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邬书林名留青史了——以一种很不光彩的方式。照理说，像他那样级别的中共官员是上不了史书的；可是这一次让他给碰上了。
1月1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通风会”，副署长邬书林宣布8本书被禁。这本是例行公事，司空见惯。在往常，被禁书的作者们也就忍气吞声了。没想到这次章诒和带头发出严正抗议，海内外应者云集，遂演变成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桩事件。
说来也很可笑，这次禁书令是邬书林在有关部门的内部会议上宣布的，当他对出版社说不准出章诒和的书时，甚至没有说出章诒和的名字。事后，新闻署还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否认有过禁书令。这也是多年的规矩了。中共的官员们吸取了当年做见不得人的事而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教训，堂堂执政党，如今做起事来竟然象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躲躲闪闪。正像小说《如焉》的作者胡发云所说，他们“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无知无畏大批判式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都没有了”。正像刘晓波指出的那样：“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只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
不错，你可以说邬书林们只是奉命行事。这就使人想起河南艾滋病人上访被警察抓，有的警察说的话：“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在谈到邬书林和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这类高级文化官员时说到：“做官做到邬书林、张小影这样的高位，毫无疑问是国家的栋梁了。个个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差不多还都是文革结束后考进大学的文曲星，就算别人不一定了解读书人的念想儿，他们至少是最有机会了解的。可惜屁股决定了所有人的脑袋，他们中间没几个人敢越雷池一步。真不知道，假如马上就退休下台，他们该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我想补充的是，还有他们的儿女和孙儿孙女呢。这些文化杀手们可曾想过，他们的后人会如何评价他们？
不要推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江湖也是由人组成的，不由你也不由他那又由谁呢？莫非这个体制是自动化的，不需要人的操作？是的，体制里头有坏人，但你们自称是好人的人在干什么呢？你们好人为什么甘愿被坏人劫持跟着坏人一道干坏事呢？既然你们好人要跟着坏人一道干坏事，你们又如何能证明你们是好人不是坏人呢？
这次抗议禁书事件出现如此戏剧化的场面，那也和抗议者把光束投射在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有关。我们知道，专制统治干坏事，一向是借助于庞大的严密的组织系统，裹胁众多的人共同参与犯罪。这种做法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由于置身于一个作为整体的镇压机器之中，参与者个人常常会表面上合情合理、实际上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每个个人自身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责任可言的。这就使得一些本来不算坏人的人，可以在良心不受到太大折磨的情况下充当专制者的打手；同时也使得那些坏人感到有恃无恐──在专制政权存在时，他们会受到政权的保护，在专制政权垮台后，他们又能以无名氏的身份躲过惩罚──于是便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正如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到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
几天前，一位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是邬书林打算辞职不干了。如果这条传言是真的，那么我们实在应该向他祝贺：善哉善哉，子曰：“知耻近乎勇。”
堂堂执政党，干起禁书一类勾当来，遮遮掩掩，躲躲闪闪，这是大好事。这说明他们自知理亏，他们知道他们干的事见不得人，他们知道他们干的是坏事。这说明在今日中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对于这一基本人权，当局既难以歪曲，又不敢否定。各家各派的知识分子纵然在其他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大体还都是认同的。因此，我们就更应该努力推动言论自由在中国的早日实现。
《北京之春》2007年3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