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读了《白鹿原》，去见作者陈忠实，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耳语：你好大胆子，敢为地主翻案。陈忠实淡然一笑：没事儿，他们看不懂。
身居香江、叱咤江湖的金庸大侠为何如此小心翼翼？因为他有惨痛的家史——他的父亲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本是个乐善好施、修桥补路的乡村绅士，只因为有几百亩土地，被打成地主，鼎革之际被新政权枪毙，以至于他多年后凭借在香港的江湖地位，二十多本武侠小说，被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被党国当成重量级统战对象时，仍然心有余悸。
有个陕西副省级的官员，读了《白鹿原》，对陈忠实说，老陈啊，你还是要多写点正能量。陈忠实毫不客气地回怼：你懂个锤子！
陈忠实，一个陕西养猪的农民作家，为何有这样的底气？因为他掌握了文学的密码。
文学是无权者的权利，文学是被压抑、被欺辱、被牺牲者的武器。
《白鹿原》刚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小心翼翼，不敢声张，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但读书界毕竟识货，因此盗版流行，街头书摊上劣质盗版书跟封面女郎袒胸露背的所谓《法制文学》杂志摆在一起热卖。我当年读的《白鹿原》，就是劣质的盗版书。我读了盗版，又买了正版，读了三遍，对作者惊为天人。
这本书老陈写了四年，此前他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地方小作家，在家与老婆养猪。他对老婆说，这本书再不行，我就不再写了，一心一意跟你养猪。
结果一炮而红，暴得大名。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再加印，还推荐拿了茅盾文学奖。
我从《白鹿原》这里受到启发，文学其实是可以用来复仇的。我在创作《美人国》的时候，把文革期间欺负我们家的一个村书记，极品坏人麻子冬写进去，把他打入十九层地狱。
当我在新世界受了委屈，我写了《白乌鸦》，发泄自己的怨恨。当看到曾经的山巅之国、法治圣地变成满大街抓捕无证移民的美帝国，我写了《黑凤梨》，加以讽谏。
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种发明。这话没错。文章千古事，卑微如我，没有能力对抗强权，但是我有笔，能写小说。我可以在小说里记录历史，报仇雪恨。这是《白鹿原》给我的启发，也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名著留下的文学密码——文学是无权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