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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往往很难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去菜市场或商店，你会发现所有吃的、穿的、用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到股市炒股，你不知道有哪家上市公司的报表和信息披露是可以信任的。到剧院听音乐，说不准又是假唱。到球场去捧场，好比足球，那十有八九是观看假球、黑哨的表演。到大学去当学生，不期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老师文凭是作假的或论文是抄来的。有位“作家”声称自己写了多少著作，别人一算他一天能写150万字，写书的速度居然比我们阅读还来得快。

为了美容，花了30万元买了一种“干细胞”针剂打进自己的身体，结果全身都起了红斑，奇痒难忍，骨节疼痛。这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叫高玉的女人身上。她在2005年9月做完疗程后，随即发生这等症状，其后四处求医问药，直到今天都没有医生搞得清她究竟得了什么病。

原来，高玉女士是掉进了一个诱人的谎言陷阱。深圳一家公司伪造各类文件，声称从美国BIO-COS公司进口了一种曾获多项国际金奖的“干细胞”抗衰老针剂。注射之后，可以逆转衰老，永葆青春，让人年轻5-10岁。美容机构还与高玉签订合同，合同上特别注明，无效退款。可实际上，这种进口的“干细胞”抗衰老针剂，只不过是商家从婴儿胎盘中抽取的液体或生理盐水而已。然而，他们通过各类假证件和吊人胃口的广告宣传，成功让高玉们一个个上当。在今天的中国，往往最善于说谎的人最容易赚钱、升官或取得其他形式的“成功”。

比之于其他谎言，“干细胞”谎言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中国版的黄禹锡——陈进，有着这样的履历：

陈进，1968年7月出生。1991年7月获同济大学学士学位。1992年1月赴美国留学，1998年1月获美国德州大学博士学位。专门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和检测方面的研究。先后在美国IBM、Motorola、Analog Device公司任高级主任工程师、芯片设计经理，从事高速无线通讯芯片和DSP核心电路的开发，担任多项重大SOC系统芯片的设计开发和项目负责人。2001年1月底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组建上海交大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并选择以数字信号微处理器(DSP)的开发为突破口，承担上海“汉芯一号”高性能(16位)DSP芯片项目，2002年成功研发。“汉芯一号”及其设计、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陈进领衔主持的“32位高性能嵌入式DSP芯片开发”，获得“863”计划信息领域专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以及上海市集成电路设计创新项目-PDC计划的重点支持。

由于“汉芯”，陈进先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芯片研究所所长、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等职，并成为上海市科委聘其为信息技术领域集成电路设计主题专家，并授予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称号。

可是，陈进的“汉芯”却只不过是买来十块MOTO－freescale的56800芯片，雇用几个磨砂纸的工匠磨掉人家的标识“制造”出来的。凭着这十块假芯片，陈进居然成功让国内科技权威（王阳元、许居衍、邹世昌院士、863专家组组长严晓浪等）在鉴定会后认定，“汉芯一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凭着“汉芯”，陈进不仅获得了各种荣誉，在上海交大变成大红人，而且还成功从国家套取科技扶持资金上亿元。这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陈进的“汉芯”竟然是过亿元的世纪谎言！可比之于上世纪的“大跃进”，陈进的亿元谎言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58年，中国大地开展了粮食亩产吹牛皮的世纪大赛，这个县说亩产过万斤，那个县就成为2万、3万。了不起的“诗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听说安徽繁昌县亩产过万，写诗赞道：“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此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觉不妥，便通过《笔和现实》一文，要求将诗更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亩产三五万不过瘾，另一县又这样吹越来：四川郫县水稻亩产达到82525斤，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斤……

牛皮越吹越大，全国汇总的粮食产量变成天文数字。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惊呼，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呢？于是，放开肚皮吃大锅饭。在农村，家家户户的灶台一律拆除，以生产队为单位吃“集体饭”。可是，数亿农民没吃上几天，粮食就很快吃完了。随后，大饥荒来了，饿死人了。大饥荒从1959－1962年，全国饿死人不计其数，估计超过3000万人。

一场大跃进变成饿死人的超级谎言，但直到1978年，却没人敢戳破。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此说了句真话，结果变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立即被打成打入人间地狱。其后，为了掩饰这个罪恶，我们的宣传把三年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可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表明，这几年根本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旱涝灾害。

说谎，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中国，为了任何目的都可以说话。为了爱情，为了取得信任，为了政治，为了牟利，为了名声，都可以说谎。有人总结了中国人的经典谎言，抄录如下：

网站：我们是免费的。

电信：我们是亏损的。

上市公司：我们不做假报表的。

老板：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女孩：这是我第一次……

客车司机：准时出发。

公司职员：明天我就不干了。

商贩：大亏本、大出血、大甩卖。

影视明星：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公安人员：决不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脱。

政客；我一分钱都没收。

领导：下面，我简单地讲两句。

因此，我们在现实世界往往很难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去菜市场或商店，你会发现所有吃的、穿的、用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到股市炒股，你不知道有哪家上市公司的报表和信息披露是可以信任的。到剧院听音乐，说不准又是假唱。到球场去捧场，好比足球，那十有八九是观看假球、黑哨的表演。到大学去当学生，不期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老师文凭是作假的或论文是抄来的。有位“作家”声称自己写了多少著作，别人一算他一天能写150万字，写书的速度居然比我们阅读还来得快。有位好心人热心公益捐助，结果十个受助人居然有九个是假穷人。煤矿出了事故，死了上百人，可一开始，矿主与当地官员统一口径，声称只有三四人死亡。中国经济落后的地方，GDP数字总是与实际高出一大截。有的农村年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却出来人均收入几千元的数据。而经济发达地区，为了少向上面交税，又用尽心机隐瞒数字。

假的，全是假的。

一些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说，在机关，实在说不得一句真话。那些耿直的汉子不幸进了机关，不是处处受压，就是时时倒霉。你说了真话，就等于给领导丢脸，给单位抹黑。你去政府机关翻阅总结，领导讲话，那必然是大家团结一致，紧跟形势，形势大好，工作成绩一年比一年突出。有些大贪官，在台上讲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而私下里，却不义之财广进，不义之事全做。有一个单位响应禁赌运动，成立反赌博工作领导小组。反赌会议刚开过，晚上就五人领导小组中就有三人进了赌场。最难堪的是他们当即被公安人员逮了个正着。

有的地方，政府或有背景的黑恶势力抢夺贫苦农民的土地，引起上访、抗议甚至暴力抗争的事件。然而，地方官员却可以反过来编造谎言，说是农民中有人组织造反，危害安定团结。如若境外媒体一关注，这些农民立即又有了“与境外反动势力”勾结，受利用的罪名。

大家都说谎，作为个体就不得不随大流。若不然，你就成为异类。有人不信这个邪，以为邪不胜正，结果却被碰得头破血流。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肖启伟实名举报医疗回扣被迫远走他乡，逃到山东当医生；上海医生陈晓兰９年医疗打假生计陷于绝境，还遭到人生威胁；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李文娟举报该局存在人为地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结果她被两次辞退工作，又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劳动教养一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件，就在审计期间，揭露此事的鲍宇等人却遭到别人的追杀……

而说谎者，却常能逃过应有的惩罚。吹牛皮不用上税，谁有机会吹牛皮谁不吹？

为什么我们的矿难死亡人数一再要隐藏？就因为以前那些说谎的人所受到的处理极其轻微或根本不受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假球、黑哨被揭露了十多年都没办法杜绝？就因为那些骗子所受到的处理极其轻微或根本不受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官场没有真话？就因为说谎者不但不受到处罚，而且反而能升官。不管有多少这样的为什么，答案基本如此。

但在国外发达国家如若说谎，后果却可能很严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差点被弹骇下台，原来并非因为他的婚外恋，而是因为他企图掩盖此事。《纽约时报》因为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不到一年时间里制造了36篇掺了假的“独家报道”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里克·布拉格请人代写文章等事件，导致编雷恩斯和常务主编博伊德两人双双宣布辞职。日本堀江贵文因涉嫌编造假账、欺骗投资者，违反《证券交易法》，他的公司及其住所不仅遭到检察机关搜查，而且还导致东京证交所不得不停止所有交易。挪威综合癌症中心研究员约恩·苏伯的一篇关于口腔癌的论文因为制造假数据，论文发表在英国《柳叶刀》上。此事一经揭露，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即介入此事，对作者的研究方法和他此前发表的其他论文展开调查。

在我们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度，巴金只说了一句说真话，竟然被当成世纪经典。可巴金提倡说真话，他自己的最后十年却不得不生活在可怕的谎言。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也基本不能与外界沟通了，却仍然是中国作协主席、《收获》杂志主编，直到他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

我们在谎言里，还要生活多久？

我怎么能让它

越过你

去渴求别的利益

在你脸上

有我的一生

 

所有的寒冷中有你的声音

虽然到处是强盗、锁链

和摆放刀锋的世界

偷走爱情和最后一点东西

亲爱的   不要惊慌

今夜至少我们可以一同受伤

 

终生屈辱是我们的粮食

在贪婪者的集市中

我们即便如遗弃的农具

在锈蚀中仍可举起赞美的光辉

 

让我们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

夜路尽头会有人提灯迎侯

那日于我主的殿中

活石能轻易在认出对方

——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2005年9月6日，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被山东临沂警方从北京绑架回山东老家之后，便一直被非法软禁在家中, 与外界的联系被掐断不仅他本人及其亲戚多次遭到暴力殴打，而且前去探望的朋友和律师被暴力拦劫。 2006年3月11日，当地警方以阻塞交通为名扣留陈光诚，从此下落不明。无论他的妻子怎样呼吁，也无论境内外舆论如何关切，但当地官权就是装聋作哑。同时，在陈先生失踪期间，当地警方还对当地的维权者和同情者进行了多人多次的传讯和拘留，至今还有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三位村民被羁押。 2006年6月10日，在陈光诚先生失踪92天之后，沂南县公安第一次公开了他的下落，将一纸刑事拘留通知送达陈光诚家中，承认陈先生被关押在沂南县看守所。在陈先生的妻子袁伟静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中，陈光诚被刑事拘留是因为他犯有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通知书上没有注明拘留的具体时间。而就在一个月前的5月8日，接受委托的律师向当地警方要求会见陈光城时，当地警方却否认他们羁押了陈。 在陈光诚失踪92天的过程中，当地警方的执法违法一目了然。 首先，在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就强行将人带走、剥夺其人身自由。无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都只能定义为非法绑架。 其次，非法绑架还不算，警方还进行长时间的秘密拘押，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知家人，造成了青天白日之下“人间蒸发”92天，给被绑架者的家人到来极度的恐惧和焦虑。 第三，指控陈光诚犯有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显然是当地官权故意制造事端和罗织罪名。而且，自2005年9月以来，明明是当地官权非法软禁陈光诚，多次派出官员、公检法警察和黑社会流氓肆意闯入村民家里，抓人、打人、破坏财物、敲诈勒索，暴力拦劫前去看望陈光诚的朋友和律师，极大地扰乱东师古村的公共秩序。而陈光诚的所言所行不过合法的非暴力维权，他抗议官权的非法软禁和制止警方的暴行，何罪之有！ 近年来，面对此起彼伏的底层草根维权，天天高喊“亲民”的胡温政权却没有表现出丝毫“亲民”，地方官权不惜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的手段来“平事儿”，甚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汕尾东洲血案，没有制度性的支撑和中央官权的纵容是不可能的。独裁制度让权力的滥用畅通无阻，把民间维权消灭于萌芽状态是中共高层的坚定态度，所以，地方官权才敢于践踏法律、不顾面子、甚至完全不计政治成本。 陈光诚先生出身农民，不到一岁就双目失明，18岁之前没有上过学；直到1989-1994年，他才就读了临沂盲校小学；1994-1998，就读于青岛盲校；1998-2001年，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1996年至今，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陈先生一直自愿从事民间维权，长期免费为农村的残疾人和农民提供法律信息服务。2000-2001年，他在中国法学会发起并负责残疾人维权项目，得到了英国联邦基金的资助；2003年，他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2005年1月，他在山东负责执行由NED支持的维权项目。 2005年以来，陈光诚先生率先揭露山东临沂市的暴力计生对民权的侵害，致力于维护众多暴力计生的受害者权益。正是在这位盲人和其他受害者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下，临沂暴力计生的侵权恶行才得以曝光，也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海内外的舆论声援，致使中共计生委不得不前往临沂市进行调查，最终让当地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并给予一些被侵害者以赔偿。 陈光诚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是位目盲心亮的行动者。儿时的不幸，使他的肉眼无法为他漫长的人生领路，但内心的明亮却引他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的正义之路。他关心底层疾苦，崇尚人格独立，追求自由民主，明知面前的道路充满黑暗，却要用维权行动去寻找光明，并坚信民间维权之路终将迎来阳光普照。 在生理健康的意义上，也在财富多寡的意义上，更在权力有无的意义上，毫无疑问，盲人陈光诚先生是弱者，而临沂当局及其官员是强者，他们拥有垄断强权、大把金钱和健全身体。然而，在道义上陈先生拥有“无权者的权力”，在人格上陈先生拥有难以征服的尊严，那是一种内在明亮，是阳光下的文明生存和洁净生命，而官权的暴力镇压，显得那么野蛮、阴暗、低俗和猥琐！ 2006年4月30日，陈光诚先生与中共总理温家宝一起，当选为《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让全世界知道这位中国悲剧中的盲人英雄。 然而，最爱在公众面前表演亲民秀的温总理，是断断不会去关注这位草根维权者。非但不关注，反而纵容地方政权对陈光诚的无法无天的迫害！而纵容这样的迫害，就等于宣告了胡温亲民秀的破产。 在这位徒手的盲人维权者的勇敢和执着的面前，亲民秀破产的中共现政权，无论多么富有和庞大，但除了警察，还有什么？ 2006年6月12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前几年，因爲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爲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爲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爲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爲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爲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爲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爲什麽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爲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雅尔达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份子要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补识”。他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感而发。因爲王芸生当时在重庆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毛泽东的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了很强的帝王思想。这一点当时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个。当时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曾抄给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芸生说了这麽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麽思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此点倒是当年的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爲‘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著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爲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当年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历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王芸生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爲秦皇汉高，爲唐宗宋祖；失败了的，爲项羽、爲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爲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爲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爲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郭沫若对王芸生这段话的批评是：“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的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

   王芸生不是一般的报人，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看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王芸生的社评和当时大公报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和立场，不能说一点失误没有（比如王芸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不准确），但大体说来，都是对的，这实在难得。这样的历史卓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可以有卓见。当年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王芸生曾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他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竈”，毛泽东当时就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竈，而是国民党的炉竈里不许我们造饭。”一看就是要坐天下的气味。

   王芸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王芸生眼光非常宏阔，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大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说：“美国大的进步了，她要想退回战前的旧样已不可能。在英国，由于工党获得人民的选择，英国已在胜利中起了社会大革命。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无疑问的，英国是大的进步了。”

   近年读书，常常想起读《吴宓日记》时的一个感想，吴宓对中国近世历史的评价很能给我们一些啓发。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七——八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爲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爲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爲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爲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第三十三页）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王芸生和当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历史的认识，差不多都是吴宓这样的立场，现在看来，有远见的，还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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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一篇文章，说我国高校各种评比之多，举世罕见。我深有同感。在购置电脑之前，我常在校内打印室打印文稿，发现那里几位打字员一年到头都在为各种各样的评比材料和自荐、他荐表格忙得不亦乐乎。很长时间置身事外种自己的园地。不明白这些年哪来这么多评比。看名目，有教学质量评比、教研质量评比、学术成果评比……，再看评奖级别，校级、省级、部委级、国家级，只差没见“宇宙级”，煞是热闹。不久前一拨评比，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人才，还有跨世纪人才，不光局外人瞧着眼花缭乱，恐怕局内参评者也云里雾里，说不清这些名目之间有何微妙区别。要让我说，第一，这些评比全都多此一举；第二，这奖那奖，这名份那封号，全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专家不专家，工作业绩上见分晓，没有业绩，头上顶个再高级别的封号，除了捞点实利，徒招笑柄罢了。而且那“国家级”什么的，早就用得太普及，连贫困也可以弄个“国家级”冠在前面，只差没把懒惰、愚蠢也封“国家级”了。学科带头人之说倒还过得去。但真正的学科带头人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评比评出来的；靠的是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而既不靠一个什么委员会的投票，也用不着自己去把该花在学术研究上的宝贵精力和时间浪费在填写大量表格上。人才优秀不优秀，也不取决于“委员会”的投票，而只取决于学术水准、教学质量和为学为教的道德。这一点，学生和同行的感受往往比评比结果准确得多、公正得多。至于跨世纪人才，是个奇怪的称谓。只要世纪末不死，谁都要跨世纪；一个学人，只要学术上有前瞻性眼光、理论上有面对问题和挑战的底蕴和能力，即使英年早逝，过不了2000年，其思想和理论也会属于下一个世纪，甚至更长久。“跨世纪“这不伦不类的词风靡一时，到处泛滥，本来就表明许多人的跟风逐潮和无创造力。用作在学术领域赐给一些人的封号，更是成了笑料。真有实力的学者，没几个想给自己讨来这么一个引人窃笑的封号，即使给“逮”住硬加了这封号来为“跨世纪队伍”作点缀，也不想张扬。

不过，要完全说这类评比是没事找事，也不尽然。许多学校，评比其实已成一种分赃机制和学术头衔的造假机制。现今中国社会各类评比上的腐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学也守不住阵脚，在腐败上丝毫不例外。评优也好，想拿课题项目也罢，都少不了跟一些评委“勾兑”。再加上长官意志和意识形态标准的搅扰，即使必要的评比，结果也很难有公正性，人们早就不再认真看待。但中选者的实惠却很大。别的不去管，仅就大学里各种各样评比的中选者来说，奖金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评比结果成了评职称时远比真实的学术成就管用得多的取舍条件。

评比泛滥在双重意义上产生恶劣后果。一是败坏大学风气，诱使教师追名逐利，把功夫用在学问之外。二是强化了大学因固有的体制弊端而本来就严重的优汰劣胜机制。应接不暇的评比还劳命伤财，严重干扰和冲击了作为大学立身之本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评比泛滥实实在在成一大害。

据湖南报纸《潇湘晨报》6月9日报道，6月5日，在湖南省湘潭县检察院办公大楼，发生了一场检察官铐打到该院办理公务的警察周曙强的“事故”——先是一位“30多岁戴眼镜的男子”动手打他，随后，另外一名检察院工作人员过来帮忙，两人将其双手反扣在身后。他的头部和胸部“被人打了不知多少拳”，周后来“被打翻在地，头部被人用脚踩在地上”。再后来他被带到检察院的一间办公室，双手被铐1个多小时。医院称，周“脸部多处淤青，嘴角鲜血直流”，全身软组织多处挫伤。

在堂堂的检察院办公大楼里，前去办理公务的警察居然被铐挨打，这对于中国所谓的法治社会来说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而透过报道看整个事件，又分明可以看到事件从从里到外都透着蹊跷。比如被打者周曙强称，自己的被打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句气话而招来的；而湘潭县检察院一方则先是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时表示，“周曙强当时满口酒气”，随后则又对采访的记者称，因为周曙强“穿着便装才引起了这次误会”。最后更表示“这事已经协调处理好了，因此也用不着说细节。”

什么叫“穿着便装才引起了这次误会”？那意思无疑是在说如果周曙强是个普通老百姓，那么打了就不是误会！堂堂一县检察院对这一事件做出这样的解释真是混帐！而整个事件居然是以“协调”这种“私了”方式做了了断就不能不更令人鄙夷！不说别的，仅说检察官在检察院办公大楼里打人一节，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它都不应该存在私毫私下“协调”的余地，而应该对公众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发生的原因，责任人如何处理之类。而现实全不是如此，这真让我们怀疑湘潭县检察院和湘潭县公安局还是不是执法部门。当然，他们的这种不透明的处理手法，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一些猜想。比如：

就在6月8日《山西晚报》上，有一则题为《县公安局治安科负责人自以为公安就是老大》的报道，它刚刚让我们见识了中国一位警察对其所从事职业的这样一种认识，即“公安就是老大”；而在《潇湘晨报》有关警察被打事件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曙强自述其被打前曾被人指责“哪有你这种素质的警察”，与其同去检察院办事的同事也称，“很可能是周曙强言语之间冒犯了湘潭县检察院的什么人”。于是，人们或许就此可以认为，一定是周曙强在检察院不小心露出了“公安就是老大”的嘴脸，引起检察院工作人员的不满从而引发了这场不光彩的事件！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湘潭县检察院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时曾说“周曙强当时满口酒气”。这一说法被周曙强的同事断然否定，而且也为湘潭县公安局所做的血液鉴定所否定，于是可以说明在事件之初检察院有诬陷周曙强的想法。然而后来两家居然私下“协调”成功！真不知他们是如何“协调”的。但是，他们如何“协调”我们大可不去管它，倒是他们采取“协调”这种“私了”的解决问题的动机很值得研究。那会是什么动机呢？我是这样想的，两家虽然一为公安局，一为检察院，但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可以说是一家。所以，“私了”或许纯粹就是为了一个“家丑不可外扬”！君不见，各新闻网站这一新闻的跟贴几乎清一色都是“狗咬狗，一嘴毛”之类吗？

 端午节赛龙舟是中国南方各省民间流行几千年的风俗，沈从文在《边城》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活动给小城的居民所带来的快乐：“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丙戌年的端午将近，江西鹰潭市的居民可能享受不了这种快乐，当地政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砸毁龙舟的行动，原因是由于端午节期间划龙舟人员较为集中，容易诱发安全事故和治安事件，当地政府索性一“禁”了之，以求一“砸”永逸。
 此事让我想起儿时在湖南老家过端午的往事，每年端午人们在资江中赛龙舟，常有人不慎落水淹死，迷信的乡民解释是那是端午节时孽龙吞吃了，就如两千多年前吞吃了屈原大夫一样，没有人责怪政府，只是叹息命运。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孽龙”有如此的神通，地方政府对群体活动的安全责任也越来越重，采取措施做好防范，是政府的责任也应当被更多的民众所理解。但鹰潭市地方政府的做法实在是太“绝”了，干脆不让居民赛龙舟，此乃釜底抽薪，安全事故无从发生，有关部门高枕无忧了。
　　鹰潭市政府这“绝招”在生活中我们并不陌生，一些乡下的家长为了防止未成年的孩子泅水而亡，千方百计禁止孩子下水。如此使孩子成一只不谙水性的旱鸭子则不在考虑之列，至于牺牲孩子戏水的快乐在家长眼里更是微不足道。家长们只有一个念头：严防死守不让下水以求孩子平安。
　　毁龙舟的初衷和禁止孩子下水一样，出发点是家长式的善意，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为当地居民或孩子的安全着想，所以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尽管手段生硬也应该被接受，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　　政府官员在古代称“父母”，而今叫“公仆”，名称有异却管理方式有相似之处，便是此类家长式的包办。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过：“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惟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因此他认为以当事人的好处为理由而进行家长式的强制是无法接受的。
　　这样的管理思想实在是很陈腐的，因为进行龙舟比赛的人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是自由做出选择的，其中当然有风险，可世上的事情哪一件没有风险？开车可能发生车祸，元宵节赏灯可能发生火灾，难道管理部门能否干脆禁止汽车出行或不让赏灯？这样生硬的管理方式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开车和赛龙舟带来的安全事故是可以防范，将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赛龙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但并不意味着必定会对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防范和禁止是有边界的，边界在哪里？可以举西门豹治水的例子，邺地的巫婆以祈求河神为名让童男童女牺牲于水中，显然是不人道的，因为主动伤害了别人。所以西门豹想办法加以禁止。西门豹最终通过水利工程解决水患，他也利用公共权力禁止牺牲他人，但不能以安全的理由禁止民间的祭祀、祈福。
　　这种家长式的包办在现实生活中公共管理中很常见，比如因为狂犬病发生就将辖区的狗全部打死，因为春节容易发生火灾干脆禁放鞭炮。管理部门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这次鹰潭市地方政府的善意更加充分，他给被捣毁龙舟的主人以补偿。可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所有通往地狱之路，原先都是准备到天堂去。”剥夺人们正当的选择权的善意是不可取的，往往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　　为什么有些地方热衷于这种家长式包办甚至到可笑的地步，我想这与管理思想和公共权力运行模式有关。对一个地方政府政绩最要害的评价来自上级，而民意的评价却往往很难准确反映或者不重要。上级对下级的要求很容易简单化，诸如发生安全事故不问缘由就一票否决，有关管理者为了自己升迁等切身利益，对公共事务采取家长式的包办是最省事的。
如果有一种合适的民意机构能准确评价、监督行政部门，并对公共事务有最终裁决权，那么一个地方的赛龙舟是禁止还是继续举办，由真实的民意来决定，不用行政部门卖力不讨好地来包办。

今天翻阅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看到两通胡适次子胡思杜在1939年前后给胡适的信，不禁想起这位名字都被胡适赋予特殊意义的胡家公子的命运。过去读书，似乎对于思杜都是语焉未详，只知道他当年未随父母赴台，后来曾有公开信宣布与父亲决裂，再后来自杀身亡。在网上检索，发现下面一篇佚名文章，读之不胜唏嘘。改正了几处明显的误植，转载在这里。又：此文说胡适一直不知道幼子先他而死的消息，证据是1957年6月他立遗嘱把两个儿子作为继承人一直未改的事实，但是这个证据太间接了——即便知道死讯，不改也是完全可能的。有没有人将这个消息传到海外，或者直接告诉胡适本人呢？或者知道但不肯告诉已经接近七旬的老人呢？老鹤(笔会编辑注:老鹤为贺卫方笔名)2006-6-8

 

胡适有三子。长子祖望，出生在1919年3月16日，距胡适母丧仅四个月，取会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次女素斐，出生于1920年8月16日，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夭；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师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在罗尔纲晚年著的《胡适琐记》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说他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这是他在有意替胡思杜澄冤，有政治上的企图。当时的胡思杜只是小孩子，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想法，他的举动应该归因于他生性比较活泼。胡思杜的堂兄胡恒立回忆他少年时，说他脸圆圆的，异常的活泼搞怪，常常妙语如珠，是大家的开心果。

 

但是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青年时在上海坠落过一段时期，他怕幼子蹈他复辙，于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距罗尔纲说是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被学校驱逐。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所以胡思杜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替他介绍工作，都被胡适以不可胜任为理由而拒绝。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用飞机空动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见上幼子一面。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引起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面学人的关注。胡适认为思杜是被逼不得已的，“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适这么认为有他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的是争取和批判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批胡适对国民党“小批评大帮忙”，另一方面又频频向他挥动橄榄枝。在胡适南飞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广播台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长，不仅如此，还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诫胡适。胡适的反应是“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我吗？’”结果胡适还是南飞了，政策也就由拉拢侧向于批判。1949年，香港左报纸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文中说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

 

以上是批评，下面则是劝喻，“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对于此文胡适公开表示了鄙夷，他声称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1950年1月9日发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作为回应，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明确表示不可能在一条路上相见了。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当局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于是胡思杜的那篇文章被公开发表，（本来它只是一份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写过的思想报告）其中有些文字是很伤人的：“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所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一九三零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卑微不足道的。”

 

胡适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当年10月，他写了《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这又是一篇反X文章，促使大陆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这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搁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胡适影响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决心。他是有原罪的，这个罪至死方休。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当进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 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胡适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他在1957年6月4日立遗嘱，把妻子列为第一财产继承人，两个儿子立为第二继承人，一直未改。1962年，胡适心脏病发瘁死台湾。不知这对父子泉下相逢，是怎么一番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