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书很快就要被读完了
在我识字到可以阅读的时代，可读的书相当少，而且越来越少，许多东西是不准阅读或者不提倡阅读的。记得1966年的秋天，我进入小学五年纪的下学期，老师发给的课本只有一本，那就是红壳子的《毛主席语录》。另一个下午，我干的事情是跟着父亲把窗帘拉严实，在一个旧脸盆里点起火，把他青年时代的藏书全部烧掉。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书籍烧掉呢？当火焰劈啪作响的时候，我少年的心中充满疑问，心灵被猛烈撞击。书成为可怕而神圣的东西，那个下午是一个藏在我内心的启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打开，令我成为一个作者。我后来明白，我一生的写作其实是从1966年这个阴郁秋日的午后开始的。
因为可以阅读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少年时代就养成了什么都读的习惯，报纸、油印的反右材料、从百货大楼飘下来的传单、关于缝纫机使用的说明书、赤脚医生手册、新华字典、小人书、大字报、招牌、启事、标语、通知、小字条、地下流传的禁书、领袖语录、鲁迅全集(他是唯一可以阅读的经典作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当代文学、厕所里黄色留言、某人被红卫兵抄家搜出的日记、文件、枪毙犯人的布告……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看到地上有半张废纸，上面印着一段关于景泰蓝制作的文字，朴素而具体，汉语的抒情传统中很少有这样的文字。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我的阅读活动可以在任何时候，只要文字出现。我经常以为，世界上的书只剩下最后几本，很快就要被读完了。
那个时代对文字的大面积封锁极大地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我被我的时代培养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读者，并产生了巨大的写作冲动，文字被时代赋予一种神圣的英雄和叛逆的气质，在别的时代，例如今天，我也许根本不会写作，因为文字的获得和产生以及发表是如此的便宜。我那时代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学青年，与文字的被囚禁有很大的关系。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叛逆。那时代没有书架，书藏在时代的黑暗中，藏在床底下、墙缝里、某人的隐私里，你得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和勇气，你心中得有光，你才可以多少阅读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根据文学史或者导师开列的书目按序就班、由浅入深地阅读是不可能的，你只能碰到一本读一本，而且经常要力挫群雄，因为读物太少，而秘密读者太多，一本禁书偶然出现，如果你不手疾眼快抓到手，书很快就遁入黑暗里去了。
老天把最经典的文字留下来
我十一岁的时候碰到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当时这本书已经被拆散，被少年们叠成一种方块的玩具，我打开来看了几段，完全不知所云，只是上面的插图，那些侏儒怪人令我好奇。这是我第一次注意西方的书。几个月之后，我忽然得到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外国名字非常难读，就像西药的名称，但我最后适应了，居然读完了它，并喜欢上了外国文学，我发现外国文学有思想，而中国文学好玩，中国文学可以做小人书，例如《三国演义》，但《父与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同学的哥哥那里，我看到了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这是我第一次阅读西方诗歌，我不喜欢。忽然在另一天，斯宾诺沙的《伦理学》落到我的手中，艰深晦涩，怎么办，当然要读，我手中只有这一本书。忽然，《唐诗三百首》出现了，毫不犹豫，全部背下来。而下一本书，是《中州集》。忽然，我看的是《茶花女》。忽然，看《九三年》，忽然，《红与黑》，忽然，《左传》，忽然，背诵普希金的《致大海》，忽然《十万个为什么》，忽然《草叶集》唤醒了我生命中的激情……1975年的夏天，我阅读的是《古文观止》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76年，我阅读了《莎士比亚全集》。
那时代书少，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每一本都是经典。我阅读到的书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无名作者集团写下的，罗兰·巴特说“作者之死”，那时候并非什么哲学上的深刻或写作上的策略。许多书你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一本书有时候会经过千人之手，首尾署名都已经不见了，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好看的书就越传越远，不好看的书就自动消失。因为传经多人之手，封面扉页早已不知去向，而且有时候也故意要掩饰书名。作者的集体死亡令作品们享受了莫大的光荣，鲁黎、艾青、徐志摩的诗歌与李白、杜甫、莱蒙托夫的诗歌一起在无名中秘密流传。伟大的作者是不怕作古的，“作者之死”使古代的书成为当代的书，令当代的书成为古典的书。“文革”禁锢了文化，它也考验了文化，什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那时候就是。老天有眼，把最经典的文字留下来。许多书的文字版本消失了，却成为口头流传的故事，我记得那时候我曾经借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自己看罢还掉，又讲给工厂里同车间的人听。把自己看过的书，讲给没看过的人听，是一种风气。《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是谁写的，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我是在某个下午听木匠老邱讲的(百度了一下，是阿根廷现代著名剧作家奥古斯丁·库塞尼的作品)。那时候社会上有许多地下的故事大王，讲的都是世界名著。对书的禁锢，结果是最好的书留下来了，消失掉的反倒是平庸的东西。奇怪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读过琼瑶、韩寒之类作品，今日许多作者深受其害，那时代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地下流传的资格。到1980年我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看老师开列的经典书目，惊讶的是绝大部分我已经在地下读过了！而当年给我看这些地下经典的人，并非什么文学史方面的权威人士，例如写作《西方正典》的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谢天谢地，他开列的作家作品我都读过。选择了这些经典的只是些民间社会的草根人士——店员、锻工、搬运工、司机、病退的知青、大众浴室里修指甲的、钟表匠、木匠、售票员、业余风景画爱好者、拉小提琴的、歌手、医生、会计……等等。
我买下了第一本最贵的书
1975年的一天，我在昆明华山西路遇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他手里拿着两本小书，吞吞吐吐地表示要卖，我要过书来看，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翻开看，里面已经画了许多红杠，读了一段，“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在当时那样的汉语环境中，读到这样的诗句真是令人血肉横飞，黄金在纸上舞蹈！定价0.05元的书，他要卖3元，翻了20倍！而我一月的工资才15元，我买下了平生第一本最贵的书，揣到怀里骑上单车就跑，怕被人抓起来，那书上全是反动言论！自己看完，立即给朋友秘密传阅，大家都喜欢得要命，就决定复印，买蜡纸、刻蜡版、用老式的油墨滚筒油印机，秘密印了十二本。我相当幸运，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我可没有在这个年纪去读什么汪国真。
图书馆到我18岁的时候才重新开放，那是1972年，书很少，我居然阅读了三个图书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几乎全部的书。1972年到1974年的很多时间，我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我那时在昆明一个工厂当工人，工厂经常停电，一停电我就跑图书馆读书。我这是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青年时代》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影响，在七十年代我决定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游泳、登山、步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战士。冈察诺夫的《奥勃洛摩夫》令我接受了“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奥勃洛摩夫最终与一个胖厨娘老死于“末庄”没有到巴黎去，他的懒惰生活令我深恶痛绝，我枕戈待旦地等待着我们时代的“延安”来召唤我。
1979年，昆明出现了公开的民间书市，地下的书现在来到了地上，那是我阅读史上的辉煌节日，那些书不是买卖，而是交换，人们把自己读过的书拿来换没有读过的书。白天换书，夜晚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换到了《欧根·奥涅金》、《悲惨世界》、夏都勃里昂，他的书是令我朦胧地发现了故乡云南的自然世界。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读书人就像圣徒一样热爱书籍，真正地、狂热地阅读它们。我经常听到悬梁刺股的故事，这一点都不希奇，许多书，我是在煤油灯和蜡烛下读完的，在我青年时代，电还是比较时髦的东西。
然后，功利主义的读书时代到来了，书籍成为工具。作者复活，作者的获奖与否、名气大小成为阅读的基本标准。这是读物浩如烟海的时代，也是“读者已死”的时代。
有句老话说，他不是在去书店的路上，就是在从书店回家的路上，哦，我正是这个人。我上周去昆明的一家书店，那里的一位老店员是熟人，她刚刚当了祖母，我当年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少女，两个人见面，还会脸红。
于坚，诗人，1954年生于云南，2002年获《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歌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