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这场运动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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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汤森路透)

(一)

今年是“六四”30周年。

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明显是仿照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这说明抗议者们正是把美国当做榜样。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但适用于西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用超乎世人想像的残暴手段镇压民运,令广大中国民众深感震惊与愤慨,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接下来,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自由民主力量取得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在那时,人们普遍相信,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

然而,30年过去了,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它站住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尤其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超出一般人的预料——多半也超出了中共当局自己的预料。更加出人预料、但其实早就该在预料之中的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它甚至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变得更柔和更宽容。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变得比以前更专制更蛮横,并且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再韬光养晦,变得更高调更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却遭遇到种种麻烦。就在短短的30年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二)

人们往往是戴着观念的眼镜去观察世界。在观察中国问题时,最流行的一付眼镜是所谓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拥有了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必然会要求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就促成了政治改革,促成了民主化。很多人戴着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这副眼镜看中国,当他们发现中国并没有从经济发展走向民主时,他们不以为那是眼镜的问题,而以为是中国的问题;他们不以为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没有普适性,而以为民主没有普适性。

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也不适用于其他的共产国家。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都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壮大的基础之上。尤其是蒙古。1990年春,蒙古宣布取消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那时候的蒙古既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没有多少中产阶级,可是说转型也就转型了,而且转得那么和平,那么顺利。

共产国家民主转型的动力,并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是来自旧体制的彻底失败。极权体制下大规模的、残酷的政治迫害从反面激发了政治的自由化冲动,经济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也从反面激发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强大动力。

(三)

现在,一谈起中国的改革,人们往往首先提到经济改革。不对。中国的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批判个人崇拜,等等。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固然和中共结束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进入国内有关,但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对文革的反弹。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Shklar )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目是《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文章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的恐惧。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物极必反。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宽容的理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令人惊讶地变成了欧洲最早实现宽容思想的自由国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从要竭力扼杀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思想体系中演变而来。恰恰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最早受加尔文思想体系影响的国家最热衷于把自由民主作为立国的理念。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当年西方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这就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共老干部,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深刻恐惧,或多或少地、自发地萌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成分,还有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哪怕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出于对广泛的、彻底的、残酷的、频繁的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信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这种信念的基础。于是,在文革十年的黑暗年代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一个自由化的时代。尽管中共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自由化运动,但是每一次运动都搞得虎头蛇尾。而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争中,自由化力量愈战愈勇,自由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四)

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出自中共当局的顶层设计,而是出自底层民众的自发行动。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12月,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立下生死状,实行包产到户。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在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主张经济改革的中共官员,也都是主张政治改革的。(汤森路透)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宗旨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目的就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中共自己又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邓小平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建立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在八十年代,围绕着经济改革的问题,中共内部分为两大派:改革派和保守派。进一步考察就可以发现,在那时,几乎所有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官员,也都是主张政治改革的。这自然是合乎逻辑的,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放弃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与此同时,那些反对经济改革的官员,也几乎都是反对政治改革的。这也很合乎逻辑。实际上,保守派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担心经济改革引出的政治后果。他们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共产党丧失其专政地位。因为他们要维护政治上的一党专政,所以他们拒绝经济上的恢复资本主义。

1988年秋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来到十字路口。几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长篇文章,指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已经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假定和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此前的经济改革,已经把原来那一套社会主义改得大变模样,但原来那一套的基本框架还没多大触动,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可是,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改掉那套大框架,一旦实行,你就再也不能说中国还是社会主义了,而一旦经济上抛弃了社会主义。那么政治上的共产党专政也就失去立足之地。

这就大大地激化了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改革派要求深化经济改革,同时也要求政治改革。据说在当时,改革派甚至酝酿从宪法里去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破除所谓姓社姓资这个禁忌的话,那么下一步经济改革是没法进行的。保守派则坚决反对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直接向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不是搞社会主义的,应该让他下台。”因为他们发现,经济改革再也不能继续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成明目张胆的资本主义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坚持不下去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八九民运。

(五)

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八九民运。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在复辟资本主义,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邓小平为六四屠杀辩护。他给八九民运扣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邓小平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其核心是打到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注意: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罪名扣在八九民运头上,以此作为六四屠杀的理由。因为他深知,要使得镇压师出有名,必须打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套话语。

接下来,邓小平又对改革开放做辩解,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因为他深知,如果他承认如今中共已经不搞社会主义了,要搞资本主义了,他的镇压就完全失去依据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也就完全失去依据了。

邓小平的解释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国的经改革,尽管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直到八九民运前夕,这种改革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触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假定,原来那套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多大触动,因此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

这看上去很奇怪。仅仅两年多前,邓小平还在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怎么到现在又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藉口,是为了给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再加上苏联东欧的巨变,过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了,再说社会主义也没人信了。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那件百孔千疮的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份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社会主义信念破产,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于是,在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甩掉了早已破绽百出的社会主义紧身衣,轻装上阵,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本来,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有一个致命的两难困境:如果它坚持社会主义,如果它不敢大刀阔斧地引进资本主义,那么它就无法振兴经济;如果它为了振兴经济而大力引进资本主义,它就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而既然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全部理由就是搞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一旦它复辟了资本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共产党专政也就维持不下去了。简言之:共产党专政和搞资本主义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共存的。然而,一个六四屠杀,一个92南巡,中共却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它居然把水火不容的两件事结合到一起了。在中国,居然出现了在共产党专政下搞资本主义。

(六)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抗争。抗议者一度取得巨大的进展,可惜未能见好就收,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遭到最惨重的失败。由于八九民运遭到血腥镇压而失败,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面对高度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中共政权,对平民大众而言,暴力革命又缺少可操作性。于是,大多数人在无比愤怒之余,就转入沮丧,转入消沉,从而放弃抗争。少数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就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起不到推动政治改革的效果;而那个人心丧尽的政权也就重新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遭到彻底的清洗。轰轰烈烈的自由化运动和政治改革浪潮戛然而止。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抗争。抗议者一度取得巨大的进展,可惜未能见好就收。(汤森路透)

“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也就是说,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私人资产。大致上讲,俄国和东欧等国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分”,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全体人民每人分一股。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愿意接受。既然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么,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给全体人民每人一份。这就叫大众私有化。

但是,这种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股权过于分散,很不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全国每人有一股,但每人也只有一股,结果必然是谁也不能、因而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就和原来的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一个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这种大众私有化的做法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急剧下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使得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经济才能取得发展。

中国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由于六四,党内的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遭到压制,中国的私有化是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权贵的私有化,成为共产党官员的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而官员们则摇身一变成了地主或资本家。

于是,最荒谬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所有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同一个党在六十多年的时间内全做了。

(七)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因为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避免了在俄国和东欧国家出现过的资产的过度零碎化,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们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

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两百年前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到头来,交易双方都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然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前提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在李嘉图的时代,国与国的自由贸易只限于产品。在当时,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是留在本国的。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却是在产品自由流动之外,还加上了资本和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人员的流动虽然也增加了,不过人员的流动总有各种障碍,因而总是缓慢的、有限的;而资本的流动则易如反掌,十分快捷。既然比较优势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原先从比较优势理论推出的结论也就不一定还成立了。

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就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汤森路透)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又多又贫穷,经济状况很不乐观。殊不知一旦加入全球化,这竟然成为中国的最大优势。中国凭着庞大数量的既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再加上中国政府垄断一切资源,可以开出种种优惠条件,招商引资;于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工厂就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中国迅速地成为庞大的世界工厂,而且是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倾销发达国家的市场。因为大量的西方公司把生产和加工搬到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导致这些国家自身的产业空洞化,失业率急剧上升,福利制度也大受冲击;跨国公司则获取了巨额的利润,由此导致本国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在中国,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政府好比包工头,不但占取了最多的利益,而且为了维持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还人为地压低劳工的收入。中国劳工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政府财政的增长速度。二、三十年下来,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通过政府的大量补贴,对新技术连偷带学,中国也在若干高科技和高端产业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后来居上。新形势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后果,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崛起,甚至使得很多原来的发达国家相形见绌。

(八)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从整体上,它不具有合法性。这里,我们涉及到目前中国所特有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还缺乏足够的理解。

中国的情况和俄国东欧都大不相同。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无可置疑。二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替,但产权配置的结果却得到公认,没有“重新洗牌”或曰“秋后算帐”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产权配置就没有合法性。

譬如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拥有的财产基本上是合法的,来路是清白的。然而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其财产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来路是不清白的。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大部分中国富豪的巨额财产,既不是来自历史上的积累与继承,也不是来自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是来自靠权力巧取豪夺。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在中国,为什么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并没有带动政治改革。事实正好是反过来的。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

2012年11月,《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中国若政党轮替,整个社会将大动荡”。社评说:“政党轮替在中国之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因为西方的政党轮替只是权力轮替,而中国一旦发生’轮替’,触动的决不仅仅是权力,而是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和大动荡。”。《环球时报》这篇社评不打自招,道出了中共当局做贼心虚的深刻恐惧,也道出了他们对人权与民主的强烈敌意。当初他们是持枪抢劫,如今东西抢到手了,他们怎么敢把枪放下呢?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发布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公告。一方面,公告写到:“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长足进步。该国目前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已经脱离了贫困线,参与政治的范围也扩大了”;另一方面,公告又指出:“中国一直在违反着她所签署的一些国际协定,以及自身法律中有关政治权利的规定”。诺委会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又做得那么坏呢?你们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做得好一些呢?他们不懂得中国政府的逻辑。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那我们也就不会这么“好”了。

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就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在六四3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作者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

上报2019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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