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国府一路妖魔化,许多国人至今不知国府1930年代就达到的人性化,尤其不知抗战时期如何“养痈遗患”。1980年代,中共对台湾数摇橄榄枝,小蒋何以应对“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皆因实在伤透心,中共一再背信弃义。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再三保证拥护国府,改奉三民主义,毛泽东在延安一面高喊「蒋委员长万岁」,1领着国府50万元军饷(1940年增至68万)2,一面暗扩军力,专为「抗战后」逐鹿中原磨刀霍霍。

拙文掸拂赤尘,简列史实,撩揭「七七」前后史帷一角。

九江感化院

1935年10月中旬,江西“中央红军”西窜(长征)。1936年1月16日,各国记者团一行23人,前往江西视察收复匪区状况。南京中央社记者任玲逊一路发回《赣行观感录》,连载《中央日报》。记者团先抵九江,参观感化院——兵营式两层建筑。

该院乃1933年11月奉蒋委员长之命所建,开办以来前后收容赤徒1.3万余名,此时仍有4900余人,内有约200名童子军,系赤区孤儿。所有人员在感化院接受特殊教育,内容丰富多样,如便于出去后就业的工商实用知识技能,也有体操、球类活动等,受训期六个月,经考试后送出。

学员半月理发一次、每月检查身体一次。感化院中,前红军官佐每月津贴12元、士兵6元;西窜投诚官佐每月20元、士兵7.5元;觉悟后投诚者一律6元。所有学员或来自俘获、或投诚、或“觉悟”。第三种“觉悟人员”多系所谓“中华民国苏维埃”官员。三种学员文化程度不同,课目亦异,最着重的课程是“公民”(权利与义务),此外算术、地理、历史 、社会、科学、初步政治学大纲、三民主义等。教材均为该院自编,免费发放。

前红军营长李士林,现为该院职员,月薪30元。他极懊悔此前参加赤匪活动,对记者表示:“现能为国家服务,殊为欣幸。”感化院医生亦为前赤区军医。

出院人员几乎均能获得正当职业,时常与院方通信,报告近况。3

诈称归顺

西安事变后,中共向国府摇尾乞降。1937年2月10日,延安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保证:

①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② 苏维埃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③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④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

1937年8月22日,中共重申服从国府,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① 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② 取消一切推翻国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③ 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④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府军委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5

9月28日,中共再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府提出四项声明:

1、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2、取消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3、取消苏维埃政府;4、改编红军为国军。

国府明知中共有诈,但日寇全面入侵,外患甚急,只得接受。国府要员熊式辉(1893~1974)日记:

明知引狼拒虎无异饮鸩止渴,但亦只有接受之一途。(1937-8-22)6

“七七”后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从国府监狱得到数千骨干。北平出狱著名者:薄一波、杨献珍、刘澜涛、安子文、赵林、王其梅、徐子荣、任作民、傅大庆等。南京出狱著名者:张琴秋(先后嫁沈泽民、陈昌浩)、夏之栩(赵世炎妻)、陶铸、方毅、王鹤寿、钱瑛、彭康、潘梓年、周惠年、刘顺元、刘宁一、黄杰、熊天荆(伍云甫妻)、王根英(陈赓妻)、曹瑛、黄文杰、张月霞、陶万蓉、吴仲廉(江华妻)。判刑15年以上的重要政治犯,亦于1937年9月下旬陆续获释。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记述:

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出狱的大约有一千多人,其中大部分转送延安,少部分留在南京、上海、西安工作,也有一些让他们回本地开展群众工作。对少数自首、叛变的,就发路费让他回家。

有些青年到解放区去,办事处为他们开介绍信。这时八路军的通行证,是沿途通行无阻的。7

1937年5~6月,太原四所监狱释放二三百名中共政治犯,其中一百几十人组成一个连。王若飞出狱时,阎锡山赠赴延安路费两千元,王若飞请示刘少奇后拒收。 8

1933年,15岁团员王若望(1918~2001),接头时因“觉悟者”告发被捕,判刑十年。1937年7月22~26日,苏州军人监狱陆续“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内有张恺帆(1908~1991,后安徽副省长)、王若望(1918~2001)等,人手一张「通行证」,上书「希沿途军警和车船给予返家之方便」,盖有军政部大印。当五名释放政治犯在常州机场工地教唱赤歌企图闹事,国军师长并未责罚,发每人5块路费,打发回家。9

结语

国民党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很多缺点,可问题是对比共产党,无论“主义”的方向,还是政策的理性人性,今人还会选择共产党吗?还会认同赤徒当年的“带镣长街行”吗?也正因为共产党的“道义”需要虚假维护,所以至今不敢开放互联网。中南海害怕什么?除了害怕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怕14亿国人知道1921年以后的真相。

5/29~31/2019 Princeton

注释:

[1] 姚依林:〈一年来的冀东游击战〉,《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12期(1939-12-25)。魏宏远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84年,页191。
[2] 钱之光:〈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前后国共合作的有关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5年,页193。
[3] 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台北)1973年11月初版,页456~457。
[4]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2-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1937),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38~39。
[5] 改造出版社编:《共匪祸国史》,改造出版社(台北)1952年,页23~24。
[6]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206。
[7] 钱之光:〈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和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办事处概况〉,《革命回忆录》第18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页16~19、22。
[8] 薄一波:〈若飞同志出狱前后〉,《红旗飘飘》第1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年,页179~181。
[9] 《王若望自传》,明报出版社(香港)1991~1992年,卷1,页401、416;卷2,页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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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4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