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72）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25）
阿•索布恰克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赤塔市，从政前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1989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1991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在政治观点上他属于民主激进派，和叶利钦等人同为“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
1991年，索布恰克出版了他的《步入政界——关于议会诞生的故事》(中文版译名《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内容是他如何弃教从政、跻身政坛的。书中介绍了苏联1989、1990、1991年间四次人代会选举的一些情况，这段历史恰恰是苏联政局演变和解体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还讲述了苏联各派政治力量在议会里的激烈斗争及各界群众的复杂心态，阐述了索布恰克本人在议会制、多党制、法治国家等问题上的主张，批评了苏联体制中的弊病。下面摘录此书批评有关一党制、干部任命制的内容：
从三十年代起，我们国家中任何一次人事任免都是由上级私下内定的。如果有哪位天真的人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任职心存不解的话，他所能得到的答复就是一句话：上级任命。这句话足以解开“佩剑骑士团”(这里借用一下斯大林对党的称谓吧)干部奥秘的所有谜团。
但是，我说的“佩剑骑士团”不是指整个苏共，而只是指该党的任命制度。我要说的并非只是秘密的官名录。真正的奥秘在于任命制度赖以生存的气氛，在于下级对上级怀有的那种独特的、神秘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从何而来？它存在的条件是什么？构成这种社会结构的机制又是什么？有人断言: 任命制就是指高级的苏维埃、党务和经济官员阶层。这话并不全对。因为干部任命制是植根于社会最基层的。一个车间主任或国营农场的作业队长很难称得上是“高级官员”，但他们清一色是由各自的上级任命的，而且他们自己也算是上级。
任命制是这个体制的本质和核心。假如这个体制不能有效地把它最可接受的“人材”(不是人才)选出并提拔到权力的高层，极权主义就无法自我繁殖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任命制还是很“民主”的，因为它并不忌讳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一位厨娘即便是没有学习过管理国家，那么至少也会有机会去摸一摸国家的权柄。
进入官名录的道路有千万条: 从裙带式的途径到荒诞不经的路线。列宁格勒一位大型联合企业的厂长曾向我讲过这么一件事: 该企业八十年代初调整领导班子，要选派一名党员干部进高级党校学习。把能干的人送去学习太可惜，于是决定派一位文化不高且爱拨弄是非的技术部副主任去学习。这样可以一举两得: 既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又支走了一位工作能力差、品行糟糕的人。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两年后，那位副主任党校学习结束，被派到区党委会工作。区党委的人了解了他的品行之后不想接收他，突然想起他的派出单位，于是把他调回原单位担任了副厂长。也只能这样安排，因为他已经排进了官名录。(读者还记得上篇的“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吗)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后都会说，这讲的是“我们单位的事”。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文化部门。一位年轻有为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在建筑工程队州指挥部工作卖力，被提拔到共青团州委会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叫到州党委。州委书记对他说: “州委建议任命你担任某剧院(一家全国著名的剧院)主任。你有不同意见吗？”这纯粹是一个公式化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是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否则你马上就会被从官名录上除名。分手的时候，州委书记突然问了一句: “你经常上剧院看演出吗？”在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满意地说: “好吧，祝你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成绩来。”
类似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类现象，今天在任命政府高级职务时还时有发生，很多任命都出人意料。干部调动的变幻莫测，恰恰是这一体制定下的以任命方法选用干部的内在属性。如果把它概括一下，这正是极权主义权力体制的几大显著特征之一。
任命制度寄生在苏联社会之上，而且其寄生程度恐怕要比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寄生虫阶级的寄生程度高得多。由于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制关系荒诞不经，任命制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集体不负责任。但是，被任命制度看上的也有那些对体制而言最宝贵的工作者: 著名的学者、专家、管理人员，当然还有“优秀工人”。除去最后一类人外，这些人也并非一进入官名录，就都失去了作为专家和社会财富创造者的本色。相反，这个体制还会创造条件，以便让那些入选官名录并宣誓效忠这个体制的人，有施展自己创造能力的机会。(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停滞年代，很多并不赞成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知名人士加入了苏共。)
官名录就是一个帮派集团。大凡进入官名录的人，是不会轻易被从中除名的。除非你冒犯了“天条”，破坏了规则。如果某位负责人的行为不是对体制大逆不道的的话，那么就会有当权者的哥们给他撑腰，甚至让他逍遥法外。犯了错误的人也可以平级调动去担任次要一些的职务。在这里，最为看重的品质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
在70年的统治期间，共产党早已学会了庇护“自己的恶棍们”(作者注: 这是列宁的形象说法)，其办法就是利用高官们犯下的累累罪行和不法行为，作为对其控制和保证其绝对忠于最高领袖层的手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改革时期的报刊上每天都有披露这类行径的大量报道。
近几年，我常常听到各行各业的人怨声载道: 要想正常工作已不可能。庸才和外行领导人的淫威，正在把国家引向崩溃的边缘。举个例子，让苏共州委的一名部长，不去领退休金养老，而是穿上将军服装任内务总局局长，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呢？党龄是他升官的保票，使他可以和在这一领域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专业人员平起平坐，享受一切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撤销军队或克格勃的政治机关呢？这些人怎么会甘心放弃肥缺呢？
毫无疑问，每种体制都会出现例外。经常见到这种情况: 某位州委书记被党提拔或平调到一个新的岗位之后，逐渐变成了内行领导。通常这类领导要具有超凡的个性才能如此；也许，在众多的平庸官员的衬托下，前克麦罗沃州委书记瓦季姆.巴卡京显得格外出色。他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后，立刻改组了部机关，果断地加强了民警机关的法律和社会保障，支持民警机关独立思考，并赋予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以自主权。1990年11月，最高苏维埃收到了巴卡京的呼吁书。这位内务部长在呼吁书中详细分析了国内的危机，提出了他的摆脱危机的行动纲领。但几天之后，巴卡京在未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宣布退休。在这里需要插一句，巴卡京在呼吁书中断言: 如果司法机关无权追究高层官员的法律责任，就不可能同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的斗争。显然，内务部是没有这种权力的。(这个体制也不会把这种权力赋予它。)
前文介绍了苏联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的结构体系，下面介绍最高行政机关苏联政府的结构体系:
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是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俄国的政府机关。因为人民委员会研究的问题太多，所以又建立一个预备会议——预先研究一些“杂务”问题的委员会，这就是小人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军事、劳动、粮食三个人民委员部组成。小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成立，目的是使大人民委员会减少工作压力，解决小问题。1918年初，小人民委员会成为人民委员会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它的所有决定由列宁签署，具有人民委员会决定的效力。1918年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一切政务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小人民委员会和经济会议。小人民委员会审查所有属于人民委员会处理的一切问题，并监督各人民委员部对于人民委员会一切决议的执行。该宪法还对经济会议的规则和职能进行了详细的界定。1924年宪法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及指挥机关，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苏联人民委员会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赋予的权限内，依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条例颁发法令及决定。
自人民委员会成立后，列宁就一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几乎天天举行，1918年之后改为隔日举行。从1921年开始，人民委员会例会每周一次。
列宁给人民委员会制定了许多工作“规矩”。例如，列宁专门制订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哨兵职责》:
1.除人民委员外，不准任何人入内。(对不认识的人民委员，则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即身份证。)
2.要求其他所有来访人员登记自己的姓名及简要来访目的。勤务员应将此条交给主席，不经主席许可，任何人不得入内。
3.室内无人时，将房门微开，以便听见电话铃声，并请秘书来接电话。
4.主席办公室内有人时，应将房门紧闭。
(不知美国总统办公室有无类似清规戒律。)
再如，1917年12月29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时的迟到者必须罚款: 迟到半小时罚款五卢布；超过半小时罚款十卢布。当时列宁的月薪为500卢布。应该不怕罚款。
1920年1月2日，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有一项极其讨厌的工作，这就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为我几在人民委员会每一次的会议上都被令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粮食人民委员部气势汹汹地指责交通人民委员部，历数它的罪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开完一次会后我会去跳水自杀。我这样说是为了指出，在这个会上也出现了最荒唐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对此人民委员会是负有责任的。”
那么，人民委员会主席应该负主要责任吧。
列宁时期，人民委员会的地位很高，所以列宁至死都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党的地位并不突出，所以列宁满足于政治局委员的职位。而总书记斯大林那时只是列宁的小跟班而已。
由人民委员会变为苏联部长会议
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政府改称为苏联部长会议。这是苏联国家权力最高权力执行及号令机关。苏联部长会议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并报告工作，而在最高苏维埃休会期间，则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并报告工作。苏联部长会议依据并为执行现行法律而颁发决议及命令，并审查其执行。1936年宪法规定了苏联部长会议六条权限:
一、统一并指导全联盟的部，苏联联盟兼共和国的部，以及所属其他各机关的工作；
二、设法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及国家预算，巩固信贷与货币制度；
三、设法维持公共秩序，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公民权利；
四、实行外交方面的总的领导；
五、规定每年征召入伍的公民数目，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总的建设；
六、必要时，在苏联部长会议之下设立管理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事宜的专门委员会及总管理局。
斯大林时期，苏联部长会议的作用很大，当时中央文件的落款总是写“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斯大林”。有一段时间莫洛托夫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落款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
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独特的“三驾马车”政治体制。其中苏联政府的作用和影响仍是很大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苏联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77年苏联宪法对苏联部长会议的权限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苏联部长会议有权解决属于苏联权限内、按照宪法不包括在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职权范围内的一切国家管理问题。宪法具体规定了七条职权。
为了规范苏联部长会议的职能和权限，1978年7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苏联部长会议》的联盟法律文件。这份文件明确地确立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力、职责和规范。这项法律规定，苏联部长会议是苏联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
苏联部长会议有权解决属于苏联联盟权限内，但按照苏联宪法不归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办理的一切国家管理问题。苏联部长会议根据并为了执行苏联法律和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的其他决议，发布决议和命令，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对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命令，苏联全国一切机关、组织、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执行。
从部长会议到内阁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部长会议改变为内阁制。这种改变与苏联实行总统制有关。1991年3月20日，苏联通过内阁法。该法规定，苏联内阁是苏联的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隶属于苏联总统。苏联内阁对苏联总统和最高苏维埃负责。它有权解决属于苏联管辖范围内的国家管理问题，它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只能由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废除。总理候选人根据苏联总统提名由最高苏维埃确定。苏联内阁由总理、副总理和苏联各部部长组成。在这个内阁法中，苏联总理的权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总理基本上是总统下属的具体的国家管理机关的领班人。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可以对内阁提出不信任，经过法律程序后需辞职。
苏联政府由部长会议制变为内阁制，表明政府的权力缩小，法律地位下降。它实际上成为总统下属的管理和办事机构。这是苏联政府地位的最重大的变化。
除了列宁和柯西金外，苏联总理的命运都很悲催。李可夫被枪决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被打成“反党集团”开除出党；斯大林去世后受到激烈批判，被焚尸移墓；赫鲁晓夫成了“唯意志论者”被赶下台；吉洪诺夫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被看成是保守主义的代言人而退休；雷日科夫被气倒在议会讲台上而病休；至于帕夫洛夫则成了“未遂政变”的主谋锒铛入狱。
关于苏联干部任命制的弊端，索布恰克还有话说：
如果说任命制的第一法则是由党的相应机构选拔和确认干部任免事宜的话，那么第二法则就是分配和提供福利的制度。任命制的缔造者懂得: “人民公仆”应该过一种特殊的与人民平行的生活。“人民公仆”不应该受人民生活水平波动的影响，不应该受苏联平民百姓奢望和需求的影响。
任命制是苏联寡头政治的变种。在寡头政治制度下，福利等级也有严格的规定。官员们最大的奢望就是死后能埋在列宁墓旁。如果无法满足这一要求，那也要挤进克里姆林宫红墙下。级别不够的，进新圣母公墓；再次的进瓦岗科夫公墓，以此类推。城市和村镇的命名也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和“三次革命的摇篮”，在领袖逝世后被改名为列宁格勒。而斯大林还在世时，就有几个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雷宾斯克曾改名为谢尔巴科夫市，后来又恢复原名，后又改名安德罗波夫市，现在又重新恢复旧名。伊热夫斯克市的居民在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变成乌斯季诺夫市的居民，而伊热夫斯克市这个名字被埋没了。现在居然常常见到这种情况: “某某人1915年出生在乌斯季诺夫市……”而且更荒唐的是，彼得堡的老居民在更换护照时，出生地竟然成了列宁格勒。
官员们既然过着一种与人民平行的生活，就不能失去现实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无数金星奖章引出了无数丑闻。在八十年代初，任命制度已达到“天才的白痴”阶段，即它的一举一动客观上都严重损害了这一制度本身。这在选举人民代表时表现得最为充分。许多民主派人士都把选举的胜利归功于那个不遗余力对其进行诋毁的制度，也恰恰是这个制度造就了“叶利钦现象”、“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现象”。
像影子一样存在的任命制道德观，与人民的道德现格格不入。有目击者证明，在卫国战争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曾有人用飞机给日丹诺夫(列宁格勒领导人)空运过新鲜桃子。在列宁格勒国家电影胶卷档案馆中，至今保存着一张有亲笔签名的文件照片，标题是: 某糖果点心厂的优秀值班工长在检验产品质量。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一排排令人垂涎欲滴的圆形甜点。照片的拍摄日期是1941年12月。
当时，列宁格勒市民凭配给证领取面包的定额是125克。城里每天都有人饿死。上层官员当然都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就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竟然有黑市活动，在那里可以用私藏家珍换到面包甚至鱼子酱。
作曲家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在那些日子里曾亲眼看到，在列宁格格苏维埃主席彼得.波普科夫家的泔水桶里，扔着风干的法式面包。据列宁格勒人回忆，波普科夫本人并不坏。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位竭力为城市谋利益，并尽可能贴近人民的人。1950年，斯大林下令把他和其他几位列宁格勒领导人镇压了。需要谴责的不是波普科夫本人，而是那个没有人性的制度，是它泯灭了人的人性。
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光荣传统仍被延续至今: 当《莫斯科新闻》周刊登载出一大串列宁格勒人早已忘怀而斯莫尔尼宫还在大吃特吃的精美菜肴时，州党委办公室主任竟然矢口否认这个早已昭然若揭的事实。
列宁1921年12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
“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俄共苏共以及所有执政的共产党，都是做不到滴。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