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持续的难民潮，欧洲─德国首当其冲。说当此之时默克尔内外交困不为夸张，尽管掌舵德国甚至欧洲还是非她莫属。
值寒冬未尽之时，德国贫困率报告出炉，二○一四年德国贫困人口比率达百分之十五点四。媒体同时报道了德国财富分布状况，根据联邦统计局，二○一二年百分之十的富有阶层拥有净社会财富百分之五十一点九以上，另一端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只占有百分之一点四社会财富。贫富差距可以理解，但如此之大不能不令人震惊，以致不能继续无视。
对社会贫困的回应──《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历时十五年，二○一三年法国学者皮凯提（Thomas Piketty）出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批评当代西方经济，以“资本论”为题就联系上马克思，一时洛阳纸贵。
皮凯提的论题大致是：资本报酬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则资本在国民所得中比率增长而形成财富集中、资本垄断和工资收入比例降低。据赛斯（Emmanuel Saez）──他的合作者，美国的资本报酬率为百分之四至五，而经济成长率百分之一点五，二○一二年百分之一美国首富阶层收入占全美人口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为一九二八年以来之最，百分之十富有阶层收入占全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贫富差距巨大。皮凯提提议，例如课收资本税以抑制资本膨胀与集中，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堵截金融资本的逃税漏税。
书一问世便引起轩然大波，经济学界赞成与反对者兼有。支持皮凯提的一方首推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他指出，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令经济成长的果实实际上主要落入极少数金融业和跨国企业高管阶层，广大中产阶级所得没有增长；皮凯提的特别贡献在于，他的发现反驳了保守派诸如“富人的钜额财富是挣赚来的、是应得的”的错误论断。另一位支持者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称皮凯提“富者越富的动力学”（rich-get-richer dynamic）填补了经济学的一个空白，并且认为所谓“全球化导致工资竞争、技术进步导致劳力市场两极分化”的说法不足以解释收入以及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对于未来发展趋势，他期待经济增长放缓或许会大幅降低资本回报率。
持反对意见的，有哈佛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小布殊政府的经济顾问曼昆（Nicholas Gregory“Greg”Mankiw）。他批评皮凯提的收入计量一方面没有扣除高收入者的纳税支出，另一方面没有计入低薪者净收入中社会福利所得──如住房和食品补贴以及免费医疗等。计入再分配所得后，曼昆的结论是另一样：七十年代以降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底层家庭实际纯收入上升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十的中产阶级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另一位反对者前任哈佛校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官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与曼昆类似，他批评皮凯提混淆了资本的毛回报和净回报，而仅后者与资本积累有关。至于国民所得中资本比率的增长，萨默斯归之于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尽管前提和结论上的分歧，萨默斯也支持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和反垄断法的公共政策，甚至主张降低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鼓励利润分享机制。他毕竟做过政府财政部长。
经济学界的反应，无论左倾还是保守、赞同还是反对，都具体、求实而理性。政治反应则不是把皮凯提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就是用差距有益于发展的遁词简单消解社会贫困的现实。
然而所有这些评论，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无论什么立场，都无法回避、否认社会贫困与富有的尖锐对比。
现代贫困一瞥──德国快照
根据欧盟的标准，个人每月供开销的收入在中等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下为贫困。没有感觉的统计数字继续说，二○一四年德国贫困人口比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二五○万德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德国的贫困标准线为九百七十九欧元，贫困人口的福利是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二○一六年增长到八百一十九欧元。其中四○四欧元支付成年个人──低养老金领取者、失业者或单身父母──作日常生活消费：从水电吃穿到教育娱乐，家庭成员酌减，例如伴侣为三百六十四欧元，六至十四岁以及十四至十八岁的未成年子女分别为二百七十及三百零六欧元。房租标准三百四十五欧元与取暖标准七十欧元由社会局根据实际消费直接支付。居住标准成年个人以五十平米、家庭成员每人十五平米为限。
实际上，在支付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一户之主每月四百零四欧元或是子女三百欧元上下的收入基本上已无所余。当然，救济的目的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无冻饿之虞却无逃边缘化的境遇，这是现代化社会贫困。据统计，德国一千三百万青少年中五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下，被严重隔离于发展和上升的社会流动之外。课堂之外的教育费用昂贵，一个学校组织的郊游露营也动辄上百欧元。教会和慈善机构组织农庄周末活动，一圆单亲学童度假的梦。学校老师常年面对一个无奈的现实：学生的发展成长基本上看家庭的生活状况和家长的教育背景。
德国退休老人中有六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下，占了贫困人口几乎三分之一。政府有最低退休金八百五十欧元，可门槛极高──必须在保四十五年并缴保三十五年，导致养老金微薄的常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各种意外而至工作年限不够。另一补救之途是申请社会救济，但多数老人耻于此路，不愿因申请审查而被迫成为子女的负担。不少贫困的退休老人，实际上是生活在八百一十九欧元的社会救济线之下。根据德国联邦议会关于养老金保险的报告（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二○一三年平均养老金男子为八百五十四点一四欧元，女子七百四十六点一六欧元，之前工资收入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
退休老人和单亲家庭之外，贫困线下另一板块为失业人口。经过施罗德政府改革，二十年前德国失业金上限削减到两年，失业金为先前毛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失业逾两年，直接进入社会救济，如果符合条件的话──经查无其他收入存款等。如此社会福利绝非所谓欧洲福利国的阳光海滩，其间失业者要定期到劳动局报到并提交每月至少作四个求职申请的证明，领取社会救济的常年失业者则要随时接受劳动局介绍的工作。
还有失业者游离于社会救济之外，或是因为经济上还没有山穷水尽，或是屈辱感令其在社会救济金前却步。据联邦劳动部报告，实际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不及合格者的一半。另一方面又有就业者求助于社会救济，因为收入低到社会救济标准之下，这部分占社会救济领取者的百分之二十！此外，贫困人口统计是根据就业和社会保险资料，那些没有工作没有保险的穷人，既不在统计之内，也不在救济之内。
社会贫困与经济繁荣并存，德国已经两年保持财政无赤字。
贫困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只占有百分之一的社会财富，不仅令人惊异而且令人难解。至少有两方面的数据，或可直观地解开这个谜。
首先是高管与低薪阶层收入的天壤之别。年前下台的前大众汽车公司总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年薪一千四百五十万欧元，相当于一百七十名月薪六千五百欧元的基层经理或二百九十九名月薪三千七百三十一欧元的资深机械技工的年薪。建筑工人税前月薪二千三百三十九欧元，收银员一千五百一十一点零八欧元，而资深高管平均月薪在十万欧元上下。此处，国家完全放任经济的自由。
税收从另一方面展现了差距：年收入在一万三千四百七十至五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欧元之间的家庭，税率自百分之二十四递进至百分之四十二；收入增至二十五万零七百三十欧元，税率维持在百分之四十二不变；收入超过二十五万零七百三十欧元，税率止于百分之四十五。即税收优惠富有，越富有越优惠。德国国家税收百分之十一点二来自百分之零点一年收入高于五十万欧元的阶层，百分之六十五点八取自年收入二万五千至十二万五千欧元的中间阶层。后者占纳税人的一半──自由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家等。
社会保险是国家可能干预的，而税收则是政府的权限，但是这一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去获得议会和政府内外的游说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与社会贫困以及财富分布两极化的现象平行，它们背后结构性的弊病一样现实而沉重。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