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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网络图片)

100年前的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军阀割据、地方自治所导致的中央政府之相对弱势,不能够实现全国一盘棋、思想大统一的中国社会,短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言论最自由、思想最解放、社会最开放、教育最多元的黄金时代。

1.高一涵驳斥大总统

1918年11月24日,新当选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其中充斥着中国传统孔学儒教奉天承运、神道设教、替天行道、政教合一之类的“天地君亲师”的神道观念。当时的北京大学编译员、《新青年》撰稿人高一涵,在1918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5卷6号公开发表《非君师主义》一文,依据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理驳斥大总统徐世昌道:

我以为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所以发生的原因有二:①是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②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亦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

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道德必须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我们的。此外尚有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动,具有人格的大人;万不要看作奴隶,看作俘虏,看作赤子,看作没有人格的小人。共和国的总统是公仆,不是“民之父母”;共和国的人民,是要当作主人待遇,不能当作“儿子”待遇,不能当作“奴虏”待遇的。

限于《新青年》杂志来说,“思想革命”的概念最早见于陶履恭(孟和)用文言文写作的《女子问题:新社会问题之一》,该文刊登于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号。高一涵的《非君师主义》一文算是第二次采用这一概念。在高一涵看来,以大总统徐世昌为首的国家政权,是不可以“攒入精神界”横加干涉的,否则就会导致极权专制:“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冶者自定。于是专制之弊端见矣。”

应该说,陈独秀、吴虞、易白沙、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高一涵、鲁迅、周作人等人集中火力反对孔学儒教的“伦理道德革命”或“思想革命”,说到底只是在清理中国传统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存量资源,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在《新青年》同人团队中间,一上手就注重于为中国社会移植输入外来资源以充实扩张其精神财富的,是提倡以白话文为话语工具和话语载体来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之价值观念的胡适。借用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的话说,当年的“新思潮”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总体目标,是与人类文明社会全方位接轨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00年过去,不仅胡适为新文化运动设定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总体目标,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就连正大光明地驳斥习氏“大总统”的学者和刊物,也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远在美国的民运人士里面,敢于依照“王在法下”的宪政原则锲而不舍地追踪监督现任“大总统”的中国学者,也罕见其人。

2.北大教授高一涵的嫖娼娶妓

前文谈到北京大学编译员高一涵在1918年12月的《新青年》5卷6号公开发表《非君师主义》一文,依据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理驳斥大总统徐世昌像专制皇帝一样既要作之君、又要作之师。到了1920年8月11日,已经晋升为北大教授的高一涵,在写给胡适的书信中再一次辱骂徐世昌说:

从上海寄来的信收到了,本天又看见《民国日报》,知道你和仲甫还邀许多人讨论争自由的问题,很好。度日如年的慰慈,只急得天天打电话;归心似箭的洛声,从南京过都不得手进城,带给你的书到芜湖才寄给你。看他俩这种情形,倒觉得还是没有家眷的自在!

奉直暗地里已在预备○○了!老徐一只手抓住“胡子”,一只手抓住“三哥”,一双秋波又远远的向着西南送情!真真是个“龟”首!大学内部趁你不在这里,又在兴风作波,调集一般“护饭军”开什么会议了!结果怎样还不知道。

“老徐”即大总统徐世昌,“胡子”即奉系军阀张作霖,“三哥”即直系军阀曹琨。“护饭军”指的是北京大学内部以马叙伦、沈士远为首的一部分教职员,他们把索要欠薪、维护“饭碗”当成了自己的第一要务。

与胡适一家长期同居的高一涵,直到1921年9月20日才从钟鼓寺胡同14号迁入同一胡同的7号院。胡适为此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涵与我同居四年,今天他移至同巷七号居住。日间不能去看他,晚间与冬秀同去看他。”

1923年5月30日,正在南方养病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旦写信与冬秀,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一涵住在我家的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另作一信与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

高一涵收到胡适来信后,在6月3日的回信中深刻检讨了自己长期沉溺于赌博嫖娼的放荡生活:

来信使我感激到十二分!我生平已经过三个垂危的时期:(一)辛亥后在安庆教育厅就事,再无读书的志向;后来刘希平迫我到日本去,所以又走进求学的大门。(二)我在日本拟学习日文,把英文完全抛弃;后来遇着章行严一谈,使我闭门读了半年英文,至今才能勉强的看英文书。(三)到北京后治政治学很有趣味,所以又稍稍的读点政治书;这几年又因为放荡的结果,差不多又把以前的读书兴趣不知不觉的隔开了。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

我这几年得无家庭的好处背后得到许多无家庭的坏处——打牌和逛胡同。又从你的生活里头,看出读书的兴趣,可是又感得求学的难处。我因为我的天分不及你,我的求学的基础不及你,我的身体不及你,所以前几年【虽】然敢编《欧洲政治思想史》,近来简直又不敢执笔了。因困难而气馁,因气馁而放荡;我也知道这是宣布自己的死刑!

所谓“逛胡同”,就是到北京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去嫖娼狎妓,这是高一涵、陈独秀等人的共同爱好。到了1924年5月26日,因为公开散发狎妓艳诗《赠娇寓》而被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大肆围攻的北大教授、《新青年》旧同人吴虞,在日记中借鉴效仿的偏偏是高一涵嫖娼狎妓的负面经验:“张履成言,高一涵有一姑娘,常叫至家中,绝不到班中去,此一法也。娇玉不必遂讨回,而可常叫至家中也。如此则少烦恼免攻击,而于经济亦宽裕矣。”

由此可以看出,以启蒙先驱自居的《新青年》同人陈独秀、高一涵、吴虞等人,连自己的私人道德都不可能做到自由自治、自我健全,他们所提出的以“改造青年之道德”为首要任务的“伦理道德革命”和“思想革命”,无论如何都是不靠谱的。

就是这个高一涵,到了1949年之后,不仅编造了陈独秀与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组党”的历史谎言,还抹黑陷害了曾经对他“起死回生”的大恩人胡适。历史人物的人性幽暗,由此可知。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