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会里有些会员对盛雪女士以“满洲国复国运动国务顾问”身份兼任国际发言人一事大为光火，有人甚至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仿佛“满洲国”四个字是十恶不赦的毒瘤，稍有牵扯就该千刀万剐、永世不得超生。这场面活像鲁迅笔下的赵太爷，瞪眼吼阿Q：“你也配姓赵！”正统血统原来这么脆弱，只要有人碰了一下那条想象中的红线，立刻就被打成异端，赶出“纯洁”的圈子。那些高喊“独立”“自由”的卫道士们，可曾想过，自己这副不容异己的模样，跟他们平日痛骂的专制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对国家该独立还是大一统，从来没半点热血沸腾的兴趣。生在这片土地上，我只是个地道的农民，属于最底层的贱民阶层。前不久在手机上草草签了份土地延包三十年的电子合同，名义上老家还有两亩多碎田，可二十多年没碰过锄头，早已“芜田废地，委之于蔓草荒烟”。多年前坐牢时，同监室一个因吸毒抢劫进来的老犯人，听说我在国外发表文章批评党和政府，顿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我“卖国贼！”我当时心里冷笑：若我真有本事卖国，我一定一根草都不留，卖得干干净净，哪里还会留这点残山剩水？
若真有选择，我倒宁愿自家小院能“独立”出去——免得年年交粮纳税，还得听村里大喇叭吆喝。如今许多家庭的父母动辄把孩子叫做“太子”和“公主”，这称呼听着肉麻，可何尝不是一种集体僭越？普通人连真正的自主权都没有，却在孩子身上过一把皇帝瘾，仿佛喊得响，就能偷来一丝皇家的光环。说到底，谁不曾在心底偷偷幻想过“复国”或“独立”？只是有人敢说，有人只能闷在肚里。
最让我看不下去的，是那些人把溥仪一口一个“废帝”“汉奸皇帝”时，那种趾高气扬的道德优越感。且不说1932至1945年伪满洲国在日本铁腕下，东北的工业、铁路、矿山一度发达到让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望尘莫及（这当然不是为侵略开脱，只是冷冰冰的历史事实），单说1912年清朝逊位那件事，就足以让所有动辄指责溥仪的人闭嘴自省。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六岁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将大清江山完完整整交给中华民国。这份诏书背后，是袁世凯与革命党、满清王公反复谈判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保留皇帝尊号，继续住紫禁城，年支四百万两白银，宫内一切制度如旧，陵寝永享祭祀，私产不受侵犯，个人自由不受剥夺。民国政府以国家信誉担保，绝不食言。这在中国五千年帝王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体面谢幕：一个统治了两百六十多年的王朝，没有被屠城，没有皇帝上吊或被杀，没有皇族流血漂杵，就这么和平交出了权力。放眼古今，有哪位亡国之君能享此待遇？明朝灭亡，南明小朝廷血战十几年；清朝入关，反清志士奋斗数十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屠杀数十万……哪一次不是尸山血海？唯有溥仪，信了革命党的承诺，选择了体面退场。
可笑的是，这份体面只维持了十二年。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曹锟，控制北京。11月5日，摄政内阁一纸《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帝号废，岁费停，限溥仪二十四小时内滚出紫禁城。十八岁的溥仪带着家人、太监、宫女仓皇出逃，先躲醇亲王府，后投日本使馆，最终流亡天津租界。这就是赤裸裸的落井下石、背信弃义。
冯玉祥们当时振振有词：清除帝制残余，彻底共和，杜绝复辟。听起来多么冠冕堂皇！可剥开这层外衣，不过是军阀争权夺利的把戏。1924年的北京政府早已是空壳，冯玉祥借“革命”之名赶走溥仪，不过是为自己和段祺瑞上台扫清障碍。国家信誉？人民承诺？在军阀眼里，不过是废纸一张。既然连对一个幼儿皇帝的十二年旧约都可以随意撕毁，这个政权又如何取信于民？它告诉天下人：革命可以不讲信用，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
冯玉祥只是中国历史上背信弃义人物中的一个，类似人物不胜枚举。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后石敬瑭却向契丹称臣借兵，灭后唐，自称儿皇帝；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灭李自成大顺政权，却也葬送了明朝残山剩水；南宋高宗赵构先重用岳飞抗金，后又听信秦桧，一纸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风波亭冤杀，彻底断送收复中原的希望。这些人当时都有一套堂皇理由：识时务、救国安民、权宜之计。可悲的是，许多国人迷信家国一体的大一统，却对这些背信弃义的案例不以为耻，反视为“政治智慧”。这种心态遗祸无穷：它让国家信用荡然无存，让盟约成为笑柄，让外敌有机可乘，让内斗永无宁日。正是这种“成王败寇”“目的正当手段无忌”的逻辑，一再把中国推向分裂与屈辱。
后世史家多有微词，却鲜有人敢直言：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在道义上彻底破产。它不仅毁了一个年轻人的最后安身之地，也为日本势力后来诱逼溥仪出山提供了绝佳借口——若紫禁城仍旧安稳，溥仪何至于走投无路？那些今天义正词严骂溥仪“汉奸”的人，可曾想过，正是冯玉祥们的无信，才把一个遵守协议的逊帝一步步逼上绝路？
回到笔会这场闹剧。盛雪女士放下身段，担任这个组织的国际发言人，本是笔会的荣幸。她不过多了一个“满洲国复国运动”的虚衔，那不过是某种历史情结、身份想象的政治表达，何至于招来满堂围攻？那些高喊“自由”“独立”的会员们，容不下一种象征性的异见，便急着把人赶出门去，这与他们平日痛斥的“统一口径”“清除异己”又有何不同？我知道，文学大家司马迁是不喜欢大一统的，他曾责怪屈原，“以彼其材，游于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今日笔会诸公对盛雪的群起攻之，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党同伐异”？若一个个以独立为名的作家，连一个虚衔都容不下，那它与它所反对的体制，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我由衷期盼，他日盛雪女士的“复国”大业若成，届时看在昔日同为笔会一员的薄面，赏我一亩三分薄地。到那时，我定当荷锄归隐，远离这些正统卫道士的吵嚷与口水，至于赵家姓不姓赵，关我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