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脑筋急转弯，但你要以比较出位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它，我也并不反对。
如果我请你尽情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让你思考回锅肉与钢铁之间有什么关系，你也许把头皮抠破，都想不出来吧。那好，我来告诉你，答案在1958年10月2日的《四川日报》，是可爱的泸州叙永人民发明的，叫做《用“炒回锅肉”办法炼铁》。你别一头雾水，人家就知道你雾水多，于是给你准备了个副标题：“叙永人民找到多快好省炼铁决窍”。怎么样？这答案比倪海曙先生的方言怪诗《杂格咙咚》都还好玩吧。乖乖龙的咚，家猪插野葱。
有一篇文章用了如下五个小标题：“转世、惊蛰、冲折、驰鹜、游梦”，让你猜猜它的它的体裁和内容。快嘴立马说，这有何难？是汤临川的《牡丹亭》嘛，前两年白先勇还改编成昆曲火了一把。恭喜你——答错了！这些令人怀想万端的小标题，可谓善置悬念，但并不是说部的专利，而是开启长篇美食文章《辣椒的登场和扩张》各节的特制钥匙。这篇无征不信，有趣好玩的妙文，依旧是我们四川人的手笔，而这四川人便是用个低调的网名，行走于各大论坛的愚人兄。
看来四川人的想像力普遍不坏。将钢铁当作回锅肉来炒，是有点离谱，但那是个靠谱的时代么？不过，在社会事务中太过大胆，人物俱玩，结果总是坏菜。用炒回锅肉的办法炼铁的时候，你能吃到厚皮菜做的素回锅肉，就算你的福气了。尽管如此，但你千万别因此对想像力本身心怀偏见，用足了想像力的四川人所写的诗文，还是颇可一观的，如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李劼人等，都是难得的文字高手。巧手写得上佳文字，当然傲人，但遇着苏东坡、李劼人这样的高手，你得有自愧弗如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们不仅能说善写，会品菜，可号老饕餮，且是烹饪能手。惟一遗憾的是，冠以东坡名号的菜肴，哪怕真是东坡所为，可能与川人引以为豪的四川菜根本就没有关系。不特此也，作为如今大红大紫的八大菜系之首的川菜，其历史并不是想像的那般源远流长，也就一世纪又半而已。那种动辄想以古之蜀人“尚辛香，好滋味”来证明如今川菜里的麻辣，真是其来有自的妄念，最好自行收拾起来。因为如此偷工减料的、“原教旨川菜主义”的爱蜀方式，在今天要遭遇空前的挑战。而这挑战便是来自深谙蜀人饮食史的愚人。
在愚人眼中，那些游谈无根的东西，尽管是有些人上了瘾的风景，但却是专门拿来煞一煞的。比如有人说辣椒完全是从墨西哥输入中土的，愚人却本着胡适先生做学问的教导，于不疑处有疑。他在沈从文先生极钦仰的一位湘西军人陈渠珍的《艽野尘梦》一书里，看到陈渠珍的部属曾在易贡藏布河发现野生辣椒的记载，便生出他那缘于科学精神的疑问来，以给辣椒全是泊来品论者提个醒。愚人兄别居异邦，谋生于高科技领域，学理工而通文史，究泰西而不废国学，因此他写下的《川菜：祖国山河一片红》的独特性，是毋容置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之前谈蜀人饮食的书籍，无论是史笔大才如李劼人先生，见多识广如车辐老，还是如今时有妙语的石光华，均多感性之作，少实证之章，更乏将古典川菜与现代川菜熔铸一炉，来进行深度历史文化及科学考察的佳构。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耳食之言，就更无法与之比肩了。
川菜这样势头凶猛的菜系，冠绝当下，其历史和现状，却一直缺乏相应的深度研究及有趣的描摹，那么《川菜：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出版，既是我们饕餮者的幸运，也是川菜研究的新起点。愚人兄研习科学的暇余，写出这样无征不信而又有趣好玩的饮食著作，真让我想起海宁王静安先生《浣溪纱》中的两句词来：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饮食虽系小道，然人生之至乐隐身其间。假以时日，愚人兄若能翻阅吾蜀更多的地方志，历代蜀人与饮食相关的著述文献，复以他愈积愈厚的中馈实践经验，成一部《蜀人饮食史》，则吾等欢忭何似，是所盼焉。
2006年4月29至30日凌晨三时于成都反动居
《川菜：祖国山河一片红》（暂名），愚人著，即将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左派”和“右派”的源头
“左派”和“右派”的称呼由来已久了，《辞海》对其起源的描述是“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年5月，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与僧侣坐在右边，第三等级坐在左边。其后，国民会议召开时，主张民主、自由的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边，无形中形成左右两派。19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座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坐。后左派、右派即逐渐成为政党派别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代名词”。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从这一含义中引申为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
看起来似乎是法国大革命先驱们随意而坐的屁股，给世界带来了两个势不两立争吵不休的新名词——左派、右派。但据我仔细考证，远没有那么简单，革命先驱们的屁股，并不是随意而坐的。在民主政治初期的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聚集着廉价住宅区和廉价咖啡馆，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区；而塞纳河右岸则是巴黎的高尚住宅区，聚集着达官贵人，高级政治沙龙里充斥着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派。从地理位置也可看出“左”、“右”两大阵营之分。
再追溯远一点，古罗马巫师在占卜时，手举一个方形木框面对天空，若鸟从右侧飞入木框视野，示吉；若鸟从左侧飞入木框视野，示凶。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是右手拿着象征权力的“闪电权杖”。命运女神克罗托，也是用右手拿着决定人生命的“脆弱之线”。基督徒祝福和划十字，都是用右手来作，人们总是右手向上指向天堂，指向永生，而左手向下，指向受诅咒的地狱。《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记载了“万民受审”之事，神同众天使降临人间，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聚集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神让善人站在右边，进入天堂，获得永生；而让恶人站在左边，打入地狱，饱受煎熬。在大多数英语系国家的传统婚礼上，新娘总是站在新郎的左边，表明女性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这不禁使人们想起《圣经》里古老的传说，夏娃，是抽出亚当左侧的一根肋骨创造出来的。再考察一下字源，英文“右”单词为“right”，另有“正确”的意思，而表示“左”的单词除了“left”外还有另一个单词“sinister”，却含有“笨拙、邪恶”之意。
“右尊左卑”，才是产生“左派”和“右派”不同含义的直接源头，不单英语系国家和基督教国家是这样，伊斯兰教等国家也是如此，《古兰经》中，安拉没有左手而有两只右手！而且同样也有被奖励的善人站在神右边，而被处罚的恶人站在神左边的记载。
毕竟“左派”和“右派”的称呼已经中国化了，所以还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关于“左派”和“右派”的不同含义。汉字是人类所有伟大文明中仍流传下来并还在使用的唯一古文字，甲骨文的“左”字上为“x”形下为“工”形，“右”字上为“x”形下为“口”形，“x”形在甲骨文中指代“手”，而纺织用的缠线工具和工匠用来度量的尺子在甲骨文中都是“工”形，“口”形则指代食器。看来我们古人对于“左”、“右”分得非常鲜明，“左派”属于干活的“贱人”，而“右派”属于享受的“贵人”。“左”、“右”各加个单人旁变成“佐”、“佑”，“佐”是辅佐，“佑”是保佑，保佑者比辅佐者尊贵，也是不言自明的。
《礼记·王制》记载：“殷人学国老于右学，学庶老于左学”，郑玄注曰：“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逸周书·武顺》称“天道尚左”，周朝的开国大典上尚父姜子牙就是站在武王右边，而周公等王子则站在武王左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以绛侯（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陈）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秦朝的官制也是“右庶长”高于“左庶长”，“右更”高于“左更”。“闾左”指穷巷贫民，而“右族”指世家大族；贬官称为“左迁”，而居高位称为“右职”；“旁门左道”，“无出其右”，成语中的“左”为贬义而“右”为褒义也无需多解释了。
对于中国古代是“右尊左卑”也有不同的声音，例如中央台的“百家论坛”的某教授就声称中国古代是“尊左”的，网上也有大量认为中国传统是“尊左”的所谓“证据”，我挑几条典型的来批驳一下。
一：中国有“男左女右，男尊女卑”的传统，而且这传统来自于《易经》的“男为阳，女为阴；阳为左，阴为右”。
驳：持这种看法的人根本不懂《易经》，《易经》讲究的是“阴阳调和”而带来的和谐，所以才有“天地交泰”的说法。《易经》里的“否”卦是乾（天）上坤（地）下，按理说这是自然界的常态，应该是吉兆，但《易经》却认为是“大凶”；而乾（天）下坤（地）上的“泰”卦，明显违反常理，但《易经》却认为是“大吉”；这正是《易经》“阴阳调和”理论的精华所在，简而言之，《易经》认为统治者（天）高高在上，而小民（地）匍匐于下，这样的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而小民成为主人（上），统治者成为“公仆”（下），这样的国家才能长盛不衰。仔细体味《易经》“天地交泰”的妙理，也就会明白《易经》为何说“男为阳，女为阴；阳为左，阴为右”了，它并非是“尊左”，而是为了“阴阳调和”。（关于这可详见我的另一个帖子）
二：《老子》中就有《贵左》章，其文曰：“君子居则贵左”，“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可见是“尊左”的。
驳：持这种看法的人根本不懂《老子》，《老子》第31章被后人加了个小标题为《贵左》，加这小标题的人和白痴有得一拼。“君子居则贵左”的下文是“用兵则贵右”，闲居是小事，所以“贵左”，而“用兵”是大事，所以“贵右”，“左”、“右”谁更尊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同样，“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的下文是“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吉事”容易办，所以“尚左”，“凶事”难办，所以“尚右”，“上将军”的地位比“偏将军”高，这就不用解释了吧。能从《老子》这些文字中看出“尊左”，我实在无话可说，只有晕倒一条路了。
三：《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既然是“虚左”，可见左为尊。
驳：持这种看法的人拜托多了解一些古代常识，驾驭马车的“御者”要挥舞鞭子，而挥舞鞭子常用右手，挥舞的鞭子会妨碍右座者的视线，一不小心还会给右座者来一下，所以在马车上的确是左座为尊。但这只是特例，不是通例。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该明白，古今中外，“右尊左卑”都是通例（中国在唐宋时有些变化，但无关宏旨），所以法国大革命先驱们的屁股并不是随意而坐，而是有深刻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样，当年汉太尉周勃冲着士兵们高呼“支持刘氏的卷起袖子举起左手”（“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周勃的手，也不是随意而举的。因为“右尊左卑”是“左派”和“右派”分野的根源，所以“左派”常指未得利益者而“右派”常指既得利益者，所以“左派”常要求改变现状而“右派”
常要求维持现状，所以“左派”常代表底层贫民利益而“右派”常代表上层贵族利益，所以“左派”常激进而“右派”常保守，所以“左派”常年轻而“右派”常年老，所以我们只听过“左倾冒险主义”而未听过“右倾冒险主义”，只听过“右倾投降主义”而未听过“左倾投降主义”……
古今中外都是“右尊左卑”，是因为偶然吗？我看不是偶然，而是来自于人类的一个普遍的共同生理特征：右手强势。正是因为右手强势，所以右手更显得重要，帝王们象征权力的斧钺权杖之类也都由右手掌握，所以人类的习惯大都为“重右轻左”，这才是“右尊左卑”的最根本源头，也是“左派”和“右派”含义分野的最根本源头。
当然，“右尊左卑”也是相对的，例如周勃“为刘氏左袒”时，“刘氏”和“吕氏”都是贵族，只不过当时掌权的是“吕氏”，所以“吕氏”更“尊”，所以周勃“为刘氏”必须“左袒”。同时，“左派”和“右派”中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常可以角色互换的，例如阿Q，当他要求革命时，他是当然的“左派”，如果他革命成功，掌权获利后，他又会变为坚定的“右派”。例如国民党，当其高举“三民主义”北伐时，他是革命的“左派”政党，当打下天下后，他又成了保守的“右派”政党。这类例子，实在举不胜举。
最后，出五个问题给大家：
1.总评老毛一生对中国的影响，过失大于功绩，你同意吗？
2.布什铲除萨达姆政权，总体而言对世界有益，你同意吗？
3.如果台湾民众3分之2以上支持独立，那就不该武力攻打台湾，你同意吗？
4.与其掩耳盗铃，不如象西方那样让色情业合法化，你同意吗？
5.机动车正常行驶，而行人违反交通规则，所以撞了白撞，你同意吗？
一般而言，回答“是”越多，越偏“右”，反之则偏“左”，大家不妨测试一下自己的大致派性，：）
诗歌的遭遇
长久以来文学享有美好的名誉，同时人们也把光荣与梦想给予于她。作家们是令人羡慕和尊敬的。好象一进入９０年代，一切都变了，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叹文学的失落，不仅是作家们，那些仅仅是靠文学吃饭的人也一样。９０年代的摇滚歌手们唱“姐姐，我想回家”，“妈妈，我恶心”，９０年代的文学家却说，“我们被抛弃了，”“文学堕落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集体撒娇，无论是他们是不是真的伤感，无论他们是不是真的被抛弃，反正他们在说着丧气的话，好象这个时代敏感的人一个个在一夜之间就感染上了怨妇情结。特别是诗人，他们成了边缘的边缘，90年代火了写散文，写小说的，就剩下写诗的没饭吃了，诗人们改行的改行，下海的下海，堕落的堕落，自杀的自杀。
然而诗人们真的有那么凄惨吗？
我想相对于诗歌，诗人们的遭遇还是好了些。还有比这个时代更不堪的诗歌吗？谁还在郎诵这个时代的诗歌？谁在读这个时代的诗人写的诗？如果诗人成了这个时代最孤芳自赏的人群，那么诗歌则成了实实在在的没娘管的孩子。如果我们说是时代抛弃了诗人，那么也同样可以说是时代抛弃了诗歌吗？
诗人必须对诗歌的落寞负责，现在到了停止撒娇的时候了。
实际上，海子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诗歌界听到一个响亮的名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响亮的诗人的名字，除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说出李白，杜甫，郭沫若这样把那些时代震的发响的名字，即便在最悲惨的文革时期，我们的诗人也没有让他们的名字这么软弱无力，反而是像食指，多多，芒可，根子这样的名字增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含量。
看看现在，我们的诗人都干了些什么？！
曹文轩教授在他的一本书里曾经不无遗憾的写道：“崔健的唱词，无疑是当代最精彩的诗。…然而崔健却仅仅被我们固定在一个摇滚歌手的位置上，从没有人将他看成是中国当代一个最杰出的诗人。日后的文学史写作者，恐怕当对他高看一眼。”我不知道我们的诗人看了之后有何感想，我觉得应该为他们感到羞耻。当我们要在那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诗人们那里寻找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时，我们感到了只是凄凄惨惨凄凄，而当我们为此失望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那个抱着破吉他，穿着旧军装的摇滚歌手。崔健的确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他的响亮并不属于诗歌，作为诗人的崔健依然是默默无闻的，尽管曹文轩教授给了他以极高的评价：“他应是我们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诗人。此人思想深邃，感觉十分新颖、大气。他的那些极有个人风格的唱词，具有不同寻常的囊括能力…。”
最让我们感到悲哀的是人们不仅发现了崔健，在这个最响亮的名字的后面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张楚，郑钧，许巍，朴树，窦唯…，有人说张楚的歌词写得比先锋还先锋。是的，他的那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是我们的先锋诗人们永远也弄不出来的。他们能弄出一大堆的外国作家和地理的名字，他们似乎把一种叫做“在路上”的文学梦幻变成了现实。许巍唱“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的时候，郑钧在唱“我的爱赤裸裸”的时候，窦唯唱出“我无地自容”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又写了什么？他们早就学会窝里反了。
一个是叫做“知识分子诗歌”的阵营，与他们相对的则是那些生存于地下的民间诗人。“知识分子”自以为是主流的象征，他们把各种有关诗歌的名利揽入怀中。他们以为自己是用地道的现代汉语写诗，以为打出了知识分子的招牌便拥有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立场，实际上他们觊觎的只是哪个诗歌奖和哪个诗歌节，以为拥有了这些便拥有了诗歌的荣誉。他们梦想着成为诗人中的中产阶级，他们幻想着以高雅的名义享受着中产阶级的所有虚荣和情调。相对而言，民间诗人们似乎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民间作为一种即定的立场，不仅是生存意义上，也是诗歌意义上的。于坚曾坚定的说，诗歌是属于民间的。伊沙是一个愤怒的诗人，他有一首著名的诗就叫《饿死诗人》，我认为这首诗并不象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写诗人在时代中生存困境，写诗人遭受社会冷遇的愤激之情。（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不会为此愤怒的，只有那些浮躁的，把诗歌当成身外之物，而不是把时代的欲望当成身外之物的人才会愤激，那只是一群对诗歌别有用心的文字制造者，他们是真正的诗歌的敌人。）这首诗的愤怒指向那些对诗歌别有用心的人。在这里，作者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一种诗歌的立场。伊沙一向使用口语写诗，在我看来，直接的说伊沙就是把愤怒对准了那些知识分子们。
是的，既然你们不能给我们留下多少属于诗歌的东西，那干脆不如“饿死”你们。当然这里的死是停止书写，不是停止生命。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凌虚高蹈让人厌烦，民间诗人们其实也没能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特别是２０００年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那场争论，双方拿出各不相干的理论各说其事，似乎最后变成了一场闹剧。而“下半身”诗歌算是民间诗人们打的最漂亮的一仗。这场运动在身体写作盛行的时候出现，实在生逢其时，下半身也被当作身体写作的在诗歌上的发展从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得到主流批评家的关注无论如何都是他们的一种收获。从此，越来越多的诗人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学论坛和文学杂志的文章里，民间的立场终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像他们的宣言那样，“好日子来了”。遗憾的是他们还远没有被认可，道德批评家们给他们的是当头一棒，即便是那些宽容的批评者也不得不对他们在策略上的冒进，实验上的过激提出批评。下半身一不小心走得太远，“诗到下半身为止”的理论设想，忽略了诗歌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特别是与热闹的身体写作联系起来，显得尤其尴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次有意思的诗歌运动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有意义的诗歌文本，这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
我想我是过于悲观了，可是我们的诗人给我多少让我乐观的资本呢？这样想来，就更让人失望。忽然想起了一个摇滚歌手的一句歌词，“好了，好了，我接受，全部的失败。”此时此刻，我想我们也不得不接受当代诗歌的失败了。那个曾经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精神力量的诗歌此刻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里了。
为什么当代诗歌不能给我们贡献一个响亮的名字？或许我们有一个于坚，是的，那个窝在云南边地的于坚，此刻他是正严肃的做着有关诗歌的思考还是站在城市的大街上看着人群来来往往？
“诗人呀，你为什么不愤怒？”愤怒的张炜实在找错了对象。这个一直“走在与技术相反的路上”的古典主义者，他也把诗歌的寂寞的归于这个应该“愤怒”的时代。可是时代真的应该为时代负这么大的责任吗？我们的诗人对诗歌又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呢？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里，失落的是诗歌，而不是怨妇一样的诗人。真正愤怒的也应该是诗歌，诗人们至少还收获了一些哪怕很可怜的名利。可惜我们的诗歌，我们只能从那些披头散发、神经质一样的摇滚歌手那里为她找回一丝尊严，谁为她愤怒，为她哭泣呢？
我们的诗人哪里去了？
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怪罪于时代的精神质量，难道我们每一个个体就没有责任为时代的精神质量贡献点什么吗？《红楼梦》出现的有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鲁迅的那个时代精神质量又如何呢？但是他们出现了，而且相当程度地增加了这个时代的高度。所以，个体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时代的馈赠上，更重要的是否我们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丰富这个时代上了，我们为这个时代做了什么。时代精神的贫乏不能成为我们贫乏的借口。
我们的诗人必须为诗歌的贫乏支付罚单。是他们真正糟蹋了诗歌。是他们是那些在发声学意义上具有优美、清脆效果的词汇――伟大、光荣、理想、崇高、飞扬——离开了诗歌。
半身不遂的下流叙事干将:尹丽川
【总结呈辞】
中国文化革命征途中史无前例的“下半身”运动，是2000年由一小撮文人兴风作浪制造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长得比较标致的女性主将：尹丽川。作为“下半身”诗歌团体创始人之一的尹丽川，其胆识和胸襟使其成为新世纪文坛上巾帼英雄式的重要人物。这并不是说尹丽川的文章及诗歌如何的好，而是因为她是“下半身”思想的开创人之一，作为一个女人，在中国这个还较为保守正统的文化土壤中举起“下半身”这个大旗，仅此一举就足以扬名立万。“下半身”运动对中国当前文坛影响巨大，其文化思想在指引新文坛文学作品的色情化道路上了一个新台阶。下半身思潮在文化界已经根深蒂固，下半身创作意识更渗入女性文学者的大脑。以“下半身”运动的影响来看，下半身运动的开门女将尹丽川独占新女性作家难以超越的“思想桂冠”。
与名气成反比，尹丽川的文章一马平川，生涩地以愤世嫉俗的诳语来增添文章的可读性，《再无耻一点》之类的文章写些诸如“我”十三岁被一个男生“吻过之后，我怀揣着这个天大的秘密回了家，若无其事地做功课、喝水、说话、去厕所、插好门、蹲下。自下而上的一阵酥麻，液体在酸涨的兴奋中流出。反过来说，只有无耻的处境下才会体验难以言说的快活。”之类的话，说“我看见一首纯情的诗、一个纯洁的女孩儿，我就会脸红，为他们的虚伪脸红。”
尹的诗集《再舒服一些》诗意不大，长篇小说《贱人》也是文采平平。如果不念及她是伟大的“下半身”思想运动者，仅凭她的文字，是不会有现在的名气的。对肤浅的美女作家来说，她们的演出比作品更重要，更招人喜欢，尹也没有走出这个陋俗的套子。
其实，当年的文学女生尹丽川的《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才是这位美女真正意义上的一次亮点吧！我相信诗坛之外的大多数人是从这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她的存在的。葛红兵当年走火入魔，为了出头喘气，不惜以疯狂的魄力虔诚无比地《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写一份悼词》，搞得文坛神魂颠倒的时候，人人对葛红兵又气又恨的时候，这位巾帼英雄出现了！好一个女将才，把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吸过去。这多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大会。我想，金庸先生对此更有发言权：欧阳峰大使蛤蟆功，把所有大有名头的武功大师打下台，人人不服气却又不敢上去说什么，正当欧阳峰用双手倒立，在人群中大喊“我是武功天下第一！”之际，说时迟那时快，“咄！”一个长得标致的清秀女子跃上台来，众人看时，只见那女子细腰红唇，煞是好看：来人正是黄蓉也！——我想葛红兵当年使用的就是“哈骂功”，而尹丽川则是一个惯用“借力打力”技法的黄蓉。套用鲁迅当年惯用的打狗棒句法，咬文嚼字地对葛先生一顿嬉笑怒骂。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小女子对着一个大龄青年咬文嚼字地摆谱……那样子一定很滑稽。
公元2003年9月，尹丽川有东西出现了——《37°8》，借助于非典期间的体温恐怖，这个名字再一次很成功地达到了招惹眼球的效果，再一次证明了尹丽川在起名出名扬名……各种名堂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本领。《尹声浪语》这名字不错吧？——这是尹丽川的博客主页名称；“抱抱……不嘛……抱抱”——这是尹丽川的博客简介……很好啊。
一个“下半身”女诗人，她的下半身诗歌自然是她最大的本行，所有的底气都从这里发生。读一读她在2001年出版的小说诗歌混合集《再舒服一些》，对于一个向来以“下半身”为幌子出现在文化闹市上的人来说，批评她，就得先砸砸她这个营业招牌。先看看尹丽川的诗歌写了些什么：
这不是做爱 是钉钉子
噢 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
这不是做爱 是扫黄或系鞋带
喔 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
这不是做爱 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 再舒服一些嘛
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这时候，你过来
摸我、抱我、咬我的乳房
吃我、打我的耳光
都没用了
这时候，我们再怎样
都是在模仿，从前的我们
屋里很热，你都出汗了
我们很用劲儿。比从前更用劲儿
除了老，谁也不能
把我们分开。这么快
我们就成了这个样子
——尹丽川《情人》
朱健国告《收获》一审败诉
杂文家朱健国状告《收获》杂志“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一案28日再次开庭，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朱健国败诉。朱健国表示，“判决书正式下达后，我将提起上诉。”《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钟红明说，“朱健国上诉，我们只有奉陪。”
今年3月21日朱健国诉深圳新华书店、《收获》杂志案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朱健国因《收获》在巴金去世后仍将其列为主编，诉该杂志“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提出赔偿损失共8000元，同时在媒体公开道歉，收回《收获》2005年第6期及其活页广告等要求。《收获》杂志则称，这“确实是我社刻意而为，是我社同仁向巴金先生表达崇敬之意和进行追思纪念的一种特殊方式。”
朱健国称，28日上午10时该案再次开庭，法院认定2005年第6期的《收获》上出现“巴金主编”的字样确有纪念意义，不构成朱健国所说的“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驳回朱健国全部诉讼要求。朱健国表示，正式判决书5月13日就会收到，收到后将马上提起上诉。
《收获》杂志的钟红明出席了28日的庭审。法院判决后，钟红明表示，“如果朱健国要上诉，《收获》杂志只能奉陪到底。”
对于该案的一审判决，建原律师事务所律师道日纳认为，法院的判决还是有道理的，原告要起诉对方“欺诈”，必须证明其主观上的故意性和目的，以及由此给自己带来的实际损害，除此之外，还要证明这种损害与对方行为之间的关系。
龙卡利奥洛获颁丰泉小说奖
秘鲁作家圣地亚哥·龙卡利奥洛（Santiago Roncagliolo）4月24日在马德里获颁著名的丰泉（Alfaguara）小说奖。主办此奖的西班牙Prisa出版集团主席赫苏斯·德波兰科（
Jesusde Polanco）为龙卡利奥洛颁奖，以及17.5万美元的奖金。
龙卡利奥洛的获奖作品是以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统治时代为背景的政治推理小说《红四月》（Abrilrojo），写一位名叫费利克斯·查卡尔卡纳的检查官，在追查一起谋杀案时，一路挖到了藤森当政时的恐怖主义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
龙卡利奥洛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一部政治小说，而坚称文学应该反映个人的命运。
今年的丰泉小说奖共有510部作品入围，其中141部为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其余369部来自拉丁美洲。
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抄袭案终审 抄袭者判赔偿
获得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作品竟然是抄袭人家的作品（见南国早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８日文）。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终审判决，聂某报告文学《邓小平让我富起来》（以下简称《富起来》）因侵犯罗尚武对作品《打造边关名片的人》（以下简称《打造》）享有的著作权，被判决赔偿罗尚武的经济损失４４１９．７元，并于判决生效后３０日内在《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刊登声明，公开向罗尚武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所需费用由聂某负担；聂某赔偿罗尚武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８６６元。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认为原告罗尚武应依法享有著作权，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但认为被告聂某不应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
最后法院作出判决，要求聂某赔偿罗尚武经济损失３０００元。罗尚武不服一审判决，遂上诉到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精神损失费１．５万元，赔偿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８万元，并公开道歉。
终审法院认为，聂某写作《富起来》时接触了罗尚武的作品《打造》，且两者相比，除了大小标题及１０００余字不同之外，有６０００余字大致相同，故而认定《富起来》一文抄袭了罗尚武《打造》，侵犯了罗尚武的著作权，于是作出上述判决。对于罗尚武提出赔偿精神损失的上诉要求，二审法院认为，聂某没有歪曲、篡改罗尚武的作品，没有给罗尚武带来较大的精神痛苦，罗尚武的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甘肃裕固族作家阿拉旦被除名“荣誉作家”
中新社甘肃新闻网4月30日电 甘肃裕固族女作家阿拉旦·淖尔被指抄袭事件近日在甘肃文坛炒得沸沸扬扬，4月27日，甘肃省文学院以“维护文学尊严”的名义，在甘肃文学网发布公告，将阿拉旦·淖尔从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中除名。
在第二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甘肃省敦煌文艺一等奖等诸多光环的环绕中，阿拉旦·淖尔声名鹊起，出版散文集《萨日朗》，同名散文改编的电视专题片也正在拍摄中。今年3月，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的王新军在河西文学论坛上贴出一组题为《肃南皇城草原》共11篇散文以及《萨日朗》剧本，声明这些文章是2002年4月他和铁穆尔在肃南皇城草原的牧场上生活了半个多月，根据铁穆尔家人讲述的故事写成的散文《母性的草原》、《从冬窝子到夏牧场》、《草原上的经典爱情》等手稿。王新军称，当年8月，阿拉旦·淖尔找到他，说有导演对《萨日朗》有兴趣，请他代劳改编，后来两人以3万元的价格成交，他将自己写的那组肃南皇城草原的散文给阿拉旦·淖尔作参考。后来这些作品都被阿用原题或改换题目署名“阿拉旦·淖尔”发表于《美文》、《中华散文》等刊物上。
4月12日，阿拉旦·淖尔就此发表声明回应。“2002年，我在《美文》杂志第4期上发表散文作品《萨日朗》，后被《中华散文》、《作品与争鸣》等杂志和选本转载，并先后获得中国作协的郭沫若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多项大奖。2002年12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想将其改编成电影，导演田壮壮和我取得联系，我在签订合同后和当时的文友王新军联系，希望他给我提供一些新的素材。他陆续给我提供了10余篇素材稿，我也付给他1.6万元的报酬，这就是说，这些素材稿已被我买断，我有使用权。但遗憾的是，剧本完成后，却被北影厂否定了。后来我又把部分素材改写成数篇散文，收入《萨日朗》中。”
4月27日，甘肃省文学院发布公告指出，“根据阿拉旦·淖尔本人关于王新军揭发她抄袭其作品的声明，认定阿拉旦·淖尔将购买的他人作品据为己有已是事实，这种行为不符合一个作家的身份，而且有损甘肃省文学院的声誉。为了维护文学的尊严，纯洁甘肃省文学院作家队伍，经征求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评审专家意见，将阿拉旦·淖尔从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中除名。”
王新军：1970年出生于甘肃玉门黄闸湾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国内30多家文学刊物(出版)发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20部，短篇小说60余篇，及诗歌、散文百余万字。小说曾入选年度中、短篇小说选本。作品曾获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中篇小说奖，第四届敦煌文艺奖，首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绿洲》短篇小说奖，一、二届《飞天》散文征文奖等文学奖项。2004年被《读者》杂志和甘肃省文学院联合授予“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称号。阿拉旦·淖尔
甘肃籍女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散文作品被《新华文摘》、《读者》、《中华文学选刊》、《南方周末》、《作品与争鸣》等多家刊物转载，并入选年度散文排行榜及多种年选本，作品曾荣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甘肃省敦煌文艺一等奖、黄河文学奖等。
刘晓波：中共崛起与世界新秩序
私利化的中共独裁
从毛泽东时代刚性极权的失败中，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汲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再纠缠于空洞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而是全神贯注于发展经济和权贵利益，中国由此步入惟利是图的时代。中共用极端机会主义态度来应对一切危机，黑猫白猫可以不管，抓住权力就是好猫；姓资姓社可以不问，发财致富才是最实惠的主义。只要能保住独裁政权和让权贵利益不断增值，怎么干都行！
当私利化代替了意识形态化，政权及权贵的“利益最大化”就变成中共统治的核心目标，利益收买也就变成主要的统治手段。对内是以经济高增长来维持政绩合法性，以“花钱买稳定”来维持权贵利益；对外以“金钱买友谊”来寻求外交支持，以“对话代替对抗”来降低外部威胁，用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来展示大国崛起的形象，用加入ＷＴＯ来参与规则制定，用日益鼓胀的独裁钱袋来拓展国际空间，用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来加入国际竞争。
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前苏联的独裁政权──这个国力军力迅速崛起和奉行极端机会主义的独裁大国，不仅是中国人的大问题，也是自由世界的大挑战。现在看来，对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新型中共独裁，只有应对传统共产极权的经验的自由世界，似乎还找不到有效应对中共的战略，一时间陷于主右为难的困惑之中：“有益论”与“威胁论”共舞，“崛起论”和“崩溃论”齐飞。一方面欢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希望用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来促进中国演变为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又对一个独裁大国的崛起保持高度警惕，在政治上军事上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共的金钱外交、灵活态度和模糊面目，不仅让某些欧洲大国的政客屈服，让美国的对华政策左右摇摆。
毫无疑问，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由美国主导。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作为超强自由国家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最大独裁国家，两国较力越来越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未来走向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将越来趣大。如果说，冷战时期决定世界秩序走向的关键是美苏对抗的结果，那么，后冷战时代决定国际新秩序能否成功的关键是中美关系。
中共崛起的负面效应
就当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越来越呈现出双刃剑效果：一方面，促使中国更进一步地向世界开放，推动中共的经济决策接受自由贸易规则的规范，也让中共的制度性侵犯人权的行为受到国际压力；换言之，在国内不受限制的独裁权力，多少要受到国际的规范和压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仅从经济的角度讲，以牺牲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道德底线为代价的中国廉价商品，已经对国际贸易平衡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各国对华贸易逆差急遽升高，中西之间的贸易纠纷不断，欧盟和美国频繁地对中国廉价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共对高赢利行业的行政垄断也对世贸规则构成巨大挑战，外汇管制制度威胁着自由汇率规则，以至于，西方国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我看来，这些经济层面的负面效应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经济开放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政治进步，反而让钱袋迅速鼓胀的独裁政权愈发有资本抗衡美国。以经济崛起为特征的中共新型独裁的最大的负面效果，就是它的机会主义和“金钱外交”对世界文明的毒化。中共现政权真有钱，金钱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更使自由世界降低文明标准来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尽管中共当局不断强调和平崛起，也反复宣称无意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中共独裁的实际作为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化进程的阻碍。
一，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而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
中共为朝鲜、古巴、缅甸等独裁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多少能够抵消来自西方的经济制裁，使这几个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中共与苏丹、叙利亚、古巴、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展开大规模合作；中共也开始用大手笔投资承诺拉拢开始左转的拉美各国；中共更用能源合作来吸引极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国家。最近，中共与伊朗达成协议，中方不仅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还将投入一千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Ｙａｄａｖａｒａｎ）油田。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签订的最大一宗经贸合同。在伊朗核危机中，中共与越来越独裁的普京政府合作，一起帮助极端原教旨的伊朗对抗西方。
二，中共用金钱外交和多极政治换取欧洲自由大国的政治让步。
中共利用西方同盟内部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与法、德、俄一起反对倒萨之战，一起鼓吹多极世界来抗衡单极美国，为布殊政府的大中东民主化设置障碍。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表现最为可耻。他用全身通红的埃菲尔铁塔迎接胡锦涛的到访，希拉克夫妇与胡锦涛夫妇的合影，表达了自由大国元首对独裁大国党魁的谄媚。他主动帮助中共掩盖六四大屠杀的血迹，全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理由是六四已经过去了，基于大屠杀而制定的军售禁令，也应该扔进垃圾堆。
好在，欧盟并没有顺从法、德的压力，继续维持军售禁运；与此同时，德国政府易人，亲美的默克尔夫人代替了反美的施罗德，德国新政府已经公开表示不再推动对华军售禁令的解除。
三，中共用国内大市场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
资本的逐利本性不管什么普世价值和公平贸易。比如美国的雅虎、微软、古狗等顶级网络公司，只想在飞速成长的中国纲络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因而屈从于中共政权的政治压力和利益要挟，成为限制言论自由和制造文字狱的帮凶。
美国应对中共崛起的新战略
西方盟国的内部分裂，使美英政府的铲除暴政和推广民主的全球战略受到极大牵制，以至于，无法得到欧洲大国有力合作的美国转向亚洲寻求支持，也让布殊政府更看重亚太盟友的作用。
去年十一月，布殊总统访问亚洲四国期间，他在日本京都发表演讲，第一次把台湾民主作为大陆社会转型的示范，也就等于推动台湾政府向大陆政权打“民主牌”。
小泉政府也配合布殊的动作：首先，日本政府像美国政府一样，明确表达出对中国军费连年飙升的关注；其次，日本政要开始敦促中共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三月十三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日本乐见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署名文章，直率地对中国政治提出批评：“中国曾实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策，至今还未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平衡。中国早晚会成为民主国家。中国应从日本过去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控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避免走向‘帝国化’”。日本外相对两岸政治制度进行如此公开而直率的褒贬，这在日本的历任外相中大概还是第一次。
今年三月一日，布殊总统第一次前往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访问。外界普遍认为，曾经相互对立的美印两国之所以迅速接近，甚至在布殊到访后变成了战略盟友，除了经贸关系之外，地缘政治的驱动力主要是“中国因素”，防范和限制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主是美印两国的共同诉求。
今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的美、日、澳三国外长安全对话，针对的目标显然是中国。美国希望澳、日两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安全方面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共同立场。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美国和它的盟友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使得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政治的“正面力量”，而不是“负面力量”。澳洲外长唐纳也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与中国接触并把中国纳入国际和地区体系，那么中国的崛起就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积极因素。”
要消除独裁中共的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于全球民主化的伟大事业来说，中国是整个布局上的关键一环，盘活中国，满盘皆活。所以，是任由绑架了十几亿人口的中共独裁继续腐蚀人类文明，还是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质从奴役下解救出来，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国家的当务之急。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它必将是继苏东极权帝国的世界性崩溃之后，再次带来残存的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鲜、缅甸、古巴、越南等独裁政权将难以为继，那些固守独裁体制的中东国家也将受到强烈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