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谢声显，笔名谢声。1945年生于万县市。初中辍学，17岁去贵州省修铁路，文革期间曾因对林彪不敬坐过三年牢，在牢友指点下读了一些书。年青时从事过多种繁重且艰险的体力劳动。在五一日化实业总公司从司炉工直干到工会主席。
青年时开始从事业余创作，1963年，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1981年在《长江文艺》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1986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
自新时期以来，在《长江文艺》《四川文学》《红岩》《处女地》《三峡文艺》等多家文学期刊发表过中篇小说《南浦恨》《云飞扬》《遗爱在人间》等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等，还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过电影、电视剧本，报告文学、散文、民间文学、曲艺、歌词等，共一百多万字。文章被各类集子收入，有小说被改编成戏剧公演，与人合作的两集电视剧《永恒的生命》曾在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展播。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涅磐》（与程地宇合作；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跨灶》；1998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集《大山无言》（与王超、熊建成合作）。另有《莫合多的明月》等10多篇散文、随笔在海外报刊上连载和发表。
本文为作者的真实回忆录。
目录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一、家住长江边
二、第一次看杀人
三、古老的叶家院子
四、读不完的一册班
五、两个母亲
六、初感政治风暴
七、美妙的娃娃书
八、长江边是我的乐园
九、最羡昔人仗剑游
十、春节去上坟
十一、我的卫老师
十二、私有制改造
十三、山野星空
十四、结束了的一个时代
第二章 新叶经霜
一、荒凉的太白岩
二、民办中学
三、钢铁元帅
四、红桔飘香
五、剃刀锋利
六、江水汹涌
七、再上重庆
八、姐姐的故事
九、剥桔临工
十、一见如故
十一、知易行难
十二、小运动员
十三、不愉快的暑假
十四、书包投进了激流中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百计千方谋一饱）
一、饥饿，似乎永无终结之日
二、永远的万安桥
三、遥远的城口县
四、深山里的庙坝场
五、山路上的小挑夫
六、牙祭委员会
七、毒蛇烙铁头
八、小河里有桃花鲫
九、粮耗子们
十、大山中的小路
十一、鲜活的生命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
一、高级点心高级糖
二、招工曲折
三、此身原系三峡石
四、大山深处
五、我们的天堂
六、民族玩笑
七、大山之约
八、官寨记事
九、谷子种在旱地里
十、欲火难耐
十一、明天有一轮新的太阳
十二、班司令员
十三、走为上计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
一、看守所
二、16仓的早晨
三、导火绳是马桶
四、二师兄
五、铜鼓山上的高洁
六、这一天是节日
七、怀抱紫金钵
八、高洁的辩证法
九、第一攻击波
十、监狱里的老革命
十一、祥和的16仓
结束语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一 家住长江边
万县市位于四川盆地东边盆沿上，市区在北岸依山势向上延伸。一座典型的山城。 长江从南方滚滚而来，在城下拐了一个线条优美的大湾，向东滔滔而去。就因了长江这80度的大转折，在不标地名的全国气象图上，本地人也能准确无误地指认出万县市的位置。这小小的山城是座古城，上古时代先民于此，曾举火制陶。夏属梁州，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建朐忍县；汉朝为羊渠县，刘备在蜀称帝时改南浦县。蜀以后又改过鱼泉县、南浦郡、万川郡；唐代又置南浦州、浦州、万州；朱元璋当皇帝时，方改为万县，这名称用的时间最长，直到1928年置万县市。同时设万县专员公署，辖川东9县1市。万县市历来为川东、鄂西、陕南的物资集散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素有川东门户之称。1997年重庆直辖后，脱离了四川省，又复古为唐代的名称－－万州。就成了重庆市万州区。
抗战时期，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人终于被挡在雄奇险峻的三峡之外，我的家乡幸运地没成为沦陷区。由于万县市座落在陪都重庆和日军前沿宜昌的正中间，翅膀上涂着太阳旗的飞机就经常来轰炸这座山城。当时万县市城区面积不过两平方公里上下，人口仅有15万左右，但自1939年至1945年5月，日军共轰炸万县市29次，出动飞机616架次，炸死市民1400多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毁损房屋5000多幢，“市井为墟，满目疮痍”。伤亡如此惨重，防空设施又差，当局发空袭警报时，只是在北山观上升挂红灯笼。但当市民看到灯笼时，已不及从容躲避。为了生命财产安全，许多家境富裕又不用天天上班经营的人，均阖家迁到农村居住。而一些生意做得较大的商人和必需天天办公的高级职员，便在农村租了房子，将家眷安顿在城郊的山上，自己在城里上班经营，每周回家一次。那时期每逢周六下午和周一早上，进出城区的几条青石板大路上，轿子滑杆络绎不绝，也是抗战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我父亲便属后一类型，每逢周末，便坐在轿子或滑杆上，在城乡间来来去去。
老人们习惯将1945年称为“打胜利炮那年”。那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清晨，橙红色的太阳已离东山顶一竹竿高了。距城约十多里的顺溪乡水竹坪吴家院子里，一位19岁的女人生下了一个瘦小的男孩，那男孩就是我。在我刚满月那天，全家就搬到了离城较近的四方碑李家祠堂。不久解放战争又开始了，虽然共产党没飞机来轰炸国统区，但对战争心有余悸的人们多还不敢将家搬进城去，我父亲也不例外。只是大妈经常带我进城，在父亲任襄理兼业务主任的川康银行大楼里住一段时间， 只有我生母和在李家祠堂出生的二弟长住乡下。
从父亲留下的履历表中，我发现父亲在川康银行当襄理兼业务主任之际，同时还在永达钱庄、天翔公司、万新纱厂任职，且都是襄理兼业务主任。襄理便是现在的总经理助理，业务主任却一定是主管具体业务之人，父亲同时在三种行业四个单位当业务主任，钱庄银行又都是搞金融但老板却不是一个人，在业务竞争中就不犯忌？即使这四处的老板都是父亲的好朋友，他有精力将4个单位的业务都管好吗？写这些文字时父亲早已过世，我问了家族里的长辈还问了许多解放前认识父亲的老人，他们都肯定了我在那份已发黄的履历表上看到的事实，说谢伯谦当年精力过人能力很强且信誉极好，好多大公司都以能请到他为荣。有人还说，当时你父亲每月仅从这4处关的饷就有好几百银元，比自己开个商号的收入稳当得多。
父亲办事认真自律极严，在商界口碑很好。那位解放前作绸缎生意，后来成了我岳父的老人在炫耀自己当年的信誉时，还以我父亲的信任为荣：“解放前，谢伯谦在川康和永达管事，某某是他“掉把兄弟”（结拜兄弟）。只一次到了比期没按时还钱，从此就在川康和永达贷不到款；而我随时找他借钱都没问题，因为还款时我从没拖过一天。” 岳父直到90岁时还经常这样说。
二 第一次看杀人
就在临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的家乡还出了一次轰动全国的大事。那段时间不管什么场合，各种人都在谈论此事，听得我的耳朵都起了茧。
1949年10月13日，国民党政府的万县警察局长、中统万县区行动组长谭佩庚，科长高伯齐，刑警队长刘炯尧等5名高级警官以“执法犯法、贩卖毒品”的罪名，被当地驻军押赴刑场，公开执行枪决。为禁绝毒品，在万县一天杀了局长以下5名高级警官，蒋管区顿时舆论鼎沸。次日，万县和成、渝等地的报纸纷纷以特大新闻发表报道和社评：称许“执法无私”；“足见政府严厉禁毒之决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好不热闹。
当时的万县专区所在地万县市是一个繁华的商埠，在当年的四川省久享“成、渝、万”之誉。1949年5月上旬，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万县市水上警察所所长宋国屏得到线报，早早地便带着一群穿黑制服的警察守候在江边。这时江风轻拂，凉爽宜人。由重庆下行的轮船似一座灯火璀灿的大楼，缓缓驶进了港湾。由于当年还没有固定的码头，到万县下船的旅客便只能乘坐接客的小木船登岸，本地人称此为“递漂”。
紧盯着下船旅客的宋国屏突然眼睛一亮，扔掉烟头，指着刚踏上沙滩的人群中一个戴礼帽穿蓝长衫的胖子说：“就是他。”警察们立即一拥而上，将那胖子揪出人群，也不管他的抗议叫嚷，就在沙滩上搜查起来。
根本没费什么事，便从他手中提的网篮中查获两大瓶约4斤制造吗啡专用的“沃水”。宋国屏得意地大叫一声：“给我带走。”奇怪的是，这个被人脏俱获的家伙此时却不再挣扎抗议，从容自若地跟着他们到了杨家街口的水上警察所。
一进屋，那胖子也不待人开口，便自己寻了张椅子傲慢地坐了下来。正在兴头上的警察们正要给他个下马威，胖子却主动掏出了证件。宋国屏接过来只瞟了一眼，脸上那得意的笑容立即消失了。对方是川鄂绥靖公署的少校参谋刘明德，现役军官。
由于战局不利，上个月才由湖北迁到万县的川鄂绥靖公署是驻万的最高军事机关。绥靖公署的主任是陆军上将孙震，手握重兵驻防川东，地方政府从来不敢过问他手下那些军人的事。
宋国屏不敢怠慢，马上给警察局长打电话请示。局长谭佩庚一听事涉绥靖公署，只犹豫了几秒钟，就吩咐放人。但自以为立了功的年青警察们却不服气，嚷嚷着国家有法令，任何人涉毒都要严惩。宋国平无奈。只好来个折衷，人放了，“沃水”没收。
不料第二天绥靖公署便来了两名军官，强行索回了那4公斤“沃水”。
1949年，解放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南进逼，国民党的统治已摇摇欲坠。此时战局已明，国民党内的许多官吏多存覆巢抱卵之心，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聚敛黄金银元，用作将来逃命之本钱。那刘明德和绥靖公署内一部分军官也心存此意，就合伙从事毒品生意，还借运送武器之机，将吗啡运来万县出售。在贩毒过程中，军官们本已觉察，当地警察常借查禁烟毒之名，向毒贩们进行勒索，对行贿者给予庇护。还有警察贩卖毒品，并常在市场上与自己争夺买主，心中早有不满。刘参谋这次在江边被查，虽然当时便放了人，没造成大的影响，参与贩毒的军官们却认为是警察局有意找岔子，想断他们的财路。这伙贩毒的军官便一致决定，要对警方进行报复。
经过一番密谋，刘明德等一伙便策动绥靖公署二处和联秘处的特务，对万县警察局贩卖毒品及在禁毒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侦察。
一方是抱着“你卖我也卖，谁也不管谁”，因而毫无防范的警察局，一方是经过严格训练，安心找岔子的军方特务，结局可想而知。很快，绥靖公署的特务们便从当地一些吸毒贩毒的人员中了解到，警察局的局长、科长、队长等串通一气，晚上常在警察局后门附近，向零售毒贩抛售吗啡鸦片。二处处长柳树棠掌握这些情况后，布置手下秘密拘捕了两名从警察手中买过吗啡鸦片的毒贩作为人证，然后立即向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汇报，要求严惩执法犯法的地方警察。
当时，孙震正奉蒋介石之命，率领15、16两个兵团和3兵团之残部共4万余人，妄图依托大巴山，配合宋希濂扼守川东门户，阻止解放军西进，整天忙得焦头烂额。他听到柳树棠的汇报后，拍案大怒，认为执行国家禁烟禁毒政策的警察竟卖起毒品来，实在太不象话。孙震当场便命令柳树棠会同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张则荪查办。这位高权重的绥靖公署主任，竟不知自己部下从事这非法买卖的大有人在。
1949年6月下旬那个炎热的早晨，位于高笋塘的绥靖公署院内开出了两辆美式军用吉普车，后面跟着两个连全副武装的士兵。
一上马路，那两辆载有十余名军官的吉普便沿着孙家书房路往电报路开了下去。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则以急行军的态势跑步抄近路下鸽子沟，经过车坝（解放后改为和平广场）直下万安桥。跑得浑身是汗的士兵们和因为走马路绕了一圈的军车在万安桥头会合后，便跨着正步开过桥去。一过桥，就到了万县市警察局所在的环城路。
当3路纵队的大兵到达西门邮局时，一声口令响起，步兵连突然散开，封锁了大街小巷，禁止人车通行。这突发事变吓得街边的店铺纷纷关门插板，不知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丘八要干什么。此时，机枪连已迅速将警察局团团包围，对着前后门都架起了机枪。连长大吼一声，带兵冲了进去。猛然看见这么多荷枪实弹的正规军冲了进来，警察局上下顿时乱成了一团，没一个人敢用手中的武器进行抵抗。如狼似虎的士兵们缴了警察中队的械，用刺刀将他们赶进饭堂，全部面朝墙壁站好。然后又将手足无措的警官们的枪缴了，全赶进会议室集中起来。
这时，从美式吉普上跳下来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长王化成、防谍组长魏光耀、谍报参谋龚少生及军警督察处稽查组长张祺等十余个军官。他们个个手持短枪，面色严峻地走进警察局内，分别带兵逐个房间进行搜查。先后在局长谭佩庚、科长高伯齐、刑警队长刘炯尧、科员陈政和肖某等人房内查获吗啡90多两，鸦片100余两及烟具数套。
警卫组长王化成让手下将查获的吗啡、鸦片和烟具搬进会议室。点名叫出谭佩庚、高伯齐、刘炯尧等人，指着那些违禁物品厉声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说？”面对如此场面，警官们面如土色，无言以对。王化成一声冷笑：“给我将他们绑了！押回绥署审办。”士兵们立即扑了上去，将谭佩庚、高伯齐、刘炯尧等人按翻在地，绑成粽子一般。
这时，正规军包围警察局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马路两旁看热闹的市民挤得人山人海，踮足伸颈挤挤攘攘。当看到平时威风凛凛的小个儿警察局长和大块头刑警队长均浑身绳捆索绑，被凶神恶煞似的大兵们推推搡搡地从人群中穿过时，不知内情的市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谭佩庚等人被押解到高笋塘绥靖公署后，立即被关进军法处拘留所。
也有地方官僚前来交涉，说这5人不是现役军人，要求将此案交给当地法院审理。本来这要求也合情合法，但无奈绥靖公署内那些贩毒的军官手握实权，欲置谭佩庚等人于死地，强横地以“非常时期”为借口，拒绝了地方官僚的请求，硬要将这5名警察用军法处理。
经过一番准备，军法处便对谭佩庚等人进行了审讯。已先期被秘密关押的本地毒贩王某、罗某等被传出庭作证，他们都证实自已在警察局后门从警察手中买过毒品。
在现存的资料中还可以读到，当年在审讯时，谭佩庚供称：“现在法币贬值，物价狂涨，警员们每月薪水不足维持半个月的生活，局里办公经费不足维持半个月的开支，警员生活困难，叫苦连天。我身为警察局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部属商量，出此下策，将近年来查获没收的鸦片、吗啡，让手下刑警暗中与毒贩进行交易。卖得的钱，一部分补助了警员们的伙食，一部分补贴了办公经费，其余的与高伯齐、刘炯尧等人作了家庭生活开支。但我们从来没有从市场上买过毒品来卖。”
高伯齐、刘炯尧等人在审讯时，供述与他基本一致。
因为谭佩庚身兼中统万县区行动组长，在判决前，万县区中统特委会负责人陈治汉到军法处拘留所看望过谭佩庚一次。谭佩庚明知绥靖公署内有人存心报复，欲置自己于死地。但自身确实又被人抓住了把柄。从陈治汉吞吞吐吐无可奈何的神态中，谭佩庚已看出来，就连中统这个横行全国的特务组织也无法救自己出去了。他长叹了一口气，对陈治汉说：“后悔不及了，死就死罢！象这样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世道，我真活得不耐烦了。”
审讯结束后，在那批贩毒军官的活动下，军法处判决谭佩庚等5人死刑。
1949年10月13日，是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中饭过后，头戴钢盔身穿黄军装的士兵便从绥靖公署院内络绎开出，在全城各主要路口进行警戒。这时，要处决警察局长等5人的消息已传了出来，顿时全城轰动。就在几个月前，这些跺一跺脚，全城都要抖动半天的警官要被公开处决，是多么剌激人的事儿！前往观看的市民形同潮涌，不少店铺还关门停业，老板伙计都跑去看这旷古难逢的稀奇事。
下午3点多钟，刀枪林立的刑车将死囚们拉到了戒备森严的车坝。背插死刑标牌，被五花大绑的谭佩庚等5人被拉下车来。这时，面临死亡的警察已个个面色惨白双脚瘫软，被一群身材魁梧的士兵将他们拖到在坝子中心，在行刑队前面跪成一排。随着监刑官一声令下，一阵清脆的枪声响起，5名执法犯法的警察顿时血染黄土。
高大的父亲站在人群里，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平生第一次目睹了杀人的经过。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什么也没留下，那一切都是听老人们反复讲的。
三 古老的叶家院子
1949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江汉军区独立第一师和第四野战军第42军124师分两路进城，万县市宣告和平解放。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举国局势稳定一片欣欣向荣，父亲觉得从此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了。便将全家由四方碑搬进了城，租住在高笋塘下面关门石一处古老的宅院里。房东姓叶，祖上是有名的大盐商，我们搬进去之前，叶家早已衰败。叶家老爷瘫痪在床，连话也不能讲，叶太太就靠变卖东西和出租房子撑持家计。但当时要租房的人很少，偌大个院子就只我们一家房客。叶家有两个孩子，大小姐比我长几岁，名慧青，一个鹅蛋脸身材苗条的姑娘，已经是念高小的学生。少爷比我稍大一点，名海青，跟我一样瘦筋筋的。 刚解放时民间还有人沿用这种旧时的称呼，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前，还有老人私下称我大少爷。
叶家的房子老旧宏大，傍鸽子沟左边依坡而建。院内青砖铺地，天井里老树杂花无人整理，粗大的巨木栋梁上油漆剥落，古色古香的雕花木格门窗使房屋显得幽暗而神秘。海青曾领我往那些空荡荡的院落里跑过，一个天井组成一座小院，不知有多少天井多少房间。从巷道里钻进来的风卷起枯枝败叶在檐前廊下乱窜。推开吱吱作响的雕花木门， 空房里尽是些蒙满灰尘的老旧木家具，硕大的老鼠四处乱窜。这些院落里一个人也见不到，虽是大白天也阴森森地令人恐怖，听过许多鬼怪故事的我浑身便起鸡皮疙瘩，从此就不敢再去。
下半边院落被解放万县城的“八一”部队征用。兵们多北方人，天天都吃面食，热腾腾的白面馒头似比小孩的脑袋还大，烙得发黄的大饼象小户人家的锅盖。虽然我少时出了名地挑食，但看见高大健壮的士兵们蹲成圈子兴高采烈地撕咬馒头大饼，也禁不住馋涎欲滴。
部队所占的几重院落里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由于无人管理而花木凋敝，园内有一个占地约两三亩的人工湖，湖中有座太湖石堆砌的小岛，上面还有一座破烂的木亭子。当时部队的炊事员天天在池边洗菜淘米，就有比洗澡盆还大的木盆常漂荡在水边。海青在没人时爱带我去将大木盆当船，想划上小岛去探险。两支旱鸭子4支小手使劲在水中划动，每每弄得浑身是水，船在水中转圈圈却从来没驶近过神秘的小岛。
解放初，银行收归国有钱庄解散，父亲便回到自己拥有股本的永裕昌油号作经理。
万县市自1917年成立海关，报运出口量最大的便是桐油。当时万县地区是全国最大的桐油集散市场，占全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城里大大小小中资外资的油号有上百家。在桐油上市的旺季，一天的成交量最高达几千吨。
永裕昌就在市区最繁华的杨家街口，一幢浅黄色的四层楼房。在当时的城里，这幢楼房算是很气派的高楼了。父亲常带我到油号去，里面是木楼梯木地板，用生漆漆得红彤彤的。站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能望见江上船舶来来往往。马路斜对面下河的大梯子边上有一家斋铺，自已生产和销售糖果，也就是现在的糖果店，店名叫东亚，里面卖的绿豆糕真是又香甜又棉软，好吃极了。我每次一到油号便缠着要父亲派“茶房”去给我买。塞了满肚子绿豆糕后，回家便不肯吃饭。
在一张当年的旧照片上，浓眉大眼却身材瘦小的我戴着大沿帽，穿一套象外国军装的衣服，同高大健壮西装革履的父亲站在永裕昌大门口，照片上我和父亲都身躯僵硬表情呆板。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父亲从上海归来，带回了一辆三轮童车， 童车的龙头前有个木雕的马头，涂了白色洋漆，硬梆梆的木坐位象个小圈椅，漆成了红色，3个铁轮子外包着一圈橡胶，车子没链条， 驱动的踏板安在前轮两边，踩起来很费力。不管从外形到构造， 都不能和现在的童车相比。但在刚解放的万县市，却是独领风骚。
当年的高笋塘附近虽然有地委行署军分区等首脑机关，却还算是市区的边缘。环绕着圆形水塘的是一条碎石子马路，马路一边是些土木结构的平房，有几幢两楼一底的砖房，在平房中便如鹤立鸡群。这些房屋多是前面开店后边住家，因高笋塘不热闹，生意就很冷清。 马路上除了偶尔有车门两边站着挎盒子炮的军人的吉普车经过，几乎没有汽车来往。交通工具只有人拉的黄包车，而此时再坐黄包车有压迫劳动人民之嫌，坐车的人便极少，黄包车行也很不景气。那天晚饭后，家人替我将童车搬到高笋塘边的马路上，父亲就教我骑车。这辆童车在当时十分稀罕，便引来无数的大人小孩围观， 还喊“看洋马儿”。在众人注视下，我觉得很神气就不停地用力踩，许多小孩还大呼小叫地跟在后面跑，我便很得意，踩得两脚酸痛也不肯停，结果回家时洋马儿和我都要人背着走。
在叶家院子时还没有电灯，家里照明用煤油灯，人们习惯叫洋油灯。一到夜晚，点起灯来，玻璃灯罩明明净净，比那些用桐油灯的人家亮堂得多。但空旷的院子里却漆黑寂寥，没人的院子里常有些奇怪的声音响起，吓得我和二弟天一黑都不敢出房门，半夜就在一个黄铜盆里撒尿，叮叮咚咚。
偶尔在晚上同大人外出时，佣人便提一盏很漂亮的灯笼，西瓜般形状，浅红色的玻璃灯罩，上面还有美丽的雕花。里面点上蜡烛，光线柔和而美妙。但从不让我提，怕摔碎了。牵着大人的手，在灯笼微弱的光晕下，走在漆黑无人的街巷里，能见到卖扁担糕和炒米糖开水的小贩，那些担子上亮油壶的灯焰在夜风中摇曳。小贩们高吭婉转的叫卖声，在静夜里传出很远很远。有时还能碰见提纸灯笼的更夫敲着梆子擦身而过，木梆铜锣发出单调悠远的声音，使漆黑的夜晚更显得神秘，常常令我联想到故事中的情景。那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方式，现在想起来就象几百年前一样遥远。
四 读不完的一册班
刚解放时，我们这在四川省曾排名“成、渝、万”的城市还没有幼儿园学前班之类的幼教机构。所以我没有象现在的孩子们一样，早早地被望子成龙的长辈关将进去，接受纪律训练和填鸭式的教育。我成天都在家里在长辈的溺爱之下安安静静懒懒散散地享受着幸福的童年生活。
在四方碑李家祠堂住时，我只有李家的二小姐元熙一个玩伴。 搬到叶家大院后，学前儿童除了叶家少爷海青外，那深宅大院里只有个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因此少时我与其他同龄人几乎就没有接触。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大人的目光关注之下，除了摆弄玩具就是听故事。偶尔同父亲和大妈出门作客，还要先在家接受谈吐举止的训练，规矩多得很。那时候，虽然家里的人都对大少爷十分溺爱，我却不知道怎样淘气和顽皮。没有榜样可供学习。在长辈眼里，我就一直有驯善而听话的印象。在青年时代才认识我的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儿时也曾作过乖娃娃。
当时父亲对我期望甚高，与同龄人相比，我就上学较早。大约刚满五岁，父亲便要送我进学堂去“发蒙”。长辈们就对我说，要穿你的牛鼻子了。
某一天早上，家里的佣人将糊里糊涂的我背进了太白岩下的达德小学，放学时又等在校门口接我回家。在我记忆中，达德小学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宅院，里面有许多带天井的小院落，我们的教室就设在那些光线阴暗的房间里。在学校当作操场的大天井里，旗杆旁有一棵老黄桷树，我们常在树下捉迷藏。多年后，我儿子就在这所已更名为太白岩小学的校园里度过了6年时光。我作为家长再进去时，见到“发蒙”的学堂早已面目全非，只有那棵老黄桷树还在操场边青翠地婆娑。
这时候家里发生过一件警察捉人的事，令我许久都激动不已。
我有个小舅舅，是大妈的小弟，名李敬斋。听长辈们说，他小时的绰号叫“玉石娃娃”，形象想来十分讨人喜欢。成年后跟他作师长的大哥在川军里混过，不成器抽上了鸦片烟，便回到家里游手好闲。父亲在商海拚搏数十年，不沾烟酒不玩牌，对这位吸毒的内弟就从来没有好脸色。平时我很少见到这位烟鬼舅舅，他只是偶尔趁父亲不在家，来找自己的亲姐姐要几个烟钱就走，不敢让父亲撞见。
刚解放时，政府禁毒雷厉风行。那天小舅可能是又没钱了， 就在下午来找姐姐。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突然赶了回来，身后还有带枪的警察。我第一次看见警察捉人，而且是在自己家里，就很兴奋，在人堆里窜来窜去瞎忙个不停。小舅却很镇静，提出换套衣服再走，警察可能考虑是家人大义灭亲，也就点头应允。大妈便找出了一套父亲的衣服让弟弟进房去换。不料他一进去便不再出来，待警察们砸开房门时，才发现吸毒者早已越窗翻墙而遁。
直到公私合营那年，小舅舅才回来过一次，请我们全家到馆子吃过一顿饭。小舅舅继承了祖业在湖北行医，已经娶妻生子。父亲就说新社会能把坏人改造好，游手好闲的大烟鬼终于成家立业了还干点对社会有益的好事。后来就一直未见过这舅舅，听说他死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
我不记得在达德念了多久的书，印象中只有用毛笔描红，每天双手都染着墨迹。
我后来又糊里糊涂被送进了青羊宫小学。
青羊宫是本市建于唐宋的一座古老道观，解放后才改成学校。山门前是一坡高高的石梯，两侧有古老苍翠的松柏，石梯下面一株浓阴如盖的黄桷树下，有一口北宋年间建成的水井，古名包泉。据宋元符年间（1098年至1101年）万州剌史方泽写的《包泉铭》所述，其水清洌甘甜可与惠泉媲美。井边的岩壁上有自北宋以来的摩岩石刻，大大小小好几十处，多是赞颂本地风光的诗词，就是著名的“包泉石刻群”。 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仍见千年古井源流清洁，六月天都有水溢出来将青石板路浸得湿淋淋的，即使红日当顶，黄桷树下仍凉爽宜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的扩张，道观石刻和老树古井均被缺了点文化的城建规划者一笔划掉。 当时虽然有几个文化人奔走呼号，但文化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却软弱无力。 在炸药腾起的灰烟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这千年古迹便被从大地上彻底抹去。 那地方现在骄傲地屹立着几幢单调灰暗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卖时装搞按摩热闹得很。恰似年青粗俗的经济巨人在嘲笑古老优雅的传统文化。
我记不清在青羊宫小学上了多久和学了些什么。
只记得在一个下雨的早晨，不知为什么家里没派人陪送， 我就独自撑一把红色油纸伞去上学。 走上街去，我便在那些店铺门前东张西望。看斋铺里熬糖， 案桌上那砣熬好了的糖呈奶油色，好似揉熟了的面团， 一个赤膊汉子将它象扯拉面一样， 在木板上使劲地抖动拉扯。然后我又去看一位长须老者捏面人， 他捏的唐僧师徒还有白龙马都着了色。真是栩栩如生。 还有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白袍银枪的赵子龙，引得我目不转睛，全忘却早已过了上课的时间。 直到有一位路人看到我背着书包在店铺门外游荡，才拍了拍我的肩：“学生，逃学呀？” 我并未存心逃学，立即清醒过来，于是拔脚向学校跑去。
这时路上已见不到一个上学的学生。我下了巷子走到井旁，一条横卧在青石板小路上哼哧哼哧的大肥猪阻断了我的去路，它浑身湿漉漉的， 血红的大嘴里森森的白牙令我非常恐怖，悬在嘴边的涎水让人恶心欲呕。 我抖抖颤颤地想绕过去却没有成功，就只好远远地站着， 期望有过路的大人来将它赶开，但这冷清的小巷里却见不到一个人影。相持了许久， 那条肮脏的大猪却突然站起身向我走来，我以为它是什么妖怪变的要扑上来咬我， 吓得扔了雨伞掉头狂奔一口气跑回了家。回到家里我已浑身湿透， 当天就发烧说胡话尽做噩梦。全家人都慌了，围着我团团转，说我受了惊着了凉，请端公来作过法， 吃了许多中药，最后还请来了本市最有名的医生，打了当时最贵重的“盘尼西林”。几天后我才康复如旧，从此没敢再去青羊宫上学。
后来家里又送我上了鸡公岭小学， 学校就在现今的《万州日报》编辑部，天天与几个比我年长的表侄和表侄女一起上下学。 那时候还没有普及铅笔和钢笔，小学生都要写毛笔字，因此人人书包里均装着块石头砚台。一天下午，操场上有同学在打架。我凑近去看热闹，却被乱飞的砚台砸破了头，流了点血，就又不去上学了。
后来我还到重庆去读过一册班。回到万县市后，我就7岁了。在石佛寺小学又从一册读起，才一直读了上去。
从我的经历来看，过早地让孩子入学确实没什么意义。人太小， 硬灌些知识进去也理解不了记不住。我自幼便被长辈们誉为“醒事得早的娃儿”，脑袋里也只依稀留下些人和事的印象，没存下半点书本知识。 要满了7岁才上学，这规定我觉得很科学。
五 两个母亲
在叶家院子住时，家里还出过一件有关黄金的风波。 当时我只蒙蒙懂懂地地知道大人在为黄金争执，我不关心也没人告诉我， 自然便忘得一干二净，直至30年后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几年，我家的收入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外，就有了点余钱， 妻子便急不可耐地买了一只金戒指。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放学回家，第一次看到黄金，觉得挺稀罕，拿在手里玩了半天，还拿去给爷爷看。 当时已70多岁的父亲独自住在我家，耳不聋眼不花的老资产阶级接过手去掂了掂，却对他的长孙说， 这小小的戒指有啥稀罕，原来家里有多少多少金器，临解放时，我还悄悄埋了一罐金砖，准备临死前传给你们的，却不料被你奶奶向政府报告， 就被迫“捐献”给抗美援朝买飞机了。儿子听说金砖，误以为有砌墙的砖头那么大， 被震得晕头胀脑难以相信，便问我一块金砖有多重。 我就告诉他，所谓金砖只有1个火柴盒大，沉甸甸地每块重五十两。小时候我当玩具用来搭过房子， 怪不得后来就无影无踪了。儿子简单地算了一下价值，便惊咋咋地大呼小叫，说：“奶奶怎么那样笨！”
我儿子的奶奶当然就是我的生母熊秀君，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儿。 由于家境贫寒她从未进过学校，在青山绿水间自幼便开始劳作。 由于抗战时为避空袭父亲将家眷迁居农村， 我生母16岁便给谢家打工作些洗涤之类的杂活。
当时我大妈已与父亲结婚十几年，只生了姐姐后就没再生育。那时代重男轻女，没有儿子便被视为无法传宗接代，辛劳一生挣出偌大份家业连个继承人都没有，父亲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就很为此而苦恼。 虽然旧社会存在一夫多妻，有钱人家三妻四妾并不鲜见。但父亲与大妈感情很好，再加上她娘家有钱有势，父亲不愿也不敢作再娶之想。只好求神拜佛四处求医，但捱到年近40，还是膝下无子。这时我生母便出现了， 虽是农家姑娘却正值豆蔻年华，身材苗条五官清秀。 大妈遍访名医后，也知道自己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在我生母17岁那年，父亲征得大妈同意后，将我生母娶进了门。
作为资本家的父亲是仅为找个能传宗接代的女人，而我青春年少的生母嫁给与自己父亲年龄一般大小的人，肯定是相当无奈。 一年以后我出生了，我一出娘胎立即被交给大妈抚养，据说是父亲嫌生母祖辈皆是农民，她本人太年青又没文化，怕由她带大的儿子不聪明还染上农民的习惯。 大妈待我慈爱有加无异已出，马上花高价雇了两三个健硕的“奶子”和伶俐的丫头对我进行哺育。据说由于奶太多我吃不完，就天天用刚挤出的人奶替我洗眼睛和洗脸。大妈自己也成天围着我转，一门心思想把我培养成为她心目中的优秀人才。
我从开始学语时便被教导给大妈喊妈，而称生母为“奶子”。在当年万州城乡，都是将奶妈的妈字换为子字，一字之差含有极大的差别和歧视。 这习俗的源头我在北京城里还看到了痕迹。 绕着紫禁城有一些街道和胡同， 从名称上便可知系当年服务于皇宫大内。如太仆寺街，光禄寺街， 内务府街等等。有条胡同叫饽饽房，过去是专给大内蒸饽饽的。 还有条胡同叫奶子胡同，当时住了些专为宫里服务的奶妈。封建皇室的余毒竟影响到偏远的川东，也将奶妈称为奶子。直到我发蒙念书了，还没人告诉我“奶子”系我的生母，我也一直大逆不道地将她误认为奶妈。 我生母虽然生下了谢家的长子，却没有女主人的地位。解放前， 她在家里依然佣人一般干活，据说还受欺凌。当然这是旧社会封建习俗之流毒，母亲是受害者，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难辞其咎。我性格内向的生母就将这阶级恨牢记在心，至老也没原谅父亲，也将对大妈的怨恨迁之于我。当年许多对我不公之事，虽然记得，却不好说，我心里还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的古训。母亲现在虽然已年过古稀，由于没有文化，更由于退休后不参加任何群体娱乐锻练，依然偏执如故。与我之间的隔膜，今生恐无法消除了。虽然我曾作过努力。
1951年，新政府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便是婚姻法， 新社会废除一夫多妻制。 母亲本可以轻松地离开谢家，她当时不过才20多岁，人还年青完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但来自农村从未读过书的母亲不知怎么却有“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思想，再加当时二弟年仅4岁，二弟是她亲手带大的，母亲不愿与二弟分离，因此她终究没有离开这个毫无感情的家庭。
解放时我生母才24岁。 新社会打烂了一切旧秩序，母亲便获得了自由。她冲出牢笼， 在街道上参加扫盲班和政治学习，觉得很是新鲜就非常积极，便有了阶级觉悟，还担任了什么妇女代表。 当时她在农村的兄弟们正忙着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土改”，偶尔还奉命背着“三八大盖”手提棕绳进城来捉拿“逃亡地主”。将躲藏在城里的地主和家属捆回去交给工作队，就斗争、枪毙，然后便欢天喜地分土地和“浮财”。政治幼稚而狂热的贫农女儿自然受到了影响，她响应号召与剥削阶级作斗争，向政府举报丝毫没有感情的资产阶级藏匿金砖也可以理解。
那天听见年过古稀的父亲对他孙子提起有关金砖的陈年旧事，虽然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那笔财产的真实去处，但当时还能遥望到天际正在消逝的“极左”风暴，我久经阶级斗争锤炼的大脑里马上浮起了“心中有变天帐”和“妄图反攻倒算”的恐怖。我立即声严厉色地喝斥老人：“都过去几十年的事了，现在对小孩说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有啥意思！”不料我那刚满10岁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儿子却将此事记在了心里，过节时见到和他叔叔住在一起的奶奶，就提到金砖的事儿，还问奶奶当时为什么那样傻？把爷爷辛苦一生挣来的财产白白地交了出去。我母亲对此一问毫无思想准备，立刻答非所问地说：“他各自和李韫华偷偷埋的。”母亲这句话使我觉察出一丝女人的嫉意， 如果当年父亲不是背着她和大妈埋藏金砖，而让她也参与了机密，不知她还会不会去举报？
李韫华就是我大妈。从我会说话时起， 就一直给她叫妈直到她逝世。 现在写成大妈纯粹是为了便于叙述，在她有生之年，我从未叫过她一声大妈。
大妈祖籍四川垫江县，出身于书香门第，据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还是垫江师范的校花。从我见过的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 她年青时真称得上婷婷玉立仪态万方。那些照片都在文革初始大抄家时，被我防患于未然付之一矩， 同时被我亲手烧掉的还有民生公司的股票之类旧社会的遗物。 我在脸盆里烧那些东西时，大妈也蹲在旁边，对那些证卷被烧她不大在意。我将旧照片投入火中时，她却心痛得脸色苍白。这时候她已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这一堆老照片，保留着往昔温馨的回忆。 当我将她师范毕业时穿短衣长裙的那张12寸全身照拿起来时，她终于忍不住抢过手去，抱在胸前祈求我保留这一张。我就严厉地告诉她，凡与资产阶级沾边的人家都被抄了，某人家里就是因为抄出几张这种老照片，便被指为怀念旧社会，妄图翻天复辟，被剃阴阳头游街、天天斗得半死不活。 大妈被吓住了，只好将照片扔进了燃烧着的脸盆。望着火苗将那张黑白大照片上的女学生慢慢吞噬，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曾给给我讲过念师范时，参加学生游行高呼“打倒军阀”， 却被挡在前面的士兵们笑骂着：“要打倒军阀，先给你们几块烂泥巴。” 结果女学生们都被那些兵痞扔了一身烂泥巴的故事。
作学生的大妈呼喊过打倒军阀的口号，她大哥却在川军里作少将师长。 我还记得临解放前，大舅到过万县，黄呢军装马靴锃亮， 身后紧跟着一群各挎着两支“盒子炮”的弁兵。据说解放军进川时，大舅欲阵前起义，却被部下一名忠于蒋家王朝的团长在身后向他开了几枪。她二哥在忠县做官，礼帽长衫手持一根光溜溜的文明棍。两个舅舅对我都很和蔼， 却都是临解放时便从地球上消失了的，没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
大妈文静善良，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似她这么好脾气的人。 在我记忆中，从未见她和任何人大声讲过话，也没见过她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 不管我在外面撞了多大的祸，损坏了多么贵重的东西，大妈没骂过我一次，更没打过我。
从来就生活在优裕之中的大妈，自反右运动以后便参加了体力劳动， 她替落难的姐姐带大了4个子女，晚年单独同自己寡居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住在一起。 当时我们均背负着家庭出身的十字架在为生存而挣扎，我和姐姐家的生活都很窘迫，对她的关照也少得可怜。 虽然生活异常贫寒，但她从不向任何人提要求，也不抱怨谁。每天粗茶淡饭，然后就戴着老花镜坐在幽暗的房间里看小说。 70多岁的人了，老人家每天都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出门时穿的那套旧衣服平时放在枕下压得笔挺，行住坐卧都保留着大家风范。
1988年，大妈78岁。那年她生了病，才被姐姐接到家里去。我闻讯赶到姐姐家去看望，她躺在床上说：“只是感冒了有点咳嗽，没啥大病。”妈要我别担心。姐姐却把我拉到一边，说她不肯上医院不肯吃药也吃不下饭。 我就劝了一阵，还亲手给她喂了点稀饭，临走时还强制性地喂她吃了点止咳药。 但没两天，老人便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只在急诊室作了一下例行检查，便肯定地说是肺癌晚期， 癌细胞已侵入大脑，根本没半点抢救的可能。医生问家属怎么这样晚才发现， 难道她从未痛过？ 我们当时目瞪口呆，不知道是老人家有超凡的忍耐力还是她竟例外地没觉得痛苦？那时候正值初冬季节，整日里细雨纷纷愁云惨淡。大妈在医院病床上静静地躺了3天，再没醒过来，也没法进行任何抢救便悄然去世。
大妈比父亲小6岁，她逝世后几个月， 84岁的父亲也相继与世长辞。父亲死于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九年。
自小我就不爱哭，特别是小学毕业后经历过太多的磨砺， 都咬牙忍过来了从未哭过一次。亲友们都说我没有眼泪，自己也这样认为。 但在大妈那只有邻居和后人参加的简扑追悼会上，姐夫临时要我作为儿子上去完成致掉词的程序时，已过不惑之年的我想到她多年给我的关爱，想到她对后人只知付出却从不索取的一生，便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站在台上泣不成声。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