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碰到三个锦衣卫，估计是那些外地网友惹骚引过来的。他们的黑色轿车如影随形的跟在后面，像保镖又像跟屁虫。我不觉紧张，反感到新鲜。我发现这些网友均是老江湖，他们心情虽不像我那样，却也若无其事。我之所以觉得新鲜，一则呆在县城从来没这种待遇，二则锦衣卫无缘见识，他们只是出现在我的想象中。
在我想像里，锦衣卫有三种类型，一是明代东西厂的那种，喜欢敲竹杠、用大刑，还善于瓜蔓抄，智商体能全面发展，银子功劳照单全收；二是戴笠军统和汪伪李士群吴四宝的那种，手段子辣，神出鬼没，会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还会玩女人、往人家手指缝里钉竹签，还会试探性的想剥江姐的裤子；三是周先生在上海滩率领的行动组的那种，立场坚定，嫉恶如仇，行动迅猛，杀人利落，还喜欢满门抄斩，哪怕是对付昔日的同志今天的叛徒，比如顾顺章。
过去我曾看过黄河清介绍在锦衣卫的监视下离开大陆的经过，又看过一篇他们跟闯关上海机场的倪育贤先生高水平的访谈，后来凭这些材料，再加上想像，将游戏笔墨《锦衣卫训诫》作了很大修改。网上发表之后，尽管博得网友赞赏，我仍担心锦衣卫看了发笑，给我打电话，说：陆文呵，要深入生活，闭门造车不是艺术家呵。我也担心，假使今后的小说创作需要这类角色，如何描写呢？难道只好借用电视连续剧那些衙役的虚假形象？那次几个网友来访，让我有机会对这些神秘人物有了个大致了解。
我觉得这几个锦衣卫，尽管穿的是便衣，总体形象却不错，年轻有为，彬彬有礼，像文弱书生，估计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有的身上还带了随身听，一看就晓得热爱音乐，且懂得享受人生。饮食不考究，肚皮饿了，随手问露天摊贩买几个饼子，以此果腹。他们说话不多，蛮有分寸。脚步也特别勤快，有段时间，双方混熟了，居然寸步不离贴在我们身边。远程跟踪技术也比较过硬，至少像我这种近视眼的，根本没法发现身后的尾巴。我不知他们会不会飞檐走壁，会不会撬门砸锁，像鼓上蚤时迁那样，窃取文人的写作成果，顺便再安装个窃听器。我常担心他们月黑风高，趁着我熟睡之机，拿了我的长篇小说《给你一粒伟哥》，使我今后一个子儿的版税都捞不到。他们一点不像我所想像的拳头大、脑门小的那类人。那些人碰到问题动辄打耳光扁担绑，直至将自己的气力和权力运用到山穷水尽。他们的政治身份，在我眼里，更多的是以放肆和蛮力来体现的。而这些年轻人仿佛只是执行跟踪任务，既不准备打架，也不打算吵嘴，并且也不想录音，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明显丧失了贺元帅打土豪分田地，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热情。他们经常用手机联络，也不知向领导汇报，还是吩咐同伴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后来，他们偷偷给我拍了照，网友绘声绘色形容了他们那副贼头贼脑的模样，我高兴得笑了。早知道他们这么喜欢我的形象，我可要堂堂正正摆好姿势，让他们一次照个够。
这类拍照，我不当一回事，我认为不过是上命差遣例行公事。给每个受到关注的人建立档案，相片罗列、通讯号码、家庭住址、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思想动态、家庭成份、隐私情况、交际关系，性格特征，以及网上活跃程度，和有无参加何种组织等等，这都是他们从苏俄那儿学来的看家本领。我估计他们十分喜欢帮别人填表格，并不断地补充和更新。否则，干内勤的没事干，东德崩盘后也不会发现内务部藏有堆积如山的档案了。
锦衣卫这次给我的印象，跟网友文章介绍的有很大不同。据网上资料，早期锦衣卫好像没这么彬彬有礼。据黄翔先生文，一个公安局兼国安局的局长，叫樊儒林的，曾对他说：“我们抓你，并不需要你犯罪，而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对待徐伟、喻东岳便是两个显著的案例。
就拿黄琦先生来说，他不仅多次受到反铐、毒打，而且还被抓扯生殖器、强迫长期睡在地上。黄琦所受的苦难，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第1看守所的兰警察、周警察、胡警察三位先生都出了一份力。在我印象中，方觉先生在寒冷的冬天也睡了一个月的水泥地。对待王金波先生，莒南县看守所李太山（音）也喜欢动手动脚。还有一些我不了解的另类人士，比如高寒先生，大概也吃了不少此类的苦头。
纵观多年来锦衣卫表现，我觉得他们仿佛患有间歇性的神经质，或者说碰到问题容易手忙脚乱、反应过度，或者说时常心血来潮、即兴发挥。比如说：过去对待著名文学博士、文坛黑马刘晓波先生、著名诗人廖亦武先生、著名学者江棋生先生；现在对待赵昕先生。他在九寨沟的重伤，究竟是锦衣卫还是黑社会造成的，始终是个谜，至今也没人没组织声明对此事负责。不过锦衣卫瓜田李下的嫌疑是免不了的。还有对待诗人师涛，一件小事，一个电子邮件就将他判了十年徒刑，显得小题大做，有失公允。我认为拘留十天半个月，不解恨的话，再砸碎他的饭碗，足以满足报复欲了；对待高智晟先生同样如此，其实只要把守边境及海关，基本万事大吉，没必要这么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整天使用原始的刀耕火种般的手段，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后来对他的那种试图搞暗杀的做法，哪儿还有执政党的气量？即使没有这个企图，至少锦衣卫以突然开车的形式，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另外，上次对待张林、郑贻春，这次对待许万平、杨天水先生，也显得反应过度。这些尝过牢狱之灾的另类人士，再将他们关进牢房，未免黔驴技穷、欺人太甚。按我们常熟人委婉的说法，就叫“臭戏多锣鼓”。其实让他们呆在牢外，泥鳅也翻不起大浪。
说到这儿，我想起黄金秋先生，在这里我不替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说几句，真的有违自己的良心，老天也会说我偏心。值此新春之际，愿小黄牢里安好！安心坐牢吧，只当插队吧，今后新政府肯定像台湾新政府对待李敖那样，对你作出巨额赔偿的。
当然对以上失误，锦衣卫多少做了些纠错和妥协。比如通过手机谩骂高智晟的方式，解释了那夜的情况，并放弃跟踪，让他回家安心过年；比如关了几十天的郭飞熊终于获释，尽管还有不少尾巴形影不离的跟在他的身后；对赵昕，当地政府后来出面作了赔偿。另外，也允许刘晓波与丁子霖到赵总书记家去了；杜导斌也默许他回老家过年，尽管草草而归。在我眼里，对杜导斌案的处理结果，比较体现锦衣卫的水准，他们给了众多签名者的面子，也给了自己下楼的台阶，另外，还挫了杜导斌先生的锐气。这次让其回家探亲，又将他请回应城，还送礼、请其吃酒洗澡，对他们来说也算人性化的。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为难杜先生，而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向上面交差。
看了大量擒拿案例，我发现锦衣卫做案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体制里的“叛逆者”，尤其是记者下手特别辣手。大概认为他们吃里扒外、吃家饭屙野屎的缘故，因此心底更加痛恨。比如对师涛，还有对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另外，对深圳的刘水也比较过火，以嫖娼罪名劳教，手法极其拙劣，明显是个构陷。刘水先生至今还不确认那个叫吴伟如的是线人，我也不知啥原因。
随着世界民主潮流的兴起，夜郎国的前途未卜，我认为作为个体的锦衣卫，不管喽罗还是官员，都有必要为自己的前程及后路着想了。看看周围环境，形势多么险恶！银行坏帐，已破产N次，储蓄其实已化为乌有；退休社保寅吃卯粮，在吃子孙的积累；股市全流通，等于彻底卖家当；大多数国有集体企业都在逐步沦陷，转移到私人老板手里。各地的政协人代，有钱人都堂而皇之的坐在主席台上，穷人连在外面张头张脑的份都没有；土地，尤其沿海土地，都被当官的大批出租。国有资产早已瓜分得所剩无几。夜郎国的政治改革，改名换姓换旗号，给人感觉近在眼前（关于此问题，请看拙作《改名换旗号之漫话》）。
可以这么认为，早晚发生的、所谓的颜色革命与另类人士无关。因为另类人士，特别是动笔头的文人，根本不想夺取烂狗屎般的政权。事实上，颜色革命是由邓小平先生发动的，他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一步步推向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直至公开欢迎有钱人入党，跟昔日的对头──资本家携手合作，一起举杯，齐心协力的将广大的民工赶往脚手架，将广大的下岗职工赶往棋牌室麻将台，还将年轻的纺织女工和山里妹子赶往夜总会歌舞厅，以及桑拿中心美容厅。
我私下预测，颜色革命可能从宝塔尖开始，中央，军队，还是锦衣卫的指挥官，这吃不准。这是我从苏联、罗马尼亚变革，以及清朝出了袁世凯，而获得的经验。既然阳光底下无新鲜事物，历史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这种形势下，人家享福泡小蜜，自己做洋葱头当穆仁智，给人家看家护院，打压另类人士，甚至动用肉刑，具有极大的清算风险。因为互联网普及，所有的动手动脚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都暴露在灯火明亮的舞台上。一旦纪录在案，给人掌握了姓名和警号，逃到阿根廷也没用，藏在萨达姆地洞里也没用。因为各政治党派最后开圆桌会议，会谈协商的结果，为了安抚人心，必然牺牲锦衣卫，当然是指那些动手动脚的锦衣卫。我们这儿有个现成例子，文革结束，县工人纠察队的头头都成了替罪羊，军管会主任要不是生癌，也逃脱不了清算的命运。
每个锦衣卫都有孩子房产和存款，在家里都是好儿子好父亲。他们的亲人即使希望他们步步高升，但肯定不希望他们做事做绝，更不希望他们用拳头、电棍子、细麻绳、老虎凳、铁笼子来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希望亲人依法办事、光明磊落，并且也希望他们夜晚能回到家中，而不是过年出差，连夜跟着高智晟到陕西去。
江苏／陆文
2006、2、1
陆文说明：
我把锦衣卫当作自己的同胞和兄弟，才说上述这番话的。我担心他们给人利用，最后成为替罪羊。就像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给人利用了，最后一脚踢到乡下当插青。
我资料不足、感觉不深，写得比较仓促，难免有错漏，望网友指出，并希望锦衣卫给予补充和赐教，最后再打个分数，如果60分我就满足了，呵呵。
文章来源：博讯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