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你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吧，别瞎闹了。”回家在胡同口碰见哥哥，他皱着眉头对我说。他穿发亮的黑皮短靴，黄呢子军大衣，脸色苍白，那个跟套袖差不多宽的红得发亮的段子袖章没了，袖章上有用黑丝线绣的领袖人头和黑丝线绣的“红卫兵”三个字。
我抱着棉被发抖，流鼻涕、想睡觉。
走到家门口，突然发现我们家那扇历经千朝百代的大红门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我爹我妈的名儿，还打着黑“X”。爸爸是个什么人？他脸色苍白，说话从不高声，一点儿也没有那类革命家昂首挺胸、鼻头冒泡的潇洒风度。他都六十多岁了，连肚子都没长，冲这个也让我怀疑他算不算革命家。听妈妈说以前他是跑到城市里去上学的学生，后来他成了共产党里的领导，可有人说他其实更适合当作家，不过造反派抓他走的时候说他干脆就是个地主！不是学生不是作家不是领导，连“走资派”都算不上，干脆是个地主，那种戴瓜皮帽穿皮袄瘦骨嶙峋逼租子讨债欺软怕硬的动画片上小人书里的地主！
不管怎么说，他没了，别说仔细想想他是什么人，我连仔细看看他长的什么样都没来得及。那天早晨起床后，还是照旧，我们在不同的饭桌上吃了早饭——那是妈妈立的规矩，不知道是为了卫生还是为了大人们的尊严起见，从小我们就和大人们分桌吃饭。爸爸吃饭时很少说话，也很少吃饭，早饭后不是进办公室去看书就是在院子里给果树捉虫。我老觉得他看书和看虫子的时间比看我的时间长。反正那天，他依旧是没看着我看着书上的虫子，我却趴在屋子里的窗台上看他。我想着外面的大字报上写的关于他的事，想从他身上找到一些东西来证实那些大字报上的鬼话是假的。我看呀看，非但没有找出任何实证来推翻那些大字报，反倒找出种种理由使我也相信他就是个地主！看他的脸是那么苍白！看他的眼光那么懒洋洋的！看他那么瘦！看他只对果树感兴趣！看他穿着中山装从来都不季风纪扣！······
我走出房子，到院子里来看他捉虫，他说：“哎嘿！”那是冲虫子们说的。
他接连说了好几个“哎嘿”，接连用喷雾器杀死好几万小腻虫。
“爸爸，你能告诉我大字报上写的那些事是真是假吗？”我问他。
“哈哈，”他不是在叫我名字，是在笑。“信那些狗日的话，你好好学习吧。”他就爱有话不直接说。
“怎么说是中央说的？！”
“中央？球。”他接着“哎嘿”一下又杀死一片腻虫。
我看着他的脸，他没刮胡子，鼻子里长出一根毛来，小时候我最爱爬到他脖子上去揪他的鼻子毛。
“今年的果树算是完蛋了。”他看着果树。
他没准儿真是地主。我伤心地看着砖地。
“那片竹子好生爱护着，到春节时拿几根再做个新宫灯。”他看着竹子。
那是他的专长，做宫灯、画仕女图，都是“地主阶级的闲情逸致”。
我哭着进屋去了，更搞不清他是什么人，以前我很少见他，他办公开会会客睡觉，我全见不到，只有他在院子里散步时，我才能跟在他屁股后面从他裤子兜里掏钱——我拿了钱就跑，也没顾上看他的脸，只听见他“哈哈”笑。晚上睡觉前他来亲我，我只感到他的胡子；白天他抱我，只看见笔毛；钓鱼他带哥哥去、跳舞带妈妈；写字时低着头、做宫灯时叼着冒烟的烟斗；反正总看不清他的脸。为了那些大字报我才突然想知道他，但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造反派们来了，把他抓紧吉普车运走了。
他再没回来，听说他自杀了。
过去的事跟乍尸一样非要带着黄哈哈回去再活一遍。她想写又连不成个故事，只是被搅得头昏脑胀，整天跟过去的人说话。她彻底忘了现实，直到现实再变成过去她才开始琢磨那个已过去了的现实。包括她和麦克的那段恋情，直到过去了她才开始想，而在当时她只想让麦克跟她一块儿回到更远的过去。她这个人活在过去，且活出了惯性，一旦失去了过去就像失去了衣服变成裸体一样不知所措。尤其在伦敦，沿着狗屎遍地的马路往前走，突然变成了个“国粹”，从孔夫子一直想到“乌鸡百凤丸”，颠三倒四都是跟伦敦毫无关系的事情。
她的脑袋变成了个杂货铺，甚么货全有，像小时候胡同口那家杂货铺一样。巧克力不知放了多少年，里面生了虫。掰开月饼，没有了馅，只有蜘蛛网！陈货老货点不清，就是缺新货，即使来了新货也不知该往哪儿放。所以麦克最终还是以“弄不懂，也无法分享”的理由逃跑了，他的走使他变成了“过去”，也就自然列入了被哈哈“思考”的范畴。无休止的回忆和没结论的思考使得哈哈想动笔，但这动笔本身又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她不知该怎么写！
她像梦游着一样边跟自己唠叨边走出房间，下楼去看有没有她的信，看信和写信也是她一大癖好。“你怎么一天到晚老写信？你就是不愿活在现在。”麦克享受完她的“异国情调”，终于忍不住抗议。又是他俩刚“云雨”完了，她爬起来就要写信。
“其实真写起来又无话可说。”她又总结。怎么都无话可说。过去的人想听到她的现在，现在的人并不老想听她的过去，而她最懒得费神的东西就是“现在”。
现在是假期，刚动出去旅游了，同学们也都去旅游了。哈哈曾试办过去意大利旅游的签证，一亮中国护照，申请就被拒绝了。遇到这种事，她只一笑，说：“在中国转一圈儿就比整个欧洲大。”她一肚子欧洲文学史，分数比别人都高，这辈子不去意大利还能死人？
“我就不信你没那个活不了。”这是大表姑常用语。“我就不信没素描纸你画不出画来。”“我就不信没石膏像你学不会画素描。”每次哈哈有什么新要求要满足是她都这么说。“我就不信棒子面养不起个秀才。”说归说，哪怕最艰难的“文革”时期，仗着大表姑银行里的存折，哈哈还是能用最贵的纸画素描；哪怕派出所天天都查户口，哈哈还是跟杨飞同居了十年。大表姑比意大利大使馆好说话多了，以前哈哈老笑话大表姑的“我就不信……”是种“愚昧”，现在突然发现这“愚昧”大有道理，我就不信人非得去意大利！
遇到什么事，只要想想“我就不信……”就什么都想开了，“英国法国都不过是屁股大的国家。”只要麦克一说起中国的短处哈哈就这么还击。
“我快变成伦敦的大表姑了。”哈哈一站在街上就感到两腿发冷。“寒从脚起。”又是大表姑的话。小时候不爱穿棉裤，大表姑就这么说。而伦敦的姑娘即使在冬天也穿超短裙长筒袜，从没有“寒从脚起”那一说。哈哈的意大利同学安多娜拉酷爱在她住的地方举办那种充满学生气的聚会，客人全来自不同国家说不一样的话。在聚会上，意大利姑娘们嘻嘻哈哈的潇洒劲儿使男人们心跳，法国姑娘们的时装充满诱惑力，只有哈哈一本正经坐在那儿，穿着厚毛料裙和长筒靴。那个曾从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去当了喜剧演员的阿莱克斯就说哈哈看起来像他妈。安多娜拉想改造哈哈，愣要借给她一条超短裙，哈哈穿上后不知怎么迈腿，觉得腿变成了脸，一走路大家就只看她的腿不看她的脸了。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是或当过或可能将是安多娜拉的男朋友，而她却迷上了老古，原因是老古像个“神话”，“不可思议”。哈哈心里明白，又是老古的“光说不练”给安多娜拉布了个迷魂阵，“中国男人善于造势。”老古讲“性学”时说过。
“告诉我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安多娜拉问哈哈。
因为他看不起女人。哈哈心里说。但她嘴上说：“因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在他眼里会是什么？”
傻逼。哈哈心里又说。可她嘴上说：“是个梦。”
“呵——我愿把这个美梦保持下去。”
“有梦也是种幸福。”作为老古的“哥们儿”，她当然不能说“谁爱他谁倒霉。”
安多娜拉带着对老古的“梦”继续和她的男朋友们享受现实，而阿莱克斯因为去了趟中国回来就宣布他的“梦”破灭了。
“你想在中国找什么？”哈哈问他。
“找革命，找社会主义。但我见到的只有物质。”
“你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
“哪儿都一样，他们在追求物质。为什么他们要放弃从前那种理想的简朴美好的生活方式来追求西方的物质文明？”
“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呆长点儿？这么短时间你怎么可能知道中国？”
“我想回来洗澡、听音乐会，还想吃印度饭。”阿莱克斯耸着肩说。
人哪，要什么没什么。哈哈站在街上冲自己唠叨。
一个喝醉了的老头在马路对面骂女人都是婊子。
······
“大粪可是咱们庄稼人的宝贝，”生产队长在我们插队进村的头一天就指着村里的厕所说。这儿的厕所都是用草搭起的棚子，里面是个游泳池大的粪坑，要上厕所得双脚并排蹲在坑沿上，重心一不稳就会仰面朝天摔进粪池里。粪池里常淹死狗、鸡、猪什么的，喝饱了粪水，尸体浮在粪池表面。这种死法要算天底下最惨的了，再想自杀的人也不会去跳粪池。
一开始干活儿，才知道大粪等于金子。生产队长是个三十岁的鳏夫，有两个十三岁的双胞胎女儿，都和军人订了婚。出嫁前，她们全在家里干活儿，经常赤着脚去厕所把大粪用木桶捞上来，粪池里的蛆和没钻出壳来的蛆蛋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被舀进粪桶，她们用手抓住沾满大粪的桶绳，桶担上肩，就赤着脚上田里去了。我有次碰见她们，乍一看以为她们担了两桶豆子，再仔细看才知是浮在粪水上面的黑蛆蛋。粪到了田里，就被农夫们踩在脚下，吱吱地压进泥里当肥料了，上粪多的那些地，庄稼果然长得好，这就是为什么生产队长家里有两个厕所的原因。
村里的人上完厕所，摘下草棚上的草擦擦屁股，把草扔进粪坑里，就没事了。等草愈摘愈少时，草棚就透了明，走到路上仍能看见草棚里蹲了个人在拉屎。再透明点儿，男女就分清了，再透明点儿，几乎没什么草只剩下架子了，农民就推倒它，那个粪坑就是个好储粪池，跟银行差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从杭州来的王华会答应嫁给生产队长。她父母再被抄家时让人给打死了，有个小妹妹在城里上小学，王华把省下来的钱和粮全托人带给她妹妹，我们村极富裕，连猪都喝大米粥，托大粪坑们的福。
我们开玩笑说王华看上生产队长家有两个厕所了，而且一个赛一个的大，大的那个不是草搭的，而是正经的瓦房，进去后黑咕隆咚的能看见闪光的大粪池，大得邪乎。常见村里那些鸭子从池塘里爬上来，抖着翅膀排着对进到那个大厕所里去游泳，一会儿他们又抖着翅膀出来了，再排队走到池塘边跳进去。那个池塘是村里唯一洗菜刷碗洗衣裳的地方。
瓦房厕所的好处是不用担心让过路人看见你在拉屎，而且那扇门也修得正经。从外表看起码长得像个粮仓。靠粪池边上生产队长还搭了块木板，这样你就可以两脚叉开蹲在木板和坑沿上，稳稳当当地拉，不用担心后滚翻到池子里去。
从论斤称娶媳妇的角度，王华也算全村最高最胖的媳妇，所以她理所应当值最高的价钱。王华出嫁是在生产队长两个女儿都出嫁后，她一跃成为生长队长太太和一排瓦房两个厕所兼几口吃大米粥的猪的主人，全村人看着她又白又胖的富态像对此无可非议，还说生产队长有福像这样的老婆其实是很贵的。王华的妹妹也被接来到镇口去上小学。哪怕不从论斤称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觉得王华亏了。我们说要论斤称王华起码应该嫁给县长，要不论斤称，王华至少应该嫁给那个小学老师。
“那个小学老师有两个厕所吗？他连一个厕所也没有，屎都拉在别人家了。”有人反对。
不管怎么说，王华过得挺好。有次我们一起去菜地干活儿，我看见头天浇在地里的粪被太阳晒干了，王华就说：“拿手把它们掰碎吧，菜可以吸收它们。”掰碎？用手？我站着发愣，王华就下手开始掰粪，掰开的粪里面是稀黄稀黄的，你必须把这些真正稀黄的粪用手掰碎，好象直接从人屁股底下拿起刚拉出来的屎掰碎一样。
“这都是好东西。”王华的口气跟她老公一样了。然后她大方的掰下一根菜心请我吃。我吃了一口，全是粪味儿，反正还是好吃。
后来她怀了孕，有天不小心摔进粪坑里了。村里的人就都等着看她生出个什么样的屎孩子来。生下的孩子极聪明，一点儿也不臭，就是喜欢玩儿他自己拉的屎。后来王华托人从杭州带来个马桶，她家立了规矩：全都在家“方便”，有马桶的地方拉了个帘儿，有时她就坐在马桶上边拉屎边和来访的婆子媳妇们聊天儿。每天早晨她去倒那个马桶，然后用池塘里打来的水把它刷净再倒进厕所。这变成了全村人的新闻，都说她脏。那些婆子们就故意跑来看看她怎么坐在马桶上和人聊天儿。有人想学，有人骂。反正鸭子们还是照样排者队从池塘来到厕所、从厕所走到池塘。
哈哈站在街上发呆。过去的时间、人物、地点及对话就像一堆长了毛的发酵物冒着霉气从她灵魂的缝隙里钻出来网住她，骂街的老头儿和散布的老太太及冰激淋车都没了，脖子以下及在肚子里咕噜的伦敦大豆也没了，只有脑袋悬在半空，眼前是那些发酵的回忆。
有个小孩儿过来跟她要零钱······
······
“你得让气从这儿到这儿来。”哈哈教麦克做气功时麦克像只大猴子。
“通过这儿，上升到这儿，然后从这儿分散，走，走，感到没有？感到没有？感到你的手掌心儿没有？”哈哈问麦克。
“没有。”麦克笑者说，他觉得这是女孩子在做梦玩儿。
“我感到了。”哈哈闭上眼睛。
“那是迷信。”
“你是个笨蛋。”
哈哈轻蔑地看着麦克书桌上那本“道教”的英文版，还有麦克收集的关于东方的资料，心里给他做了个总结：实心儿。
而麦克给哈哈做的总结就多了：浪漫。家庭妇女。嬉皮士。保守派。艺术家。没有审美。傲慢固执。傻里傻气。实际。不现实。头脑复杂。生活简单。心情沉重。勇于牺牲。脑子不拐弯儿。性感。
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来个：“我不懂。”就和哈哈分手了。
“算了吧，去吃中国菜去。”刘丁安慰哈哈。
中国饭馆里“洋人多，是筷子在伦敦象征文化，跟在北京市叉子吃馒头一样。
“吃点儿好的，买两件新衣服，忘了！”刘丁一挥手。她是北京来的“女高音”。
“你这又是从哪儿买的新衣服？”哈哈走神儿地问。
“在阿姆斯特丹演出是那儿正在大减价。”
“真的解决问题吗？”
“当然，一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挺美，真解决问题！”
“最近你还要演出么？”
“去呀，咱还要代表国家呀。”
“你在这儿还要进修多长时间？”
“水知道？想想也逗，我好象活着就为了参加比赛似的。”刘丁已经拿过好几个国际比赛女高音奖了，还想在参加比赛。
“别参加了呗。”
“一回国人家不就认识奖不认识音乐嘛。”
“也是。”
“说实在的，可吃上中国饭了，这儿伦敦人的饭怎么跟咱们闹饥荒的时候吃的一样？”
“这是文化。他们讲究饭璞归真吃自然的东西，所以吃粗面包和粗点心，那些精制品和快餐都是没文化的人才吃。”
“哎哟妈呀算了吧，小时候还没吃够？就那种桃酥，我一看见就头疼，小时候净吃桃酥没别的吃，到这儿来做客他们还给我吃桃酥！”
“肯定是这儿的知识分子。嘻······”
“嘿，有次更逗，有个老太太拿他的刺绣品给我看，在座的都说好，我说这怎么跟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绣毛主席像是一个方法呀？这么绣不难！说得大家全没话了。后来他们说我太傻，那老太太会伤心，可那是明摆着的，这辈子我就会绣毛主席像也就是那个绣法！”
“再来盘鸡爪子吧？”
“行。后来我真怕去坐客，不说话不行，一说就错！几个小时尽说客套话了，喝，比旗人还累人。”
“是。”
“你忘了那个麦克吧，人生就是一个忘字。”
“你呢？”
“咳，我丈夫那个人······”
“那时你前夫。”
“噢，我忘了我离婚了。我丈夫那个人······”
“前夫。”
“对，前夫。我前夫跟我这事到底怪谁？”
“麦克说他不懂我。”
“不是一个国的可以说不懂，可我和我丈夫可是······也······”刘丁要掉眼泪。
“人心隔肚皮，哪个电影上说的？”哈哈突然想笑。
“······”
“算了吧，你还可以照照镜子就忘了。”
“一会儿我就去买衣服。”
“衣服真能解决问题吗？”
“总让人觉得你是个人吧。”
“有时候不知道晃来晃去找什么？”
“找人呗。”
“是。”
“离不了人哪。”
“······”
“想起《蝴蝶夫人》来了。”
“你演那个戏挺棒的，真进戏。”
“我自己也快成戏了。”
“也许错就错在太进戏？一爱上个人就想抓住他把他的命运和你的连一块儿，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想想……”
“别再想了！说说我的戏吧。你什么时候看的？”
“八几年来着？那个实验剧场，热死人。”
“对对对，我穿了五层戏服，差点儿憋死！”
“干嘛不少穿点儿？”
“化妆师说多了才像和服。”
“那鬼地方怎么连化妆室都没有？”
“便宜。没人看歌剧，卖不出票去。那个化妆室真逗，转过身脱衣服，转回身就上台。”
“你唱得挺棒的。”
“哟，我边唱边哭。”
“你死时我真哭了。”
“刚演完就和我丈夫干了一架。”
“爱情真不值，为了平克尔顿那种傻瓜也值得把命搭上？可话又说回来，咱们……”
“我就是气不忿我丈夫小瞧我！”
“麦克说他喜欢傻女人。”
“我跟我丈夫这辈子都叫劲。”
“男人们基本上把傻女人都消灭了。你演蝴蝶时倒是天真得邪乎。”
“他把那女孩儿带到剧场里去不是成心气我吗？”
“东方女性就是爱做梦又温柔又献身。”
“我把他给我的水果全踩扁了，花儿也扔了，谱子也撕了，连那个小妞儿一块儿骂！”
“你快自杀的那会儿让人觉得惨极了。”
“别提了，蝴他妈了个屁的蝶！”
“庆祝最高指示发表！”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他妈兴奋，真他妈黑的夜，真他妈冷的天，真他妈晚的时候，你能走在大街上跟着一群乌合之众乱喊乱叫、能放鞭炮能喊叫能敲鼓能大声效能乘机大声放屁能乘机吊嗓子能干所有正常的夜晚不能干的事。“万岁！万万岁！！”
五
走到人群最拥挤的地方，男生就乘机往女生身上靠、挤，女生发出兴奋的尖叫，满大街都是喜气洋洋的大人、小孩儿、青少年，浑身发热地挤来挤去。
红旗比着高大，标语比着书法。
又是“大喜日子”，又是游行，冲着窜到天上的“二踢脚”又一通傻乐。“庆祝！！……”
“狗崽子！”突然一颗弹弓纸弹打过来，登时耳朵发麻红旗也失去了光彩。我都忘了这个茬儿了。
转头看看其他的“狗崽子”，其中一个因为不敢去厕所怕挨打，已经把尿尿在裤子里了。尿顺着裤腿儿往下流，腿上结了冰她还仰着脸冲着被灯火照亮的夜空傻笑。
我们中学的大旗在无数旗子中并不显得难看。
嘣——嘣！又是一个二踢脚。我真年轻呵，我真灵活呵，我真能跑呵，我真能挤呵，我真能喊呵——“狗崽子！”头上又挨了一颗纸弹。
这回我想哭。队伍里开始唱革命歌曲大轮唱。
唱着唱着就忘了疼。
游行结束后老师让我们女生连夜绣出一幅领袖巨像来，男生连夜写出一百幅大标语，有人当场把手指尖儿用大头针扎破写“血书”。
我们中学好像是老修道院改装的。“文革”后废除考试，全“就近入学”，简直是老天爷开眼，上学跟去游艺场那么轻松。教学楼是个老破洋楼，每分钟地板都在响，脚一踩在上面楼板就打颤。楼上的教室洒水，楼下的教室就下雨；楼上的教室有人打架，楼下的教室就地震。除了最高层最高处那些镶在楼梯拐角处使劲儿抬头才能看见的彩色玻璃仍旧顶着风雨，其他教室的玻璃全部打碎了。风在教室里玩儿障碍赛跑，我们穿着棉鞋棉袄棉候棉手套，缩在教室里背语录，英文的第一课是“LongLifeChairmanMao”，第二课是“LongLongLifeChairmanMao”，下了课浑身都长满冻疮。
因为“就近入学”，同学们都来自同一地区，好像互相全认识。女生大部分穿花格子上衣背花布书包，谁要是稍一特殊，就是一片“啧啧啧”。“啧啧啧，她穿了一件的确良上衣，都快透明了！”“啧啧啧，新尼龙袜。”“啧啧啧，一身国防绿！”男生呵女生绝不说话，可他们互相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底细而且谁活出一个新闻来都逃不出去大家的嘴。谁谁谁的爸爸从前卖烧饼现在是工人；谁谁谁家原来有个小铺后来归了公；谁谁谁的爸爸是地主马上要回乡下；谁谁谁的妈妈是“破鞋”······
领袖像是用塑料窗纱衬底用嘿粗线绣的，绣起来一点儿不难，在窗纱上用线织出一个个黑“X”子，黑“X”子就组成了一幅巨大的领袖像，绣的时候不耽误用嘴聊天儿用耳朵听闲话。
我们班小组长带头说起班上的大秀，大秀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就被男生们“强xx”了，后来又被她爸爸“强xx”过，后来她去靠和男人“胡搞”给她爸爸赚烟酒钱。她家只有一张大炕，她爸和她妈睡这头，她和她的男人睡那头，在城里有炕的人家不多。
我听哥哥说过在《初刻拍案惊奇》上有那种“入港”的事，但哥哥不许我看这本书，想起小汀说过男女在一起不过是“接吻接吻接吻”，而《红楼梦》也只说是“云雨”，可能“云雨”就是“接吻”，“接吻”就是“入港”吧。
“她连口罩都买不起，有次我发现她的胸前只挂了一根口罩带，然后捌在衣服里愣装着是带了口罩，让我一把给揪出来，当着大伙让她现了一回眼。”小组长说。她以“敢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而闻名。
“我听说凡是流氓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女生撇着嘴说。
“看哪儿？”另一个问。
“看屁股。流氓的屁股都往下垮。”那女生继续撇嘴。
“哟，真怪恶心的。”另一个说。
“咳，别提了，我们家邻居就更不象话了。两口子晚上干那事也不关灯，惹得院儿里的小孩到晚上就趴在窗外边透着一个破窗户纸洞往里看。”又一个女生连笑带比划。
“真恶心，真恶心死了。反正咱们班肯定还有更多的流氓。”小组长说。
“谁呀？”
“咳，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想吧。”小组长故意闭上嘴，弄得所有人都紧张，开始互相怀疑，也怀疑别人知道了自己什么。我也怀疑他们知道我在看《红楼梦》。
“什么算流氓啊？”一个女生小声问。
“你仔细想想，有什么是不能坦白，不能光明正大，和什么男人有什么不正常的交往全算。”小组长压低声音说。
“有回我坐火车，挨着一个男的坐了一晚上，我们俩全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头搭他肩膀上了，这算不算和男人睡过觉？”那女生问。
“当然算，说不定你以后该有孩子了。”小组长挤着眼睛笑。
“呵？”那女生傻了。
没人说话了，只低头飞快地绣那个像。可能所有人都有“流氓”史，都怕说出来，也怕站起来让别人突然指出自己的屁股是往下垮的。
“三月里来是清明，姐妹二人去踏青，随带着放风筝。
风筝上去虚空里转，麻绳拉着手腕疼。疼得很呀。
可恨老天爷刮大风，刮起大风吹断绳。
真是一场空。哎哟……“大表姑唱。
“你大表姑是你们家的人吗？”
大表姑自称是孔子的后代，爸爸自称是蚩尤的后代，大表姑姓孔，爸爸姓黄，水知道他们的姓是真是假呢？
爸爸肯定在说谎，蚩尤长得像牛爸爸长得像羊，怎么可能是一家子？但大表姑真长了孔子的牙，倒使人不能不信服。她说孔家是世代长子相传，传到她这一代就连孔家的汤的汤的汤的汤也喝不上了，除了只落个姓“孔”，她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早已是世代扛长活的了。所以她骄傲的宣布她是“世代贫农”。
大表姑年轻时不知为什么到了城里，托人找工作找到了她的堂弟，堂弟又找她堂弟的干哥，干哥正好是爸爸的妈妈的表嫂的干儿子。就这么“堂”的“干”的“表”的全用上了，大表姑就来到了我们家，从我一睁眼就看见大表姑在我面前“抓挠儿”，我以为她是我妈，后来才知道她叫“大表姑”，后来所有人都问我大表姑是不是我们家的人。
爸爸自杀后，大表姑变成了家里的爸爸，妈妈什么都听她的。连两个人的长像都愈来愈靠拢，不知是谁往谁那儿靠，反正她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竟变得快成双胞胎了。
妈妈是个土军阀的女儿，十八岁以前不知哪天，姥爷开了洋荤，给她请来个大城市来的留洋学生当家庭教师，没出两个月，她就带着一脑袋俄罗斯与法国革命的幻想穿着缎子旗袍逃出了她住的那个小镇上了延安。那个家庭教师也失踪了，姥爷以为他俩私奔了，可四九年后姥爷见到的女婿不是家庭教师而是爸爸，他才松了口气下到黄泉。他恨死了那个家庭教师，后来听说家庭教师在前线是被炮弹炸碎了又心疼起他来，但还是庆幸妈妈没嫁给他。妈妈带着幻想穿着墨绿色缎旗袍到了延安后，凭着一双大眼睛进了文工团。文工团的女兵大多来自城里，不光能说能唱能蹦能跳，还能用土染料把军装染成黑的，再自做一双黑布鞋披上一条自染的土布围巾号称是现代的“安娜”。她们走在街上引人注目，决不甘于用军人生活淹没女性。这种“安”式风度一直跟了妈妈一辈子，直到她已变成了一个圆陀螺，提起“安娜”形象她仍能挺胸仰头目不斜视。
“哈哈，你应做一朵牡丹。”她提醒我，看着我的牛仔裤。
“我是一颗狗尾巴草。”我用唾沫擦擦裤子上的污迹。
“安娜……”她又要说。
“我没那么细的腰！”我说完就走。
妈妈前半辈子基本是在梦里活着。“罗亭”、“安娜”、家庭教师教她会说了“mydarling”，“love”就永远“bye-bye”在前线献身了；这简直是一首诗，从此妈妈的英文就停留在“darling”上。后来的“darling”是爸爸，一表人材，又是出生入死累计战功；虽不似前一个那么诗意的天生一个“英魂”，但后者更显坚实可信、思想成熟。借了爸爸的光，妈妈一结婚就有了特殊待遇，不在只是穿了一身黑军装在河边唱歌的“安娜”了。她有特殊的食品供应、行军时骑驴。后来进了城，前呼后拥，司机警卫加厨师，“妈妈你这么革命倒挺舒服。”我说，“胡说，能参加革命的都是不怕死的。”妈妈的朋友提醒我。我当然服输，她们全是香气扑鼻穿着绣花衬衣高跟鞋的“人物”，我算老几？妈妈从来没对我满意过，一会儿嫌我胖一会儿嫌我瘦，让我学跳舞、逼我早起练功、练来练去到了舞蹈学校老师拿个尺子从脖子量到屁股根儿、又从屁股根儿量到脚底，说下半部分应该比上半部分长三寸，而我纸长了两寸半，还差半寸没地方去找！妈妈才罢休。又让我学唱戏，早起吊嗓子，像杀鸡一半；最后老师说这孩子嗓子有咽炎最好别唱。妈妈又让我改学画画儿，反正她不让我安安稳稳过日子，放了学跳足了猴皮筋儿。
“你可以成为一个天才可惜你不用功。”妈妈说。
“我的腿不够长，我的嗓子有咽炎。”我反驳。她一点儿也不考虑她把我的腿生短了半寸。
“画画儿用不着腿长吧？”她像弹钢琴那样敲桌子。
“我可能是色盲。”我得意地说。真希望让医生确认她生的这个孩子一无是处，我的后半生就安稳了。妈妈一心认定她的孩子必须是个什么。
“你生下来以后专门在医院里作过各项检查，医生说你在各方面都比别的孩子长得全。”她看着我。
全？什么叫全？
“可惜白生了！”她叹口气，不再看我。
白生了？什么叫白生了？
妈妈在文革的经历才使她变成了个“妈妈”。她一下老了，白头发突然出现，头发直了，垂在脸前，脸上的肉松了，眼睛也小了。眯缝着眼看我，不再用手去弹桌子面。看着她那副样子，让我跳芭蕾舞唱戏吊嗓子干什么都行，只要她再变成“安娜”。但没准儿哪天，她那股“安娜”劲儿又来了，我只好再逃。
至于大表姑，大家都说她是个“全乎”人，在乡下的时候被看成是吉利干净的象征，混丧全请她帮忙。可她一辈子没有过男人，也不知怎么就落个“全乎”。有本书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可我大表姑一个人就“全乎”了。
“起床啦……吃早饭啦……上幼儿园啦……今儿梳什么样的头呀？跳荷花舞那样的吧……瞧，新连衣裙，百褶的，转圈儿……哟，跟大伞似的。”大表姑拿我当她的模特儿。
“大表姑我们在幼儿园转圈儿比裙子大的时候，男生就趴在地上往上面看，就像这样儿……”我学。
“哎哟可不得了，坏孩子。跟男孩儿玩儿的时候可得当心。”
在幼儿园玩了一天“揭发小朋友”，晚上回家做梦梦见抓特务。早晨醒来遍地是落花。
“看院子里多好看，去演吧。”大表姑塞给我一个小花篮儿，给我梳了一个唱戏的“小姐头”，穿上新做的连衣裙去院子里“葬花”。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什么来着？大表姑？”我刚扭两下就忘了。
“有谁怜？”大表姑早就把花替我扫好了，放进我的小花篮儿里。
“有谁怜？下面什么来着？……”我一扭台步就忘了词儿。
“游什么来着？”大表姑反过来问我。
“哦，对了！游系软系飘春系，落系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忍踏落花来复去，明年闺中知有谁，不管桃飞与李飞，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落人亡两不知！”我一边扭台步，一边胡唱。
“这么快就唱完了？你这孩子乱唱！”大表姑干脆拿把大扫帚吧花瓣“吭吭吭”几下全扫在一起了。
“埋吧。”她说。
“大表姑，我这衣服也不像啊，干明再做一身唱戏的衣服给我吧。”我提着我的“千层百褶裙”。
“干明咱不唱林黛玉了，太悲切，咱赶明儿雪杨贵妃了。”她把花瓣撮进簸箕里倒进垃圾箱。
“林黛玉跟贾宝玉好是么？”
“那都是老话了，旧社会的事，现在这么大点儿的孩子不兴谈这个，出去别乱说。赶明咱学唱《杨家将》了。”
大表姑有一箱子处理品，皮鞋、布料、手表、皮包、毛衣、绸衫……她在过节或带我出去逛商店时穿，全穿上还是看起来像“世代贫农”。
她看小人书但是会背唱词。还懂得戏。他只要去一次饭馆就会做那儿的菜。她看一下画报就会模仿并设计新服装。如果拿时候有“ChristianDior”，她会仿造一系列“Dior”产品。
她以她的“全乎”自豪，一辈子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她为妈妈和爸爸在一块儿睡觉而害臊；她说我出嫁前最好别跟男孩子说话；“除非你跟他定了或者我看他不错。”什么叫我跟他定了她看着不错？我不说话怎么“定”？她看着不错管屁用。
所以等杨飞跟我好了十年最后决定不当我“丈夫”时，我飞快地就叫大表姑和妈妈一起为我跳了一个她们看着“不错”的，飞快地结婚有飞快地离，弄得她俩看着我的时候跟看“处理品”似的。
妈妈和大表姑两人愈长愈像，就一起穿套裁出来的一样的衣服。有时你能看见两个圆滚滚的蓝或两个圆滚滚的灰；有时你能看见两个圆滚滚的透明麻布衫；一个里面透出断了带子的破胸罩和两个垂在肚子上的Rx房，一个里面透出比肚子矮一截的两个处女似的小乳头。妈妈的房间里有烟味儿还有书，大表姑的房间里有廉价花露水味儿还有个今天穿牛仔裤明天穿起超短裙的小洋娃娃。
“头一年栽花花没成，
第二年栽花霜皱了，
第三年赶上发大水······
哎哟我的妈……“大表姑唱。
“你必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娃子对我说。
她老是有她的生活方式。小学是梦想做大使夫人，穿的衣服全跟童话电影里的似的；后来想当掏粪工，路过粪车就故意拼命闻味儿；后来想当芭蕾舞演员，每天穿一双前边垫毛线的布鞋练者用脚尖走路。后来我们都各自上了中学，她又开始热衷于拉手风琴，因为拉的曲调“不健康”，被她中学工宣队收入“三性学习班”，凡有枪毙人的大会学校都让她去旁听受教育。
文革后她决定养猫，一下养了七只。那时养猫不合法，猫们只好挤在她那一间屋里吃喝拉撒睡，臭气熏天，好不容易盼到政府下令鼓励市民养猫除耗子，有只猫一高兴从阳台上跳下去摔断了腿。
“你必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再三说。
我在她家过夜，猫们在我肚子上跑来跑去，它们夜里全不睡，从大衣柜顶上往下跳着玩儿，那我们的肚子当海绵垫儿。砸得我哎哟叫，娃子就哈哈笑。她吃方便面猫吃红烧鱼，我离婚后她送我一只从黑市上买的狗。
政府还没下令养狗，打狗队天天巡逻，抓到狗必杀。我的狗的名字叫“傻蛋”。
“傻蛋”没权利上街拉屎，我只好训练它把屎拉在一张报纸上。可它不理那张报纸，非到处乱拉，拉完后跳到我床上一坐，屁股上的屎就沾在我床单上。
“洗澡去！”我把它扔进澡盆，它每次洗完澡都可怜兮兮的发抖、尖叫，趴在电炉旁流眼泪。
“傻蛋”和我同吃同睡，除了它睡觉的地方它不拉屎，其他地方都拉遍了，有人告诉我到晚上偷偷带它出去拉，可它从早晨一睁眼就开始一直拉倒晚上，好像直肠子。
在我离婚后杨飞突然决定结婚前他跑到我这儿来“叙旧”，十年的关系不容易，他当初用艺术家的傲慢拒绝当我“丈夫”，等我突击结完婚，他又渴望起“家庭”来，飞快地找了个“妻子”，刚要结婚听说我又离了。
“为什么？”他问我。
“快速过渡法。”我说。
“我怎么办？”
“去结婚吧。”
“快速过渡法”就有一个好处是万事重新开始。杨飞那天晚上决定留下当我的“情人”。可是到了睡觉时间，“傻蛋”就准时地跳到我床上来。
“去，下去！”杨飞顿时败兴。
“下去吧，傻蛋。”我也说。
“傻蛋”看着我，跳到我身边舔我的脸，然后冲扬飞大叫。
“下去！傻蛋！”我厉声说。
它受了惊，呆住，看着我不动。
“下去！你下去！”
它突然冲着我大叫起来。
我抱起它，把它放在门外，把门锁上。
尽管如此，我和杨飞躺在床上什么也没干。
“傻蛋”在门外叫个不停。
我那点儿起码想向扬飞诉苦的情绪都让它搞没了。
我起来打开门，它飞快地跑进来，跳上床，带着屎臭气死活不下去了。谁碰它它就叫，然后它拱在我与扬飞之间打呼噜。
“一更里鼓儿催，谁也不认得谁。嗯哎哟，嗯哎哟，哎来哎嗨咿呀，哎来哎嗨咿呀，嗯哎哎嗨哟……”我梦见大表姑。
“我们还是各自往前走吧。”早晨杨飞起来穿上衣服亲了我脑门子一下就走了。他再也没来。
我抱着“傻蛋”哭，“傻蛋”不停地打嗝。
“它这么打嗝可不好。”娃子两天后来了。“傻蛋”还在打嗝。
“不知怎么了，是不是吓着了？”我想起哄它下床的事来。
“可怜。”娃子说。
谁可怜？我心里嘀咕，嘴上没说，过两天，“傻蛋”发起烧来，我也发起烧来。
“不好了，我们俩全病了，快来看看吧。”我打电话给娃子。
“什么？它病了？！”娃子的第一反应是“傻蛋”。
“我也病了！我在发烧，我们俩都不停流眼泪。”
“是不是你传染了它？”
“是它传染了我！”
“噢，可怜！”
“要是我们俩都死了呢？”我故意问。
“你死不了。”她笑起来。
（未完待续）
（文汇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