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沉重的话题应该议论。
当年的朝鲜战争总共打了37个月又两天(1950年6月25日一1953年7月27日)，而“停战谈判”就占了24个月又17天(1951年7月10日一1953年7月27日)。特别是那个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安排问题”，竟占用了整个谈判时间的四分之三，达19个月(1951年12月11日一1953年6月8日)。
为什么“战俘遣返”问题谈判进度，每前进一步都步履艰难呢？
中方认为美方居心不良，企图扣留尽可能多的中朝战俘，借以向全世界宣示:“如此众多的战俘向往自由世界，拒绝回到共产主义社会，是遏制共产主义的重大胜利，是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的明证。”并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回忆录中一段论述作为证据。艾奇逊认为: 朝鲜成争只是自由世界同CP世界的前哨战，如果把包括投降者在内的战俘都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将无人逃亡(投降)。艾奇逊说:“CP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是对CP有威慑作用的。”
从1951年12月11日停战谈判进入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算起，到1952年12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维特发表扣留战俘声明为止的一年时间里，双方争论的原则议题就是: 对战俘遣返方式是“自愿遣返”还是“全部遣返”？双方各执一议，分歧难以消弭。
1952年11月27日，印度向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 提议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会由四个中立国组成，并由该四国公推一公断人，遇到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朝鲜停火后90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30个月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作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
1952年12月1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提案。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伤病战俘。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
4月20日，双方实现伤病战俘交换，朝鲜停战谈判的第四项议程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就战俘问题取得协议，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的职权范围》，唯一阻碍停战达成协议的第四项议程才得到解决。
那么，双方争执时间最长的、斗争最尖锐的“战俘遣返问题”为什么会拖那么久呢？
美国国防部长罗维特1952年12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拒绝强迫遣返战俘的立场，从军事上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很多战俘是由联合国军宣传人员劝导而背叛的，因此，如果强迫把他们遣返，便会失掉信用，也将损害联合国心理战争方面的努力。”
所以，美方的希望是遣返的数目越少越好，中方的要求是全部遣返。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给中朝方的战俘数字是176679名。1951年12月18日，美方第一次交出的中朝方战俘名单数目为132474人。对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名单，少了44205人。1952年1月28日，美方交出了中朝方被俘人员的基本材料，但对缺少的44205名战俘的下落仍未作交代。
1952年3月2日，当中朝方向美方提出将遣返其11559名全部战俘，要求美方遣返所收容的中朝方132474名全部战俘时，美方表示同意在这一原则条文下解决问题。但在4月1日的会议中，美方则表示只能遣返11.6万人，较前数又少了16747人。
4月19日双方再次会谈时，美方又将可遣返的数字下降到7万人。
在5月2日的停战谈判会上，中朝方重提美方遣返战俘数字为13.2万人，中朝方遣返1.2万人。美方立即表示拒绝。
5月7日，李奇微发表声明: 坚持其只遣返7万人的方案。7月1日，将7万名改为8.3万名，但又一次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1953年4月20日伤病战俘交换时，美方直接遣返的中朝方战俘是6670人(其中志愿军1030人)；停战后，直接遣返中朝方战俘是75823人(其中志愿军5640人)，两次共计82493人。
这就有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祖国，如何对待这些归国战俘？
香港的《凤凰周刊》2010年第23期以《志愿军战俘海外档案》为题刊登了一组文章，谈论当年中国志愿军战俘的遭遇及反思。下面摘录其中一些文章片断并予以叙评:
自有战争以来，在相当长时间里，战俘是可以任由对方处置的战利品。
古时，中西方均视战场被俘为耻，且大都以是否“杀身成仁”作为衡量是否有“节”的标准。
但在欧洲，这种观念后来出现变化。中古时代，作为战争主要参与者的骑士，不但有各为其主作战的任务，更在其上有捍卫基督尊严的义务。共同信仰和长期默契，让他们有了战争中只求输赢而不重杀戮的观念。被俘的骑士士不但可以赎身，而且被俘期间可受优待与胜利者同享尊严。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 战争绝非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个人的资格，甚至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只是以士兵的资格，才偶然地成为仇敌的。一旦他们放下武器，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对他们就不再有生杀之权。卢梭的观念成为西方国家对待战俘的一个分水岭。
战事不利时放下武器，只要进行过英勇战斗，仍被视为保全了尊严和体面的行为——这种观念逐渐成为习惯法被延续下来。至1927年7月27日，终于有了一部《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以规范和明确战俘应享有的人身保护和尊重人格的权利。随着公约的不断完善和加入者越来越多，它逐渐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接受的战争准则。
不过，因为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中对被俘的看法不同，它并未为所有国家接受。二战期间的苏联和日本即为典型。这两个国家均强烈视被俘为耻。但在惨烈的战争中，字典里没有投降和被俘这个概念的苏联和日本，都曾出现过完全未预料到的情形。
斯大林在1941年8月的第270号命令中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即“红军没有战俘，只有祖国的叛徒”。但在卫国战争中，苏联被俘官兵极容易出卖自己的长官和祖国，前后有上百万人为纳粹德国服务。战争结束后，被盟军解救的苏军战俘和劳工大部分拒绝回国，盟军靠强制才迫使550万苏联军民返回祖国。
无独有偶，信奉“宁可玉碎绝不瓦全”的日本军队虽然战俘甚少，可是一旦被俘，从未受过战俘待遇教育培训的日本兵，不但容易竹筒倒豆子般回答一切问题，而且愿意主动为对方提供一切服务。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被俘的日军认为自己一旦被俘，就已尽失颜面尊严，形同废物。
上述情况，在加入日内瓦公约的国家中却几乎从未出现。
随着中国红色政权的建立，在被俘问题上，中国人的观念明显向传统回溯，“被俘”与“投敌”、“守节”与“变节”的界限变成了以“是否被俘”来简单划线的现象。所以，朝鲜战争的志愿军战俘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军史上最大的问题。
总结相同案例，不难看出，在揭开志愿军战俘问题的伤疤时，我们应当有一种理性而清醒的认识: 有战则必有俘，被俘不等于投敌，被俘不等于变节。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到9月6日交换结束时，志愿军战俘有5640人归来；加上当年4月20日提前遣返的103O名伤病战俘和后来从中立国管理的战俘营经过解释归来的440名“间接遣返”战俘，先后共有7110人回到中国。其余的14704人则被美方送往台湾。
朝鲜战争期间，停战谈判经过了漫长的24个月，其中19个月是卡在了战俘遣返问题上。
1953年7月27日，双方终于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送委员会”。
被羁押的志愿军战俘中，有师职干部一人，团职干部四人，营职干部57人，另外还
有许多连排级干部。
从8月中旬开始，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分批乘火车回国。进入中国国境后，沿途的欢迎非常热烈。丹东火车站上人山人海，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欢迎志愿军光荣归国”的大标语格外醒目。火车刚停稳，当地党、政、军首长就走进车厢，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归来。”
六千多志愿军战俘汇集到辽宁省昌图县。归来者下了火车，在“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的安排下，乘汽车到昌图老城，再改乘胶轮马车到金家镇。归来者到这里后，先后编为教导一团、二团、三团，分别住在金家镇、小四家子、大四家子、五家子等村庄。后来作了调整，排以上干部都编在了教导三团一营。
归来者到齐后，召开了最后一次欢迎会。归管处主任郭铁做了热情的讲话。大意是: 你们在敌人集中营里长期受到虐待，身体受到很大摧残，现在回来了，首要的任务是好好疗养。周总理已有指示，所有归来人员，一律中灶待遇，全部吃细粮，每天四菜一汤。近年来的影片也陆续调来给大家看，也算是补课吧。郭铁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这个归管处归东北军区领导，执行师级领导权限，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尔后，人们渐渐知道，归管会原来就是志愿军总部设在朝鲜碧潼管理美军战俘的“战俘管理处”。
《凤凰周刊》刊载的《中国军队战俘观60年》一文对当年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作了叙评，颇有打抱不平的味道。下面是部分节录(文字有删改):
1951年5月，21岁的志愿军第60军180师战俘张城垣走进韩国釜山战俘营时，一位美国大兵塞给他一份中英文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上面有战争双方对战俘的权利。他还从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得知，根据这份公约，战俘竟然可以让本军队中的军官战俘自治管理。
30年后，山西省运城军分区给张城垣下达了平反通知书，他被告知可以去县文史馆上班，并获得了三百多元的生活补助。在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上访历程中，张城垣始终明白，他应得的待遇其实在那份公约书里都已写明，而早在1952年7月，周恩来总理就发表声明承认该公约。
在中共高层谨慎地为韩战归浮平反的第二年(1981年)，总政治部参照该项政策文件，又相应地提出对1949年金门战役中被台湾遣返的战俘进行复查处理的意见，三千多名被开除党籍军籍的原福州军区28军的解放军官兵恢复了应有的待遇。
由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中共军队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完全不同。前者被诠释为“不怕牺牲，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交枪，不当俘虏，被俘等于变节”的思想，在这支军队内牢牢驻扎几十年；而后者更多针对的是敌方的优待政策。
有战争就可能有被俘，怎样正确看待战俘问题，在军队内部引导、正视和对待己方战俘人员，在60年后的中国大陆仍是空白话题。
战前“气节”教育
半个多世纪后，张城垣还记得，1951年4月，朝鲜汉江起了晨雾，他刚与几个同事烧完一大堆文件档案，准备突围，却发现四周站着密密麻的美国兵——他被俘了。
张城垣1950年10月入党，被俘时，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刚刚转正。销毁的师部档案中就有他的党员卡片，以后的张城垣为这张薄薄的纸片——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奔波了几十年。匆忙烧掉的还有一大摞他编辑的阵地小报《战士生活报》，以及临战前，师代政委吴成德让其起草的180师战前气节教育材料。
在他负责编撰的这本小册子中，他以师党委的口气要求全师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斗中“绝不交枪，不投降，不被俘”。这批油印好的政治教育材料，已经师党委讨论通过，原准备下发到师所属的各团营连去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每次临战前的战斗动员和战前气节教育，是中共军队约定俗成的做法。
走进战俘营的那一刻，张城垣有点羞愧，作为中共军队的一名政工干部(180师政治部宣教干事)，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被俘意味着什么。在集中营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回国支队”里，他仍负责政治宣传，搞的还是气节教育。张城垣写了几点提法以供宣传:“被俘之后要坚持斗争和信仰，做祖国的优秀儿女，不去台湾，不叛变。”
然而，在一年多后的辽宁昌图志愿军归来人员管理处，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瞪着眼睛向他吼道“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等于变节时”时，他傻眼了。
更让张城垣想不到的是，志愿军给予联合国军战俘的待遇，甚至比志愿军战士更优待。为了让这些联合国军战俘回去后，能把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告诉你们的同伴”，“敦促你们的同伴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官”，联合国战俘每天吃的是自己烤的面包，还有营养丰富的牛肉、鲜鱼和鸡蛋。
当时志愿军实行供给制，伙食标准营团干部每人每月18元，连以下指战员每人每月12元。而这些战俘按每人每月15元供给。
六千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1953年8月陆续进入昌图归管处以后，前三个月，归管处主要是给归来者医治伤病，恢复身体。同时，通过学习、报告、电影、报刊，使大家熟悉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情况。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
动员学习阶段就很有针对性，在领导动员讲话后，陆续放映了电影《钢铁战士》《赵一曼》《丹娘》《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勇敢的人》《八女投江》等影片。同时，召开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战俘营坚持斗争、反对刺字、抵制“甄别”而牺牲的干部战士。很快，归来者就意识到，进行这些教育，就是要大家用烈士的气节来对照自己。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归管处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和《八女投江》检查自己，然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纷纷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归管处又下发文件，在文件中强调了“CP员是不能被俘的”。归来者都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这样一衡量，个个都不符合标准。也有人问: 在战俘营里进行斗争说不说？领导回答，现在是交待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
这时，中共历史上那一套“左”的做法表现得越来越激烈。交待中，一个人一个人过关，大家大会小会进行“帮助”。“帮助”的人全凭想像，追查越严越“革命”。谁按照领导要求讲，丑化自己、歪曲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就会受到表扬，反之就会受到批评。这样的结果，使得很多人违心地承认“泄露军事机密”、“有变节行为”等罪状。
而这样一来，又为以后不公平地处理这些归来者提供了“事实依据”。
尽管这样，1954年2月底做政治结论的时候，归管处没有过分苛责归来者，“恢复党籍”、“恢复团籍”、“恢复军籍”的占了约80%。
1953年11月中旬，归管处传达了毛泽东对归来人员的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善安置”。归来者在听了这20字方针后，心情平静，打心眼里欢迎拥护，愿意同归管处领导一起认真贯彻落实。
然而，这20字圣旨实际上是一道中听中看不中吃的菜品，这些归来者吃到嘴里的，是一盘苦不堪言的苦菜。他们全都受骗了！这就叫先上四菜一汤，后再上大碗黄连汤。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