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入党
在三反运动开展得正紧张的时候，一天，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织员来校找我谈话，这种组织员是专门做发展党员工作的。他问我，通过三反运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有什麽提高？那时我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张振武不肯交代怎麽办，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还没去想过，真是一点也讲不清楚。他又问我对反动家庭的认识，我说：“我父母和姨都是国民党，但是他们现在都不愿再跟国民党跑了，我老想让他们再回来，和我们站在一边。在知道我们将在学满三年就提前毕业时，我曾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爸爸妈妈，再有一年多我就毕业了，你们带着永辉弟回来吧，到时候我就可以奉养你们了。现在许多留用人员都工作得很好。”我对组织员说：“我父亲从不贪污，别人送礼他也总是不收的。我父亲回来了一定会工作得很好的。”组织员说：“你这完全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你怎麽才能和这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呢？”我说：“我过去老想让他们回来和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我想他们回来了，反动阵营不就缩小了吗？至于我自己怎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考虑过，我再想想好吗？”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自己也觉得回答得很糟，但我实际的思想就是这样，只能老实承认，我想我再好好锻炼等以后思想觉悟提高了再入党吧。没想到，过了一些时候，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已批准了。我看到那组织员的批语是：有革命热情，但阶级觉悟很低，入党后要抓紧提高阶级觉悟。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我和铁道学院中同时被批准入党的一批人，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举手宣誓：永远忠于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 员。
这时我是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人人都幸福的天堂来想像的，真心实意愿意为之献身，但有些事情并未弄清楚，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就是一个最大的思想包袱。我一直不明白为什麽我想他们拉回人民这一边来是错的，我想他们过去是因为生活才为国民党做事，现在他们已经不去台湾脱离国民党了，我们把他们拉回来不就是削弱了国民党吗？为什麽有阶级觉悟就一定是把他们划到国民党那边，才算是划清了界限呢？但是组织员已明确说我的想法是错的，也许阶级觉悟提高了就会想通这个问题了，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写信叫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了，如何写信就成了一个难题，我想只好先放一放，我知道他们收不到信会很难过，但我又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对不住他们，我躲在被子哭过多次。
想不到的是，事隔多年后，我所在的党组织又要我和家里联系，并通过我父亲打听陈庆云的下落，他们是希望把陈也拉过来，这是后话了。
24.和罗磷分手
就在我挨陶世龙批评后的星期天，罗磷来找我，我们就顺着从红果园到动物园的马路溜弯，有好一阵他没有来了，我兴奋地告诉他，我已参加三反运动中的工作，市团委派来的陶世龙同志如何有水平，对我的批评帮助很大等等，还没有说完，他不耐烦听下去，说：“我今天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和你商量，你这样说个没完，把我的心情都弄坏了。”我说：“我又不知道你有重要的事，那你就快说嘛。”他告诉我他已分配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团委书记，有自己单独的卧室了。又说：“以后 星期天你就到长辛店来，我们可以先同居，先发生关系，然后等你毕了业就结婚。”我还没等他说完就急了，我说：“什麽？同居？发生关系？你怎麽会有这麽没羞的想法！怎麽可以。”我气得往回就跑，他一把抓住了我说：“我都三十岁了，再也不能等了，就是考虑到你正在学习，不适宜现在就结婚，都是为你打算才想出这个办法。”我说：“那你也不想想我还不到二十岁，还在读书，怎麽可以不结婚就干那些事？我一直把你当大哥哥，你对我好，原想毕业后就和你结婚，没想我看错了人，原来你去长辛店就是为了分间房来干这种事，怎麽你这麽不要脸，我不跟你好了。”他抓住我不放说：“过去你说什麽我都依你，这次我主意已定，你非得听我不可，你不肯就说明你变心了，你把那领导说得那样好，你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不行，我已经等了你这麽久，今天非得跟我去长辛店不可。”他抓住我，从来没有那麽凶过，我害怕极了，这时一些路人围过来看热闹，他才撒了手。我赶快跑，一口气跑回学校，一直跑到党支部办公室，张绪潭和赵锐在那里，赵锐是铁道学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和罗磷认识，也知道我和他之间在谈朋友。我哭着把刚才罗磷那些要求都告诉了他们，赵锐说：“你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不合适就吹了吧，哭它干什麽。”张绪潭也说：“他那样做是不对的，你不用怕，有组织在这里呢。”这天我一直躲在党支部办公室不敢出来，晚上回到宿舍， 郑玺告诉我，罗磷一直等在这里，才走不久。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党支部办公室对面的房间整理材料，又听见罗磷的声音，他找着赵锐，问我是不是又新搞了对象， 并气势汹汹地拿出那“订婚照”说：“你看，这是我们的订婚照，领导要批评教育他不能再去和别人乱搞。”赵锐说：“我们了解她现在并没有另外交什麽朋友，过去你们交朋友是自愿的，现在也可以自愿不再和你交朋友，这照片并不能作为婚姻关系的依据，你也是太急了，你年龄确实也不小了，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早点结婚吧。”这些话我在对面的房间里都听得清楚。过了一阵，罗磷终於走了，我才松了一口大气，出门看到陶世龙正在支部办公室隔壁的办公室里， 我想他一定也听到了，真不好意思。后来罗磷把一堆撕碎了的“订婚照”及我给罗红的手表送到宿舍，让郑玺转交我；我因过去收过他的钱和物，赶紧找陈撷英借了一百元，汇到长辛店还给他，这就什麽都两清了。
25.我真真的恋爱了
在罗磷找过赵锐几天后，我送一份经过全面核查的张振武交代材料给陶世龙，这时校内的反贪污群众运动已经结束，专案组的人多已转入思想改造运动去了，我因整理这份材料，还留在组内，等这材料交出去，也要转到学校的广播台去工作。陶世龙所在的办公室，已不像往日那样热闹，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他也将要离开我校到“ 老虎学校”去，继续解决这些遗留的问题。
在交这份材料的时候，无意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只觉得有一股强烈的电流袭来似的，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的手指这麽细，还是双小孩子的手。”我看他的手指很粗，而且上下一般粗，每一根手指比我两根还粗……，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就这样手拉着手好象再也分不开了。过了好久，我问他说：“那天你是不是听见了？”他赶紧否认说：“没有，我什麽都没有听见。”我说：“那你就是撒谎了。”他问我根据什麽这样说，我说：“如果你什麽都没有听见，你一定会问我那天是什麽时间，听见关於什麽方面的事情，你现在一听就断然否认，可见你一定是听到了。”他笑着承认了。又说：“我一来就注意到你了，后来发现你好象有了朋友，就要求自己要约束自己，那天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才知道原来是这麽回事。” 他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我们之间再没有阻碍了，你愿意吗？”我依偎在他怀里，浑身都软绵绵的，那麽舒服，点点头表示愿意。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突然意识到现在还是上班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样太不象话了，我推开了他，一溜烟地跑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搅得坐不住，站不宁，不知干什麽好。啊！我这才是真真的恋爱了，原来恋爱的滋味这麽好！
傍晚，我又去了世龙的办公室，他晚上就睡在这屋里的大会议桌上。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好，照得室内通明，我们一直没有开灯，依偎在窗前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他告诉我曾经和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女同学好过，但没多久，这位女同学的参谋认为他是地质系的，所学专业与数学不能互补，不利於她将来事业的发展，而她也同意这个看法，这自然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我的这一段他已经知道，不必再费口舌。突然，他象想起什麽重要的事情，转而严肃地对我说：“我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你了解后再决定是否要跟我好。”我也急了，催他快讲。原来他父亲去了台湾，现在是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授，同时还是青年党的国大代表；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庭关系，他虽然被调到团市委工作，入党的问题仍很难解决，他说：“别人常常以为我是党员，有时自己解释说不是，别人还不相信，在有些场合，还使我十分尴尬。”这我倒是真未想到的，不过我对他说：“我们相好，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关系，我也有一大堆家庭关系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容易相互理解的。”他高兴得把我抱了起来，后来他突然说：“不好了，你快走吧！已经很晚了，你快回宿舍去吧！”就把我赶了出来。
这以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他要回团市委去了，我送他出校门，他突然飞快地吻了我。我说：“我的肺结核帽子还没有摘呢。”他说：“不怕，我过去也得过肺病。”我突然想起我关於中国电影外国电影的说法，但没有告诉他就和他告别了。我想什麽电影不电影的，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他吻在我嘴上的感觉久久都没消失，多麽美好的夜晚啊，我跑回宿舍，心里满溢着爱的波涛。
世龙这次回去后没多久，就搬到“老虎学校”住下，没日没夜，全力以赴解决那些遗留问题，我们很难挤出时间会面，而且那时从红果园去什刹海交通不便，容易因道路阻塞不能准时赶到约会的地点，每次他都因我迟到而生气，我反而要象老大姐一样耐心地安抚他才能使他平静下来，但是时间又很快过去了。我想，这麽大的北京却很难找到一个我们两人能自由地放松地会面的地方，要是有一个仅属於我们 两人的房间多好，他问我在想什麽，我没好意思告诉他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不久，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调整，是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进行的。我们这个建筑系与天津的津沽大学建筑系、北洋大学土木系合并成天津大学的土木建筑系。一九五二年八月底我们就搬到天津去了，那时世龙他们那个“老虎学校”虽已结束，但又被调去参加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忙得没有时间送我。在“老虎学校”，铁道学院审查对象的结案都是他经手，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一人定为贪污分子，这人接受了营造商的贿赂，让这个商人偷工减料，造成损失，受贿数额又达到一千多元（当时是一千多万），已超过划为贪污分子底线，因他交代清楚了并愿意悔改，没判刑而是留在学校监督改造两年。那时世龙还很年轻，但在铁道学院的工作中很稳重，别人都称他老陶，而总是把我叫做小陶，其实他只比我大三岁，他确实比我成熟得多。
北京地质学院以原北大、清华、北洋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为基础，以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模式建立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新学院建成了，新生就招收了一千二百人，他在那里担任团委副书记。
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设在原北京大学工学院旧址，这里最初是清朝端王的王府， 在西直门内，离北京铁道学院较近，可惜我又去了天津。地质学院是地质部的重点学校，经费是地质部发给，工作人员都实行薪金制，但世龙开头仍是由团市委供给，不过几个月后也和地质学院其他人一样从地质部拿薪金了。他得到薪金后第一件事就是寄钱来要我把借陈撷英的钱还了。不久大学生吃饭又要钱了，便又每月寄来生活费；按当时的情况，他的薪金不算低，但在有了薪金后他每月都寄钱回老家供弟妹上学，所以陈撷英的钱是分成好几次才还清的。
一天，世龙在会面后塞给我一个小包，让我回校后才许打开来看。我匆匆赶回学校，打开来原来是一条蓝布长裤。我从香港回来时有三条蓝布长裤，后来每条裤子的屁股及两膝均已磨破，我就请家属缝纫部的大嫂将一条裤子拆来补在另外两条上，屁股后补了两个半圆形大疤，活像个猴子屁股，同学们都取笑我管我叫猴子；他见我来回替换穿的都是这样的裤子，就把一台快门已坏又无钱去修的相机拿去卖得几块钱，给我买了这条新裤子。他当时在团市委工作是供给制，吃穿是不用愁，但只有很少的零用钱。这条裤子我就十分珍惜地穿上了。
26.结婚
在天津大学这一年，是毕业前最后的一年了，由於我们是从四年提前为三年毕业，许多重头课都要在这一年中学完，这时我的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寒假也在赶功课。幸好春节期间世龙因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之邀，来天津作一个向青少年介绍地质科学的广播讲演，我们才又短暂地见了一次面。
我在读大学的三个年头中，前两年大部分时间都用於参加政治运动去了，惟有这一年，算是踏踏实实地学了些东西，当时提出学生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在学校中不搞运动了，因此尽管到天津大学后我被选为校团委的委员，并没有花去太多的时间。
过了寒假，离课程结束只有三、四个月，毕业后的工作如何分配的事，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前些年大学生偶尔还有自找工作接受受私人企业聘用的情况，这时已改为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
世龙知道我们快要进行毕业分配后，怕我不能实事求是对待，不去请求照顾我们的恋爱关系将我分配到北京。因为一般人都是希望到大城市，尤其是到北京去工作，所以在当时上面常常总是号召大家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怕我在这种情况下一时热情冲动，又要不顾一切去起带头作用，於是提出我们应在此时申请结婚。我也知道，如果毕业分配不到北京，将来两地分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我向他保证一定实事求是向组织提出照顾恋爱关系的申请，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每封信必写结婚的事，我只好依他了。我向党组织申请后，被告知，党员结婚，要等到对结婚对象进行审查，认为合格后才能批准，我们就等着，大约等了两个月还没有答覆，世龙不耐烦了，写了封信给天津大学党委，批评办这件事的人有官僚主义，并（並）说北京同样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也是经过审查才担任现在的工作的，为什麽和一个党员结婚的审查比对干部的审查还难办，这麽长的时间还批不下来。过了不久，是四月下旬，天津大学党委组织部管这件事的干部找我去谈话，说是已批准我和陶世龙结婚，接着拿出世龙那封信说：“党要对党员的政治生命负责的，党员结婚必须经过批准， 你们对组织有情绪是不对的，是你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陶世龙批评天津大学党委有官僚主义是错误的。你这次结婚，将这封信转给地院的党组织，让他们对陶世龙 进行教育。”虽然有些不是滋味，总算可以结婚了。我赶快打长途电话告诉了世龙，因为要结婚了，他才可以向学校申请分配一间住房，当时地质学院新建，住房很少，必需提前申请才有可能安排。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下午，我抱着从香港带来的苹果绿色的大被子，上身穿一件自己用两尺布做的苹果绿底色加白点的无袖圆领衫，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短裤，到北京来结婚了。
在北京地质学院大门对面端王府夹道的学生宿舍区， 世龙分到一间很小的平房，用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大床，床上铺着新买的蓝绿花床单，白绿相间的新枕套，加上我从天津抱来的大被子，还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两个画有喜鹊闹梅图案的橙色茶杯，和一个有双喜字的糖缸，新房就这样布置好了。这茶杯和糖缸是地院团委书记刘普仑送的，他是在延安学习过的老干部，和世龙合作得很好。
新房布置好了，我们终於有自己的小天地了！世龙换上浅蓝色的新衬衫，我们带上学校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和医院的健康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一起到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那时已是傍晚，人不多，很快就拿到两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上要申请人签字，不知怎的，我签字时把世龙的也代签了，也许因为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吧。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我跟世龙参加了大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有联欢会，地质学院的青年在广场上规定的区域内组织歌舞联欢，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捧了一大包喜糖，将糖果分给大家，他们抢着接糖果，并向我们表示祝贺。刘普仑也在那里向我们祝贺，我后悔当时没把那封信带在身上，可以交给他就完事了，只好约他明天再次见面。回到我们的新房后，我怕明天忘了信的事，特意将信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还埋怨世龙不该写这封信，世龙说，我就是对这种官僚主义反感，结婚只要符合婚姻法，有什麽可审来审去的，随手就把信塞到抽屉里。我本来也觉得他们作得有些过分，尤其是新婚之夜，我不愿被这事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就再也没有说什麽。谁知第二天竟忘了约了刘普仑的事，我们新婚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不知怎样一下子就到了晚上，我得赶晚班火车回天津去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
新婚之后，尽管北京天津之间乘火车几个小时就可往返，但我们仍少有时间相聚，等到毕业分配完成我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他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去了；在我被宣布分到北京清华大学并前往报到时，他仍未回来，我仅匆匆回家中照看了一下，又到清华去上班并住在那里的集体宿舍。而就在这前不久，我发现自己生理上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事，经过医生检查，这才知道我已经怀了孕，她是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回到学校没多久，组织部那个干部又找我谈话，问我那信是否已交到地院党组织，我无言以对，只有做检查，为了这个问题我做过多次检讨，他们最后决定延长我的候补期。此时我们班上的四个候补党员，除我外，其他三人都顺利转成正式党员了。我的候补期则一直延长到一九五六年才结束。
27.春华的诞生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和吴永福、何重义、曹昌彬、廖景生、李风顺、林贤光、顾岱琳共八人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助教。还有宋元谨和沈天行(他们俩这时也已结婚)是作为天津大学的助教派来清华建筑系进修和当研究生，邓林翰等八人则是到清华当研究生。这样我们班近二分之一的同学，在毕业后又聚集到清华建筑系来 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当时的系主任是建筑大师梁思成， 还有一批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近二十名中青年教师也是建筑学各个方面的尖子。相对来说，我们缩短了大学学习时间，花在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又多，加上一年级时师资缺乏，基本功训练不足，业务能力显然比他们差，需要加倍努力。当时我被安排在工业建筑设计教学研究组，而过去在学校中没开过这样的课程，一切得从头学起，就格外困难。而就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快出生了，预产期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仅仅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必需为这即将到来的小生命筑巢了， 端王府夹道那房既小又远，不能去那里生养。於是我到清华的房屋管理科去申请住房，不久分得北院一号小楼楼下的一个房间。我向清华家具科借了两张单人床，一张四方桌和两张方凳；世龙又从地院借来一张双人床，两张书桌，两把靠背椅和一个书架。我们这个小家就布置得蛮象样了。北院是没有暖气的，我又去海掂买了炉子烟筒拐脖这些取暖用具雇车运回；在清华门口的煤店买回煤球，生起火来，屋子里也就暖烘烘的了。此外，还购置了一些起码的厨房用具……等等。总算小家伙出世也能对付了。
春节快到了，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十多人，约好春节在我家聚餐。为了让这次聚会 过得热热闹闹，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开始了大扫除，然后劈柴生火，炖上鸡汤，还备了几样菜，买了些肉馅，准备包饺子，忙活了好半天，终於一切就绪。没想到 这大运动量起了催生的作用，半夜里就感到肚子痛，我意识到可能会提前生产了，但是看到很晚才从地质学院走回来的世龙睡得正酣，不忍心叫醒他。那时地质学院已在距清华约三公里的地方建设新的校园，他和学校大部分师生已搬到新址。由於他总是要求自己要和地质学院的青年（主要是大学生）打成一片，学生放假不上课时，正是他参与到他们中间活动的好时候，因此到了假日他反而更忙，但只要活动一结束，他总是赶着回家的，那怕已是午夜。
因此，我试着用医生教我的无痛分娩控制呼吸法，果然疼痛减轻了许多，我想大概可以拖到天明吧，就自己忍着，直到我突然觉得小孩在向外冲，好象就要生出来了，这才急忙推醒他。他匆匆跑向校医院（幸好相距不远），找到值班人，借来担架，邻居闻声出来，还有两个早起作体育运动的学生也赶来帮忙，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用担架送到医院的产科病房。
由於是春节期间，产妇们都已出院回家过年，管接生的医生也回家去了，病房里空无一人，炉火也没有生，冻得我发抖。等找来医生，生着炉火，孩子也呱呱坠地了。当时推广的无痛分娩法还真灵，我并没有多大痛苦就当了妈妈。
这天原来同班的这些老同学仍如约在我家过年，他们嫌包饺子的馅不够，就把我做的菜，炖的鸡一股脑地都剁成馅，包出了怪味饺子，送来一碗让我尝鲜。听说他们还喝了酒，尽情地欢乐，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红楼梦中的元春，就是正月初一生的。世龙说正月初一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是个好日子，一年之计在於春，她的名字应该有一个春字，就叫永春吧。我觉得不妥，因为她的舅舅们是永字辈的，我说：“她春节生在清华，就叫春华吧。 ”但是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她从香港回来后考入清华建筑系，他们没有提前毕业，所以还是学生）和其他不少人都不赞成用这个名字。认为太俗气了，象个丫头的名字。但我和世龙不这样看，还是用这个名字去报了户口。
妈妈是从德逑处知道我怀孕了的，她并没有恼我这麽大的事情都没有告诉她，而是比照惯例，外婆是要给外孙备置成套衣物的，她寄了些钱给广州的三外婆，让她们请人做了棉斗篷， 棉、夹、单被各两条，棉、夹、单衣裤各两套，还有两套带小帽子小鞋子的毛衣毛裤，一套浅蓝，一套粉红，织得很好看，这显然是出自妈妈的手，三外婆这些老太太是弄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我抱着这一大包及时雨，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世间惟有母爱才是这样无私，我欠母亲的太多了。我也曾为春华做过两件衣服，拿出来和这一比，才发觉我做的衣服是那样小，只能给洋娃娃穿了。这些衣服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即使我做的能穿，也没时间做这麽多呀。春华出生后，穿上了外婆送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真是个小天使。校医院产科的陈医生，还请清华大学校刊的记者为我们母女二人拍了照片。没几天，校刊上登出了大篇介绍无痛分娩法的文章，还有我们母女二人的大幅照片。
在校医院住了三天，和世龙约好他中午来接我出院，可是左等右等，等到傍晚还不见人影，我只好叫了辆三轮车，抱着孩子回家了。家里冷冰冰，炉子早已灭了。我又赶忙生火，满屋都是烟，正好这时建筑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德耀来看我，我禁不住大哭了起来，她见此情景，赶紧找人替我请了一位大妈帮忙，说好每月工资二十八元，随我们一起吃饭，有了这大妈帮忙，我过了二十天闲适的生活。系里的同事们原来几乎没有人看出我怀了孕，这一下听说小陶生了个小小陶，都大为惊讶，胡永敬、杨秋华夫妇特意炖了鸡汤送给我。在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中，春华是头一个出生的第二代，所以备受大家的喜爱，她长得白白胖胖，大腿胖成有好多个节，正象中国古建筑中台阶旁的抱鼓石。每当我把春华用小车推到建筑系所在的老清华学堂大楼门厅内，总是有那麽多阿姨叔叔来逗逗她，看看她的抱鼓石。还有郭白蘅的同班同学，因郭白蘅是我的好朋友，也特别多的来和春华亲热；郭白蘅还把她的白被单撕开给春华作尿布，那时的世龙和我，真是连旧衣服也不多呢。
多了一个孩子，生活上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在当时我的领导人还没孩子，不能体会，对我还是和对其他人一样要求，如晚上都要去集体备课等等。而由於经济原因，我的工资只有四十元，雇一个保姆一月二十八元再加伙食，我一个月的工资就快花光了；世龙的工资多一些，一个月也只有六十多元，而且他改成拿薪金还不到一年，原来毫无积蓄，家中应用的物品，也几乎一无所有，都要靠这点钱来置办，老家弟妹上学的费用他也要负担。所以在那大妈干了二十天要请一个月假时我就辞退了她。幸好春华很乖，只要吃饱了就从来不哭。我上课时就把她锁在家里。因为我上的课是四节连上，只好在两节课间的休息时间跑回家去给她喂奶，换尿布。记得有好几次因为课间也未能休息，忘了在家等着的小宝贝，等到突然想起再跑回北院时，只见她安睡在那里但眼旁挂着泪珠，显然是哭累了后又睡着了。我赶紧把她抱起来喂奶，一边我的泪水也点点滴滴的落在她的脸上，妈妈真对不起你呀！但妈妈也是不得已呀！喂完奶换好尿布，仍然只有狠心地又把她锁在房里，我还得跑步去教室继续上课啊。平时集体备课，我就把春华放在小车上推到建筑系的门厅里，在那里有各位叔叔阿姨去逗她玩，她看见人就笑，小天使一般，受到大家的宠爱。等她睡着了，我就把她推到门厅旁的工友室去安静地睡觉，这样直到将满六个月，我因要带学生去长春汽车厂实习，才把她送进了清华大学办的托儿所全托，就是孩子日夜都由托儿所的阿姨照看，不用回家，家长可以整天去干自己的事了。但是，春华在托儿所仅住了几个月就生起病来，耳朵流脓，幸好这时我已完成实习回来，便把她接回家中。这时我们已将家搬到地质学院，是新建成的家属宿舍，有厨房厕所，房间大些还多一间小屋。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三外婆从青岛经北京回广州，和十四姨到我们这个新家住了几天，正好帮我照看春华。十四姨还给春华拍了三张照片。只是这家属宿舍虽然有厨房，我们却没有时间做饭，是在食堂买饭吃，她们来了也未能特意的招待，好在那时地院的食堂办得不错，就每餐多买些好菜回来。
在地质学院住了没多久，因为要集体备课，而且多在晚间，我来回清华地院之间很不方便。为了保证这集体备课，党支部书记要求我还是到清华去住，但他们当时没有找到房子，於是便将吴良镛教授暂时空着的房子借给我，并答应给我分配家属住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搬回了清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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