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抵香港，街头印象
2019年4月19日，赴港参加独立中文笔会年会。
早晨七点半，我从长沙南站登上高铁出发，中午十一点半抵达西九龙站。背着电脑包走出闸口，刷过通行证，我便悄然融入这座城市的脉动。
与我预想的香港迥异，这里没有层层安检，也没有金属探测器的嗡鸣，甚至保安的目光都懒洋洋地掠过，仿佛卸下了一副长年累月的隐形枷锁。那份从容，让人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胸腔里涌入久违的轻盈。
目的地是救世军卜威廉宾馆，导航显示从九龙站步行只需二十分钟。这段路程瞬间转化为对香港的亲密邂逅。手机地图指引我穿越佐敦道和弥敦道，拐入蜿蜒的窄巷。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悄然卷来，裹挟着咸湿的潮味，直钻鼻腔，提醒着这里虽近海咫尺，却与内地拉开了突兀的距离。
街道狭窄而拥挤，高楼却如利剑般直刺云霄。那些六七十年代的唐楼层层叠叠，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在风中猎猎作响，偶尔飘散出饭菜的焦香、洗衣粉的清冽，甚至婴儿的啼哭声隐约回荡。每扇窗户都像未经剪辑的镜头，泄露着日常的私密。这种高密度铸就了一种奇异的亲密：陌生人共享着空气、声音与光影，却以默契的界限互不侵扰。
红绿灯的滴滴声中，双层电车叮当作响驶过，车身上的广告还残留着九十年代粤语的痕迹。茶餐厅门口，一位老人翻阅着《明报》，奶茶杯沿上留有褪色的唇印；报纸摊前，《苹果日报》的头条提及大陆动态，却无人驻足低语，仿佛那不过是远海的天气预报。
拐入更幽深的巷子，我忽然迎面撞上天后庙。庙门仅容一人通过，嵌在两栋唐楼的夹缝中，像被高楼挤压却顽强挺立的遗迹。门楣上的“福德正神”金字已被熏黑，铁铸的香炉高过人身，坑洼表面插满粗细长短不一的香枝，挤成一片乱糟糟的火海，却透出井然有序的韵律。青烟直冲而上，撞击头顶的铁棚，又被海风吹散，混杂着檀香、沉香、海盐的涩意，以及对面凉茶铺的苦涩草药味和街头油炸食物的焦香，酿成香港独有的稠密气息。
一位身穿超市蓝马甲的妇人跪在阶前，额头紧抵石阶，嘴唇微微开合却无声，眼泪与香灰交融成黑泥，顺着脸颊滑落。旁边的瘦削婆婆颤巍巍地点燃三支香，先向天后娘娘拜下，再转身对街头川流的车辆和行人深深鞠躬，仿佛在向整座城市致以敬意。
在天后娘娘面前，渔民祈求风平浪静，打工仔盼望饭碗稳固，主妇期许丈夫不移情内地，的士司机祈愿牌照永不吊销，甚至黑社会成员也低声求取场子的平安。庙宇虽小，神像却裹满金箔，如一层永不脱落的盔甲。每年天后诞辰，街道封路，搭起棚台唱戏，醒狮攀上香炉顶端摘取青枝，整片九龙仿佛都归于她的庇佑。
这座天后庙没有围墙，更无登记证。规划署欲拆除时，居民联名抗议；发展商觊觎土地，街坊便添油加香，香油钱的价值竟高过地价；警方前来干预，庙祝则淡然回应，只拜神不涉政治，警员便睁一眼闭一眼。它就这样成为香港顽强的灰色空间，既不全然合法，也不彻底非法，既嵌于体制之内，又游离其外。相较内地那些被圈入景区、售票安监控的庙宇，香港的天后庙反将城市纳入香火，谁若触动它，便等于对抗整条街巷、整片海域，以及那段绵延不绝的历史。
香烟与街头油烟一同升腾，我伫立在庙门前，忽然忆起反送中运动中，警署和中资银行率先焚毁，而天后庙的香火却烧得更旺。人们膜拜的并非神明本身，而是那份永不背叛的盟约：只要炉中香火不灭，这座城市便未曾完全投降。
继续前行，我渐渐体悟到，这里最奢侈的莫过于“看不见的缺席”：没有摄像头冷峻俯视，没有安保亭的刺眼光芒，也没有突兀的喝问要求出示证件。保安倚在岗亭旁刷着手机，目光涣散，公共空间默认你的无害。这种疏离的宽容，让脚步不由放缓，肩膀随之松垮，仿佛终于允许自己回归普通行人的模样，而非随时被识别、记录、归档的编号。
从后现代的裂缝中审视，这种“自由”并非天赐的恩典，而是脆弱的协商产物。它依托于殖民法律的惯性、资本对稳定的渴求，以及北京尚未收紧的耐心。表面上看似街头无人问津的游荡，深层却是权力暂退留下的空洞，随时可能被粗暴的脚本填补。那一刻，我被这空洞深深吸引，却又隐隐生出寒意：它太过轻盈，如同一枚肥皂泡，一触即碎。
这片街巷属于九龙——这座半岛自1860年《北京条约》后，便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成为香港殖民地最喧嚣的核心。九龙曾是英国贸易与军事的桥头堡，从渔村摇身变为资本主义熔炉，高楼林立、窄巷交错，融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秩序与中国劳工的韧性。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半岛，更是殖民遗产的缩影：英国的法治与建筑遗风与中国文化的顽强交织，铸就了这种表面松散却底层坚韧的都市肌理。
终于抵达救世军卜威廉宾馆。这座建筑以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布斯命名——卜威廉便是其音译，这位19世纪英国基督教改革者于1865年创立了救世军，将慈善事业扩展至全球殖民地，包括香港。作为英治时期的遗存，它不仅是低收入旅客的庇护所，更象征着殖民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一种由英国传教士引入的、混合了福音与实用主义的秩序，在九龙的喧闹中悄然延续，提供简朴却可靠的栖身之所。
蔡咏梅大姐已在门口等候。她身形瘦削，烟嗓低沉，眼神却亮如刚磨利的刀刃——那双写过太多文字狱、送走无数朋友的眼睛。她的身旁是武宜三老先生，八十九岁高龄，背脊微驼，却站得笔直如风中不倒的竹。接着是廖天琪，优雅得近乎刻意，用精致的发髻和丝巾抵挡时代的粗粝。潘永忠高大而温和，笑容如邻家大叔，总是不声不响地垫付车费和复印资料。
大厅渐渐热闹起来，普通话、粤语、英语交织成一片，如小型巴别塔的重建。从北京赶来的杜斌与我分到同一间房，他一进门便卸下略显沉重的背包，里面有他的单反相机和笔记电脑。寒暄过后，相互介绍了一下，便聊起各自地带监管的寒冬，语气像老兵在战壕中交换情报。
我陪武老搬运资料，顺手翻开会议专刊。薄薄的本子封面墨迹模糊，如未干的血渍，内页一行行名字——被判刑的、流亡的、失踪的——读来手指不由发冷。
晚餐时，内地四五人、海外十来位，勉强凑满两桌。空荡荡的座位比在座者更刺眼，那些缺席之人被阻拦、警告或软禁。监控的阴影将组织筛成残缺的剪影，却让在场者的眼神愈发动亮：还能坐在这里，已是奇迹。
那一瞬，真正的自由并非宏大的凯旋，而是微小而易碎的瞬间，随时可能被收回。它如街头无人管束的空气、天后庙永不熄灭的香火、宾馆大厅混杂的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