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中共当局非法拘押了近六个月之后,宋永毅先生终于重获自由。我们特向宋永毅先生和他的家人致以诚挚的祝贺,同时也向宋永毅先生在高压下绝不屈服的英雄气概表示由衷的敬意。

去年8月7日,宋永毅在北京被秘密拘押。我是较早获知此事的人之一,当时颇有些意外。尽管我们对中共滥抓无辜的恶习早已司空见惯,但还是没料到这事也会发生在宋永毅身上,因为宋永毅的学者身分很单纯,又在美国高校任职,即便按中共自己的标准也很难给别人扣上什么罪名,而且势必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应,中共拘押宋永毅,不但十分蛮横,而且也极其愚蠢。

接下来,各处朋友互通声气,商量援救之道。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尽快告知海外中西媒体,动员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我们知道,有了外部压力,中共未必放人,没有外部压力,中共更不会放人。另一种方案是先采取低姿态,请适当的人士私下与中共交涉疏通。既然中共悄悄地抓了人,那么要它悄悄地放人可能也容易点,一旦事情捅开了,中共又不肯公开认错,反而会将错就错,蛮干到底。

由于我们无法和宋永毅的亲属及时取得联系,无从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只好先采取第二种方案。据了解,不少人,特别是宋永毅所在的宾州迪金逊学院院方,曾和中共当局多次私下交涉疏通,作出很大努力,但可惜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答复。此事终于公诸媒体,虽然新闻已经不太新了,然而引起的反响却仍然十分强烈。相关情况已有报道,兹不赘述。

现在看来,宋永毅的获释应与国际社会施加压力有关。那么,这和北京急于获得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即最惠国待遇)和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多大关系呢?我以为只有一部分关系。据悉,宾州参议员史培克特此前早已拟好提案,要美国政府正式给予宋永毅美国公民身分。这提案其实很合情理,因为宋永毅早已完成加入美国籍的各种手续,原定于去年九月宣誓入籍,只是由于被中共无理拘押才未能履行仪式。此提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知道它不放人是不行的了,既然横竖要放,何不作个顺水人情,算成个交易。这次,中共没有象上次吴宏达事件那样下令“驱逐出境”,而是不加任何说明就干脆放人。这种做法既可减轻美国方面的反感,又能掩饰自己的无奈。

早就有人指出:“你离党越远,党对你越亲。”昔日蒙古人入主中原,把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这是主子,第二等是色目人——这是朋友,第三等和第四等分别是北方的汉人与南方的汉人——这两种人都是人下人,但北方汉人“归顺”较早,南方汉人“归顺”更晚,故而又再作区分。如今的中共,对中国人显然也分成四个等级,但那逻辑却是倒过来的。第一欺负而非第一优待的是大陆人,是最早“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下”的中国人,第二欺负的是新近回归的港澳同胞,第三欺负的是台湾同胞(党一再重申,对台湾的政策还可以更宽一些嘛),第四欺负、也就是第一优待的是在外国定居的、特别是加入外籍的中国人。这看上去极为荒诞,不过它证明了专制统治的权力和距离成反比的道理。

有人说,美国也有李文和间谍案,不同样是“莫须有”吗?我对李文和案件真相所知有限,暂不便评论。不过我知道,美国也有过冤假错案,民主国家也都有过冤假错案。人性的弱点普遍存在,东西方概莫例外,此不足为奇。但是,法治和暴政的区别不容抹杀。正象我在《哲思手扎》里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都有错抓无辜的现象,区别法治社会和暴政社会的标志是,当一个人被莫名其妙地抓走后,他的亲属朋友和邻居同事,马上产生的情感是愤怒还是恐惧,首先要做的事是公开呼吁抗议还是私下说情疏通。

假如有一天,中国又发生了某个人被莫名其妙地抓走拘押之事,国内的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公开报道,当事人可以在报纸上电视上公开申辩,有怀疑或持异议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公开批评公开质疑公开抗议,那就意味着,中国有了希望,中国人开始活得象个人。□

《北京之春》2000年3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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