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中共当局非法拘押了近六个月之后，宋永毅先生终于重获自由。我们特向宋永毅先生和他的家人致以诚挚的祝贺，同时也向宋永毅先生在高压下绝不屈服的英雄气概表示由衷的敬意。
去年8月7日，宋永毅在北京被秘密拘押。我是较早获知此事的人之一，当时颇有些意外。尽管我们对中共滥抓无辜的恶习早已司空见惯，但还是没料到这事也会发生在宋永毅身上，因为宋永毅的学者身分很单纯，又在美国高校任职，即便按中共自己的标准也很难给别人扣上什么罪名，而且势必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应，中共拘押宋永毅，不但十分蛮横，而且也极其愚蠢。
接下来，各处朋友互通声气，商量援救之道。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尽快告知海外中西媒体，动员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我们知道，有了外部压力，中共未必放人，没有外部压力，中共更不会放人。另一种方案是先采取低姿态，请适当的人士私下与中共交涉疏通。既然中共悄悄地抓了人，那么要它悄悄地放人可能也容易点，一旦事情捅开了，中共又不肯公开认错，反而会将错就错，蛮干到底。
由于我们无法和宋永毅的亲属及时取得联系，无从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只好先采取第二种方案。据了解，不少人，特别是宋永毅所在的宾州迪金逊学院院方，曾和中共当局多次私下交涉疏通，作出很大努力，但可惜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答复。此事终于公诸媒体，虽然新闻已经不太新了，然而引起的反响却仍然十分强烈。相关情况已有报道，兹不赘述。
现在看来，宋永毅的获释应与国际社会施加压力有关。那么，这和北京急于获得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即最惠国待遇）和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多大关系呢？我以为只有一部分关系。据悉，宾州参议员史培克特此前早已拟好提案，要美国政府正式给予宋永毅美国公民身分。这提案其实很合情理，因为宋永毅早已完成加入美国籍的各种手续，原定于去年九月宣誓入籍，只是由于被中共无理拘押才未能履行仪式。此提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知道它不放人是不行的了，既然横竖要放，何不作个顺水人情，算成个交易。这次，中共没有象上次吴宏达事件那样下令“驱逐出境”，而是不加任何说明就干脆放人。这种做法既可减轻美国方面的反感，又能掩饰自己的无奈。
早就有人指出：“你离党越远，党对你越亲。”昔日蒙古人入主中原，把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这是主子，第二等是色目人——这是朋友，第三等和第四等分别是北方的汉人与南方的汉人——这两种人都是人下人，但北方汉人“归顺”较早，南方汉人“归顺”更晚，故而又再作区分。如今的中共，对中国人显然也分成四个等级，但那逻辑却是倒过来的。第一欺负而非第一优待的是大陆人，是最早“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下”的中国人，第二欺负的是新近回归的港澳同胞，第三欺负的是台湾同胞（党一再重申，对台湾的政策还可以更宽一些嘛），第四欺负、也就是第一优待的是在外国定居的、特别是加入外籍的中国人。这看上去极为荒诞，不过它证明了专制统治的权力和距离成反比的道理。
有人说，美国也有李文和间谍案，不同样是“莫须有”吗？我对李文和案件真相所知有限，暂不便评论。不过我知道，美国也有过冤假错案，民主国家也都有过冤假错案。人性的弱点普遍存在，东西方概莫例外，此不足为奇。但是，法治和暴政的区别不容抹杀。正象我在《哲思手扎》里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都有错抓无辜的现象，区别法治社会和暴政社会的标志是，当一个人被莫名其妙地抓走后，他的亲属朋友和邻居同事，马上产生的情感是愤怒还是恐惧，首先要做的事是公开呼吁抗议还是私下说情疏通。
假如有一天，中国又发生了某个人被莫名其妙地抓走拘押之事，国内的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公开报道，当事人可以在报纸上电视上公开申辩，有怀疑或持异议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公开批评公开质疑公开抗议，那就意味着，中国有了希望，中国人开始活得象个人。□
《北京之春》2000年3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