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之为狭义上的文明，概发于汉而定于唐。汉承秦制，在政治硬件方面除了将郡县制改为封建制外，余无更张。至于儒学真正成为法定意识形态，已经是西汉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事情了，至东汉，儒学乃大为兴盛。然而，儒家那套礼义制度或曰转化为礼仪廉耻的文明意识，在东汉结束后，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从公元220年曹丕强行推演尧禅舜继的古装戏，把汉刘家想作傀儡都不得的刘协赶下台，到公元589年杨坚初步统一，中国自秦以来大统一的天下为此付出了三百多年将近四个世纪分裂与战乱的代价。
唐朝兴起，有鉴于儒家文明边际效用递减的史实，认准了佛教。于是，发微于东汉，形成于南北朝的本土化佛学，在唐大为兴盛。
佛家把儒家礼义廉耻的复杂程序化简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注1]的通俗准则，从此，中国成了儒佛交融之国。但是，无论”礼义廉耻”还是”立地成佛”，都没有能使我们的文明真正地健康发展，反而是灾难愈加深重。
也许这种评判是片面的深刻，但是在儒家的朗朗书声中，在佛家的念念佛语中，真实的世界实在是残酷不堪，甚至残酷得有些滑稽。
文明的温柔背后有太多的血腥史实。有的是在彬彬有礼下的算计，一如后世《增广贤文。一法通》上所说的：”当面叫哥哥，手里摸家伙。” [注2]大体上毛泽东所讥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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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语最早见于南宋高僧释普济《五灯会元。东山觉禅师》曰：”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处引用只为意解。另外，南宋朱熹在其《朱子语类》与清代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均引用过此语。
[注2]《一法通》上另有”口里甜如蜜，心里黑似漆”语句。版本见参考文献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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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也从此中化来。有的则干脆是无情的吞并与狂暴的杀戮，一些都化简为”武力”二字，八王之乱、五代十国、扬州十日不都是狂暴杀戮的缩略语吗？还有，在文明驯化的核心理念里，又派生出无情的愚弄与压制，妇女的地位卑微与被压抑而成的狭隘，成了我们这个文明的残疾。西方哲人说过：”一个好母亲顶得上100个好教师。” [注3]这话至今约有近200年的时间了，与我们文明中的”夫为妻纲”相比，实在是稚嫩了一些，但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母亲缺失的危机” [注4].在片面深刻的”场景”下，我们也实在地看到了文明衰退冗长的悲剧。如果我们无心按大部头史学经典那样来复现历史，不妨以剪辑的方式来从历史中抽取片断。在我们引以为历史骄傲的唐朝，一位端坐在合法继承来的皇位上的人，表面上口口声声地称扶他上台的老先生为”尚父”，比做周朝的姜尚（子牙），但他又忍受不了尚父的专横。无可奈何，收买了黑社会，以行窃为名，到尚父家里干掉了这位碍手的权臣。皇帝雇佣黑社会杀人成了历史上的奇闻。虽为罕见，但也表明了皇权与官权是处在互相博弈的状态，而不采取雇黑方式除掉权臣（且不分什么忠奸），那就是使用阴谋，罗织罪名、栽赃陷害。
雇黑的皇帝叫李豫，被杀的权臣叫李辅国。在整个历史中，他们也只是”现象学上的符号意义”；同样，使用阴谋除掉岳飞的赵构与近乎政治盲人的岳飞，也只有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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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语出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中译本（宋景堂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p34.
[注4]”母亲危机”为自由学人、著名母亲教育专家王东华于1999年提出，其著作《发现母亲》由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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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抽象许多道理。
还是在我们引以为文明荣耀的唐朝，一位由原来反叛者而来的”忠臣”把他的主人玩于掌股之上，几乎重演了董卓的一切。被迫从长安迁都洛阳的皇帝对向他献上崇拜的百姓说：”别叫我天子了，我已不是你们的皇帝了。”他说的对，几个月后，他就死在了权臣手中，又过了几个月，他最后一个儿子和老婆也被”处理”掉了。
那个唐代的董卓叫朱温，那个连汉献帝下场都没捞到的皇帝叫李晔。
故事尽在书中，在此无须罗列。
再看官与民的关系呢，”中国第一县令”黄梅像他许多同行业前辈一样，遵守着一个行规：除不要脸以外，其他什么都要。黄梅开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政府打给农民的收粮白条，作为”中国第一县令”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当农民拿条子换钱时，他再狠狠地扒你一层。好在黄梅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不是唐朝的黄巢时代，否则他会被急红了眼的草民给吃了的！为了钱，这个文人出身的官员竟然在母亲猝死后继续唱大戏。结果，为礼教所不容，道德风险引出了经济问题。他竟然用谎言维持了在一个县十多年的统治，被治傻了的老百姓没一个敢告他。在他案发后，几乎没人敢给调查人员打证。因为在明代早就有如王艮那样的明白人告诉人民：忍着，千万别惹事。
道德再一次翻版成了谎言！
当然，民虽愚，并非没理性计算成本。换言之，当他们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干脆就丢弃了最后的理性，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无不如是，至于成功的和尚”反贼”朱元璋就不必细论了。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皆带黄金甲”，多么好的诗句，可惜，这只是又一次杀人的宣言。
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大多是在温柔的血腥下度过的，除了战乱兵灾、旱蝗水涝，还有数不尽的人祸。在严刑峻法刀头下死掉的无辜冤魂绝不比让马蹄踏死的无辜者能够多喊一声”苍天啊！”，血光与肉泥书写与糊裱着一代又一代的”温柔的历史”.这是怎么回事？
元代著名词人张养浩在被迫带着冤屈接受皇帝的任命后，去陕西救灾时，经过潼关，他突然找到了答案。其曲（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说战乱可以凭实力人物的良心发现得以避免或减到最低程度，愚民政策也可通过所谓的启迪民智来渐为改观，那么对妇女的残酷压抑，则是我们的文明之耻，也是我们这个文明时至今缺乏母亲的根本之所在。
《水浒传》以宋事为原料，以作者所在的明代为映衬，其所写武松杀嫂、杨雄杀妻，绝非夸张，而王婆骑上木驴的酷刑虽不在官方明列的妇女五刑之中，但也是一种辅助教化工具。这种刑具，以横木上一根坚韧细杆或干脆就是铁钉朝天而竖，女犯被从高吊处放下，竖杆正插肛门或阴道，直贯口腔，几日后才得死亡。
残不残？缺德不缺德？
文明的某块基石早已让女人的阴血给浸透了无数次。
而对妇女训诫的一切伦理根源完全来自于一位女历史学家对孔圣人”唯小人与女人难养”定性的诠释。班昭的《女诫》让我们这个文明不再敬畏女人的阴部，反而使它成了权欲加淫欲及窥癖发泄的靶子。班昭的理论核心是：”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 尪者，弱也。如果一个男人像狼一样凶残，还嫌他羸弱，那么，比老鼠还弱的女人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在温柔的血腥中，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玩国家”观念。它是一种更深度的残酷，或者说更血腥的温柔。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文明虽以国家形式续存，但每在危难之际，国家就成了政治赌徒们的筹码。至于吕不韦那种史书已讲滥了的故事，无须重复了；还有，确立了伍子胥与伯嚭关系的细节，此处也不必细述。看一下唐末的董昌，你会又笑又怒，又叹又怜。他以军事实力割据，逼迫国家承认割据事实，再以巨额贡赋向朝廷索取王爵。
这笔交易最后搞砸了，结果他成了另一个玩国家高手的筹码。
这是钱鏐取代董昌、世为越王的故事。
国家愈衰，玩国家者的数量就越多。北宋末，童贯玩国家，去收复幽燕十六州，结果引得金兵进汴，赵佶父子皇帝成了北方的囚虏。南宋愈衰，先后有韩侂胄与贾似道各玩了一把，结果本可维持的摊子全面破产！
如果童贯不是玩砸了，稍遏功利之心，也是作太监而封王的”历史伟人”，他将与许多民族英雄那样图挂凌烟阁（或紫光阁）。贾似道也是如此，作为骗得荣誉的”民族英雄”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再一次在细节上颠覆了儒家的教义。什么君臣父子，连皇帝都要给他下跪。因为此前他已经制造了一个神话：没有我贾似道，这个国家就玩不转！
官比皇帝大，这是个平常人无法想象的历史现象，而就本质来说，皇帝与官员无非是政治市场的交易者，他们要从事各种条件下的交换。在皇家供给资源相对紧缺之时，也就出现了”不要脸的文凭”现象。多少士子为求登榜而放弃了廉耻，而既便放弃了廉耻也不见得换来认可。官场本质就是智力投资市场，所谓”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所谓（时下之谚）”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所以，只有认清了交易本质，才可能理解乃至体谅古代官场上为什么”没有人能把反腐进行到底”的窘境。
在罗列完历史伦理化之后，要说的是写作技术上的问题。其一，之于中国历史典籍丰富之状，要把庄严的宏大叙事转化成与大历史观并不冲突的细节描述，需要的是精心选材，将”正史”中的刻板描述逻辑化为”生活场景”.其次，是在正史之外尽可能多地选取为史学家所认同的笔记历史。中国历史在本质上是”半史在记”，文人笔记的丰欠既代表着那个时代文化的繁荣与衰败，也同样预示着相临下一代历史著述的丰满有否可能。
即便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也多取材于”野史”（笔记的最初型态），如三代世表之写法多采用《谍记》与《五帝世谍》的材料，至于管仲晏婴的传记则多采管氏《牧民》等篇章及《晏子春秋》，凡此等等。
对古人笔记的采用，于现代中国史学家也多有所为，如著名的政治史大家周谷成在《中国政治史》中不少资料都引自”正史”以外的笔记。其引述范围之广，令人耳目一新，从郑樵《通志略》到赵翼《陔余丛考》、《二十二史札记》，再到顾炎武《日知录》乃至于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不一而足。
周老先生之《中国政治史》成书于1940年，重印了4次，到1981年又出了修订版，实在为中国自民国以来少见的史学力作。它也是我的历史启蒙读物之一。另一本则是夏曾佑老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可惜的是，我只读了夏著的上册（从上古至隋朝，1933年版）。在周老先生之后，对笔记采用较有功底的非任继愈先生莫属。其《中国哲学史》（1964年版）虽有不少阶级论之”革命话语”，但其引证、考证之功确属上乘，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有了成为传世之作的可能。尤以引用李贽之《焚书》论《水浒传》为最著，李贽让掌国者熟读《水浒传》，并大胆预言：”否则（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由于这段”非正史”引证，使人认识到晚明中国政治之不可救药。
中国古代笔记作者有些还是重大社会剧变过程的见证人及这个变化过程的细节观察者，其记录更贴近现实，为以后的历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元末明初叶子奇之笔记要较明代之《元史》叙事清晰，其概由叶子奇本人亲身经历所致，如其对民谚的记录既真实又生动，印证了元末重大事变的社会心理状态。今日之新版《元史》（周良霄著）中引述时谚对元朝晚期吏治的评论，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所引出处就是叶子奇《草木子》笔记所记。其记云：”廉访司官分巡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兵弓旗帜金鼓迎官，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籍，有人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哪怕只作个提纲式的介绍，也不可能在简短的前言中全部列示。之于历史笔记之采用，我尽量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已被当代史家使用过的，确实印证了时代背景，如对科举考试相关的记闻；二是，对十分优秀的笔记相关条目的采用，如对《陔余丛考》中唐朝王爵滥（贱）之记、南宋将帅富奢之记，等等。
在”且述且作”的自我立意上讲，《历史只有三种人》也算一部历史笔记吧，只是每节太长了些。当然，形成3篇9章27节的整体布局也是由于我力求写一部”标新立异”的”私修巨史”之故。
作者虽于史书涉猎颇广，但恐庞杂不经，所以在本书写作结构的内含学术化即”皇帝。官吏。草民三种人政治博弈模式”之外，还用心选取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插图，并予以文字解释。这样好像有点抢编辑工作的嫌疑，但是他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用高度相关的图片作陪衬解释，能使读者产生更多感性认识；二是避免时下图书插图过滥且相关不大的毛病（这大多是由于作者与图片编辑沟通欠缺所造成的）；其三，帮助文字编辑更好地把握史料的准确性。但一部好的历史通俗化作品需要作者与编辑更好地协作。”协作”二字绝非客套，据我以往的经验如写《中国人的误读》与《中国古代言论史》来看，编审历史书稿的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作品如励志、经管类的。
以上罗列，大体说清了写作意图及本书要旨，不再多叙，敢引白居易《与元九书》结尾语，结束本序：”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自序于2005年12月1日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图书信息：全名《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吏、草民政治博弈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开本，150mmX229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