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极自由,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博客说说这事儿。但随即又觉得在网上谈这种理论性过强的东东不大合适,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网上出现了谈消极自由的文章,而且写得不错,这勾起了我以往的兴趣,就来凑个热闹吧。

大约是在前年,我写过一篇《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文章。其中谈到,二十世纪的政治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博弈的历史。博弈的结果,是自由主义推崇的民主政体越来越占上风,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日渐式微。这篇文章发出后,很多网站都进行了转载,但不久很多网站又把它涮掉了。有些网管还给我发来邮件,说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涮了这篇文章,请你谅解等等。这让我很是感动了一把。

但现在想来,我的这篇文章的确有点问题。这倒不是说我在文章中鼓吹了自由主义,而是它多少会给一些外行的读者造成某种错觉,以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就在于承不承认自由的价值。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即使认可和推崇自由,它推崇的也是积极自由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是自由主义,就在于它所理解的自由只是、也只能是积极自由。马列主义的实践史也说明了这一点。看看中国那些老一代共产党人,苏东国家那些老布尔斯维克吧,他们当年起来革命时,谁不把自由挂在嘴上?又有谁不宣称自己是在为民众争自由?可他们的自由表白即使是真诚的,他们争的也是强者逻辑的积极自由。岂止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持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代毒菜者,包括纳赛尔、老巴沙尔、萨达姆、卡扎菲等,当年的他们又有谁不是靠反对王政专制、为自由而战起家的?卡扎菲发迹的那个团队,还叫做自由军官组织呢!但就因为他们脑子里的那种自由,只有积极自由,没有丁点消极自由的痕迹,他们后来走向砖制毒菜,从思想渊源看,就顺理成章了。

消极自由概念的提出,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把自由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两种,是犹太人伯林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伯林虽然是英国学者,但却是出生于当年的俄罗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于1920年俄共控制俄罗斯后,才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伯林的一生中,他目睹了纳粹法西斯对自己民族的屠杀,自己的母国俄罗斯如何被俄共接管,并一步步走向集权专制。他的两种自由概念,就是对这一人类社会现象进行反思的结果。经过长期的思索,伯林终于发现,那些纳粹主义者、马列主义者,之所以会从为本国人民争取自由开始,一步步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不自由的国家,从思想渊源看,就因为他们崇尚的仅仅只是一种积极自由。这种自由观导致了强人政治逻辑的泛滥,并进一步使独裁者成为胜出者。

积极自由,即自我引导和主宰的自由,也就是“我要做自己的主人”的自由。这种自由观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很多人嘴上的自由,充其表达的量就是这种自由观。与积极自由相比,消极自由则可以说是一种防御、保护型的自由,也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有不受到哪些干扰、限制、剥夺的那种自由。从积极自由走向对自由的剥夺,对这种关联性,虽然在逻辑上很难做出强有力的支撑,但这又是一个很难否认的事实。对此,伯林在两条线上作出了分析。他指出,那些持积极自由观的人,往往会对“自我”进行分拆,要么按照宗教唯心主义把“自我”分为“假我”和“真我”,要么根据理性主义把“自我”拆成“感性人”和“理性人”。这导致了两种后果,一些人会按照唯心主义的引导去寻找“真我”,自我设限甚至自虐,有些宗教徒的禁欲主义,走的就是这条道。另一些人则被理性主义搅得懵懵懂懂,为自己老找不到理性的自我惶惶然。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的理性自我、你的自由意志被束缚了,让我来引导你吧!这些人就成了政治领袖。然后,他们要么做了毒菜者的师爷,要么自己当了毒菜者。

深入一点看,积极自由的理念,还与人们对自由作出了错位的定义,有极大的关系。本来,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人们谈论自由,谈的就是政治自由。但持积极自由观的人,扯来扯去的,就把政治自由与宗教的、形上的、理性主义的意志自由搅在了一起。这种崇尚意志自由的思想蛊惑了一大批人,一些人成了奴隶而无法自觉,自己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起码的消极自由也没有了,却以自己有意志自由自居,把自己想象成自由的主人。还有一些强势人物,只顾及自己的意志自由,并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为借口,肆意侵害他人的消极自由。毛有没有意志自由?岂止是有,简直是随心所欲!但就是他统治的中国,成了最没有自由的社会,从人身到思想,从思想到文化,从宗教到民俗,中国人都失去了自由。

如此看来,中国社会接受了积极而不是消极自由的观念,也是很自然的。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高扬的是积极自由,所以中国人看到的也只能是这种自由,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也受到了限制。由马恩列斯引导,中国人接触外面的知识,接触来接触去的,接受的也主要是卢梭、黑格尔、斯宾诺莎、康德、马克思的理论,而对霍布斯、边沁、弥尔等人则比较陌生。就算是康德,他的许多与消极自由理念较吻合的思想也被忽略了,而他那些有利于思想强制的哲学理念,则得到了充分的介绍。现在有些人在网上谈康德,谈的就是这种救世主式的康德。一些自称民主派的人,也总是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教主面孔,恨不得把自己的“理性”硬生生的钉入他人的脑袋里去。

由此我想起了在中国流行的时髦口号:解放思想。说实话,我对这句口号就不以为然,还写了篇文章对此进行质疑,只可惜文章刚贴上去,就被涮下来了。我是这样想的——什么叫解放思想?难道这世上还有不喜欢解放思想的人吗?就算有,人家不愿意解放自己的思想,那也是此人的自由,你急什么急?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思想,而是思想解禁,也就是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情况下,给人以想什么写什么的消极自由。而这种消极自由,无非是我等小民见到权力者时,就会说,尊敬的大人,我想思考一下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心声说说话,难道不可以吗?可就是这点自由,大人们却说,不行,你得保持思想一致!然后又要大家解放思想。

消极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从台湾的民主转型中也能看出点道道来。现在一说到台湾的民主转型,许多人就会想到蒋经国,说小蒋先生的贡献如何。殊不知台湾的胡适那批人,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同样不该忽视。胡适在大陆时,地球上还没有消极自由的概念,但胡适就是个消极自由分子。原因是胡适推崇英国而不是德国的哲学思想,他至始自终就是英美哲学的追随者。英国是消极自由思想的发祥地,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后,把这种消极自由的理念又发挥到了极致,并把它们写进了建国的那些文件中。胡适虽然是个消极自由的鼓吹者,但他在大陆时,声音却被其他的更加高亢雄壮,也更具煽动忽悠性的言论湮没了。这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也包括那些急欲改造中国,目光短浅,修为功底不够的其他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些人也自称自由主义者,知道的却只是积极自由那套东西,言必称卢梭,看不惯国民党的死气沉沉。于是他们就开始组建“民主党派”,于是就留在了大陆,直到后来被打成大右派,有些人自今下落不明。

而胡适呢,他去了台湾,那些干扰声不在了(留在了大陆),他成了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影响力剧增。这种影响力不仅渗透到了国民党,也影响了早期那些民进党的民运分子,还影响了台湾军队中的知识型军官。这一点,至少减缓了这些军人的某些冲动,就是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军官想跳出来,积极的自由的去干预一把。这就为台湾民主转型的平稳、安定和不流血,在思想资源上提供了某种保障,也避免了那种法国式的浪漫型积极自由主义的无休止的清算,在台湾的重演。后来的民进党当然也在清算国民党,但他们没有清算威权时代的人,而只是在闹着清算国民党的党产。

2012-2-10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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