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极自由，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博客说说这事儿。但随即又觉得在网上谈这种理论性过强的东东不大合适，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网上出现了谈消极自由的文章，而且写得不错，这勾起了我以往的兴趣，就来凑个热闹吧。
大约是在前年，我写过一篇《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文章。其中谈到，二十世纪的政治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博弈的历史。博弈的结果，是自由主义推崇的民主政体越来越占上风，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日渐式微。这篇文章发出后，很多网站都进行了转载，但不久很多网站又把它涮掉了。有些网管还给我发来邮件，说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涮了这篇文章，请你谅解等等。这让我很是感动了一把。
但现在想来，我的这篇文章的确有点问题。这倒不是说我在文章中鼓吹了自由主义，而是它多少会给一些外行的读者造成某种错觉，以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就在于承不承认自由的价值。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即使认可和推崇自由，它推崇的也是积极自由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是自由主义，就在于它所理解的自由只是、也只能是积极自由。马列主义的实践史也说明了这一点。看看中国那些老一代共产党人，苏东国家那些老布尔斯维克吧，他们当年起来革命时，谁不把自由挂在嘴上？又有谁不宣称自己是在为民众争自由？可他们的自由表白即使是真诚的，他们争的也是强者逻辑的积极自由。岂止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持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代毒菜者，包括纳赛尔、老巴沙尔、萨达姆、卡扎菲等，当年的他们又有谁不是靠反对王政专制、为自由而战起家的？卡扎菲发迹的那个团队，还叫做自由军官组织呢！但就因为他们脑子里的那种自由，只有积极自由，没有丁点消极自由的痕迹，他们后来走向砖制毒菜，从思想渊源看，就顺理成章了。
消极自由概念的提出，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把自由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两种，是犹太人伯林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伯林虽然是英国学者，但却是出生于当年的俄罗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于1920年俄共控制俄罗斯后，才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伯林的一生中，他目睹了纳粹法西斯对自己民族的屠杀，自己的母国俄罗斯如何被俄共接管，并一步步走向集权专制。他的两种自由概念，就是对这一人类社会现象进行反思的结果。经过长期的思索，伯林终于发现，那些纳粹主义者、马列主义者，之所以会从为本国人民争取自由开始，一步步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不自由的国家，从思想渊源看，就因为他们崇尚的仅仅只是一种积极自由。这种自由观导致了强人政治逻辑的泛滥，并进一步使独裁者成为胜出者。
积极自由，即自我引导和主宰的自由，也就是“我要做自己的主人”的自由。这种自由观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很多人嘴上的自由，充其表达的量就是这种自由观。与积极自由相比，消极自由则可以说是一种防御、保护型的自由，也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有不受到哪些干扰、限制、剥夺的那种自由。从积极自由走向对自由的剥夺，对这种关联性，虽然在逻辑上很难做出强有力的支撑，但这又是一个很难否认的事实。对此，伯林在两条线上作出了分析。他指出，那些持积极自由观的人，往往会对“自我”进行分拆，要么按照宗教唯心主义把“自我”分为“假我”和“真我”，要么根据理性主义把“自我”拆成“感性人”和“理性人”。这导致了两种后果，一些人会按照唯心主义的引导去寻找“真我”，自我设限甚至自虐，有些宗教徒的禁欲主义，走的就是这条道。另一些人则被理性主义搅得懵懵懂懂，为自己老找不到理性的自我惶惶然。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的理性自我、你的自由意志被束缚了，让我来引导你吧！这些人就成了政治领袖。然后，他们要么做了毒菜者的师爷，要么自己当了毒菜者。
深入一点看，积极自由的理念，还与人们对自由作出了错位的定义，有极大的关系。本来，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人们谈论自由，谈的就是政治自由。但持积极自由观的人，扯来扯去的，就把政治自由与宗教的、形上的、理性主义的意志自由搅在了一起。这种崇尚意志自由的思想蛊惑了一大批人，一些人成了奴隶而无法自觉，自己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起码的消极自由也没有了，却以自己有意志自由自居，把自己想象成自由的主人。还有一些强势人物，只顾及自己的意志自由，并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为借口，肆意侵害他人的消极自由。毛有没有意志自由？岂止是有，简直是随心所欲！但就是他统治的中国，成了最没有自由的社会，从人身到思想，从思想到文化，从宗教到民俗，中国人都失去了自由。
如此看来，中国社会接受了积极而不是消极自由的观念，也是很自然的。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高扬的是积极自由，所以中国人看到的也只能是这种自由，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也受到了限制。由马恩列斯引导，中国人接触外面的知识，接触来接触去的，接受的也主要是卢梭、黑格尔、斯宾诺莎、康德、马克思的理论，而对霍布斯、边沁、弥尔等人则比较陌生。就算是康德，他的许多与消极自由理念较吻合的思想也被忽略了，而他那些有利于思想强制的哲学理念，则得到了充分的介绍。现在有些人在网上谈康德，谈的就是这种救世主式的康德。一些自称民主派的人，也总是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教主面孔，恨不得把自己的“理性”硬生生的钉入他人的脑袋里去。
由此我想起了在中国流行的时髦口号：解放思想。说实话，我对这句口号就不以为然，还写了篇文章对此进行质疑，只可惜文章刚贴上去，就被涮下来了。我是这样想的——什么叫解放思想？难道这世上还有不喜欢解放思想的人吗？就算有，人家不愿意解放自己的思想，那也是此人的自由，你急什么急？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思想，而是思想解禁，也就是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情况下，给人以想什么写什么的消极自由。而这种消极自由，无非是我等小民见到权力者时，就会说，尊敬的大人，我想思考一下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心声说说话，难道不可以吗？可就是这点自由，大人们却说，不行，你得保持思想一致！然后又要大家解放思想。
消极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从台湾的民主转型中也能看出点道道来。现在一说到台湾的民主转型，许多人就会想到蒋经国，说小蒋先生的贡献如何。殊不知台湾的胡适那批人，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同样不该忽视。胡适在大陆时，地球上还没有消极自由的概念，但胡适就是个消极自由分子。原因是胡适推崇英国而不是德国的哲学思想，他至始自终就是英美哲学的追随者。英国是消极自由思想的发祥地，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后，把这种消极自由的理念又发挥到了极致，并把它们写进了建国的那些文件中。胡适虽然是个消极自由的鼓吹者，但他在大陆时，声音却被其他的更加高亢雄壮，也更具煽动忽悠性的言论湮没了。这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也包括那些急欲改造中国，目光短浅，修为功底不够的其他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些人也自称自由主义者，知道的却只是积极自由那套东西，言必称卢梭，看不惯国民党的死气沉沉。于是他们就开始组建“民主党派”，于是就留在了大陆，直到后来被打成大右派，有些人自今下落不明。
而胡适呢，他去了台湾，那些干扰声不在了（留在了大陆），他成了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影响力剧增。这种影响力不仅渗透到了国民党，也影响了早期那些民进党的民运分子，还影响了台湾军队中的知识型军官。这一点，至少减缓了这些军人的某些冲动，就是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军官想跳出来，积极的自由的去干预一把。这就为台湾民主转型的平稳、安定和不流血，在思想资源上提供了某种保障，也避免了那种法国式的浪漫型积极自由主义的无休止的清算，在台湾的重演。后来的民进党当然也在清算国民党，但他们没有清算威权时代的人，而只是在闹着清算国民党的党产。
2012-2-10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