂的外套和面纱，让“我第一次领悟到了真正的自由和无穷无尽、变化多样的可能性”——“我”可以化身为所有一切人！在这一次充满危险性与诱惑性的游戏中，“我”终于体会到了“隐身”或者说“隐匿”的恐惧，“我”无法从“化身”中脱身而出！“我”害怕极了，开始挣脱、哭泣、叫喊、求救，直到不省人事。

这是一次可怕的经验，“我”第一次对“我”的隐匿产生恐惧。“我”到底是什么，如果凭借想象与重构可以建立自我，那么在多重形象与多重经验之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自我与自我被剥离了，一种建基上想象之上的自我，一种籍由镜中像而被体验到的自我，马尔特被童年时代的经验深深震慑。回忆与想象构成一个游动悬崖——一副通向自知的地图是不可少，但是它和不可欲的隐匿世界一样是不可欲的。在经历漫长的行走与寻找之后，“他觉得唯有上帝具有爱他的能力。然而，上帝还不愿意爱他。”

——人还没有找到回去的路。

 

一男一女，他们是朋友，他们是哲学系的教授，他们在男教授家的客厅里高谈阔论，也许还谈到了柏拉图。在谈柏拉图的时候，男教授两岁的儿子嚷着要拉屎，快去卫生间，孩子不同意，孩子的意思是就地解决。于是大人们坐在沙发上，小孩坐在痰盂上，做着他们各自认为必须做的事情。男教授觉得很尴尬，很抱歉，我的女朋友这位女教授，一位十岁男孩的母亲，却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往往就是这样，在没有多大关系的混乱之中，她的孩子已经十岁了。在她给面前的小孩子提裤子的那一刻，闪过一些画面，她曾被儿子的老师训斥，你怎么当妈的，你的儿子总是脏得要命，他脏吗？可我认为他挺好的。事情有那么严重吗？脏小孩、柏拉图、大便、嫁人、收拾垃圾、形而上学、婚外恋等等，“可我认为他挺好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当代职业女性，她们个个贯盔带甲，迎战四面八方的侵袭，她们以为自己会死在办公室，死在回家的地铁上，死在厨房的油烟里，死于辛苦、死于紧张，死于一次致命的嫉妒，死于对情感的精微丈量。但她们都活过来了，孩子大了，自己老了，丈夫变得温顺了，她也该好好地恋爱了。在没有时间规划的时间卡位里，女人们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一天又一天，但有一点是明晰的，一定得有个丈夫，像有一扇门挡在我和世界之间。基于对安全的想象，丈夫的称谓是对门的符号性征用，尽管这扇门会变形、漏风、材质低劣，关不拢合不稳，摇摇晃晃、吱吱嘎嘎，会将寒冷从人性的缝隙中引入，但没多大关系。在这一点上，女人们都是几何学家，她们对空间有着直觉性的敏感，热爱平衡、对称、相互性和可逆性，热爱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亏欠会让她们发疯，在家庭空间之内发疯，一株植物的疯狂，不动声色，紧紧地拽住向上生长的本能。生育冲动来自对辅助线的渴求，没有辅助线的空间充满疑惑，孩子降临了，男人们来来去去，孩子才是她们的魂儿，这是悲剧性的移情，但她们终于获得了坚韧和笃定。

毁灭的反转片就是现世的存活，毁灭与存活互为镜像，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毁灭是崇高的悲剧，存活是平庸的惯性使然。但现代小说恰恰是平庸的产物，是使人活下去的策略与技术的叙事，和动不动讴歌死亡的古典主义不同的是，活着的事实让现代人惊恐不安，去死让古代人感到崇高宁静。处心积虑地活下去，也就是说世界进入现代以后，现代世纪是属于女人的，琐碎、混乱、绵长、无中心、盲动、比谁活得更久，“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小说还是一张编织物，这是女人的拿手活儿，从笔到电脑键盘，书写又回到了双手编织的姿势之中，每个聪明的女人都能编织，都能写，今天的女人个个都是小说家。那些生活纤维与神经纤维交织的文字布匹，有什么用处呢？做抹布、搽鞋，当孩子的尿片，流泪时候的手帕，女作家黄佟佟说她写，正是为了清除垃圾和渣滓。

黄佟佟的长篇小说《女人是比男人更高级的动物》是有关坚持的故事。一对夫妻青梅竹马，男人喜欢上别人，离开了，后来又回来了。期间，女人怀着他的孩子，女人照样离婚；男人以为找到了新爱情，男人照样一无所获。男人都像战斗机，生活稀里哗啦，废墟辈出，制造世界的废墟是他们的本能。而从荒石头缝里开出小花来是女人的本能，谁说女人是非理性，她们理性到极致的表现就是生个孩子出来，制造伦理、义务、道德、责任、良心，男人不是坏人，不是流氓，不是禽兽，不是比谁更低级。高级动物的意思是向世界出示了高级，她们浑然不觉。但她们往往被误读为感情用事、感性、任性、不可理喻。她们自私——这是现代人最可贵的属性，因为她们只爱自己生出来的孩子，这爱像电钻一样，一个单一的着力点，就足以让她们获得全世界。

生育不再是冲动，生育是活下去的活的策略，这一点从古至今没有变过。必须从自己的体内生产出什么，女人才是完整的，无数的职业女性对此深信不疑。孩子成了关照自我的界面，因为是母亲了，才发现了自己的毅力、耐心、勇气和打不跨的硬汉人格。正如海明威必须去和鲨鱼战斗一样，如果海明威能生孩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男人们也在找界面，比如越野、登山、足球、拳击、发动战争、征服全世界。从逻辑上讲，如果男人也能够专注于生育事件，那世界就会太平许多。所以黄佟佟笔下的女主人公总是安之若素，那些男男女女总是认认真真地爱，安安静静地离开，一些日常的小烦恼、小浪漫、小误会、小小的放纵、小小的绝望，但慌腔走板的总是男人，这就好玩了。

在中国人的生活脉络里，都市生活的底色并不都市，真正的移民城市不具备成熟的规模。新一代的知识移民和故土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佟佟小说的人物夹杂着广州话、普通话和湖南话，会把父母从老家接来住，还有故交、同学、老乡的社会关联，嫁人并不意味着嫁给某一个人，你可能是嫁给这个人背后的一堆人，其中的烦恼心乱，当然也有便利实惠都汇在一起。生活格局及其成本支出还在亲友关系的网络里，于是一本都市题材的小说，才有了情感逻辑的起点，这个是人们熟悉的也是黄佟佟小说让人感动的原发点。都市丛林的个体荒芜感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者克服，但一切都往往事与愿违。

尝试着与陌生人相爱，这是时髦移民们的难题。在好奇心的驱动下，男人们总是往前闯。在过去，因为妻妾制度的存在，中国男性知识/官僚阶层真是被宠坏了，正房负责家庭秩序、小妾负责风情性爱、女仆负责日常起居，男人们只需考虑个人趣味和风雅之事，他们是书房里的娇嫩花朵，但博大的传统精英文化恰恰是女人们分工后的默默支持才得以延续。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最先慌神的肯定是男人，他们个个都是被吓坏的小孩，无所适从以及不知所措，慌乱地去爱、去尝试、企图恢复女人们可以分工的旧式残梦，他们要成为现代人的转型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在成为个人的路途上，女人们延续了女前辈的才能，解放对于她们来说只是时机问题，因为各种资质都在那里，家庭秩序的管理类似公共事务，性爱素质滋润着私人生活，日常起居的打理是天然的能力，这些密不可宣的文化密码足以诞生真正的现代女性。这个坚韧强大的个体尽管在大部分都市题材的小说中还很难见到，但黄佟佟塑造了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惧怕离婚的女性形象，这个女人就会在尘埃里绽放。有一天她会看到，孩子不是界面，孩子会从她的生活里飞出去，女人又得回到一个真正匍匐在地的问题：你永远得独自一个人面对自己。

（黄佟佟：《女人是比男人更高级的动物》，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4元。）

 

历史卡壳

《万象》，2007年第10期

《一书一叶，莫非前定？》(袁于磐)以瓦尔特·本雅明自杀事件，深入历史的断层空间，“勘测”各种文化预言。1940年，本雅明在西班牙与法国的边境自杀。“本雅明生时的老欧洲文明剧烈动荡，一场场格裂歧(glitch)之后，人们回到启蒙传统的断壁残垣上，可以依旧舞低杨柳歌尽桃花。试问现代性，在我们的前方还有没有坦荡的大路？”

胡适往事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10月21日出版

《还原一个真胡适》由记者李宗陶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写成。黄克武谈到胡适与蒋介石彼此欣赏，蒋介石曾称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胡适的情感生活也是人们感兴趣的，余英时曾考证出胡适一个隐在的女朋友，可观胡适在情感上的犹疑。胡适研究在大陆的持续升温，鲁迅研究在台湾“还是不行”，对照起来很有趣。

乡村衰败

《天涯》，2007年第5期，双月刊

钱理群撰文《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提到乡村的很多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不但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反而成为他们不堪承受的重担。这首先是经济的重负，即所谓‘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无论是对个人发展，还是对国家发展来讲，这些绝非利好消息。但这，无损人们为各种高涨的“虚数”而狂欢庆祝。

少林入世

《新华文摘》，2007年第19期，半月刊

本期《新华文摘》登载《中国人的另一种信仰危机？》(李向平)、《“佛教的发展”和“发展的佛教”》(俞学明)、《少林寺“世俗化”了吗？》(杨凤岗)等文，作者们所关心的是少林文化能不能发展、怎么发展的问题。现在人们已经不关心佛教教义如何“普渡众生”，而是把希望放在效益上的感动苍生。

 

一只灯泡

《收获》，2007年第5期，双月刊

苏童的短篇小说《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构思奇巧：香椿树街家家都有电灯，就刘梅仙家里没有，刘梅仙因为不肯下放去苏北，被区政府“专政”了。刘梅仙一家老小发扬钉子户精神，日夜纠缠，终于在下放苏北前装上了电灯，“那灯光只亮了一夜”，第二天刘梅仙与小儿子就在锣鼓声中下乡了。小说虽奇巧，可惜人物道具就有些想当然。

性情诗文

《大家》，2007年第5期，双月刊

池莉的散文《还魂土》看似散漫，但却有内在的时间感，以及无处不在的生命感。池莉是在世俗生活里倾注了热情的作家，她的作品始终弥漫着人间烟火味道，有时候呛人，有时候又会让人感到一些暖意——过于平易近人，让深沉的评论家们有点不知所措。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是人间烟火，但也许她的生活正远离尘嚣。

童年的岛

《散文海外版》，2007年第5期，双月刊

钟怡雯的散文情趣盎然。《位置》(原载2007年第5期《香港文学》)讲述作者初长成时的趣事。比如作者从小爱爬树，父母挑了中意的未来女婿，“爱爬树的女儿却用一个可笑的借口拒绝了，这两个男人都有惧高症，对高高在上的女人充满无法控制的不安全感”。童年就像一个岛，与世隔绝，但却温馨异常，不容人破坏。好散文，应该远离道理。

爱的歧义

《小说选刊》，2007年第10期

短篇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是邵丽下基层挂职锻炼之后所写的作品：老驴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儿子又考上了高中，老驴与女儿一道，去县政府寻求帮助、理论学费。作者很真诚，有些细节也抓得很好。但问题是，别说一个老农民，就连一个衣着光鲜、穿得跟干部似的人，不经盘问就走进县市政府去面见高层，恐怕也有些离奇。

 

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阿凡提炮制的，“兔子汤的汤”，甚至是“兔子汤的汤的汤……”故事大致是这样的：阿凡提的朋友打了一只兔子，提到阿凡提家，煮兔子汤吃，味道鲜美异常。第二天，一个声称是阿凡提朋友的朋友闻风而来，阿凡提就往头天剩下的兔子汤里冲水再煮，煲“兔子汤的汤”款待。隔日，又有两食客到，阿凡提冲水再煮，制“兔子汤的汤的汤”，仍款待。

还有一说是阿凡提的邻居，提一只兔子给阿凡提，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三次，当阿凡提是长期饭票。这个故事的原意大概是想指阿凡提聪明，让白撞的人知难而退。我无意去考证某人或某兔的身世，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兔子汤算得上美味，但兔子汤的汤，肯定没有兔子汤鲜美，当然不排除有人天生爱喝兑水的肉汤，至于喝了之后会不会闹肚子，另当别论。

吴海云在《大陆翻译危局》(《凤凰周刊》，2007年10月25日出版)一文中写道，“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但地区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固步自封中。”内地的译者，报酬低廉、地位尴尬。出版、阅读诸因素的恶性循环，导致大陆翻译界的水准每况愈下。林少华、董强、钟志清算是大陆译界的佼佼者，但不能改变整个译界的不景气。读者的本土自豪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读了名著译作之后，大呼上当，显摆一张国字脸，放言说某某某也不过如此。味道不好，就怪那只兔子，并假装对那个兑水的人视而不见，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我们不妨诚实一点，摆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谁不知道我们喝兔子汤的汤已经很久了呢？只不过，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试问，水果疏菜等食物都洒上了农药、加入了反腐运动，你吃，还是不吃呢？

文化现状不大如意，老中青超男超女们扭转乾坤，水土不服的知识分子投奔文化古井，顺理成章。当新社会踏着历史的风火轮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忍不住开始怀旧了。怀旧的区别在于，有的人喜“兔子汤”，有的人好“兔子汤的汤”。

陈平原撰文《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读书》2007年第10期)，提及辞书与教科书的知识普及作用。陈平原之长在于，他讲究文章的用料取材，注重原汁原味，且能从中发现重要的问题，论述严密，并自成体系。该文提到，严复、黄人、蔡元培等人对辞书的编篡与刊行十分重视，辞书对改变时代风气大有帮助，这一思路，对今天的读书人仍然有相当的启发。当然，如果辞书被意识形态强力介入，也算不得纯正的“兔子汤”，众多的教科书想必也让不少人食之无味、弃而不能，蛊道之途，漫漫长。

杨扬的《起步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10月《读书》)，也值得一品。该文个人口味较重，但其谈论对象——民营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何以被我们的评说体系冷落了那么久？《凤凰周刊》(10月25日)登载《遥远的西南联大》一文，记录大陆学界寻找逝去传统的努力。商务印书馆、西南联大，为中国近代化刻下过重要的精神烙印。

那些珍贵的历史原点，却因为今人好喝“兔子汤的汤”的恶习而渐行渐远，今人即便偶尔想起，也只将其奉为精神幻象，以宽慰现实之哀怨。亦有更为不堪的，有人堂而皇之将古人的材料东拼西凑，左粘左贴，制造成果的速度、兑水注水的热情令人咋舌。

我有时候想，越往后，大家会不会都以为“兔子汤的汤的汤”才是“兔子汤”，于丹就是孔子庄子转世，易中天就是关公刘备显灵，打了蜡的米才是靓的米，注了水的肉才是好的肉，赚了银两的少林才是真的少林呢？扯远了，我的意思是，在打捞传统碎片、接受异域文化的时候，为了身心健康着想，还是少喝隔夜“兔子汤的汤”为妙。

不过，倒不必过于悲观。A君去信冯象先生，大致是对大陆学界及大学不太满意，并对上帝“性别暗示”、译经可否是“教会的专利”等问题存疑。冯象撰文《上帝什么性别》以供“A君惠览”，该文刊《书城》2007年第10期。冯象在文中以传统解释作答“上帝的性别”，并以版本源流、善本校戡为译本做注正名，最后以历史教训说明译经并非“教会的专利”，其所引所述皆有据可查，绝非意气反驳。1949年以后，中文译经的班子从上海等地退居香江，冯象先生对香港寄予厚望，希望东方之珠可以成为“中国学术的重镇之一”，“决不能因为内地一些大学和学界现时的腐败，就掉以轻心，失去这历史的机遇”。

就像某位睿智的先生对我说过的，再怎么糟的时代，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深以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凶险，但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余地，世俗的善与恶是合一的。最起码，你可以选择喝“兔子汤的汤”，同样也有机会喝“兔子汤”，谁也不具备绝对的能量搬走所有人的汤煲。

 

10月，我读到了胡鞍钢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如此宏大的标题，显然试图总结历史，可是我看到胡鞍钢却想将纷繁的历史整合在一种醒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而他的同僚，“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所著《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则是用了煌煌巨著来演绎政府之力。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

据胡鞍钢介绍，王绍光和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二人开始合作，并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我们看到，1993年11月，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想，并不断演进，可能相关构想中就有他们的学术贡献在里面。

胡鞍钢为王的著作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高调称赞王绍光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从研究路径上来看，他是问题导向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他是实用主义的；从研究问题上来看，他是在研究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胡鞍钢认为王有扎实的西方理论背景，但没有囿于西方理论的条条框框；植根于深刻的中国现实问题，但没有困惑于中国现实的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中国研究学者，不应该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拿着西方的理论标尺来量中国的现实身材，而应当大力推崇“实践主义”，用中国的事实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并创新中国的理论，展现出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

胡鞍钢还批评了许多人把王绍光称为“新左派”的现象，认为这有些牵强附会，胡称王为“实事求是派”，王所讨论的理论不是十分抽象的不着边际的理论，而是紧密联系中国实践的理论；他不迷信所谓“理论教条”，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包括理论分析，也包括实证分析，因而他所提出的见解就具有解释力，也具有预测力。

又要回到起点来思考问题了，这就是著名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大政府、小市场，眼下的情势似乎倾向于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的教授们大概就是在按照这样的思路影响着高层。

但吴敬琏先生较早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家能力的提升而有所减弱，相反，设租和寻租活动、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等社会病害问题愈演愈烈。吴先生为此推出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痛陈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并呼吁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更多的人可能会被胡鞍钢和王绍光呼唤的“国家能力”所俘获，但我却更愿意沿着吴敬琏先生的思路往前走。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发展，究竟是国家能力提高所致，还是国家释放了一部分权力，导致民众终于有了经营市场的能力，再反过来推动了国家能力的提高？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吗？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原因吗？现实的情况是，30年来，国家能力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很多奇怪的现象却层出不穷。比如有人在财富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某些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市场经济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个“钟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之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我相信此时此刻有一些人更加看重自身的权力，而不指望那些豪迈的同情。国家能力和个人幸福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随着思考的深入，人们的眼光必然要越过国家，越过党派，停留在权力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阿马迪亚·森、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力，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等。

 

 

在这份阅读报告里，为了避免信息重复，我很少介绍再版书籍。但是，一代新人在成长，秋天给大一学生上课，居然有很多出生于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想想不可思议，掐指一算，他们确实到了入学年龄，真是恍如隔世。有些书是时代读物，事过境迁会自然风化。比如马斯洛的“五种需求层次理论”曾经风靡一时，现在看来泯然众人。但有些书，虽然无需日日讲、月月讲，却需要年年讲。正如王怡先生在推荐再版《哈耶克文选》时所说：“这样的书值得一版再版，因为一转眼孩子们又戴上了红领巾。有些书的再版速度如果低于教科书，社会的根基就开始摇晃。”

勒庞的《乌合之众》曾于2000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者冯克利先生在序里透露，刘小枫先生发现这本书1927年就曾由商务印书馆推出，题为《群众心理》，译者为吴旭初。这个版本信息未必完整，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社会学分馆的馆藏书目信息，吴旭初和杜师业的译本早在1925年就由商务印书馆推出，而且标明是重译。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信息里，1920年商务印书馆曾推出此书，译者也是这两位。关于勒庞在中国的版本信息，《革命心理学》的附录“勒庞著作一览表”有较为详尽的整理，其中也有一些出入，具体情况我将另外撰文，不在这里用“饾饤之学”倒诸位的胃口了。

当时把勒庞翻译成黎朋、勒朋、赖朋等等，黎朋在民国前后比勒庞在今天更受重视。根据海外学者唐小兵的研究，他曾经对梁启超、梁漱溟、胡汉民产生过影响。在1918年的《随感录三十八》里，鲁迅也曾引用过他的观点。佟德志发现，张东荪把勒庞的著作视为“枕中秘本”，这真是一句绝妙广告辞，如果把它印在护封上，说不定印数会暴涨不少。但诱拐而来的读者未必是理想的读者，比如《乌合之众》揭示领袖打算用观念和信念影响群体头脑时常用的三板斧：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既可以用来破除领袖们的“花招”，也可能被领袖们活学活用。墨索里尼成为勒庞的忠实读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群众心理学的层面，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对《乌合之众》进行了一定的校正，两本书可以打包阅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枕中秘本”。《书时光》记载了张宗子和他的“枕中秘本”的亲密时光，这些“枕中秘本”包括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红楼梦》。它们都不是什么海内孤本，但是张宗子读出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我对张宗子的第一印象，是他在《万象》上关于《西游记》的文章。他在后记中提到，自己抄过这本书，描摹过它的连环画，整理背诵过其中的诗词，还爱屋及乌地搜罗过各种续书和新编故事。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对象是《水浒传》，即使在今天，我对其中不加节制的暴力已经深恶痛绝，但每次看到那些熟悉的姓氏还是心潮澎湃。可是，马幼垣的《水浒论衡》、《水浒二论》出版之后，我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拿下。他那本《水浒人物之最》几乎没有任何创见，只是用“之最”为噱头。虽然我也知道学术著作和随笔是两码事，可依然不愿在短时间内再度与这位先生重逢。正如看过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我就对这位英国的张炜失去了兴趣，虽然他的《恐惧的政治》选题似乎很有意思，我却打不起精神。我承认自己固执己见，同时又会自我安慰，一个人永远持中稳重，活得也太累了。在余秋雨之后，再写散文是可耻的，尤其是文化大散文或者历史大散文。所以，我更愿意把张宗子的文字称作随笔，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提到列斯科夫，很多朋友会有些茫然，如果说他的作品是本雅明的“枕边秘本”，诸位可能会兴趣盎然，本雅明的名篇《讲故事的人》就是阅读列斯科夫有感而发的产物。列斯科夫早已进入中国，远的不说，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曾推出《M县的麦克白夫人》，现在又有了《奇人录》。两本分别收入了7篇小说，互有交叉。但是前者在内容介绍中仅是漫不经心地称之为现实主义小说，后者则称他和果戈理一起开创了现代俄语小说伟大的“讲述体”形式；前者仅提及他影响了契诃夫、高尔基，后者则强调他受到本雅明的盛赞。从装帧来看，《M县的麦克白夫人》更像译林出版社而非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风格，用了一张类似剧照的图片作为封面，而《奇人录》的装帧删繁就简，显得非常19世纪。同一个作者的作品，仿佛两种不同风格，读者“买椟还珠”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三联书店大举推出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的系列之后，他的夫人田晓菲也陆续出版了几种著作，不过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每本书都会换家出版社，2007年8月中华书局推出她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只对作品内容或者作家生平感兴趣，这本书更为关注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里曾经畅想过自己的文学史观，可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实现这个美丽蓝图的除了他本人，恐怕就只有田晓菲了。这本《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充分注意到宇文所安所说，把一部作品放到“话语体系”里，“这个系统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阅读、倾听、写作、再生产、改变以及传播文本的团体。”这不仅需要学术基本功，更需要想象力，而后者是大陆学者最为匮乏的。蒋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斯蒂芬·欧文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放大为：在斯蒂芬·欧文之后，如何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借用一句套话，限于篇幅和时间，有一些书这次不能详谈，只能一笔带过，留待下回分解。它们是赫拉巴尔《河畔小城》、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阿克顿《近代史讲稿》(朱爱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