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府记忆
九、整风第一波——何穆事件
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双百”“鸣放”这些词开始成为报刊上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
那个年月关心政治愈加成为普遍的风气，“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叫“除三害”）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学生关注和议论的中心。至于怎么来帮助党整风心里还没有数，而且肃反余威还让很多人有顾虑，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四月的一天，校党委书记向全校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他是照原始记录稿传达的。听了这个讲话，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心里没法儿不热起来。那亲切、那开明、那诚意，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让人觉得不积极帮助党整风，简直就是对不起党，如果再有顾虑就是对党的不信任。
关于王蒙的一段话也给人深刻印象。不久前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同时，在报上却受到了批评并引发了讨论。主要批评者有四个人，其中解放军总政的陈其通是大家熟悉的，因为刚看过他的话剧《万水千山》。可是像组织部的林震那样反官僚主义不对吗？真让人有点儿不明白。没想到毛主席连这件事也挺关心，他称陈等人的批评是“解放军围剿王蒙”，还反驳说“谁说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这是他老人家旗帜鲜明地为我们年轻人撑腰鼓劲。毛主席在号令我们除三害，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义不容辞，必须投入这场斗争。
领袖的号召力真是了不起，进言的顾虑解除了，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宁静的校园沸腾了。
北京师大学生食堂和宿舍之间有一片不大的枣树林，这原是老乡的林子，五十年代初圈地迁校时把它保留了下来。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成了师大日后最热闹的是非之地，大约类似北大的三角地。此时，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里的大字报就贴满了。自发组成的社团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活跃。“底层之声”的社论，“苦药社”的章回体大字报《新今古传奇》《奇冤记》，这些都牵动着千百学生的神经，也吸引很多师长来观看。
鸣放的第一个高潮是中文系外国文学老教授穆木天给党委书记兼校长何x x 提意见引起的风波。人称“何穆事件”。
穆木天教授在整风之初批评何书记与一个外国文学女进修生关系不正常。这个进修生梳着金黄的发辫，虽不算漂亮，但有一种西方姑娘的风韵。何与这位女学生的接触过分亲密。这种风流韵事若在今天也许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新闻，但在当时则不然，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党委书记不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且应该是完美的、圣洁的。何书记竟然有这等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此事当真，那就不能容忍。
然而据说穆教授的批评受到压制，有个党员处长还为书记辩解，说这是“需要”。这位穆先生诗虽然写得漂亮，虽然能精通几种外语，是个学贯中西的专家，但绝对的不识时务，他不仅不收敛，反而提出抗议，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呼吁》，又被人把剪报贴在校园里，于是全校议论纷纷，大字报上也展开热烈争论。
一天中午，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找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学在枣树林开会，要我们成立一个社团，组织师生在论坛上以口头方式面对面发表意见，打开一条直接辩论和反映问题的渠道。这个社团的名字就叫“群众论坛社”。成员大都是青年团和学生会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大家戏称作“坛主”的是李镜春，他是个党员，中文系团总支的宣传委员。我和同班的林锡纯都是普通成员，樵受我影响也参加了进来。
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找到了为党的整风效力的最佳方式，使我们这些同学都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计划着将组织哪些主题的论坛。第一次论坛的论题一致认为是“何穆事件”。
当晚，就在枣树林，在西饭厅的台阶上放了个讲桌，拉了个电灯泡，贴了张海报，论坛就开始了。这块本来不大的空地挤满了听众，至少有几百人。
主持人是李镜春。我首先朗诵了彭浩荡同学的一首诗《来，站上来》，算作开场锣鼓。不用发愁没人发言，一个个讲者争先恐后站了上来，有教师也有学生。发言者有的追问何书记，有的则为何书记开脱。还有一位发言人，是穆先生的助教张钦尧，讲了半天不知所云。尽管论坛上不可能得出什么共同的结论，毕竟达到了畅所欲言交流看法的效果。作为那个时代民主进程中的新生事物——群众论坛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群众期望共产党保持纯洁的拳拳之心和对腐败的担忧真是十分感人的。
这次对何书记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他对运动的领导。大约是过了两天，在全校大会上何书记出现了，他表示“穆木天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欢迎继续鸣放帮助党整风。对他的接受批评和态度的镇定沉着，我不禁暗暗佩服。穆先生后来也没再有所表示。
“何穆事件”似乎没有明确的结局，而大家的注意力也被其他的热点吸引。但反右开始后穆先生即被定为右派，他的夫人彭慧也划为右派。二十几年后我系统查阅现代文学的史料时才知道，穆木天一九二一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创造社重要成员，三十年代是左联诗歌组负责人，抗战时为文协理事，是个很有成就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彭慧是个老党员，一九二六年参加“三一八”运动时入的党，解放前从事工人、妇女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左联执委，五十年代在北京师大中文系是外国文学教授。她为革命贡献一生，著译颇丰，当时还是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委员，尽管如此也没逃过右派命运。
其他给何书记提意见的人下场如何？据说反右时以何书记划线，所以都无一漏网。这一点我没有力量核实，但我知道我所在年级的一个班，批评一个党员婚外恋的同学后来统统划成右派。以小见大，我以为那个“据说”很可能是事实，因为“反对具体的党员就是反党”是当时普遍遵循的逻辑。
十、肃反论坛和“主帅”
似乎没有任何争议，大家一致认为接下来要组织的应该是肃反论坛。因为两年前这场运动给我们每个人的印象太深了，重要的是它的后遗症还没有消除，它的阴影还在。
在当时最大的阶梯教室新一教室里，我主持过两次肃反论坛。虽是自由发言，但对肃反运动的看法没有什么分歧，似乎是人同此心。
论坛开始，大家仿佛一下子回到那场噩梦里。你可以清楚地感到肃反留给许多人心里的创伤。数学系四年级一位女同学提起肃反就泣不成声。她说：肃反时错斗了我，肃反后说我不是反革命，但思想有问题。我的一切别人都怀疑，至今没有澄清，我要求好好评评理。有的同学说：在肃反前我浑身是胆肃反后却浑身是病，为人处事明哲保身，再不敢与人聊天，怕将来算总账。有人肃反前要求入团，运动后动摇了，认为共产党太可怕了。
中文系四年级的马志纯说，我是肃反斗争的积极分子，还受了团支部的表扬，这是我心中的阴影，是负疚。马志纯说的也是我此时的心情。
肃反运动总结时并没有实事求是地把是非界限分清。政教专业一同学说：有的同学靠肃反运动表现积极入了党，同学有意见。数学系四年级一位同学说：一些盲从的人“加官厚禄”，不靠劳动只因追随官僚主义分子就得到荣誉，我痛恨这个。
这个论坛有各系同学参加，反映了全校的情况。肃反运动的问题是三害的集中表现，这已是大家的共识。大家要求对肃反重新总结，要求公布被错斗的人数，作好善后工作。但从现在看，大多数人只是就事论事，对肃反所存在的问题还很少从本质上寻根溯源，也极少有人从民主法制和人权的角度来评论。
在反右中清算我的罪行时把“‘组织’群众论坛，疯狂向党进攻”列为一大罪状，说“他想通过对肃反的攻击和否定，说明‘三大主义的严重性’。”（见《师大教学》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范亦毫的反动面貌》作者任重。）我不明白，如果三大主义确实严重，为什么不该“说明”一下呢？
我感到内疚的倒是论坛害了一些发言者。杨开荣是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重庆人，很早就参加过反蒋活动，还为地下党送过《挺进报》，因为他的中学老师被误为胡风分子之故，肃反运动里被冤枉。我们动员他现身说法。在第一次肃反论坛上他发了言。他很谨慎，发言稿事先都交给党小组长看过，讲演时语气很平和，只是客观地说了被误解的过程。但就这样也被认为是向党进攻，没有逃过“右派”的下场。
其它系的发言者后来怎样我不清楚，前面提到的一个中文系发言者马志纯我是知道的，他并没有什么别的言行，但在论坛上亮过相，更要命的是交心时交得太彻底，自己上纲上线，结果定为右派，文革时全口牙被打得几乎一个不剩。
中四的潘仲骞，对这个肃反论坛，写了篇报道，发表在《师大教学》上，题目是《肃反问题应重新总结》。他是年级的课代表，学习上是个尖子，政治上也进步，是他家乡浙江瑞安市第一批团员，中学时就当过校团支书和学生会主席。他是在五七年夏毕业时补划成右派的，这篇报道可能就是他唯一的“罪行”。可是这篇报道是他按原团委书记阙雄飞的指示写的，怎么也算不上进攻，但是那时没法儿讲理。
潘仲骞后来分配到吉林一个县当中学老师，“文革”中又受冲击，岳父惨死，妻子逼疯。一九八零年准予到意大利投奔他父亲，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奋斗，如今已是在意大利最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是为祖国干了无数好事的侨领。如果先前他没有被打成右派，他未必会决心走出国这一步。右派帽子对潘来说是福兮？是祸兮？命运真是难测啊！
由于我的类风湿病的拖累，后来的肃反论坛就没有参与，从校内广播喇叭中听到有谢昕同学和何廷杰、罗志甫等教授在论坛上讲肃反对他们的伤害，是谁主持的我就不清楚了。没过几天转入反右，群众论坛社也就终止了。谢昕是归国华侨，俄语系女生，肃反期间说她是间谍，抓了起来。何廷杰是政教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肃反时说他是反革命。罗志甫是历史系教授。
在清算我的“罪行”时，群众论坛社是重要的一项。给我定下的罪名是我“决定了论坛的反党方向”，我是群众论坛社的“主帅”。
我心里很明白，自己不是这个社团的头头，而且只做过两次论坛的主持人，显然不够“主帅”的资格，可是想想自己除了论坛还有别的“问题”，右派是躲不掉了，正所谓“债多了不愁”吧，我拿定主意决不扯别人，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主帅”的桂冠。
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二十二年我才知道事情另有真相，我其实并不是“决定论坛方向”的那个人，“主帅”也就当然是冒牌的。一九七九年“改正”之后原先的“坛主”李镜春来了一封信。他说多年来由于必须遵守的纪律有件事他不能说。原来这个论坛社自始至终都是校党委的方铭领导的，是由他和方铭单线联系，每天中午在小树林与方铭会面，向她汇报工作进展，再把下一步的指示、部署带回来。反右开始以后李镜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即使被审查做检讨也守口如瓶。李镜春是毕业班的同学，毕业前同学们逐个过关，有的划了右派，有的受了处分，也有立了功留校的。该分走的都走了，李镜春却没让走，继续审查。然而没过几天突然让他离校，远远地发到青海，只是延长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
是不是有点儿微妙？我现在才明白如果不把他留下审查，他明明还有“坛主”的问题没说清楚，那就会在大家面前说不过去；如果不紧跟着就打发走，逼急了也许他会把真相坦白出来，而领导层里是有斗争的，方铭也许就有危险。先留又快放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也是领导的艺术。让二十岁的我名不副实地承担了“主帅”的罪责而换来方铭同志的平安，保护了一个革命领导同志，今天看来我还“立了功”呢。方铭这位老革命，听说是胡乔木的妹妹，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可是从道德上讲，可敬的领导同志不能敢作敢当，总有点儿不够光明正大，而且，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一个孩子承担，也残忍了一点儿。然而这是复杂的阶级斗争，道德算老几呢！据说在我被“改正”的时候，组织上曾向方同志做过核实，她也坦率地承认论坛是她领导的。这椿公案总算有了结果，当然，是在危险期已经过去之后。
主持“反对政治第一”这个论坛纯属我个人行为，是我在论坛社之外做的一件事。
严景煦是我所在的中文系三年级乙班的同学，年龄比我们大几岁，当过志愿军，为人心直口快，有点粗鲁，完全没有城府。在整风当中教学班的一次会上，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多钟头，抨击单纯突出政治的荒唐和弊端，说到激动处竟然把桌子拍得山响。
会后严景煦找到我说，“你敢不敢给我主持一次论坛？”我觉得他的发言虽然有偏颇片面之处，但也有不少合理的东西，而且，即使不完全正确，作为一家之言引起讨论总应该是允许的，我立刻答应了他。题目“反对政治第一”是他起的，在当时是够反潮流的。
论坛还是在新一教室举行的。其实严景煦并不是全面地反对政治第一，也说不上理论高度。他主要是反对把政治作为评价人和用人的首要的压倒一切的标准，举了不少实例，讲得慷慨激昂。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志愿军，都说是最可爱的人，我是志愿军，可没人爱。为什么？因为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引起哄堂大笑。
在严景煦讲话后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归纳了一下他所谓“政治”这概念的内涵是“政治出身，政治资历，政治地位，政治关系”。因为我觉得他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政治第一，这也是当时我能接受的，至于如何从整体和实质上看待多年来政治第一的传统，我没想清楚，也没有把握。
严景煦后来的厄运倒不仅因为他的这次鸣放。据云：事情发生在转入反右后的一天中午。严景煦一向在胃病食堂吃饭，那天同饭桌一个中文系四年级叫江××的同学为了别的什么事和他争吵起来，江××个头虽小，但懂得策略，他伸过头来指着自己的脸引诱严景煦说：“你敢打我吗？”
冲动中的严景煦哪里懂得这个激将法的凶险，“怎么不敢？！”挥手打了江一巴掌。收获了这个巴掌之后，江马上到卫生科要求包扎，脸上缠了一堆纱布把头包得大大的，然后跑到党委告状，说严景煦发表反动言论，我跟他辩论，遭到毒打，这是阶级报复！
很快地，这一巴掌就成了反革命事件，随后在西饭厅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宣布严景煦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跟着，公安人员上来，给他戴上手铐，在口号声中塞进食堂门口等待的警车。
严景煦成了反右当中第一个走入监狱的同学。他被判十五年徒刑，发往黑龙江的漠河。这个地名我们是熟悉的，地理书上说这是我国最冷的地方。后来据说在劳改营里有个国民党的小头目总欺负他，严景煦忍无可忍又冲动起来：“共产党整我我认了，你他妈的国民党也欺负我……”抄起铁锨砍了过去。那个国民党没死，严被判了死缓，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宣布无罪释放，整整劳改了二十二年。
那位江××因为这个巴掌成了反右英雄，当然的左派，还在团市委的一个大会上报告了他的“英雄事迹”，于是留校工作。以他的专业水平实在没法儿教书，正好当管理右派的干部。
听说运动过后不久江被调离大学，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后来又有什么英雄行为。文革之后同学们多次返校却始终没见他的踪影，但同学们只要提起反右就往往会想起他的形象，他似乎成了反右的一个漫画式的注脚。
十一、对反右说“不”
在我的记忆里六月八日是永远抹不掉的日子。
这天清晨，我还没起床，楼道的广播喇叭响了，中央台用威严的声音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又来了？”这个社论的观点、推理方式、语言以至于语气都让我想起两年前的反胡风和肃反。
很快，报纸送来了，几乎同时，林锡纯也来到我住的宿舍。我们反复阅读了这篇社论。社论显然是表明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一场阶级斗争，而敌人是右派分子。可实在是说得不大明白，没有把敌人的范围说清楚。这些年中国太习惯宁左勿右，若是运动的领导把阶级斗争说得太简单太单一，把敌人定得太笼统，很容易扩大打击面，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完全没有担心自身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十分自信是党的忠诚的积极分子。然而正因为这份忠诚，我们不禁担心党的事业又来一次肃反运动那样的失误。我们以为，如果真有居心不良的右派分子，挨整是应该的，但动机虽好，出言或偏颇或片面或完全正确然而不顺耳，如此种种会不会都可能误为敌人？那么以后人们还敢不敢提意见？……想到这儿，我们决定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把看法提出来，同时抄成大字报在学校发表。即使人民日报不接受我们的意见，至少能在学校范围引起注意，或许有助于在运动中掌握好政策，搞得较有分寸，少伤害一些好人。
回过头来看，我们那时真是天真幼稚得可笑。在后来批判我们的时候，，校园中有一组大幅的连环漫画，第一幅就是“螳臂挡车”，画的是我和锡纯这两个螳螂拉着手企图阻挡反右的列车。这个比喻其实从某种意义看很恰当。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们真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是我们天大的误解。
不到中午我们俩合写的稿子就出来了。在院子里交换意见时很多同学也过来关心。李修生跟着就到宿舍来找我。他当时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学生会主席，文革后当过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从我一年级起我就和这位老大哥很熟。李修生忧心忡忡地劝我这个大字报不要贴，让我慎重考虑，不然问题可能很严重。我知道他完全是一片好意，是真心诚意怕我犯错误。但我这个小师弟很固执，他的话完全听不进。
我们的大字报标题是“这会造成什么？”，副标题是“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模仿着“六·八”社论的题目，用“这……什么”的句型显然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因为我们认为“全篇社论以政治斗争代替了它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把阶级斗争做了简单化的解释”，“就会引导人们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我们担心这将“造成”：一、误伤好人；二、不敢讲话。
其实，我们当时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我们的思想始终在“两类矛盾”的框架里打转，还没有怀疑到发动此类运动的合法性和肆意划定“敌人”并予以各种残酷惩处的合法性。
到了下午，两千字的稿子抄了十几张纸，贴在西北楼一楼显眼的楼角处，立刻成了轰动性事件。观者围了一层又一层，议论纷纷，直到天黑之后还有一些人打着手电在抄写，我们心里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听说后来人民日报记者也来拍照过，这都表明它被重视的程度。
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数以百计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墙面，真有铺天盖地的感觉，内容几乎一律是批判我们的，让人真切体会到“舆论一律”的深入人心和党中央机关报的号召力。批判的声浪越来越高，而且逐步升级。走在最前头的是苏联文学研究班的“学习社”，一连发了六评。然而在下面同学们却不都“一律”，好多人表示赞同我们的意见，或替我们担心。有人好心地警告我们说这社论很有来头，劝我们小心。
接着的几天报上更明朗了，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几篇社论，风向明显陡转。
可是我们还很固执地认为自己有理，自信完全是出以公心，是为了维护人民和党的事业，所以并不害怕。就是怀着这种理直气壮的心情，六月十二日我和林锡纯在官方组织的全校论坛上继续阐明我们的观点，但随后几个上台的都是义正词严的批判，不再给我们辩论的机会了。论坛之后走出会场时有几个不相识的同学故意走近我们，悄悄地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可是不能说了……”
现在回头再看，当年打成右派的552877个人（这是官方数字，实际受害者远不止此。一说3178470人。）有几个是敌人呢？而反右之后面对荒唐的大跃进、罪恶的文化革命还有几人敢说个“不”字呢！这两个担忧都不幸成了事实，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年能设想到的严重程度。在七九年改正复查时我有点儿负气地对办事的人说：“请你们对这个大字报重新审查，不对了还可以批判。”那位同志苦笑了一下说：“这大字报，如果有错，那就是说得太早了。”
历史固然证实了我们的正确，但我完全没有得意的心情，反而走入了感伤、无奈和怅然。几十年前，面对民族大危机大灾难的到来，我们的确站了出来，说了真话，可是除了加重了自己的“罪行”，难道起了什么作用吗？
我看不出。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我们的人太渺小了。历史有它自己的“道”，谁也无法左右它，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该纠正的都会纠正。那么我们个人难道只有耐心等待的份儿吗？难道只要学会自我保护就行了吗？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操守吗？
第二章 乡野记忆
十二、早春的凄冷中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号这天未必很冷，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是奇冷的一天，阴沉灰暗，还刮着风沙。
一辆兰白色的大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物理楼前，等着装运我们和行李。这辆车我不陌生，四年前它曾经载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团干部到清华园的礼堂去听陈毅的报告，两年前它曾送我们班到颐和园后边的村子里去野营。今天，它将把四十个右派学生和年轻教师拉到京西昌平县的西郊农场监督劳动，或曰“劳动考查”。
不会有人为我送行。所有的人都和我这个危险的政治麻风病人划清了界限，除了樵。樵在半年前毕业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助教，她那个班的党组织在她的问题上难得那么宽大，只给了她一个团内警告的处分，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樵都是一个最单纯的女孩，她的问题全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樵几天前从沈阳赶回北京，约定到棉花胡同我三姨家见面。偏偏那天三姨同院那家来了亲戚，是师大北校的一个女学生，我们得避开她。在师大，我的知名度太高了，我们俩背着组织的联系一旦被发现反映上去，后果难以预料。
我这时才感到是活在一张弥天的大网当中。我们只能在护国寺后身僻静的小胡同里匆匆告别。风卷着一股股黄沙从胡同口吹进来，围着我们俩打旋儿，似乎也在趁机欺负我们。但这时的我们对这些尘土冷风已经全顾不上了，因为我们的心里更冷，更迷茫。
我几乎不忍心看樵的忧伤的眼睛。她最担心的是我这个严重的类风湿病人能不能禁得住农场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怕再一次把身体搞垮，而劳动这关过不去就没法儿证明你“赎罪”的真诚和努力。她还担心我不能打心里服罪，也就没法儿写检查，就永远没有摘掉帽子的一天。
对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我们谁也心里没数。这是个“新事物”，是领袖的发明，不知他有没有明确的打算。至于摘了帽子以后是不是就算赎清了罪可以平等做人了，我们当时是没有怀疑的，直到后来才以冷酷的事实让我们明白。摘帽子的时间我们只能瞎猜，估计也许一两年，最多五六年。
樵将等我到那一天。我们之间已无需山盟海誓，樵从来没有把我们作为“你”和“我”分开来考虑问题，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都要共同面对。连续多少天对我的批判会她全都自始至终地坐在那里参加，但是没有揭发过一个字，甚至没说过一句话。组织上动员她揭发批判我，她回答说：“范亦豪的思想我都有，我是来接受教育的。”
此时，为我送行的樵虽然忧虑，但比我坚定、沉着。我觉得她的眼睛是无边暗夜中我能看到的唯一的明亮的星，希望的星，也是生命的星。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正理解我，信任我，爱我超过她自己。为了她，我也要活着，活到能够堂堂正正地回到她的身边。掂量一下自己，我还没有丧失坚强，尽管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以为这错误是右派向党进攻时我不但没有保卫党反而给党提意见，助长了右派的攻势，保护了右派。）我真的为此难过，悔恨，但我坚信我是个好人，即使向这个社会证明也许是不起作用的，我要向樵证明，向我的心证明。
不想给樵带去一个颓丧的印象而为我担心，我打起精神，尽量不显得悲伤。我多么想在离别的时候和樵紧紧地拥抱一下，可是在那个年代的街上，又是一个带着右派帽子的我，那可太冒险了！
汽车开动了，车上有四十个年轻人，都沉默着，茫然地不知这个命运之车要把我们拉到何方。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第二类处理的右派，大部分是极右。按上边的规定，极右分子是：一、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二、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四、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这个规定，一看就知道掌握起来可以是很活的，并且不存在控制的比例。事实上，即使有主观制定的比例，架不住下边积极性太高，求功心切，是很容易超额完成的。
我所在的班一共四十五个同学，严景煦是当作反革命抓的，另一个复员军人由静林怀石自沉昆明湖后是按极右的名号批判的。剩下的五个右派之中四个是极右。到了五八年初处理右派的时候，这五个人里只有一个留校察看，四个是二类处理，劳动考查。
我其实是有点儿庆幸被赐予二类的。仅凭我主持过几次论坛，写了批评人民日报“六·八”社论的大字报就足够达到一类标准劳动教养去了。何况还有“大量的反动言论”，如“宣扬独立思考，反对当乖孩子”；如“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也应该通过脑子想想对不对，再决定是否拥护”；如“党员应该比群众多吃苦多吃亏，这样私心重的人就不敢入党，可以保持党的纯洁”；如“三批材料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如“三大主义是否是制度问题应该探讨”等等，都被反复痛批，尤其是竟敢反毛主席，可见反党的疯狂程度！这些罪状都写在了结论里。
我是在最后关头态度“稍有转变”的。先前，既是迫于压力更是出于“为光明正大之事，做心迹坦荡之人”的信条，我已经痛快彻底地交代了所有的言论行动，包括内心的一切“不轨”的思想活动，写了有几百页的材料，但就是无法承认我主观上是反党的，因为我无法解释得通。我忍着病痛积极参加整风，坦诚进言，完全是希望党克服缺点更正确更健康地领导革命事业前进，我有的只是忠诚，哪有丝毫反叛之心呢！可是若判为“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两个“特别”，就必是开除劳教，那就连今后为人民工作的机会都要剥夺了。然而我又不能说假话。
幸好那时《师大教学》上刊登了团委书记周之良打成右派后的自我批判。他是按“修正主义影响”这个思路把思想根源和动机说圆的。樵劝我参照周的检查。那真是最难最苦的一段日子，可是一旦“想通”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主观反党”这个科研课题顺利推理成功。只要把自己设作修正主义者，所有原来思想里的“革命”“忠诚”“帮助”等等词汇都可以翻译作革命派眼中的“修正”“背叛”“搞垮”……因为你理想的党是修正主义党，你的一切目的都是把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这个“主观”不就是“反”吗！——真是一通百通！
于是刀下留情，虽然仍是两个“特别”，但结论中“最近才稍有转变”一句话救了我。不仅如此，我还被任命为这四十个右派的“联系人”。对我如此器重，我一直不知是为什么，是谁的主意。
汽车走的这一条路我再熟悉不过了，海淀、颐和园从小就是我周末、假日骑车旅游常常造访的去处。车过颐和园向北，路边有一个大场院，五五年的夏天我们班就是在那儿扎下帐篷野营的，樵和我给同学组织西红柿晚会，大家的歌声笑声好像还没散去。西北旺的山头上有个望儿台，爸爸说那是佘太君瞭望番邦想念杨四郎的地方。对这种古迹不能多想，它总含着一些伤感。……过了西北旺再往西是温泉，我曾经和朋友们去找过那废弃的温泉，然后登山远眺。……
记忆从车窗外向我招手，但那些都属于过去了，我又一次痛苦地意识到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永远弃我而去了，虽然现在我才是二十一岁。我要面对的将是现实的严峻和未来的渺茫。
过了挂甲屯有一条向北的大路直通西郊农场大牛坊分场。在场部前汽车把我们和行李抛下掉头远去。抬眼望四周，是难看到边际的灰黄的土地。西山看来不远，心理上似乎找到了一点儿依靠。
不料这时却听到一个同学感叹地说：“望山跑死马啊！”一下子使我觉得可亲近的山也在远去。我们像是一车垃圾被扔在荒原上。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