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图网燕京书评 燕京书评 2022-07-22 17:00 发表于北京
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9500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在我们的人格底层，已被植入了“消费人”，它会扭曲我们的感受、情感和认知，我们当下坚信的许多“常识”，很可能是可笑的谬误，本书提醒我们，应更深入地反思自己的认识底层，尤其不能自说自话，成为文明的弃儿，犹自得意洋洋。
对于现代人来说，消费已成新的宗教，繁华的商业街则是教堂。图为英国伦敦商业街夜间的拥挤与喧闹。
当你烦恼时，跑商店里乱花一点儿钱，会不会变得心情愉快？
虽然从没戴过江诗丹顿，可听到这个品牌，你会不会眼前一亮？
制定个人年度计划时，是不是除了攒钱，就是花钱？
逛百货商店，是不是已成娱乐项目？
你是否觉得自己“衣品”不俗，并为此用过心思？
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体味、头皮屑、汗渍等，被别人关注？
你是不是也会偶尔哼出广告中的曲调？
……
类似问题还有很多，在任何一个后面答“是”，那么恭喜你，和我一样，你也中了消费主义的蛊，成了它的“肉鸡”（指可被黑客远程控制的机器）。
相信很多人会反驳：以上这些都属“人性的常态”，适度消费，无可厚非。
然而，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的这本《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却告诉我们：仅仅150年前，前面提到的种种现象均不存在，所谓“人性的常态”，是编造的谎言。造谎者把历史上不存在的东西，篡改成“从来如此”，目的有二：
其一，掩盖人性已被修改的事实。
其二，继续掌控并奴役人。
《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作者：（法）安东尼·加卢佐，译者：马雅，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这个造谎者，就是消费主义。
可以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如你是外星人，已无法回到自己的星球，而地球表面到处都是氧气，对外星人来说，它是致命的毒气。那么，你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钻到地球人体内，直接吸取他的营养。
可地球人有理性，他们会察觉体内的寄生者。那么，外星人只好放弃对地球人的直接干预，改为间接控制——当地球人做出有利外星人的行为时，外星人便奖以多巴胺、肾上腺素等，它们让地球人兴奋，心甘情愿为外星人服务。
这种“合作”本能长期持续，可多巴胺等的兴奋效果会递减，为保证操控效果，外星人只能不断加大药量，终有引发系统崩溃的一天。此外，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地球人、外星人只能活一个，外星人必然操控人类自毁，以保全自己。
本书作者安东尼·加卢佐，是法国圣艾蒂安大学的讲师。他隶属于 Coactis 研究实验室，共同主持科研项目“消费者文化和新市场战略”。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文化和历史。
显然，外星人即消费主义。它是近代产物，却冒充成人类的天性，已相伴万年，从而被允许在我们的内心中占据一个位置。它的风险在两点：将沉溺于它的人逼疯；外部环境恶化时，它会给人致命一击。
消费主义如此凶险，人类为什么不彻底禁绝它？
一方面，在男女平等、扩展个人生活空间等方面，消费主义有过一定贡献。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是双向的，它在改造人的内心同时，也在改造外部世界，内与外彼此印证、高度契合，使人误以为消费主义是进步的、发展的，是世界的本质。
对传统人来说，消费主义是拯救者，对现代人来说，消费主义是暴君。那么，该如何应对它呢？其实，本书作者也没什么好办法。
▌消费社会是怎么诞生的
1800年时，整个世界还是一个巨型的农民社会。他们自己建造房屋、收割谷物、揉面包和织衣服……人们只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剩余产品少，限制了商业。且当时运输成本很高。在那时，人们说起“市场”，指的是路边摊。
这漫画绘于1733年—1794 年，体现了当时法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服装简陋，身上无奢侈品。此时法国是标准的生产社会，男性也参与家务劳动，女性亦外出工作。如今欧美国家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说明消费社会加剧了两性不平等。
打破这一僵局的，是火车，它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1650年，从巴黎到马赛需359小时，到1887年，只需13个小时。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必须努力战胜交通的考验，才能让商品从世界范围内流动并建立市场，它必须破坏时间和距离的关系，用最快的办法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火车使法国各地的生产走向专一化。农民们原本生产多种产品，如今则聚焦于特产。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可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却下降了。在过去，人们购买农产品，亲口尝一下即知质量如何，现在特产太多，尝不胜尝，只好依据品牌来购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商品的物理属性与文化属性从此分离，分别形成物理消费和文化消费。
比如一瓶酒，物理消费者看重它的滋味，文化消费者则看重这瓶酒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帮助。显然，文化消费的市场空间更大。只购买滋味，酒的增值空间有限，如果它还能用来请客送礼，彰显自身地位和品味，它的价格可能会提高几百倍。
文化消费快速增长，使传统的生产社会转向现代的消费社会。欧洲的消费社会诞生于19世纪末。
与生产社会比，消费社会拥有完全不同的“语法”。
在生产社会，人们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物理属性、实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人们更多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
1917的一份调查显示，受访300人至少都能说出一个肥皂或手表的品牌。到1923年，95%以上的消费者能说出汽车、肥皂、口香糖的主要品牌。品牌成了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但品牌媒介的天然短板是：通过市场营销，它可以被操作，大公司可借此掌控人们的观念。如著名学者凡勃仑所说：“（大型公司）不仅主导了经济结构，而且成为文明生活的主要机构。”
凡勃伦（1857—1929）是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是作为一个辛辣的社会批评家而为一般公众所知的，他这一风格的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他曾任《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第一主编。
消费社会的标志，是19世纪下半叶诞生的大型百货商店。此前商店都是小而精的，商品种类少，利润高，销售周期长，经营者共享市场，较少竞争。百货商店则改变了游戏规则：它汇聚各种商品，通过降低利润率、鼓励购买、促销活动等，大大地提高了流通速度。
为刺激顾客购买，百货商店内部装修上极尽奢华，一位经营者说：“陈设布局要让进入商店的顾客有朝圣的感觉。”
百货商店经常改变商品的摆放方式，让顾客产生新鲜感。此外，会故意将受欢迎的打折商品藏在不起眼的货架中，让顾客体验一把“寻宝游戏”的乐趣。
1918 年的法国大巴黎百货公司，内部装修之豪奢，堪比皇宫。
百货商店刷新了销售的概念：过去消费者需要什么，才去商店买；现在消费者去商店，不再是为了完成采购任务，而是为了“逛”，是为了满足买的欲望，选什么商品反而不重要。销售从以“商品”为中心，变成以“买”为中心。
于是，百货商店成了“买买买”的观念培育中心。
百货公司受欢迎，因为它为两性平等提供了机会.法国作家左拉说：“商店里的女人就是女王，商店就像荣耀的庙宇，庆祝着她的胜利。”在女性难以进入公共空间的时代，百货公司把握了女性市场，并为她们提供定制服务，这使百货公司成了“没有亚当的伊甸园”。
▌杂志是消费主义的传教士
通过百货商店这一桥头堡，消费社会开始全方位侵蚀并替代生产社会，这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因为，资产阶级亟待突破自身地位尴尬的困境。
19世纪末的西方，贵族仍掌控着主要社会资源，资产阶级空有财力，无法兑现成权力资源。法国剧作家马里沃在1917年时说：“资产阶级是贵族和平民混血而成的动物，当他试图表现出贵族的举止时，看起来却像猴子；而当他做出些粗鄙的行为时，倒显得很自然。他的贵族的一面是装来的，平民的一面是生来的。”
马里沃（1688年2月4日—1763年2月12日），18世纪著名的法国古典喜剧作家。作品仍经常于各大剧院上演，并经常收录于法国各级学校的文学课程中。他一生共创作悲剧、喜剧共30余出，此外还有7部小说和无数篇的散文。1743年，他击败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院士。
资产阶级想凸显自己的地位，只能靠炫耀性消费。比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平民”，资产阶级的家中开始有了“客厅”，它被装修得异常豪华，摆放各种工艺品，可他们本没有多少客人可会。“客厅”是炫耀的窗口，虽然此时更先进的铸铁炉已被发明出来，却很少被放在客厅中，因为它太小，不气派，不如传统的、华而不实的壁炉。
资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还包括女性着装，几乎是用窗帘包裹全身，它穿着麻烦，且让人行动不便，但隐喻了家庭很富裕，女人不用体力劳动。
1841年的法国女装，细节装饰繁复，必须在侍女的帮助下，才能穿好。
贵族生活也很奢华，但贵族将此理解为“人生的义务”，很少拿来炫耀。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的地位来自后天奋斗，而非血缘、君王信任等不可抗力的加持，稳定性不足，只能靠持续的炫耀性消费，来确认自己的地位。于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一场消费战争。
炫耀性消费的基本规则是“同与不同”，即：在消费标准上，要与同阶层的人相同，此外要略有不同，表明自己更高级。“同与不同”使资产阶级不断开辟新的消费战场：工艺品、赞助艺术家、异国情调、新奇物种、探险……可消费符号太多，反而抑制了人的“精神自足”。
资产阶级对消费社会的追捧，给大众树立了榜样，他们成了消费主义的免费宣传员。此外，消费主义还有一个更好的宣传员——现代杂志。
在传统社会，人对地理、物质等的认知仅限于自己的村庄，他不需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可一旦离开村庄，他甚至要改变自己的语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法国人的母语是方言，法语则是第二语言，只在学校中使用。
19世纪末，随着乡村一个个消失，人们精神自足的状态被打破了，只能通过印刷品来了解外部世界，其中印刷图片造成的冲击最大。图片将世界各地信息带到读者身边，刺激了他的想象力。商家及时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很快，各种品牌广告宣传单、产品目录等被塞了进来，现代杂志应运而生。
现代杂志是消费社会的缩影：图片异常精美，保质期却很短，旧一期很快被新一期替代，并不是内容不好，而是“过时”了。
虽然每期杂志的内容不同，但组合起来，却是一个宏大的故事——它为读者树立了标准，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改变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的焦虑——让人们想要修正和改变，而解决方案就在杂志的广告中。
作为消费社会的传教士，杂志满足了三大功能：教育消费者、植入社会想象和商品平常化。
确实，杂志很少直接劝消费者该买什么，也很少直接议论商业，只看杂志赞同什么，很难发现它的目的，深入研究杂志从不谈什么，就会发现：杂志营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没有贫富分化，没有世俗生活的挣扎，也没有思想。而这，正是杂志推涨消费主义的秘诀：回避现实问题，神话消费者，引导读者认同“消费即一切”。
19世纪末，自行车被发明出来后，一度滞销，传言称它会损害人的生育能力。自行车公司只好向杂志求助，很快，杂志上便出现了大量自行车爱好者的故事，这些故事营造出这样的印象：骑自行车是很平常的事，不仅酷，且对人无害。果然，自行车的销量暴增。
1929年的自行车广告，渲染自行车能扩展人的活动空间、实现梦想的意味。
1910年后，影视崛起，在推销消费主义上，它的效率更高。影视能让观众沉浸在剧情中，通过投射与扮演，获得快感。于是，影星的着装、生活用品、对时尚的态度等，都成了吸引消费者的手段。观众们通过模仿明星，重建自己——消费主义乘虚而入。
▌得年轻人者得天下
传统社会的年轻人生活在乡村中，小社群担负着立法、执法的功能，个人完全由集体控制，“每个人的一切都是透明的，舆论是社会纪律的主要维护者”，大家都是农民，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钱，但这些钱不是用来消费的，而是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1880年到1910年，对于西方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剧变时代。大量的村落消失了，人们去城市谋生，可以按月拿工资，转化为消费者。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面临着从“守夜活动”到“游乐场”的文化转化。
在乡村，娱乐是免费的，大家聚集在一起玩“守夜活动”，一起唱歌、玩耍、跳舞和讲故事。守夜活动是跨代的、地方性的活动，大家轮流在村里各家的房子里聚会。
在城市，则只有“游乐场”，商家投资建造了各种游玩设施，它们可以解除人们的道德禁制，商家在营销中暗示人们，要想娱乐，就得有预算，要玩得开心，就要花钱。金钱也入侵到年轻人的浪漫关系里，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男人要请客，还要花各种各样的钱。在美国，有一类拜金的女孩，被人们称为“慈善女孩”，男人为她们一掷千金，她们愿陪伴甚至付出肉体。
经此文化转变，年轻人从真实社群转向想象社群，甚至年轻本身，也成了一个虚拟的理念——可以通过消费获得，只要肯掏钱，你就是年轻人，可以做年轻人能做的事。
整个社会完全被消费主义掌控。
消费主义能成功，因“买买买”能满足人们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需要。相比生产者在生产链条中所处位置，消费者通过消费，更容易“建立自我”——消费给人们带来虚幻的自主性、意义感、主观性、专属感和自由感。只是由此获得的自我是临时性的，需要不断的再消费来重塑，这让“建立自我”成了一个永久性项目。
于是，在世纪之交的过渡中，“气度”和“美德”的概念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与“个性”有关的概念。在各类媒体和生活指南中，对简朴、节约、责任感这些典型生产形态品质的赞誉越来越少，更多的笔墨则花在突出主人公的魅力、吸引力和迷人程度上。
“新的个人修养守则强调注意轻声、练习当众演讲、健身锻炼、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拥有晒得恰到好处的肤色和良好的卫生习惯——但很少关注道德。”因此，“在这种新兴的注重个性的文化中，每个人在社交上都必须要成为表演者”。
更麻烦的是，追随不断变化的商品的心态，与“进步论”相结合，使”新颖”成为一种优点，代表更先进、更优化、更完善。可永远求“新颖”，就意味着永远对已经的东西不满意，他只能继续花钱，去买新物品。
总在“买—满意—厌倦—再买—再厌倦”的怪圈中，现代人的内心充满苦痛。一旦成为消费者，就必须永远是消费者。为消费而消费，消费反成了人的主人。
然而，人们还是接受了消费主义。
一方面，消费主义呈现了似乎开放的空间，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用“买买买”来呈现自我，但事实上，消费主义世界并不“平等”，它更多是为富翁服务，普通人很难入圈。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推动两性平等，当女性成为消费者时，她可以获得与男性消费者同等的尊重，但事实上，消费主义也是大量性别刻板印象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是“物化女性”的主要推手，所谓为女性服务的“细分市场”，往往暗含着偏见与歧视。
《培文·历史欲望之地：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
作者：[美]威廉·利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
▌警惕社会工程与消费主义媾和
消费主义常装扮成进步力量，但在重大社会议题上，它从不发表意见，更不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它自有瞒天过海的绝技，即：掌控公众。
在当时，对大众心理的认识主要分两派：
一是古斯塔夫·勒庞派，认为群众是危险的，在《乌合之众》中，他提出“他们（指群众）是如此倾向于服从，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认为应高度警惕群众的非理性，尽可能远离。
一是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派，认为群众与公众不同，群众的思想和动物相似，是有限的、局限的、转瞬即逝的。公众则无限可扩展，是纯粹的精神集体。在《舆论与群集》中，他认为未来是公众时代，而非群众时代。
古斯塔夫·勒庞派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派共同走向社会工程论，即“根据理想社会来树立社会秩序”。从结果看，它不仅被纳粹利用，也被现代公关业利用。
社会工程论相信，可以通过催眠术等方法，将人们的想法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总之，基于群体利益最大化，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任意修改个体。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便宣称：“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他们，那么我愿意担保，可以随便挑选其中一个婴儿，把他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一种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或者乞丐、窃贼，而不管他的才能、嗜好、倾向、能力、天资和他祖先的种族。”
1900年左右，许多行业都被几家大公司垄断，市场秩序动荡引发了政治动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要是不改变的话，凶残的赎罪日迟早会到来。”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是小罗斯福总统的堂叔，为树立男子汉形象，他养了一条名叫“皮特”的比特犬。有一次，这条狗把法国驻美大使的裤子扯下来，差点儿引发外交纠纷。后来，它被从白宫赶了出去。
许多垄断企业为解决社会形象差、公众不满、媒体恶意曝光等问题，开始求助公关公司。以AT&T为例，通过几十年的一系列宣传，营造出“像邻家友人一般可爱”的公关形象，其具体技法是：不直接反驳攻击言论，而是给大众更有意思的想法，讲述另外的故事，使公司的行为显得合理。其实，AT&T依然是垄断企业，
AT&T的成功显现了社会工程的可能。
美国名记者李普曼热衷于此，他认为，民主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公民不仅要对公共事务有兴趣，还要有足够的了解。李普曼这样讽刺道：“要成为一名好公民，你必须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和无限的时间……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政治学教授，都不可能具备这种全能公民的本领。”
李普曼认为，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极为有限，顶多是一些选举和投票活动，他认为：“要是让民众的舆论行使权力，就会带来灾难或暴政。因为民众的观点不够理智，也缺乏判断力。”最好的办法，是用社会工程控制他们。
沃尔特·李普曼（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 ，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对大众缺乏信心，主张用社会工程的方法，强制推进社会进步。
最成功的社会工程案例，可能是“一战”时英国的宣传部门，为说服美国参战，英国人炮制了德国参战原因——普鲁士军国主义，它生性好战，是欧洲的苦难之源。英国宣传把德军描绘成“狂暴食人魔”，并邀请著名作家柯南·道尔、鲁德亚德·吉卜林、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参与宣传稿写作，目的是“激起愤慨，感染青年人，让他们敢于牺牲”。终于，英国人抓住一艘货船被德军击沉的案例，反复强调船上百名美国人遇难，最终，美国对德宣战。
借用社会工程，消费主义掌控了舆论，对大众反复洗脑，成功地将自己洗白。在相当时期，少有人发现，消费主义才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源头。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9月版
▌反抗得这么热闹，原来是一家
上世纪漫长的60年代（1958年—1974年），消费主义遇上大麻烦：年轻人激烈反抗中产文化，嬉皮士、雅皮士、朋克、暴走卒……反抗文化传遍全球，受“新精神”感召，人们开始大声嘲讽秩序、规则、传统、习俗、勤奋等。
这些青年破坏者们手里挥舞着自行车链条和破瓶子，在街头打架和争斗，令人惴惴不安。尽管这些暴力群体极为少数，但他们却引起了整个社会对青年人的质疑。当时的报纸上有很多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家对“青年叛乱”发表评论。他们认为这种帮派暴力似乎没有动机、非理性，所以就显得更加严重和难以置信。人们把他们称为“无缘无故的叛逆者”,这些年轻人既不为党派也不为宗教而争，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躁动、如此具有破坏性、如此愤怒？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那些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身上会有这种情绪？
影视业也参与了反抗，《飞车党》《无因的反叛》等片中的主角都是反抗成人世界、拒绝墨守成规的形象。主角们四处流浪、找寻自我。这种生活态度在一些年轻人中引起共鸣，他们主动模仿这种冷漠、挑衅的态度，似乎这样就可以离这种形象更近。有学者分析说：“不同于以前流行的‘异域’超人形象，如人猿泰山、佐罗等，新的流行故事更乐于塑造平日生活里的英雄。”
可奇怪的是，到1974年时，消费主义不仅没被削弱，反而呈现出更强的掌控力。
首先，青年人的反叛并不针对消费主义。
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在人类历史中，最初对欲望的压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是生存和生产的需要。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劳动掌握程度的提高，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了，这种压抑就变得非理性了。人们现在能从异化劳动和牺牲中解放出来，但社会对人类的束缚仍然很牢固，现在它通过种种社会制度维持。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谴责的“过度镇压”的非理性和无用，他认为这会最终导致废除它的反抗。
该书深受反抗者们的追捧，但马尔库塞提出的原本就是一个妥协方案：消费主义已足够强大了，应给年轻人让出点空间，以使他们不被沉重的生活压力所压倒。
反抗者们从没想过推翻消费主义，只要能活得轻松一点，他们根本不在乎谁是主流。
披头士乐队是反抗一代的偶像，但没有唱片工业，披头士无法成功。反抗一代的抗争，只是推动商家发行更多风格的唱片而已。
其次，依靠消费主义的帮助，他们才有了反抗的资源。
比如“掘土派”（与17世纪英国的农民反抗群体同名），成员都来自美国最富裕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强调FREE（自由和免费），因为他们的家境不错，父辈有体面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使他们可以尝试自己向往的生活，“他们掘的并不是真正的土地，而是城市人挥霍和浪费的剩余物”。他们反对储蓄，嘲讽工作，可他们的父辈不储蓄不工作，他们就无法继续反抗。
其三，反抗者本身都是消费主义下的蛋，
反抗者们的自我认同也建立在消费主义之上，不同的反抗群体有独特的着装方式和发型，他们都喜欢牛仔裤、皮夹克、录音机等。正如一名反抗者所说：“当我戴着一顶我喜欢的帽子出门时，这不仅表达了我的心情，也展示着我的风格。人们就这样彼此欣赏着各自的风格，并互相回应。”
反抗者们试图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结果却是另一种消费方式。从结果看，他们反而成了消费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最大贡献，在于丰富了消费主义的风格样式，除了各种酷装、装饰品外，如今广告都很照顾这一代人的感受，强调幽默、低调、平民化，不再像当年那样，居高临下，试图教育消费者。
▌甩掉心中的“消费人”，要从醒觉开始
消费主义批评是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批评之一，在诸多社会议题中都有显现。追欧美剧、读当代世界文学、观看后现代艺术等，磕头碰脚，总能遇到它。从深刻性看，本书无法与鲍德里亚等学术大师的著作相提并论，但它融汇各家、内容全面且深入浅出，堪称当代消费主义批评的百科全书。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价值有四：
首先，中国当代消费主义始于上世纪90年代，较西方晚了一百年，相关思想沉淀较少，消费主义的负面效应尚未充分暴露出来。在不少人看来，消费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带着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一旦出现危机，可能进退失据，本书则给出了预警。
其次，消费主义是近代化的产物，此前欧美社会也是安土重迁、家庭本位，人们分散在各乡村中，同样重集体轻个人，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也许只是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在消费主义冲击下，它们未必具有抵抗力，不必将其神话。
其三，在我们的人格底层，已被植入了“消费人”，它会扭曲我们的感受、情感和认知，我们当下坚信的许多“常识”，很可能是可笑的谬误，本书提醒我们，应更深入地反思自己的认识底层，尤其不能自说自话，成为文明的弃儿，犹自得意洋洋。
消费主义是历史的产物，但未必是历史必然的产物，通过梳理它的历史，可知消费主义也是从偶然、风险、多种可能中走出来的，任何一个条件改变，结果都可能不同，决不能从历史决定论的偏见出发，对其听之任之。
人是受造物，所以有义务探究受造的源头，以及它们是否正确。心有伪人，何谈自我？而能主动醒觉的人，就有了甩掉心中的“消费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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