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9日黄昏。
晚餐后的余温还残留在指尖，我们沿着弥敦道街边的阶梯拾级而上，步入夜色渐浓的街巷。香港的脉络在霓虹灯初现之际苏醒过来。庙街夜市的摊位零星点缀着算命的推车，空气中混杂着鱼蛋油炸的脆响和焚香的余韵，天后庙侧门隐秘的巷弄深处，信众的低语如细丝渗入周遭的喧闹，仿佛在为这座岛屿的隐秘信仰筑起一道道脆弱的屏障。
双层巴士轰鸣着拐过弯道，车身广告上贴满了粤语片的预告海报，路边茶楼的玻璃窗后，老人围桌打麻将，手势间夹杂着对股市的闲议，烟雾缭绕中透出一种陈旧的韧性。远处维多利亚港的灯光闪烁不定，却被高架桥下街头艺人拉手风琴的旋律遮掩，那断续的乐声如对城市双重性的低吟：表面上是消费的狂欢，底层则是移民劳工的隐秘劳作，他们从菲律宾或印尼赶来，短暂驻足在廉价旅社门前，交换家信时眼神中闪过一丝遥远的乡愁。
相较白日的疏离，这里多了一层黏稠的亲密，行人擦肩而过偶尔交换目光，提醒着个体在人群中的暂存之感。这种亲密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福柯所言微观权力的细密网络——香港曾经的繁荣，本质上不过是殖民遗留与后殖民资本的共谋，权力不需铁拳，只通过日常的流动与监控，便将自由伪装成霓虹的幻影，蚕食着公共领域的每一寸裂隙。
正如哈贝马斯所批判的商品化话语，将市民对话异化为市场喧哗，昔日“亚洲四小龙”的光环如今不过是权力解构下的空洞回响，暴露了自治的幻觉如何在全球资本与威权渗透的双重夹击下崩解：将个体主体性悄然瓦解，昔日自治的承诺沦为精英话语的幌子，底层民众的抗争声浪被高效的“治理”技术化作可控的噪音。
会场藏身于金辉大厦二楼的一间旧书店，木质书架堆满了泛黄的旧籍，空气中浮动着纸张的霉味与咖啡的苦涩。我们围坐在拼凑而成的圆桌旁，昏黄的灯光投下长长的影子，拉长了每个人的轮廓，桌上散落的茶杯边缘凝着水珠，映出窗外街灯的微光，仿佛在悄然记录这场聚会的隐秘张力。
蔡咏梅大姐主持这场非正式交流，她的声音平稳却略带疲惫，作为前《开放杂志》主编，她亲历了香港媒体的寒流，那份杂志自1997年后渐趋边缘，却始终追踪着大陆审查的幽灵，正如她在1990年代的报道所揭露的六四在香港的回响。她先提起了往年的场地变迁：以往年会在城市大学的宽敞礼堂举行，学生们旁听时眼神中满是好奇，如今却屡遭行政刁难，借口安全审查，实则极权触角已伸入校园，将无形的审查链条化作日常的枷锁。这渐进的蚕食，将香港的自治从教育到出版的每寸空间化为战场。所以，非常感谢书店为我们无偿提供这么一个场地，请大家务必珍惜和爱护这里的一切。
廖天琪会长接过话头，目光扫过我们这些内地新人，微微点头致意。作为笔会两任主席，她从2009年起肩负重担，早年任亚洲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专攻中德文化交流，却在刘晓波入狱后转向人权阵线，她是刘霞的密友，曾为其筹办摄影展，捕捉禁锢中的瞬间。她对我们说道，非常客气地说：“你们冲破重重阻拦，冒着莫大风险，很艰辛，很有勇气，向你们致敬。”
她的语气柔和，举止优雅，指尖轻叩桌面，像是为话语注入一丝节奏。转而，她检讨起笔会内部分裂。她说，虽然主要责任在于王贝岭，但自己展示的宽容也不够，以致冲突升级，如今已不可挽回。她说自己当初担任会长也是身不由己，但想到狱中的晓波，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扛起这份重任，以便还晓波一个完好的笔会。但没想到晓波这么快就病逝了，非常地遗憾，非常地痛心。她轻言细语，但话语中不乏锋芒，眼底的疲惫如窗外夜色的渐深。
笔会风暴酝酿于2016年的波士顿冬日大会，本该是例行选举，却炸裂成对峙的寒流。贝岭作为创始元老，早年以狂野诗歌撕开大陆文学的帷幕，他的《荒原上的歌者》如沙漠中的啸叫，2001年伦敦草坪上，他与刘晓波孟浪点燃笔会的火种，那时组织尚是理想的胚胎，成员围在廉价旅馆的茶几旁交换禁书的复印页，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烟草的混沌。可三年后他当选第六任会长时，裂痕已现苗头：他推动无底线的言论激进旗帜，辩护仇恨边缘的表达，甚至为网络极端帖文开脱，将绝对自由视作试金石。
大会当日，波士顿会议厅回荡着辩论的回音，却在九万美元资金的幽灵现身时化作低沉的嗡鸣。贝岭阵营指控廖天琪与张裕私吞国际笔会援助款，转入私人账户维系小圈子奢靡；廖方反击，揭露贝岭中途另起炉灶，指定亲信主持平行选举，绕过多数组铁律。现场如暴风雨前的客厅：椅子推倒的刮擦声、喉咙中的低吼、纸张撕裂的脆响交织，有人高喊这是政变，贝岭站起身，声音如砂砾般粗厉：“你们扼杀真正自由！”两派炮制公报，镜像对称，一份宣贝岭连任，另一拥廖天琪，邮件如箭雨射向国际笔会，后者勉强点头廖方，却留贝岭独立笔会中心灰色地带喘息，流失半数会员。整个过程如一出紧绷的戏剧，每一次指控都拉紧了空气中的弦，汗水与墨迹在桌面上晕开。
武宜三老先生插话道，“贝岭那家伙是太坏了，我几次写文章都骂了他。他破坏了团结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使那些年轻人都离开了笔会，我们香港现在真的是后继乏人，就剩下我和蔡咏梅几个老头子老太婆。”
武老先生的声音如砂纸般粗砺，作为香港本土作家，他一生致力于文革档案的搜集，出版《文革的灰烬》，那些口述史如幽灵游荡在香港的地下书市。他很是痛心，在高压与金钱双重挤压下，年轻人转向码农或金融，自由的火种渐成孤岛。他的手指叩击桌面，关节处的皱纹在灯光下拉出深影，话语间透出一种历经沧桑的无奈。
廖天琪接着说，“笔会本来去年就要召开年会的，但由于资金问题一直拖延着。笔会账上也并非没有钱，外面传言的几万美金被挪用的消息也是不确切的，那几万是员工工资，但大家都没动用，考虑到笔会NGO的性质，大家就把那笔钱取了出来放在另外的一个户头上。但那毕竟是杯水车薪，靠那点钱是不足以维持笔会运转的，所以她一直以来都在为筹集经费东奔西跑。去年跟美国民主基金会负责人磨破了嘴皮，终于谈妥了，连单子都填写好交上去了，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搞不清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最近从劳改基金会申请到了两万美元，另外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赞助才得以有条件召集各位聚在一起。她表示，自己已担任了两届会长职务，根据笔会章程，必须尽快确定新的会长人选，她倾向于在内地会员中来选择，所以让大家相互讨论一下，看看都有些什么意见。”
这番自白暴露了海外NGO的脆弱生态：依赖国际援助如悬丝易断，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隐形网干扰着资金流向，将人权努力化作权力博弈的附属品。她顿了顿，抿一口凉透的茶，目光在众人间游移，捕捉每丝犹豫的微光。
她的目光转向赵达功，这位深圳副会长被点名接棒。他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早年维权上访遭监控，著述涉宪政转型，如散文集《门槛上的影子》捕捉内地异见的边缘光景。他连连摆手说，“让内地的担任会长万万不能，你是让他一只脚当会长，另一只脚踏在监狱门槛上。除非他在会长的位置上当摆设不干活还差不多，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声音低沉，肩膀微微耸起，像是扛起无形的重担，眼神中闪过一丝警觉的阴影。
齐家贞大姐从澳洲赶来，声音高昂中带着颤音。这位78岁副会长文革中关押13载，出狱后移民澳洲，长达17年噤声以护国内亲人。她推动人权议题多年，如协调澳洲笔会六四纪念，如今言辞如火，她说：“既然大家都担心，那就由我这个78岁的老太婆来干，我不怕死。共产党关了我十三年，我到澳洲后，整整一十七年不敢说话，怕给留在家里的弟弟惹麻烦。现在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这么威胁着我们的言论空间，我不答应。我拼了自己的老骨头也不能让笔会解散。”她的手掌拍击桌面，发出清脆的回响，脸上的皱纹如地图般展开，承载着岁月的刻痕，话语如利刃般划破室内的沉闷。
蔡咏梅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笔会女作家委员会的协调人。她点头盛赞廖天琪的付出：“天琪本可安享德日生活，却为笔会奔波国际，从柏林作家大会到街头举牌政治犯，她做了太多。”她说，“天琪这些年做的事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她自己本来可以享受优裕的退休生活，但为了笔会，她不仅是为了经费奔忙，还要经常参加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甚至还上街举牌，为了国内政治犯呼吁，她做了很多很多。我是真心希望她继续担任会长。既然章程规定了只能任两届，我看永忠来做是比较合适的，他这些年也做了许多，一直默默地协助笔会的各项工作，非常出色。再说，他是年轻人，应该担当重任了。”她的眼神温暖，却带着一丝坚定的光芒，像是为话语镀上情感的温度。
潘永忠闻言脸颊微红，他居住在德国，乍看就是一个任劳任怨的服务员。这次活动的琐碎事项和经费报销都是由他一手记录和操作。他个子高大威猛，但性情温和，听到有人推荐他当会长，竟然面色腼腆，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马上呈现出来，居然接过话头推脱说，“不行不行，还是天琪大姐继续担任较好。”他低头摩挲着手中的笔记本，笔尖在纸上划出细微的沙沙声，避开众人的注视。
廖天琪左右环顾了一下说，“我退下不是就不管了，我还是会继续做好各种事情的，大家不要担心，我是真心地要还晓波一个完好的笔会。虽然晓波现在已经不在了，把笔会做好也一定是他的遗愿。”她的声音渐趋柔软，目光如烛火般稳固，扫过每张面孔，唤起一种隐约的共识。
一旁的武宜三双手环抱胸前，眼睛微闭低垂着脑袋，好像是睡着了。这时却突然抬起头来，声音洪亮地说道，“章程是可以修改的，我们为什么要死守着章程的规定。我们再开开会，修改一下章程，会长由天琪继续担任。现在是特殊时期，除了天琪，谁也不适宜担任会长。”
众人默然，任由争论在空气中回荡，茶杯的余热渐渐消散，窗外街巷的喧闹如遥远的背景音，衬托出室内的凝重。我静观其变，忽然想起《水浒传》中梁山泊火并王伦后的那桥段：林冲手持滴血的尖刀，厉声安慰惊惶失措的众人，吴用出面安抚人心，提议尊晁盖为寨主，晁盖谦让推举林冲，林冲又推吴用，众人反复推让，最终齐聚忠义堂，杀猪宰羊，焚香盟誓，结为生死兄弟，尊晁盖为首，誓言同心协力，对抗朝廷——嘴角微扬，却知这多余的联想不过是自嘲。新人如我不敢插言，但这场拉锯镜像着笔会的困境：规则与现实的碰撞，在专制阴影下，策略成流动的叙事。那贝岭的幽灵如后现代的鬼影，游荡在讨论的间隙，提醒分裂非终点，而是永续的解构游戏。
思绪展开，这场景不由唤起对香港政坛的镜像——议员选举与特首任命的冲突，正如梁山选首的暴力余韵，权力来源的分歧铸就了责任的断裂：选举者须对选民负责，回应底层呼声以维系合法性；任命者则唯上是从，忠诚于中央指令，漠视民众的即时诉求。这种二元张力，在水浒式的传统惯性中尤为尖锐：暴力曾是梁山权力的基调，从火并王伦到聚义堂的血誓，武力而非共识奠定权威，民主的种子在此土壤中难以为继。
同理，香港的选举虽披上普选外衣，却屡遭操控，议席分配如梁山聚义的推让游戏，表面谦逊，实则暗藏刀锋；特首任命则直承威权逻辑，对上负责的链条将自治幻梦绞杀，昔日繁荣的“民主实验”在这种历史惯性下，渐成微观权力的战场。
暴力——无论物理还是象征——始终潜伏，蚕食着任何对下负责的可能，将自由的叙事扭曲为上行的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