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05-18
（一万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1866年，一艘从欧洲驶向远东的航船上，几个木履，佩剑的日本人正在返回故乡。31岁的福泽谕吉从欧洲带回一箱无价之宝：他的日记和见闻录。这位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头脑＂将深刻地改变他的故国，他将被后世的日本人当成全民族的启蒙导师永世记念。因思想而得永生，这既是思想家本人的荣耀，更是民族的荣耀。一个敬重思想的民族足以引以为自豪。
在日本的历史叙事体系中，＂黑船来国＂被视为民族沐浴文明之光而至获新生的开端；而在中国则将西方人的到来视为耻辱历史的开始。有人说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巨大差异的开始，若作细致观察和比较的话，会发现明治维新只是差异的后果而非开端。
在上海，一位福泽谕吉的同龄人，有着丝毫不输给谕吉的品德、才具、信念和对故国的赤子之情，思想见识的高度和深度，则更胜一筹。他便是第一位耶鲁中国学生容闳。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已在二人迥异的际遇中显露无遗。
容闳阴差阳错，本为尽对徐寿、华蘅芳的朋友之谊，赴美为后来的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床。却因此得曾国藩保举为官，他在江苏布政司衙门以＂五品候补同知＂充任译员。这个清闲无事的职位于他实无多少吸引力，但他希望能籍此获得接近曾国藩的机会。旧友徐寿和华蘅芳在江南制造局与美国传教士傅兰雅合作翻译科学书籍，这件工作值得他们投入整个余生，二人平生志向终得所归。但容闳仍需要在官场上迷惘地等待。所幸他不孤单，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亲信、同时也是他的广东同乡：上海道台和江南制造局负责人丁日昌，与他走得非常近。
（丁日昌）
＂我们是真正的莫逆之交……（丁日昌是）一位进步论者。＂
丁日昌仅有秀才功名，但他因模仿洋炮造出了会爆炸的炮弹而受李鸿章器重，在仿造洋炮的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中国在技术之全面落后。他对西洋文明似乎有很深的好感，但从他现存的文字中很少流露出来。他偷偷摸摸做了一些超出当时帝国容忍范围的事，比如组织民营的地下轮运公司。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投降主义倾向：当观念冲突时，通过迎合对方来换对方对自己的不闻不问。如果用词更刻薄一些的话，那么称之为＂奴性＂亦可。总之诉诸辩论是万万不可的，那意味着撕破脸结仇。争辩在中国是件非常不体面的事，或者说中国很少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争辩，绝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在相互攻讦。如果争辩发生在官场上，则几乎意味着政治阴谋即将上演。的确，在中国，观点之争往往在三五个回合后就会完全变质。
只能通过迎合对方来换取对方对自己的放任，而不能通过争论来来寻找共识的底线。80多年后，在离开中国之前，＂老教育家＂司徒雷登感慨道：＂如果不放弃自己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中国人就很难完成现代化改革。＂
丁日昌受容闳影响巨大，并迅速接受了容闳的教育改革计划。他的升迁十分迅速，很快升至两淮盐运使和江苏巡抚。他不仅深得曾国藩、李鸿章的信任，还与当时帝国高官中最开明的人物――军机大臣文祥――建立起了书信来往。
该如何来描述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改革意识，在今人看来过于保守和狭碍，但在当时，他们仍属于少数派。尤其是中、下层的官僚及农村的乡绅们，普遍认为纵容洋人的异文化，将动摇直至毁灭儒家秩序，那等同于中国本身的灭亡。尽管位高权重，这些人仍需战战兢兢，以防稍越雷池一步身败名裂。70年前马嗄尔尼使团试图与中国进行科学交流来促进中英建交，打开中国国门，使团成员牛津大学的丁维提观察到：＂科学的传播将打破皇帝全能全知的形象，进而动摇整个统治秩序。＂
（私生活及其简朴的文祥）
文祥实际上是总理衙门真正的负责人，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多，他几乎是当时中国高官中唯一一位对西方文明秩序（诸如议会选举、新闻自由）有所了解并心存好感的人。但即便权势如文祥，也只能把这些好感深埋于心中，直到临死前才敢稍适吐露。
官至封疆大吏，但丁日昌对容闳的敬意并无半点衰减。一日，丁日昌给容闳带来消息。自己在与＂文相国＂的私人通信中已经转达了他的教育计划，＂文相国＂愿意支持。他让容闳将该计划整理成一份条呈，到时候由文祥上奏朝廷，必能玉成好事。
容闳大喜过望，苦等多年，机会终于降临，他马上作了一份详细的计划报告给丁日昌，却被丁日昌退了回来。他的一位深谙官场之道的同僚，也是这几年清闲无事中合作翻译《自然地理学》和《合同法》的搭档告诉他：上面不会全部同意下面的奏报，必然要驳回其中的大部份，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因此必须多往上报几项内容，让上面有可驳之物。他建议容闳再凑出一些上面明显不可能同意的内容，以供批驳，而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其中。这是中国高深的上下之道。在这位精通如何以下层操控上层的同僚帮助之下，容闳共整理出四条，限于篇幅归纳如下：
一，成立纯华股的民营轮船运输公司，承包漕粮运送。不仅大大节约漕运成本，还能有效降低漕粮运输过程中的霉变损耗，（他的目的是靠承运漕粮的利润，使中国轮运企业不至于被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外国公司挤垮，让他们有机会成长，在轮运市场上立足。但真正的深意是打破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桎棝，挤开资本市场成长的门缝。）
二，向美国派出数批十二至十四岁的幼童，自幼系统地在西洋深造，研习西洋学术未来以为国用。
三，成立矿业公司，使用机器开采矿山以供制造之用。（真实目的在于修筑铁路，把西方文明的影响力从通商口岸引向内陆。）
四，法国天主教会正在对教民行使民事甚至刑事审判权，宗教团体不应拥有世俗司法权力，中国政府当加以干涉，否则日久必酿成祸端。
二人反复斟酌，几经多次修改，终于被丁日昌递了上去。丁日昌嘱他奈心等待，文相国会在合适的时机上奏朝廷。于是容闳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回音。到了1868年，他等来的不是好消息，而是文祥丧母，按制必须回乡守孝三年，谓之＂丁母忧＂的消息。＂丁忧＂基本上意味着失去了权势，日后再被叙用，朝中早物是人非。三个月后，更大的噩耗传来：文祥本人也去世了！（实际上文祥没有死，只是病倒了，《京报》上误登了这则消息。）
整个清朝哪怕开明如曾国藩、李鸿章也不可能支持他，曾国藩早就通过丁日昌知道了他的计划，却从未表示过支持。失去最开明的文祥，等于已经失去了通过政府来实现教育计划的可能。跌入失望底谷的容闳心灰意冷，萌生了退出官场的念头。但丁日昌鼓励他说：要想实现改革就必须耐心等待，其余已无路可走。只有忍耐下去，日后才可能赢来转机。容闳终于没有退出官场，他还能到哪里去寻找支持呢？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福泽谕吉）
这一年，又一次出洋赴美考察归国的福泽谕吉，自信自己已基本领悟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得到了来自民间财团和江户地区各阶层的大力支持，完全采用西式学校的章程模式创立＂庆应义塾＂。渝吉在此讲授西学，矢志培育拥有独立精神的一代又一代新人，终成东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