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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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倒退二十年,没有谁能够想到,从胶东半岛的高粱地里,会走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像江南style一样,让洋人见识了东方文学的“他者”。他的得奖,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诺奖宣布的那个不眠之夜,有多少国人欢呼,又有多少国人不服: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树?拿莫言与村上相比,如果仅仅以文学的理由,或许见仁见智,然而,争论的焦点,不在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处世。

  村上春树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所说的高墙,指的是体制。莫言固然是体制内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体在高墙之内抑或之外,而是心灵究竟属于高墙还是鸡蛋?有些人,在体制外讨生活,却无所不向往体制,以体制化方式思维;而有些人在体制内生存,却尽其所能地翻越高墙,从内部颠覆这个体制。

  严格说起来,无论在高墙内外,我们都在体制内生存,笼罩着体制的阴影,高墙无所不在,体制内化为日常生活本身。于是,真正的鸡蛋,只是一种抵抗意识而已。这种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关键时刻,更多地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莫言有抵抗吗?当然有。他的小说,字里行间隐藏着极大的颠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农民的生存欲望不断挑战人间的既存秩序。这是“自然”向“名教”的讨伐,欲望对文明的反抗,从《红高粱》一路走来,直至惊心动魄的《蛙》。小说家的莫言是文学的巨人,当世的异端,是一枚充满着倔强泥土气的重磅鸡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犹如他的笔名一般,却是另一重形象。最让人诟病的,是去年薄熙来最炙手可热之际,在腾讯微博发表打油诗,欢呼“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在今年,又与百位中国作家“共襄盛举”,手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那一段。

  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让人感觉彷彿今年诞生了两个人格迥异的诺奖得主。如此分裂的双重人格,究竟从何索解?莫言曾经以经典的莫氏风格作过一幅自画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这是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吗,在这一威权主宰下假话遍地的土地?假如莫言只是个案,人们大可原谅其人性中的怯弱,而不必对他穷追猛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莫言,只是病态的程度不同而已,谁都没有资格向他丢石头。即便是孙子、懦夫、可怜虫,首先有错的不是莫言,而是让他人格分裂的体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学的犯滥成灾,且自以为是,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反思,不仅为了莫言,也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世人皆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东西未必在价值上都是正当的、值得追求的。因为这个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墙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鸡蛋之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学里的研究生,经常关起门来,彼此切磋生存竞争的技艺,他们在价值上痛恨这个体制,比谁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齿,但在处世上比谁都更体制,按照体制的规则生存,成为钱理群所痛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分裂人格,不仅弥漫于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为日常生活中芸芸众生的常态。

  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然而,国家毕竟在进步,体制也比过去松动许多。虽然我们无法在许多公共正义的问题上挺身而出,“有所作为”,但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觉地守护一己之价值底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无论是歌颂重庆还是手录《讲话》,对于文学家莫言来说,都属于起码的“有所不为”,做了颇为无聊,不做也未必招来麻烦。同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就低调地抵制了无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实绝大部份知识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然而,莫言为世俗所驱,识时务、随大流,虽然不算什么作恶,却是一种“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是“平庸的恶”之帮闲。

  在二○○九年法兰克福论坛的主题演讲中,莫言说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在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是否对国王的仪仗行礼,那是个人意愿之选择,但行礼的理由倘若仅仅因为“尊重世俗”,那个被体制严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担忧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说了另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对我们自身灵魂的拷问。一个国家的掘起,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掘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体制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坚守底线”和“点滴抵抗”。

  写于2012年11月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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