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从大陆传来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消息：全国十余个城市的学生游行遭到严厉的压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位敢言的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深孚众望的总书记胡耀邦“引咎辞职”，一场来势汹汹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平地而起……。消息传来，海外学子无不感到忧虑舆愤慨。在短短几天之内，他们起草了一封致党和政府的公开信，征得了近两千名学生的签名，其中有四百多人用真名。这在我国留学生历史上无疑是一件壮举。海外中西文报刊纷纷予以登载或报导。尽管大陆庞大的新闻传播媒介对此事一直闭口不提，但有关公开信的种种情况在大陆却是不陉而走、广为流传。虽然人们难知其详，但这件事的存在本身未被封杀也足以使人鼓舞欣慰。近来大陆的倒退趋势明显受阻，其中，公开信的作用不容抹杀。不仅如此，公开信的意义还在于它以毋庸争辩的方式，表明了这一代留学生的思想倾向、爱国热情、组织能力和政治力量。这就使人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事变怀抱更多的希望。
在公开信之后，我们听到了一些批评指责。对此，我以为有必要略加澄清。
一种批评是：你们留学生对国内情况、尤其是对高层领导内部的情况并不了解。
这种指责出于政府之口，委实令人惊讶。且不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了解情况（我当然不承认这一点），问题在于，一个民主的政府怎么能指责它的公民不了解情况？及时地、如实地向公民提供各种情况，包括高层领导内部的观点分歧或重大争议，难道不正是政府的责任？如果公民们由于未能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从而影响了他们作出更好的判断，那正是政府严重失职，在这里，政府应该虚心检讨以求得公民谅解，怎么还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不了解情况？看来，在我们一些领导人心目中，根本没有公民应有知情权这一概念；报纸杂志一向被他们认为是传达领导人思想意志的工具，从来不认为它们首先地、基本地应是客观报导各种重大事以及人民用它来批评监督领导人——包括高层领导人的手段。无怪乎人们要求新闻自由了。否认新闻自由，只准人民知道并相信经过领导者挑选安排的所谓事实，或许能使得那些妄自菲薄、以官长为神灵或父母的子民感恩戴德，但无疑是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的侮辱。但愿今后我们再也不要听这种不恰当的指责。而且，今后要是再度发生新闻传播工具未能及时如实向公民提供各种重大情况的事情，政府方面应当自我批评。
另一种批评是，写公开信，动机是好的，形式不好。
奇怪，公开信形式有什么不好？按照批评者的看法，我们应该通过内部的渠道层层上书，不应该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显然，这些人是把封建社会中所允许的投书申诉和现代民主国家全民对政治的参与和对政府的批评监督混为一谈了。其实，公开信形式好就好在它是公开信。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不是说要改革、要开放吗？真正应该批评的倒是大陆的报刊广播何以不发表我们的公开信。出版自由的确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新成立的新闻出版署不准许大陆的报纸刊登我们的公开信，它的宗旨不能不令人生疑。当然，我们的人民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下被剥夺公开发表自己意见（如果这种来自主人的意见不被公仆们所乐意的话）多少都有些习惯了，所以我们甚至不打算去质问大陆的报纸凭什么理由不发表我们的信件。但反过来我们却受到指责，说是不该让它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这就未免太过分了。不错，发表公开信确有向有关方面施加影响力或曰压力的意味，“压力”这个词有些刺耳，但“批评”尤其是“监督”这些词可能更刺耳。习惯了就好了。政府应当，也必须习惯听到公开的不赞成的声音，哪怕这种不赞成的声音连动机都未必好也罢。负责治理一个十亿之众的大国的领导人，如果没有一点怕挨骂的压力，没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畏惧心理，那怎么行？
值得略加肯定的是，对于这次公开信上签了名的同学，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一再申明不予追究、不打击报复（当然，那还需要事实的证明）。不过，这些申明的口气似乎多少带些大人原谅惹下祸事的小孩子的意味。现在强调对学生要进行疏导。“疏导”自然比“抓一小撮”好。但问题在于，假如我们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的话，“疏导”显然就是一件对双方都适用的词。还是说“沟通”、“对话”为宜，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人人都需要学习。因此，话不要说绝，做事留点余地，考虑问题多想几个方面，对不同的意见抱几分宽容，就都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九八七年六月于哈佛
出处: 《北京之春》日期: 2003年9月21日19:35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