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活着时的作为相比，他们死后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力还更大些。
当《查理周刊》的编辑史蒂芬·查波涅尔（Stéphane Charbonnier）被谋杀之后，究竟是什么让巴黎的抗议者前来悼念他？
2006年10月7日莫斯科。俄国著名记者、人权积极分子和普京总统的激烈批评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被人发现死在她居住的公寓的电梯中。就像被执行枪决一样，她被近距离射杀。在此之前，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就曾经受到过死亡威胁。事实上，她已经几次遭到暗杀，甚至在车臣还遭遇假装执行死刑的待遇。不过，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她偏离既有生活轨道。她非常清楚，她的所作所为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肯定意味着惨遭杀害。她曾经在2005年维也纳无国界记者会议上说：“人们有时候会因为说出了心中的想法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2015年1月7日巴黎。两名伊斯兰极端分子闯入讽刺性漫画《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纵火，并射杀了12人，其中包括5名漫画家。该杂志之前曾经遭受过攻击，编辑部被扔了燃烧弹，网站遭黑客攻击，编辑接到死亡威胁。但是，记者们并没有退缩，他们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该干嘛干嘛。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个工作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但他们的工作并不受影响。《查理周刊》的主编史蒂芬·查波涅尔在被枪杀的3年前在接受采访时曾经不祥地预感到，“我宁愿站着死而不愿跪着生。”2012年，一个男子在法国西部港口拉罗歇尔（La Rochelle）呼吁砍下查波的头而遭逮捕，他冷笑着回应说：“让我们不要恐慌！”
2015年2月26日孟加拉首都达卡。孟加拉裔美国人阿维吉特·罗伊（Avijit Roy）是个博客作家和积极分子，他被两个匿名的凶手当街砍死。当地伊斯兰组织很快就称赞这次杀戮行动。罗伊是名为“自由思想”（Mukto-Mona）的在线社区的创始人和主持人，这个主要由自由思想者、无神论者和人文主义者组成的组织在孟加拉国及其他地方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看到最近和他观点类似的其他作家遭遇暗杀，自己也曾多次遭遇孟加拉伊斯兰分子的死亡威胁和政府的不断骚扰，但罗伊并没有屈服。在《查理周刊》遇袭的文章“信仰的病毒”中，罗伊详细地谈到自己遭受的死亡威胁。这是一篇在死亡阴影下写出来的文章，但他的手似乎没有因为恐惧而发抖。
从众多案例中选出的这些例子说明，人们有时候能够做出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交易：他们竟然会为了某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抽象观点宁愿意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人不是为家人或朋友而死，也不是为国家或宗教而死。事实上，许多人不信教，甚至可能是无神论者，他们并不期待来世会有任何回报。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是在进行一笔非常安全的投资：他们相信，上帝肯定会给他们十倍的报偿。而在光谱的另一端，那些人肉炸弹则为了实用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家性命也要杀人。他们是把死亡当作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的；他们希望获得天堂里的快乐和满足作为一种奖赏。但是，那些为理念而死的人并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奖赏。他们死了，什么也没得到。那么，他们为何要这样死掉呢？
在刚刚出版的拙著《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中，我考察了西方的“哲学殉道”传统。殉道者哲学家是像苏格拉底、希帕提娅、布鲁诺、托马斯·莫尔、雅恩·帕托什卡等思想家。在面对两难选择时，即究竟是背叛自己的哲学而苟活于世还是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从容就义，他们统统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可以说是让哲学接受生活的检验。他们的死亡因而成为哲学著作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就苏格拉底而言，其充满戏剧性的死亡几乎就是他的唯一著作了。这些哲学家是特别崇尚自由的人，但在他们的传记中发挥作用的是一种超级必然性来引导他们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选择，过一种特定的生活，并以特别的方式死去。他们出于遵循自己的哲学生活的需要将人生变成了试验场。最终，这种确保其著作与人生、词汇与行为、理论与实践间的一致性给这些哲学家的生平故事带来一种独特之美，虽然美得令人恐惧和颤栗。
与此类似，像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史蒂芬·查波涅尔、阿维吉特·罗伊等人在残酷的暴力面前宁死不屈或许也是出于保持自我一致性的迫切需要。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传记，我们就会发现其共同的特点是竭力全力确保不“背叛”自己。向强权屈服不仅丧失了自尊，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清晰认识，从而将自己眼中用来定义自我的重要界限模糊化。如果不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他们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了。
无论从伦理学还是存在论角度看，这些人肯定觉得模糊性难以容忍，再也没有什么比模糊不清的场景更糟糕的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一篇名为“我害怕吗？”的短文中写道：“如果生为一个人，你就不能像蘑菇一样地生活。”所以，为了安全地摆脱伦理学和存在论上的模糊性，他们必须坚持立场决不妥协，必须走上风险最大的道路。
马丁·路德有句体现其鲜明特征的名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能做其他事。”他们同样也是受到这种神圣而倔强的牛脾气所驱动，他们是字面意义上的死于纯洁性的纯洁派教徒。他们不仅在伦理学和政治上追求纯洁而且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一丝不苟，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得达到不人道的地步：为了警惕自己不小心落入陷阱，他们决定遵循最高标准；为了确保其行为没有丝毫胆小懦弱的因素，他们只求助于终极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不屑于做任何别的事。他们对纯洁性的关切几乎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不止一次差点为理念而死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非常深刻地解释了这个过程。他在《扰乱和平》中写道：“我的所谓勇气和耐力都来源于恐惧：对我自己良心的恐惧。我会从遭受真实和想象的失败的折磨过程中获得快感。”像他这样的人，我们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好羡慕的。他在“监狱中的英雄时刻其实不过是一连串的焦虑、害怕和恐惧而已。”他觉得别人对他的羡慕和敬佩其实是放错了地方：
与那些敬佩我的人相比，在忍受监狱的折磨方面我可能做得更差。每当我听到大厅里熟悉的欢呼“哈维尔”时，我就吓得不得了。有一次，在听见有人那样喊我的名字后，我竟然不加思索地慌忙从床上跳起来，脑壳撞在窗户上。
但是，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也不管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如何，那些为理念而死的人最终都给后人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些人克服了肉体的不可靠性和人类生活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优雅地将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踩在脚下，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所有人的行为准则。他们将我们可怜兮兮地试图保留的东西挥霍掉。亲眼目睹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的世界陷入崩溃。他们的英勇壮举让深陷于生存困境无法自拔的我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的慷慨大方使我们那些可怜的人生算计相形见绌，更显羞耻和丢脸。
这些人仅仅为了没有任何明显奖赏的抽象概念而宁愿付出牺牲性命的高昂代价。恰恰是这种交易的怪异性本质决定了他们在公众良心中的命运。由于不知所措和深感羞耻，我们最终只好用充满神秘色彩的而非严格的理性术语描述他们的死亡。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史蒂芬·查波涅尔、阿维吉特·罗伊从死亡中得到了远比他们渴求的东西更多的回报：他们在尘世生活，他们为了世俗的理由死去，可是我们心怀内疚的良心折磨却将他们变成神话人物，使之获得殉道者的崇高地位。与活着时的作为相比，他们死后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力还更大些。本来不算什么的可怜虫最后却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英雄。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萨斯理工大学荣誉学院文科副教授。新著《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
译自：Why people are willing to die for an idea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5/06/18/why-people-are-willing-to-die-for-an-idea/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