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年先生於十年動亂期間下放湖北咸寧向陽湖畔文化部五七幹校，他的這部日記副題為“詩人幹校蒙難紀實”。封面小字稱“通過對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記述，流露出作者向望光明的毅力”。
筆者讀後總的感覺是：
1）作者本人之靈魂備受煎熬，身體未遭虐待；
2）一家八口天南地北，分處六個省市，尤其八十高齡體弱多病的老母獨留京城，晝夜牽掛不已。
3）與本人胞兄張成志（1931.2.26-2022.4.12）過從甚密，在京看病門路甚廣。
1）張自稱：
“那年頭，我處身於軍宣隊直接領導的中國作協革命組織和江青,康生主管的中央專案組的雙重監管與隔離反省中，經過反覆申請，於1969年12月初得以下放到咸寧幹校參加勞動改造，真是不幸中之幸事。何況初到向陽湖畔的短時間，我和陳白塵,張天翼,臧克家,馮牧,冰心（冰心稍後轉移到沙洋幹校）作為老弱病殘受到優待，輪流看管菜地，能夠呼吸到新鮮空氣，還不時領受村裏房東和過路老鄉的同情（總說是“年紀這麼大了，幾可憐囉！”）。更何況，下放不久，就碰到幹校“清查.五一六”運動，一批“文革”初期的積極分子被打成反革命，這就分散了對我們這些老黑幫的壓力。雖則那日益緊張,日益擴大的戰鬥聲勢，那日夜不停的追查氣氛，使得我們這些老傢伙不知所措。”（《向陽日記》，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頁2-3）
儘管他們這些老傢伙在批鬥會上一直沒有遭到“積極分子”（張日記裡稱之為“革命群眾”，以區別於他們這些“牛鬼蛇神”）的拳腳伺候，但就在上下工的路上，泥濘的小道便讓其不斷摔跟斗，吃夠了苦頭，難友同事,深度近視的侯金鏡摔倒後被人抬回住處，當晚心臟病發就此一命嗚呼！
再者他獲照顧跟臧克家等人輪流看管菜地，固然活很輕，也不會因踩著泥濘下地摔跤（老人跌倒可是會送命的），但從此再無囫圇覺可言，通常一覺只有四五個小時，睡眠極不正常。這埋下了日後百病叢生的伏筆，尤其他的牙齒不時上火發炎，進食多有不便，往往甚至只能享用流質食物。
書中他還寫道：
幹校生活的艱辛，革命群眾的呵斥，比之“文革”初期，那是文明得多,優待得多了。對我來說，最最不能忍受的，是中央專案組對我於1929年（十五歲時候，白色恐怖下）由地下共青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期間一段“歷史問題”的長期糾纏。既然江青對維特克夫人著名談話中公然點名“張光年是托派”，她所御用的專案組就得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地追查,逼供和取證，既然專案組苦口婆心的教育，軟硬兼施的開導,長年累月的等待，都不能得到他們必須得到的東西，那就證明你是態度惡劣,頑固不化，是花崗岩腦袋，理應受到不客氣的對待。這次選編《向陽日記》時候，一碰到受專案組折磨，同專案組頂牛的記述，仍然怒火中燒。同時，也從自己的遭遇，聯想到許許多多老同志們曾經受到類似的甚至更殘酷的折磨，為之悲憤不已！（同上，頁3）
非但如此，
個人受到一些委屈磨難不可怕，怕的是全家受株連，而這是許多老幹部,老黨員難以避免的厄運。大動亂初期，遠在烏魯木齊市的中學教師,跟周揚從未見過面的年輕的共產黨員,我的小妹張惠芳，因周揚“黑線”牽連，不堪受辱而自殺身亡。稍後，我的衰老怕事的父親，因兩次抄家受驚及其他變故憂懼病倒,腦血栓發作而逝世。我的大妹張蓬（延安抗大,魯藝出身）,二妹蘭光（她的劇本《最後一幕》被江青點名誣陷）兩家皆被打入文藝黑線；我的老弟文華早因冤案錯判在沙洋農場勞改……
這就是追隨中共鬧革命的忠貞分子們本人之下場！
熟悉北宋楊家將故事的讀者不會忘記天波府，座落於帝都汴梁的此一豪宅何等金碧輝煌。張光年的八口之家於中共建政時起便寓居京城東總部胡同，那是蕭乾描寫過的一座寬敞舒適的府第，似乎原先屬於晚清某位王公所有。比照封建時代的等級，張光年入城時位居中央政府的廳局級，侯爵是也！侯門一入深如海，四合院內花團錦簇不難想見。可是一場文革狂飆，使這裡變得零落不堪。
愛人黃葉綠下放到文化部天津團泊窪幹校（靜海幹校），大兒子安戈分配到晉北代縣農村插隊（後轉到廊坊工廠學徒），女兒安迪分配到黑龍江蘿北兵團接受再教育，小兒子安東投奔到廣東陽山他舅舅處，在北江鋼廠附中上學（高中畢業後回到順義縣農村插隊）。“文革”後期，各大學開始恢復招生。兒女們因為不能報考升學,不能加入共青團,繼續受到歧視而苦惱。女兒張安迪在蘿北參加了北京外語學院招生考試，老師頭天稱讚她考得不錯，第二天安慰她：“你爸爸問題沒解決，明年再考吧。”精神上受到沈重打擊的女兒，寫信到咸寧來問：“親愛的爸爸，您的女兒長大了。您要有什麼事，不要瞞著她。”……若干年後，我從安迪的一個舊筆記本裡，發現她當年認真抄下了他的爸爸從咸寧幹校忍淚寫給她的長信。信上寫出了少年張光年那一段曾被誣陷的革命經歷，這段經歷本是這父女二人值得引以自慰的。（同上，頁4）
該書副題《詩人幹校蒙難紀實》中“蒙難”用得很是恰當。俗云：落難的鳳凰不如雞，原在文化部屬於“大閻王”“二閻王”底下“人上人”的張光年，到了幹校已成“人下人”，“革命群眾”掉以白眼乃常事。兩年零十個多月中一直病痛纏身，當地根本束手無策。好不容易，1972年11月8日嚴文井告知他“請假問題，北京基本同意了。連裏安排給一個月事假（請假證明書上註明連往返路途一個月），路費自理，為此可向會計處支取扣存款二百元。”
這下子張跟向陽湖算暫時拜拜了（1988年10月15日重訪該處）。本來請事假回京的他，是在1972年11月11日下午抵達北京站的。四個多月裡因胃病嚴重一再申請續假，到1973年四月四日，連部來信稱“不同意再續假了。”他軟拖硬抗，就是不回去。五月十八日連部來信道：
“張光年，四月以來，先後給你去過三封信，想已受到。本校政工組正式通知，不同意再逗留北京。希見信後立即準備，於本月二十五日前返回連部。五月十五日。”
他沒轍了。當月三十一日跟同連及另幾位同志一起回咸寧，六月一日上午抵埗。過了兩個半月，八月十四日幹校副政委給他批了一個月的病假，十七日晚安抵北京，“張（成志）大夫也趕到站外幫帶行裝。”
這一次“黃鶴一去不復返”，到八十年代末他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顯貴之身重遊舊地。
從書中看到，1975年6月21日是張光年獲得解脫的一天。當日上午8時半，中央專案組一辦李某向他出示結論稿，說明“是經過黨中央討論,毛主席批准的。結論是專案組寫的，如有意見，合理的可以修改。”最後一段的總結：”張光年同志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審查結束，應即恢復組織生活，發還扣發的全部工資，工作由文化部留守處安排。”問題的定性是“嚴重的路線錯誤”。他覺得其他文字內容和提法，有些值得商榷。但怕夜長夢多，終於寫了“同意結論”四字。（同上，頁230）
其後，他在作協留守處參加學習，10月30日到出版局轉行政關係。1976年7月28日經受了大地震。10月8日獲知四人幫覆滅。12月31日全家就小電視機看《東方紅》和新年晚會節目。底下是《重訪向陽湖》，茲不贅。
這裡順便提一下，張從1974年元旦起開始讀《資本論》第三卷並用英文抄寫若干段落，也瀏覽《馬恩全集》中一些書信。他輔導女兒和安東學習《哥達綱領批判》和《共產黨宣言》。但筆者認為，張其實對馬恩著作並不那麼瞭解。比較起來，他學習《文心雕龍》更有心得，且能將其翻譯成白話韻文，堪稱罕有其匹。
毛嘗云：我黨真懂馬列的人不多。此說法不妨看作夫子自道。毛連《資本論》都沒看過。
八十年代以還，張長期擔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主持大陸全國性的文學作品評獎。似乎大體上還是公允的。他本人的創作生涯卻早在1949年入城起便中斷了。
文革後期《黃河大合唱》一度在京滬上演，他“考慮《黃河》歌詞作個別字句的修改。《黃水謠》改三個字，（“喜洋洋”改為“種田忙”），《黃河怨》改七字（“命啊這樣苦”
改為“夜啊這樣長”，“我和你無仇又無冤”改為“我和你相隔萬重山”）。大致按上述內容寫了個備忘錄，擬交李德倫同志（中央樂團指揮）。但因李當晚沒來，不果。
筆者認為，好在沒有修改，原詞多麼貼切，唱了二十年了，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
就張光年先生的全人而言，除對蕭乾和呂螢，他沒整過其他人。如就向陽湖這一段，他秉筆直書，沒有誇大其苦況，可信度高。他的摯友臧克家則一味頌揚向陽湖歲月，那是對毛獨夫表忠，為中共虐待文化人的罪行洗刷，應予痛斥。
老百姓心中有一桿秤。信焉！
2025-10-23下午10:10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