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新汉尊 2022-07-17 14:58 发表于广东
从1947年到1949年,我在江南大学读了两年。这是一所新学校,不太知名。可是真奇怪,恐怕对我这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我有太多东西是从这个学校学的。我不能不感谢这个学校和我的老师!这两年中间,我修过哪些课?必修课,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是钱穆先生教的。钱先生不是一开始就来的,大概晚到个把月吧,因为他从云南回来,有个过程。开始是王庸先生讲。王庸先生既是历史地理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工作过,是一位很好的学者。
西洋通史,当时不叫世界史,这门课是谢兆熊先生讲。谢先生是江西人,中央大学毕业以后,他去英国留学,回来教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不是专聘教授,是兼任教授。老师是郭廷以。郭先生是近代史专家,尤其是太平天国史专家。他是河南人,近视眼,戴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
这是我的主干课。还有商周史。教商周史的先生叫束世澂。束世澂是安徽人,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可是这位先生还给我们讲甲骨文,还懂中医,在南京家里边行医。他长得瘦瘦的,看起来年纪很大,其实也就五十多岁,可非常风雅。另外一门课秦汉史,也是钱穆先生讲。我在江南大学的历史课程,大概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三门课。大一国文,老师是唐至中先生。唐至中先生是唐君毅先生的妹妹。还有一门英文课。江南大学不是教会学校,可是师资力量比较强,非常重视英文。英文有三科,英文分解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课文,教课文的有一个洋人;有一个中国人,叫沈制平。沈制平是无锡辅仁中学的英语教师,西服革履,可是一口无锡话。另外,还有英语语法课,老师是姚志英,他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中学老师。和他搭档的叫张云谷先生,是上海第一位外语教授,就到江南大学来,当外语系主任。他联系了姚志英,他们俩是合作者。姚先生讲语法,用英语讲。第三门是英文作文,老师是沈制平。
这是除了历史主干课以外,中文和外文两样工具。搞文科的话,没有这两样工具,那就不会有什么名堂。
这些课以外,我还选修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概论。唐先生讲哲学概论,讲伦理学(ethics)。我还选了牟宗三先生讲的逻辑学,当时不叫逻辑学,叫理则学。现在大陆出版牟先生的书,还叫理则学。逻辑,logic,为什么翻译成逻辑呢?logic 这个词,不太好翻,孙中山先生译成“理则学”。“逻辑”是谁翻译的?是章士钊先生译的。结果这两个词,现在通用是音译,叫“逻辑学”。逻辑学到底是什么学问?就像读《金刚经》一样,“般若波罗蜜多”,什么意思?不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就完了。这是一个宏观的思维,是哲学。
我还选了冯振先生讲的文字学。这对我很有用。我小学的功夫,就是这时打的基础。中国传统学问,你光学语文不行,没有小学功夫,文字、音韵、训诂功夫不行。我过去讲“两把刀”,“两把刀”都从那时开始。什么“刀”呢?逻辑一把刀,很抽象,很概括,应该有这把刀。另外,小学基本功,这是硬功夫,是一把刀,小学实际上跟外语有相通之处。
中国文学史,冯振先生讲过,朱东润先生也讲过。章太炎在苏州讲学的时候,那里培养出来不少很渊博的学问家。朱先生还讲《文心雕龙》,我也去听。中国文学史我没有学。外国文学史,我自己知道水平太低,也没有学。张云谷先生讲的英语,是英式英语,我也没敢去听。中文系的老师还有李笠先生,他讲文学。李先生的女儿跟我们是同学。他很渊博,也研究历史。因为与他女儿是同学,我们常到他家去。李先生是浙江瑞安人,他自学成才,写过一本《史记订补》,后来日本一位学者还引用过他的书。
此外,我还选了六门课。一门是政治学,老师是钱清廉先生。钱先生好像也是中央大学毕业的,留学英国,昆山人。他讲政治学,其实就是参考一本书,美国学者迦纳(J. W. Garner)的《政治科学与政府》。钱先生讲政治学,其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史。通过这个,我懂得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它为什么是这样。总统制、总理制、议会制,等等。像英国的制度不同于法国,法国又不同于美国,为什么?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读西方历史,这门课是很有用的。
经济学老师是胡立猷先生。胡先生胖胖的,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他讲课有个特点:黑板上写提纲都是英文,讲话基本上是中文,个别的词讲英文。用的课本是什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这里面是个大杂烩,包括心理学派什么都有。这是我在学马克思主义以前学过的经济学。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关于股票、股份公司等,我还能懂一点。
现在看起来,我那时真是很疯狂,选修了那么多课。我不求高分,只求六七十分通过。我还选了微积分课,老师是孙湘。她是一位女老师,教科书也是英文的。这让我感到很苦恼,本来我的数学就不太行,可是也得听。我竟然两个学期都及格,第一学期70多分,第二个学期60多分。如果没学过数学,其实很难理解逻辑。后来我学点数理逻辑,就跟这个有关。
在史地系,我还学了一门地理学概论,老师是王文元先生。王先生是安徽人,是法国巴黎第几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具体哪所学校我忘了。他是史地系主任,钱穆先生是文学院院长。史地系,必须要学地理学,首先是地理学,其次是制图学,学地理不会制图不行。我选择的这两门课,我知道学地理对数学有利。
我为什么敢这样?是孟子的话给我以启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就是“博”与“约”的关系。你就是要先广博,为了将来解决“约”的问题,先把知识面拓宽,再来解决“精”的问题。可是,我心里想,某种程度上说,简直就是一搏,一手杂牌,什么都不是,必须有个重点。这时候,我还谈不上什么长板与短板问题,“板”还没有形成,“桶”还没有。我现在学了这么多,重点不知道在哪里。其实,要是别人,不可能这么做。我在江南大学,主要是把视野拓展了,我觉得这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
年轻时的刘家和
钱宾四师
在江南大学,我永远不能忘记老师对我的教诲。钱先生讲课,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可是在近视眼镜后边,我看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从讲台这边走到讲台那边,一边走一边讲,你听他的课,只要能够入神,就是一种享受。他把历史的过程讲给大家听,听了就忘不了。其实,这个大纲书上基本都有了,他有时候讲点故事。
我听钱先生课,听入神以后,不记笔记。钱先生看到以后,那时候他是大教授了,不像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钱先生刚到北京的时候,是小老师、大学生。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等于是钱先生在大陆最后的一批学生了。你敢不记笔记?钱先生就叫他的助教,一位女老师,姓黄,让她来收我的笔记。
我很尴尬,没有笔记。怎么办?我就赶快把《国史大纲》找来抄,加上他课堂上讲的。我就做起来给他。他一看就知道,上面批了:“笔记要听我所讲的。”他让黄老师来叫我,说要找我谈话。钱先生说:“刘家和,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说:“钱先生,我在听讲,专心听讲。”他说:“你不记笔记,能记得我讲的吗?”我说:“您可以考。”因为还没到考试阶段,没准备,是临时的。他就真考,我还真记得。钱先生接着问我:“你现在记得,将来还能记得吗?”这下我没话了。我说:“我以后记笔记。”
改革开放以后,我曾去台湾,到素书楼去。钱先生的半身塑像在那里,我作为他的学生,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我每鞠一次,我心里说一句话:“钱先生,您讲的话我还记得。”第二次鞠躬时我又说:“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第三次鞠躬时我还说:“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这件事,台湾电视台记者还采访过我一次。我把这故事讲给何兹全先生听,他笑得一塌糊涂,记得,真记得!我中国史的大纲能够拉出来,没有钱先生是不可能的。我从钱先生那儿学到,学历史要先掌握大的,知道一个大的纲领。你必须先通,才能做到专。钱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学者,还是孟子的话,“由博返约”,必须先博。
钱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对中华文化寄予深情。顾颉刚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到北京讲学,是顾颉刚提出来的。他们两位和而不同,他与顾先生不太一样。我非常崇敬顾先生,他很了不起,但是我与他做学问的方法有所不同。钱先生的另外一位学生,也是我的前辈杨向奎先生,在这点上,他既是顾先生的学生,也是钱先生的学生。杨先生跟我讲,他更靠近钱先生。杨先生对我来说是长辈,我们之间做各种交流,我们在这点上差不多。
钱先生研究中国史,讲究考证,但是,我觉得也有疏漏之处。我有时候给钱先生提问题,我就拿《老子》《庄子》问钱先生。钱先生觉得很奇怪,你这个小毛孩,还能问老子、庄子。有一次,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说吧。”他说:“你知道先有老子还是先有庄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先有老子,后有庄子。”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读《老子》知道的。《老子》五千言,没有一处提到庄子啊?庄子呢,《庄子》里边提到老子,有一处。”其实,《庄子》我读得很有限,但是我读过。我说,《庄子》中提老聃,对不对?这差点儿没把钱先生鼻子气歪了。
接着,钱先生问我:“你读过我的《先秦诸子系年》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什么?你连书名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就觉得我又可气,又可笑。他说:“你到图书馆借去,看完了再来见我。”我借来一看,哎哟!他那么一个考证方法,而且辩论得那么多!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借来看了以后,就跟钱先生讲了。他说:“你有什么收获?”我就跟他讲,研究先秦诸子原来还得考证,还得注意清人啊!他说:“你现在才知道这个。我刚开始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跟你们讲,要看两本书,一本是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本是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的名字,有没有看过?没有看,看去。”我看了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知道清代学者做的考证,我就知道了。我跟钱先生讲:“看了。” 他说:“你看怎么样?”我说:“我要搞考证了。搞先秦,还得搞清代,还得搞清儒。”他说:“对了。”
现在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我是在南京旧书摊买的,就是吕思勉先生的《经史解题》。我中学时看先秦诸子,大学一二年级也看,不断在看。这两本书就给我一个印象,原来搞先秦诸子,还要搞清代经学,搞中国古代经学,必须有清代学问做基础。这个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所以,如果没有钱先生,我就没有通达的想法。我也不知道研究先秦史、中国古代史,这个“根”一定是在先秦,汉代学问不可小看。
顺便说一句,我的前辈赵光贤先生,他教中国史,当时我是世界史的讲师还是副教授。赵先生说我太传统,他对我一个批评是:“佞郑。”迷信郑玄,迷信汉儒!其实这是钱先生告诉我的。钱先生指导我一条路,当然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还得靠自己摸索。
刘家和著《古代中国与世界》
唐君毅师
在江南大学,唐君毅先生给我们讲哲学概论。我跟唐先生怎么认识的?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去报考江南大学时,碰到一位同学,叫李赐,当时他在南京图书馆当职员,挣的钱不多,他也要去报考江南大学。他是四川成都人,认得唐先生。我们俩到江南大学报到以后,把行李卸了,往小箕山走,到梅园,想到鼋头渚去玩。走到半路,一辆黄包车过来了。李赐一看,车里是唐先生。唐先生认识李赐,他就给人力车夫付了钱,就和我们一起走到小箕山,租了一条船过去,都是唐先生付钱。到了鼋头渚,唐先生请我们吃中饭,要了一条湖鱼。唐先生不知道我吃素。他说:“刘家和,你怎么不吃?”我说:“唐先生,我吃素。”他说:“太遗憾了!”他也没有细问,赶快又点了素菜,让我吃。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唐先生。唐先生那么有名,对学生那么亲。可是, 我跟他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讲的很多词我根本都没听过,听不懂。我心里害怕,以后怎么跟唐先生学?可是到课堂上,他讲哲学概论,一上来就给你吃个“定心丸”。他说:“哲学有用吗?没有用。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没有用,没有具体的用途。哲学是什么意思?爱智慧,philosophy。学哲学会有很多困难。有人说学哲学就像在黑屋子里捉黑猫似的,你们会困惑的。但是,你们学过以后,对你们思考会有很大改变,甚至人的气质都会改变。” 他还说:“你们真的想学好哲学,我告诉你们一条规律,你们不要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当时我还不知道逻辑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句话对我的震撼极大。
唐先生的哲学概论是怎么讲的?它不是哲学史。它是讲本体论,或者宇宙论、认识论,有唯物论,对唯心论有批判。像康德哲学,从知识论来讲,有可知论、不可知论,然后,就讲人生哲学,还讲伦理学。这样,我就知道了哲学的大体结构。他讲古希腊哲学时,我开始觉得,这跟几何学思想都很相近。唐先生讲康德哲学时,我慢慢也能懂得一点是怎样思维的。再说,先验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我到他家去问,后来就懂了,为什么先验范畴这么重要。讲黑格尔辩证法时,唐先生讲得眉飞色舞。我就是在唐先生的启发下,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终生的兴趣。
唐先生对学生极好,这里我讲一个故事。1948年3月15日,学校组织一次学术讲演,唐先生作为教务长,就坐在前面指挥。那时,江南春雨绵绵,所以讲演安排在公益中学简陋的校舍里。这个礼堂前面是主席台,主席台右边有一个门,从这个门出去以后,很快就可以到院子里。我们学生在礼堂一排排坐着。后面还有一个门,可以从那边走。讲着讲着,忽然一片倒塌的声音,就从后边响起来,顿时就乱了。讲台上的先生们,因为离前面的门比较近,当然很快就出去了。他们出去了,可是学生们一下子拥挤起来了。唐先生不走,他穿着大褂在那里指挥,劝同学们要镇定,有秩序地走,他指挥同学们走。我在人流里,走到讲台底下的时候,我看他满头大汗。这时候,倒塌声停止了。后边来了一个工人,过来帮助唐先生。 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知道唐先生的人格。他的哲学,实际上他是研究西方哲学,可是那时候他做的却是王船山。
从那以后起,我心里想,唐先生对学生真的很好,他的人格和为人值得我们学习。还有唐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也是一样。他们把学生是当作绝对平等的人。他讲唯心主义的时候,当时还很“新潮”,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些幼稚的问题,反驳唯心主义。我们经常去唐先生家吃午饭,提问题。他在工作时,你不能问,只有到吃午饭时候,才可以提问。他妹妹也是我们老师,我们去他家吃饭,都给我做两样素菜,家里有保姆做饭。这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有时你提幼稚的问题,他就笑一笑,绝对尊重你的人格。
我的那位同学李赐,他是九十五岁去世的,去世已经五年了。当时,他因为经济困难,唐先生资助他上学。唐先生的字写得很潦草,很难辨认,我绝对认不得,唐先生只管思考了。李赐在他讲课的时候,就帮他抄稿子。唐先生已经资助他生活费了,请他抄稿子,别人可能以为这是义务的,可是唐先生照样付抄稿费给他。有一次,我和李赐在唐先生家吃饭,我问唐先生,我当时真的比较幼稚,我当着李赐的面说:“唐先生,您待李赐不薄,您还给他抄稿费,还说谢谢他,是不是过了?”唐先生说:“刘家和,你以为我是资本家,在雇佣李赐吗?他是作为我的学生、朋友帮忙的,我当然要谢他了!”
唐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教育太大了!我这一生,对唐先生的那种临危不惧、视学生的生命重于自己生命,资助了还给报酬、说谢谢这样的为人,永远是值得我学习的。君毅先生在我心里就是道德榜样,到现在不能够变!我这一辈子,我对自己的学生,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对不起我的老师!君毅先生把我带进终身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对哲学史的兴趣,因为它是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反过来,以后我看哲学史,研究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与唐先生讲的哲学有关。这是唐先生始料不及的。他不会想到,我会对马克思主义着迷得很!
唐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梁漱溟先生的弟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唐先生家吃饭,听到一个故事:梁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演,那时听讲演是要买门票的,大概几块大洋。唐先生听了两次以后,就没去。梁先生把唐先生找去,对唐先生说:“我的讲演,你怎么不来听了,是不是没钱了?我给你钱,利息外表。为什么?不能破规矩。但是,你没有钱,我作为老师,我可以帮你。”结果,唐先生给梁先生磕了两个头,说:“先生,我不是没有钱,我是不想听了。”唐至中先生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她说:“哥哥,是不是当时真是这样?”我和李赐听着,在他家吃饭。唐先生直笑,说:“是啊!”
我忽然明白,原来真正的老师,应该说像梁先生这样还是学术大家,作为一个老师,你得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人格,应该允许人家跟你不同。这不是尊重你们的人权吗,不是尊重你们的人格吗?韩愈的《师说》讲得好极了:“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师生之间应当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唐先生不仅使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牟宗三师
唐君毅先生不是讲,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逻辑在哪里?不知道。那么,牟宗三先生就讲逻辑。
牟先生是唐先生的好朋友。刚听牟先生讲课时,也感觉很难懂。他是山东栖霞人,有山东口音,唐先生有四川口音。我都能听懂。牟先生讲逻辑学,他叫理则学,就是根据孙中山翻译的。为什么叫理则学?牟先生说,抽象以外还有现象。我的记性还可以,我记得牟先生讲的东西,居然牟先生的讲义出版以后,还有他的讲义中没有的东西。他说抽象以外还有现象,讲义里没有,可是我亲耳听过,他在别的文章里有。牟先生告诉大家,逻辑笨人学得快,自以为聪明的人学不进去。这也是辩证法。
牟先生讲逻辑学时,当时逻辑学已经修订过,西方逻辑学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从数理逻辑讲起,不讲古典逻辑。牟先生说,我讲逻辑,要从古典逻辑讲起。为什么?数理逻辑对自然科学用处极大,可是对人文科学来说,古典逻辑非常重要。所以,他从逻辑概念讲起,概念要从定义讲起。什么是定义,什么是分类,然后怎么判断概念的类,判断也有各种形式。当然他前面还讲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这个听起来很抽象,可是我知道学数学的方法,就是不要苟且,每句话都要很好听,头脑中不要想别的,不懂立刻就要问。这样前边听清楚了,后面就跟学数学一样,进行推理,这就是逻辑学。牟先生讲逻辑学,也引起我终身的兴趣。以后我觉得,什么东西如果不能用逻辑来思考,我就感觉不够。我才知道,逻辑对于西方哲学和数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对逻辑的兴趣也源于对几何学的兴趣。我一下子摸到了逻辑学跟几何学的方法,如果说那是“一把刀”,你要研究小学、经学这些,必须要有小学作基础,要有这把“刀”,真正要能形成思维的习惯,必须有哲学的思考,你必须要有逻辑的能力。
我跟牟先生不像唐先生这么亲。牟先生可能给人感觉不是太随和,我跟钱先生往来很多,相当多了。我去问他问题,他有时候问我,他觉得我这个学生还是不错的。
唐先生和牟先生都是新儒家,我不是新儒家。他们都很爱中国文化,跟钱先生一样。可是,他们要把儒家现代化,牟先生在这方面做了更多努力,唐先生也是,我不是。对于他们的学术观点,我曾表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像对唐先生,我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我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教诲。
(本文选自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