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有组织有预谋地打破权力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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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方以有组织有预谋、接受境外资金资助和联系境外媒体报道污名要求信息公开的学生。时评人长平认为,这些话语是反人类、反文明的权力魔咒。

学生

将有组织有预谋污名化、犯罪化,那是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人们需要为有组织有预谋这样的本能和社会性辩解,这是极其荒谬的现象。

(德国之声中文网)抬起头来,看见蓝天之下,成群的大雁排成人字,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南飞,我们不会说它们正在犯罪;低下头去,看见泥土堆里,千百只蚂蚁协同配合,有组织有预谋地搬食物,我们也不会说它们正在犯罪。大雁和蚂蚁,也不必辩称它们是个体性的自发行动,只是碰巧凑到了一块儿,看起来像集体行动而已。

人和大雁、蚂蚁一样,是群居动物,也叫社会性动物,而且人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据此发展出我们为之自豪的人类文明。有组织有预谋地从事社会活动,既是人的动物本能,也是文明教化的要旨。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中国,那里的民众却对”有组织有预谋”避之惟恐不及。很多人一起遭受了冤屈,自然而然地集体上访,却要佯装是分别行动,碰巧途中相遇;甚至青年学生学者组织起来定期读书,也会被警方以”有组织有预谋”为罪名抓捕;最新的例子是,北京大学十个学生,一起去向校方依法申请信息公开,被校方指控统一着装、均戴口罩,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而学生们竟然需要辩解称是个体自发行为。

有人可能会说,”有组织有预谋”之所以成为罪名,是因为组织者没有事先进行社团登记,活动前没有向警方申请。这是对社团登记的误解或者滥用。登记和申请制度是人的社会性高度发达的成果之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体行动。只有当人们组织起来,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比如需要组织名义的银行账号,需要警方维持秩序,或者更方便地和他人协商,借用公共空间,请求暂时让渡其安静,才需要登记和申请。组织一个读书会,邀约几场饭局,相互帮扶进京上访,在宿舍商量后统一着装去向校方表达意见,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并不需要登记和申请。

有组织有预谋地犯罪,比如贩毒分子和恐怖主义,会加大罪恶的危害。但它错在犯罪,而不是有组织有预谋本身。

更不用说,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最大最活跃的政党组织并没有登记注册,另一方面上访者、读书人和申请官方信息公开的学生,根本不可能获得登记和许可。

无论怎样限制和打压,人都要有组织有预谋地生活,而且随时随地,难以弃舍。将有组织有预谋污名化、犯罪化,那是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人们需要为有组织有预谋这样的本能和社会性辩解,这是极其荒谬的现象。

专制体制就是性侵体制

中国高校屡屡曝出教师利用职权性侵学生的丑闻。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长江学者”沈阳被指控,二十年前性骚扰导致其学生高岩自杀。当年校方进行了调查并给予沈阳处分,舆论认为校方包庇沈阳,处理不公,为此,岳昕、张震林等北大学生要求校方依法公开当年的相关信息。

校方以当年会议未留记录、别的文件因工作失误找不到了等理由拒绝公开信息,明显敷衍塞责,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打压学生,多次约谈至深夜,而且还在半夜一两点召来家长,闯入学生宿舍要求删除网络文章和手机信息,甚至以”影响顺利毕业”进行要挟。岳昕的母亲在高压之下,”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她不得不随母亲回到家中。但她仍然勇敢地发表了公开信,向校方提出公开承诺不施压家长、不影响其顺利毕业等要求,并声明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岳昕的反抗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巨大反响,官方紧锣密鼓地贴身删帖,但是她的公开信、过去的文章和访谈,以及网民支持和讨论的声音,仍然以各种形式顽强登场。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三角地”甚至出现了”声援勇士岳昕”的海报,在”六四”之后官方严防死守、力图摧毁”三角地”的情势之下,这是极其罕见的勇敢抗议。

在西方”Me Too”运动激励之下,中国学生反对性侵,合理合法,北大官方何以阻挠?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专制体制就是性侵体制,大小官员一旦被”反腐”,指控中几乎都有利用职权性侵或强奸这一项。他们未曾落马之时,跟现在正执权柄的官员有什么不同?护沈阳之短,就是为自己遮丑,并让这种性侵体制长治久安。

这就毫不奇怪,官方打压反对性侵的女权主义活动和大学生行动进行的用心,远远多于防范性侵本身。但是,他们毕竟不能公然以护短遮丑维护性侵体制作为理由。于是,像巫术咒语一般笼罩着中国社会的”有组织有预谋”等话语大棒就被随手拾起。

坦坦荡荡地接受境外资金,联系境外媒体

同样被反人类、反文明地污名化、犯罪化和魔咒化的另外两个话语,也同时用来指控这些要求信息公开的学生:获得境外资金资助和联系境外媒体采访。

异议人士、人权律师和女权活动家都不得不为这些”罪名”辩解。再次,中国那个未经登记注册的最大政党,也就是权力无处不在的执政党,从其诞生、壮大到夺权的暴力革命过程中,无时无刻没有接受境外资金资助。甚至在建政之后,枪毙、斗死、饿死、关死几千万人,把国家搞到民不聊生,不得不”改革开放”,再一次靠巨额境外资金支持维持了统治,发展了经济,甚至”大国崛起”。

长平

时事评论作家长平

尽管境外资金资助过这样的权力怪兽,但是,相对于被这只怪兽控制的大多国内资金来说,境外基金会仍然具有更加合理的申请、批准和监管机制,也有更加人性、公正和远见的项目诉求。直到今天,境外NGO投入到中国的钱,大多数进了政府的腰包,但是其余部分仍然为中国的扶贫、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中国大学生以申请到国内奖学金感到荣幸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更应该坦坦荡荡地为获得境外资金的资助而自豪。

至于境外媒体,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能准确报道和深入分析,但是比起公然姓党的中国媒体,其更多元化和更公正性无需辩论。在人权、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等特定议题上,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要比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正当得多,也正直得多。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日期 25.0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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