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占中行动一周年之际，双学（学联和学民）和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等举行了纪念集会和研讨会。
与会者坦承，占中行动未能获得成功，既未能使中央撤回8∙31决定，也未能争得真普选。陈健民承认，占领行动未能争得真普选，且巩固了建制派的强硬路线，更加收窄民主运动，令温和泛民的支持者流失，泛民的支持度下跌，在未来选举中面对很大危机。
谈到占领行动中有没有感到后悔的事，占中三子不约而同地提到退场时机，认为当时应该及早退场。民主党中委张文光表示，最可惜的是，当时参与者没有好好把握艰难获得的沟通机会（指学联与港府公开对话），当日若没有随意停止沟通，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成果。
对上述讲话，我深有同感。在占中期间，我多次呼吁见好就收，并指出学联与港府对话就是恰当的时机。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在他那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革命蓝图》（Blueprint for Revolution）里强调，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这就是我说的见好就收。
《革命蓝图》一书，理论讲的不多，重在评述实例，有的非暴力行动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作者在总结中国八九民运失败原因时指出，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和八九民运类似，占中运动最大的策略失误就在于未能见好就收。两次运动都是把到手的成功失去，两次运动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吸取教训。这样的失误太沉重，我们再也犯不起。
波波维奇还说：“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的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和军事行动一样，非暴力抗争也需要领导力、纪律和计划。当然，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有成千上万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参加，因而不可能像一支军队那样高度统一和令行禁止，但是一定的领导总还是必需的。“不要大台”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所谓“无组织、无中心、无领导”决不是什么新时代的新战术，它多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用广场公投的方式决定运动的进退动止也是不妥当的，那不叫民主决策。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做决策，就像在一个略有规模的社会里做决策一样，应该采用间接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否则很容易导致决策的不理性。至于退场机制本身，也不像一些人以为的不现实和不具可操作性。我在去年占中期间就写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此处不赘。
在占中运动中，又是学生成了主导。这一来是学生比其他民运团体的人数多，二来是学生又比一般的市民更组织化，于是，学生成为运动的主体，学生领袖则成为舞台的中心，对整个运动享有最大的话语权。遗憾的是，一些学生领袖因此就变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连占中三子、泛民以及黎智英等前辈师长的话都听不进去。这就妨碍了经验与智慧的传承，徒然地降低了运动的水平，并导致了运动的失利。
占中运动初起时，我本来打算联合一批朋友，包括八九的学生领袖，共同向占中运动及时地提供策略建言。以我们的身份，想来应该能引起占中学生的重视，可惜乏人响应。多数人只满足于当啦啦队呐喊助威。在占中期间，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提出我的分析和建议，同时指出一旦错失见好就收的良机会导致哪些严重的消极后果。这些主张和预测都得到事实的证明。面对令人扼腕的结局，我不能不深感痛惜。
对于我提出的形势分析和策略建议，海外民运圈中，有些人不是认真的、理性的商讨争辩，而是轻率的否定，任意的曲解与轻浮的嘲讽，乃至上纲上线，令人可笑，更令人可叹。毕竟，他们也都深受专制迫害之苦，理当比任何人都对香港民运的成败得失更关切、更当真，但偏偏是那样的轻率轻浮，意气用事。这怎么能不令人为之叹息呢？
香港仍保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和法治。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港人在不久的未来走出占中受挫的阴影而再度创造辉煌。更令人忧虑的是大陆。六四过去26年了。26年来，大陆再也没有发生过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成规模的民主运动，而且眼下也看不到有大规模民运爆发的迹象。在六四后，我最担心的就是国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由于非暴力抗争是一般民众唯一的选择，一旦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人们并不会转而投入暴力的抗争，而是转为消极，转为放弃。
现在，很多人把政治转变的希望，寄托于经济的崩溃。但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不论发生了怎样的经济危机，除非我们能使其转化为大规模的民众的公开抗争，否则就不可能导致政治的转变；而要使成千上万的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抗争，则必须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首先要求我们民运人士自己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包括成功地运用正确的策略，取得阶段性胜利，积小胜为大胜的信心。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