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烟灯烟枪——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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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6月16日

烟灯烟枪

作为提升民族自豪感的爱国主义素材,四大发明被一代代灌输给学童们。这几项备受欧洲人称颂的发明,在中国的命运却十分落魄。造纸术和印刷术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思想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中国的思想越来越狭隘、单调,审美旨趣越来越病态和萎靡;火药没有催生出采矿业和筑路业的繁盛,更没有催生出可以对抗官府的民兵武装;大航海并未出现在指南针被发明出来的地方。至于马镫改变世界一说,在欧洲,马镫的出现确实有利于骑士阶层和封建制,但那决不是马镫的后果。在中国,马镫使汉家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时更加被动。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认为: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是破坏性的,他们的文明形态低于中原的农耕文明。汉人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狄夷,殊不知在游牧民族看来,汉人才是真正的劣等人,甚至连人都算不上,只配当“两脚羊”。汉人说游牧民族:“弱则归服,强则侵衅。”而游牧民族认为汉人强盛的时候以欺压弱者为能事,弱小的时候又低三下四地乞怜,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坏水。在长达数千年的胡汉之争中,究竟是谁更有资格教另一方“做人”?尚需费一番思量。

器物的发明之于人类历史的进程,其意义实微不足道,更不足以油然生出“民族自豪感”。譬如上述那些器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远远不如一项“伟大”发明——烟灯烟枪。鲁迅曾用调侃的语气说:“若是送到波斯或阿刺伯,也算是一种国粹。”

烟灯烟枪2

(真正“国粹”级别的烟灯烟枪)

我们今天不为调侃,说它们引发了一场真正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虽有夸张却不甚离题。这场战争被英国人称为“贸易战争”,而中国史书和宣传上,称其为“鸦片战争”。名称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暗示:外国人是一群四处蔓延的毒素,到处腐蚀中华大地。无论是后世的义和团,还是越演越烈的“反帝话语体系”,都默认只需将外国人象脓疮一样挤出中国,这里就会变回一片洁净自足的乐土。此情结由来已久,在古代,中国人自诩拥有无上文化优越感,因此对外国人并不是十分为意。到了近现代,中国陷入深深的民族主义自卑感中,这情结很快演化成政治正确的代名词,煽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仇外、排外。谁将外国人赶出这片土地,谁就将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政治神话。

罂粟种植早在古希腊时期便有记载,这种植物据说原产于小亚细亚,在波斯、阿拉伯、印度、埃及广有种植。在漫长的鸦片种植史上,并没有被当成过“毒物”,它美丽的花朵被当成景观植物,法国人喜爱它香郁的种子,用来榨油或者制作料理。古希腊医生最先发现罂粟汁液的药用价值,罂粟汁调和的饮料,在希腊医典中被广泛应用。后来,钦慕希腊文明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大力推广罂粟,阿拉伯人将罂粟汁液和其它香料混合,制成块状草药,名曰鸦片。在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生嚼鸦片就象槟榔之于湖南人一样,是社交场合一种常见零食。

罂粟

近代欧洲对鸦片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并成功提取出吗啡,这是医学的一大重要发现,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并收获美名。数十个世纪以来,在美丽的花朵和香郁的籽粒陪衬下,这种良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十分美好,谁也不会把她和“毒物”二字联系在一起。

生嚼鸦片,或者在医师指导下作为药品使用,并不会成瘾,对人体也基本无害。直到一项来自中国的“伟大”发明改变了这一切:烟灯烟枪。

关于吸食鸦片的最早出处,有一说是因为回教禁酒,因此苏门答腊岛(属印尼)上的人们用吸食鸦片来制造亢奋和迷醉情绪。他们把鸦片放在火上烤,用一根竹管吸食。(这并不能怪鸦片或者酒,今天仍有无数人和家庭毁于酗酒,但酒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称颂,饮酒在很多地方仍被视为一件很有格调的事。)另一说认为烟草传入中国后,崇祯皇帝下发了禁烟令,于是中国人就用鸦片来替代烟草,放在烟斗中吸食。整个19世纪,在中国之外很少有吸食鸦片的行为,即便有也是中国人带过去的。烟灯烟枪可以将鸦片雾化,雾化后的鸦片会迅速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进而作用于神经系统,比生嚼鸦片的药效剧烈许多倍。在没有医师指导的情况下,吸食极易成瘾,不仅使人沦为鸦片的奴隶,长期吸食还导致体质下降、免疫系统受损。

那时中国本土尚不出产鸦片,她在进口物品清单中,被官方归入药材类。吸食鸦片至迟在清初已经受达官贵人们追捧,用名贵洋药来“强身健体”或者“进补”,本身就是特权的一种表现方式。吸大烟是高雅阶层的社交活动,配上翡翠、象牙等奇珍异宝制作的烟具,越发彰显主人的尊贵身份。全人类都有一种模仿上流社会生活风尚的原始欲望,这种欲望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浓烈。以至于连非常务实的农民,都宁肯牺牲一个劳动力,将女儿的双足缠上,据说可以满足男人变态的性情趣,因而备受上流社会推崇。吸食鸦片的风气很快向各个阶层弥散,成为一桩有暴利可图的买卖。因为一旦上瘾几乎就无法戒除,消费者只增不减,鸦片的需求市场不断扩大,到清朝中叶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康熙皇帝课以重税,以为国库之需。雍正皇帝则严令禁止鸦片消费:开馆者绞死;贩卖者、吸食者流配三千里……相关负责官员各有问责。

这些举措都无法控制吸食鸦片的泛滥,禁烟的根本在于形成文明消费的风尚。专制政体既没有德性来号召人民文明消费,又徇私枉法、朝令夕改。禁烟令毫无约束力,被乾隆推翻,重新以课税形式对付鸦片。到了道光年间又重新推出禁烟令,恢复雍正时期的严刑并变本加厉。清朝历代皇帝都被鸦片问题弄得焦头烂额,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遏止鸦片泛滥,却越收拾越无法收拾。

20世纪之前,鸦片在中国之外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社会问题,她拥有美好的名声,如同一位出水仙女,可观赏、可品鉴,更可救死扶伤。如果非要为中国的鸦片问题找一个原因的话,那我们只好怪罪到烟灯烟枪头上,这项伟大的发明打造了她在中国的妖魔地位。

大烟馆的广告

(大烟馆的广告)

商业文明已来到了中国海岸,中国市场上巨大的鸦片需求,刺激着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扩大种植和生产。大量鸦片作为药材被输入中国市场,在他们心中,这些行为就象每年从中国购买大量的大黄一样毫无问题。印度和斯里兰卡出产的茶叶已经具备了与中国茶叶竞争的能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从巨大顺差变成巨大逆差。帝国的财政运转开始恶化,吸大烟的风气从达官贵人弥散到了乡绅阶层,并有进一步向平民阶层扩散的趋势。军队已经沾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恶习,士兵们相信,一口大烟可以缓解训练和行军的疲劳。中国军队的训练和医疗非常落后,许多士兵患有慢性关节疾病,吸食鸦片可以缓解关节疼痛。种种状况引起了北京朝廷的警觉,禁烟的奏折象雪片一样飞来。道光皇帝决心禁烟,他颁布严令:在管辖范围内,一旦被查出一百斤违禁烟土,则停发主管官员一年薪俸;一千斤则革职;两千斤充军发配。主管以下小官,一应按罪惩处。

整个清代都严令官员嫖娼,但因为嫖娼而受处罚的官员却寥寥无几。那不是因为法令生了效,而是因为所有人,包括颁布法令的皇帝都明白:如果一个官员因为嫖娼挨板子,那一定不是因为他干了违法的事,而是因为他失势了。

没有人把这些律令当回事,没有哪一个负责禁烟的官员愿意得罪同僚,引火烧身。大部分鸦片贸易由中国的走私贩们完成,他们只需和海关官吏们勾结起来,便可以轻松将鸦片夹带入关。而黑交易市场,黑烟馆在官僚保护伞下肆无忌惮地扩张。负责禁烟的官员需要千方百计对皇帝隐瞒这些情况,否则他在官场上将无立锥之地,实际上,他们同样在其中大捞特捞。禁烟负责人,更象是这条利益链上的最大受益者和保护伞。无论是从消费端打击烟馆和瘾君子,还是从交易端禁止鸦片交易,或祭出惩处失职官吏的尚方宝剑,道光皇帝的禁烟举措没有丝毫成效,鸦片越禁越多。围绕鸦片的利益链从公开沉入地下,和整个帝国的腐败关系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揭开任何一角都触目惊心,如果真相全部公诸于众,将彻底动摇帝国的国本。

道光帝旻宁

(旻宁自己都活得象个大烟鬼,他怎么禁烟?)

为了挽救行将破灭的帝国,必须为鸦片之害找到一个合适的替罪羊。以忠义和清廉著称的林则徐出现了。在林则徐之前,所有关于鸦片之害的奏折,都在从中国国内找原因:那些奏折几乎一致认为,吸食鸦片是中国人自作自受,希望朝廷拿出有效手段来整顿吏治、打击走私、鼓励民间研究出戒烟方法……

但林则徐大不相同,他充满了忠君体国的热情,一心禁绝鸦片。他既要禁烟又不能和整个官场开战,那样的话于帝国还是他自己都不喾灭顶之灾。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敌人——洋人!

正是这些脓疮毒瘤,犬羊贱种,用害人之物来毒害善良的天朝子民!他并不晓得,自己挑起的战争将使这个国家的历史走向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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