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重庆谈判真相》在《议报》发表后，我在“博讯•党史真相”专栏上又说了一遍，网友「拍砖」——国共关系得从“四•一二”说起，意思似指国民党首先破坏国共关系，先开杀戒，这才引起中共撇出单干，才有后面的国共之争。
由于大陆只有中共一种声音，长期只听到中共的单声道，偏听则暗，这位网友估计不清楚“四•一二”成因。其实，只要想一想，中共为什么只强调自己的“无辜”，只说自己“被杀”，不说国民党“为什么”分共？惹引“四•一二”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党，中共一直回避这一关键要害。
赤俄撮合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英美为师，崇尚民主自由政制；共产党则以赤俄为师，以废灭私有制为目标，崇尚阶级专政。1922年8月，孙中山决定接受赤俄“带着主义的酒杯”，用民生主义包含共产主义解释国共存在一致性，同时〈孙越宣言〉（孙中山与赤俄副外长孙越）明确指出共产制度不适中国，共产党仅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1923年5月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即用军火支持开办黄埔军校）。
[ 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原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100、21。
1923年，赤俄发行金卢布，相当旧俄10金卢布；1922年发行的17500卢布、1923年发行的175卢布。1930年，1金卢布可兑2.76哈尔滨大洋，2.15哈尔滨币兑1国币，1金卢布合1.28国币。参见《吴宓日记》第五册（1930～1933），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版，页95、123。]
国共合作，两党均沸反盈天。共产党有张申府退党，国民党差点开除二十多年党龄的冯自由。1924年国民党“一大”前，一直在海外搞钱的建设部长、广东省长邓泽如，1923年11月29日领衔上书，历陈“容共”危险——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抛出狠话：“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52。]
异声不断
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执委40次会议，张继（1905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中宣部长）、謝持（1907年加入同盟会）共同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該议案，与会中执委、监委20人，1/5中共党员，主流意见：“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
[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50。]
一届二中全会后，两党摩擦不断，上海、广州经常发生互殴。广东的国民党县长、厂长、公安局长频频拘捕的中共罢工者、阻禁罢工、压制以“第二政府”自居的工会、农会。中共高层要求将“阶级斗争”引入国共合作，希望公开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冯自由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不承认失云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央的权威；8月20日主张“容共”的廖仲愷遇刺，国民党领导层破裂，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11月23日孙中山灵前的西山会议（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与广州分庭抗礼，要求“分共”，但仍称中共为“友党”。1926年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5月15～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谭延闿等九人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
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为城乡绅士、知识分子，断难接受“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他们在合作中看清共产党另搞一套，并不尊重国民党领导、不信仰三民主义。差点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戴季陶（原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支持“容共”，此时也转变态度，指责中共“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
[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7），参见《戴季陶主义研究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35～43。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1925–7-23），载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页201～204。]
北大学生王昆仑，1922年加入国民党，支持联共，此时也主张“分共”，喊出“打倒共产党”。
[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87。]
四•一二
“四•一二”并非蒋介石一人之举，而是国民党主导力量的集体行动。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委员会议，吴稚晖提出“护党救国”。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检举“共产党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企图夺取政权，并谴责赤俄顾问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组织“清党委员会”。当时在沪著名国民党人还有：蒋梦麟、邵元冲、黄郛、马叙伦，他们均反对中共鼓动暴烈工运农运、收回租界。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内有史称“商山四皓”的蔡元培、吴稚暉、张静江、李石曾。1949年后，中共为什么一直“感冒”蔡元培，包括文革后不同意北大立蔡像（只同意立李大釗像），底牌在这儿呢！
惹引“四•一二”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及上海总工会独自成立临时政府，组织总罢工，要求北伐军收回上海租界。“四•一二”当天，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司令白崇禧下令开枪，宝山路司令部前伤亡百余人。15日蒋介石发布〈清党布告〉，通缉“中共首要”197人（包括不少国民党左派，如徐谦、詹大悲、邓演达。顾孟余）。
[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3-28），载《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页428。转引自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70、173～175。]
从根本上，国共因打倒北洋军阀而结盟，因如何建立政权、确定政纲而分裂，还是革命路向有根本性分歧。
暴烈农运工运•赤俄因素
中共折腾的两湖农运，阶级斗争、夺产地富，虐杀北伐军官家属（从祖父到孩子）及房地财产，甚至没收北伐军士兵寄回的薪饷。
[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上的发言，载《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689。]
两湖农运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实录。鲍罗廷明确提示：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
[ 《大公报》（长沙）1927-2-22，版7。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58。]
不过，这篇收入《毛选》的老毛早年大作，经再三删改，隐去许多血腥暴力细节。
城市工运也弄得厂商纷纷倒闭，影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如常德工会罢工要求：1、最低工資20元；2、每年15个月工资；3、八小时工作时间；4、为职工提供食宿；5、每年休假一月，春节放假半月，元旦放假三天，一切革命节日放假并保留工資；6、职工婚丧预支半年薪水，无理由辞退得发给三年退职金。
[ A•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页65～66。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97。]
如此高标准，当今国企外企均无力提供的“福利”。汉阳机器工会甚至将一厂主绑置工厂空地，将另一厂主关进厕所，同时监禁两家厂主家眷（连同婴儿），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
[ 〈汉阳机器工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2-4），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98。]
1926年春，国民党准备北伐。6月，在鲍罗廷指使下，中共中央通过反对北伐的重大决议，在广州散发“北伐必败”的传单。7月1日国民政府颁令北伐，9日誓师，11日攻克长沙；8月22日攻克岳阳，9月7日占领汉阳、汉口，包围武昌；10月10日攻克武昌。
1927年7月13日，莫斯科密令共产国际代表团长罗易（M•N•Roy）， 指导中共奋起反击，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罗易将电报副本给了汪精卫。毛泽东骂鲁易是“蠢猪”。鲁易、维泾斯基（吴廷康）旋消失于武汉（被召回）。
[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250～251。]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常委第20次会议上公布这份密电：“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孙科：“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信过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会议通过“限共”决议，即宁汉合流。
[ 刘继增：《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512～513。]
12月14日，国民政府与赤俄断交，既然赤俄支持中共武装叛乱。
武汉政府灵魂人物邓演达（1895～1931），持守中间路线，反对国共分裂，赞成两党合作，但不同意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极端举措，因此国共两边都不认可他。1927年6月15日前后，邓演达突撂挑子，与苏俄顾问铁罗尼秘密赴俄。
[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45～346。]
邓演达的出走，被认为是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通的标志。
从历史结果评“四•一二”
以中共夺国后的祸国数据，孰轻孰重，相信就是「毛粉」、「共粉」心里也很清楚。
四•一二所谓“鲜血染红了黄埔江”，前后大约杀了400余人。当然，用杀人解决不同政见，不合现代人文尺度，不能给予正面评价，更不能鼓励。但历史很残酷，数据很直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一部血腥史，只能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只能通过权衡决定聚会。温文尔雅的非暴力革命，在1927年属于失去历史可能的“美好想象”。
1949年中共得天下后：土改杀了至少数十万地富、鎮反杀了百万“反革命”（大多国民党员）、大饥荒饿死至少四千万、文革再整死两千万、六四屠城，共产党还有什么资格指说国民党的“四•一二”？！就算“鲜血染红了黄埔江”，共产党则是鲜血“染红了全中国”！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何况国民党宗旨正确（在台湾完成“宪政”），“四•一二”至少阻止中共赤化中国的企图，阻滞赤潮祸华的时间。
从政治道德上，四•一二所杀中共党员，都是武装暴动分子，就是用中共今天的标准，也是“杀无赦”。邓小平、李鹏的“六四逻辑”——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且不说六四学生还没达到这一“阶级觉悟”），62年后的共产党能杀非暴力抗议的学生，1927年的国民党就杀不得拿枪在手的共产党么？
“闹红”点滴
1927年4月，中共第一块赤区——广东海陆丰，一开张仅十几天，海丰县就杀了1686名豪绅、反革命；海丰、陆丰两县万余人外逃汕头、香港。
[ 《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58。]
海陆丰苏区颁布“七杀令”，所有富人均不能免。稍后的湘赣赤区“16岁以上30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
[ 钟贻谋编：《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02。]
中央苏区的兴国县，红色上将陈奇涵（1897～1981）：
在冬至祭祖的时候不分亲疏，群众认为可恨的土豪劣绅，拖出祠堂门口就杀了。
〈赣南工农暴动歌〉：
农村大革命，打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
[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8～9。]
湘鄂赣苏区——
乱捉乱杀，造成群众及党内恐怖现象，以肃反代替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使同志不敢说话，甚至开除一个同志，恐其反动就把他杀了。
[ 〈苏区中央局致湘鄂赣省委的信〉（1932-1-20），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人民出版社1986年，辑二，页10。]
补缀信息——
1938年国民党的孙科、邵力子各预定十部《鲁迅全集》（20卷，100元/套）
[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8页。]
相比中共只读马恩列斯（文革只读毛），器局大得多吧？
前清、北洋、国府时代，均可自由办报创刊，号称准备全人类的中共，一上来就禁止民营媒体，都七十年了，还不开禁，连前清慈禧的气度都没有，自己都“解放”不了，拿什么去“解放”全国？至于“解放全人类”，今日怕是连提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了。
6/8/2018 Prin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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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8.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