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香港蒙面和德国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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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十月四日香港特首以紧急状态的名义绕过立法会颁布禁止蒙面法,不仅没有停止香港市民的抗议,反而更加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反弹。其中也有一些议论,认为欧美国家也有禁止蒙面的法规云云;尤其论及德国的禁止蒙面法。对此,侨寓德国的我们应该加以冷静的澄清。

德国议会的确是在1985年通过了相关的禁止蒙面法规Vermumungsverbot。法规的实行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国相继仿效)实行这样的法规是有它的犯罪环境和法治基础的。世界两大专制政体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都在德国历史上留下过血腥的残迹。德国又接纳了大量穆斯林难民,民族和宗教的冲突也给德国留下了社会和思想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了德国社会中大量的政治动机刑事犯罪。前科累累的红色旅RAP、毛派等极左派和NPD、Republikaner等比选择党Afd 更右的新法西斯党派,还有穆斯林极端恐怖分子,历年造成过惊天血腥的杀伤。

特殊的犯罪环境

红色旅是1971年到1993年期间德国的极左派恐怖团伙。组织严密,行动诡秘,训练有素。他们组织谋杀、绑架、刺杀、爆炸和街头或入宅暗杀,枪法精准,手段残忍,被害人涵盖联邦检察官,驻德美军官兵、著名银行家、工业巨子、雇主协会主席、海关官员、银行董事长和政府高管,还有连带伤亡的普通警察、汽车司机和家庭妇女。红色旅的暴行给经济起飞的德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此外,德国还有极右的新纳粹恐怖团伙。由于历史、地缘、社会、宗教和种族的原因,德国存在着仇外、反犹和反穆斯林等多种极端主义的组织和个人。他们制造的暴力事端也威胁着德国的社会治安。1993年五月发生的索林根仇外德国青年的纵火案,造成五名土耳其女性丧生,其馀十四人伤病残疾的悲剧。由于德国依照基本法接纳外国难民,引起右翼极端分子的不满,他们不仅杀伤庇护申请者,烧毁难民营设施,而且对一些依法执行庇护工作的各级议会议员、市长或警察施暴。例如2016年十月在法兰肯地区一名自称是“帝国公民”右翼暴徒竟开枪杀害了一名警察。明镜周刊说,所谓帝国公民,就是一群极端分子,他们不承认联邦德国及其国家权威,其中也包括警察,而只承认1937年以来的纳粹帝国。德国还有反犹极端分子的肇事,袭击犹太教堂和污损犹太公墓;政治暴力人身伤害案件从五十年代至今,每年都断续发生。同时,由于接受的难民中也难免良莠不齐,混入了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以柏林2016年圣诞市场卡车冲撞案(致死17人,轻重致伤55人)最有代表性。以上各种不同的刑事案件,在德国称之为政治动机刑事案件, 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至今每年都在千宗以上,死伤累累。极右翼的德国民族民主党NPD公然在党纲中写道,要把非日耳曼血统的入籍德国公民赶出德国。宪法法院没有查禁这个党,主要是担心如果查禁,它转入地下将更难防范而已。不实行禁止蒙面,警方更加难以防范极端刑事犯罪。立法并执行禁止蒙面法规是不得已之举。

严格的隐私保护法规

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德国社会也适于执行禁止蒙面规定。因为德国是一个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法治国家。从1983年的人口普查开始,德国舆论就痛感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联邦德国(统一前的西德)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从行政管理方面关注隐私信息保护的国家。国家行政的各个部门不得在非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调用和整合关于个别公民的各方面信息。德国知识分子不希望自己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公民同胞成为一个个从面貌、学历、职业、收入,到爱好、友谊,到生理癖好和脏器功能方面都毫无隐私的透明人。德国人民记忆犹新的是柏林“粉色名单”Rosaliste案。19世纪末摄影术等科技已经发达。柏林警方在1905年通过摄影等侦查手段,累记了这份柏林同性恋者的名单。当时同性恋还属于丑闻之类。可是到了1933年纳粹掌握了警察权力之后,同性恋者们的悲惨命运就在劫难逃了。他们被有案可稽地按图索骥,其中不少无辜者被残酷处死,其馀的一直到六十年代才逐渐解脱。由于德国朝野党派的共同努力,联邦数据保护法Bdsg顺利完成立法,生效执行。而且还在不断地修改完善,更加细致而精准化。德国的数据保护立法是严肃而严谨的。人们认为仅有相关法规依然等于形同具文,务必还要有相应的数据保护督察员。现在欧盟有欧盟的数据保护督察官,联邦有联邦的督察官,各州有各州及下属各级的督察员,独立经营的企业也都有指定的数据保护督察。派往企业的专业督察不是虚职,而是负有严肃 使命的职员。由此才能保障公民们正常而稳定的生活。正是有了数据保护的庇荫,德国才能实现禁止蒙面的法规。因为隐私保护法保证了游行示威者不会被暗中拍照或摄像,不会成为事后追究的线索。示威游行集会等等政治表达就可以完全公开正常地进行,而不必蒙面或蒙身地进行。这样就可以防止极左、极右,以及穆斯林极端分子在蒙面蒙身的伪装下实行突发式的暴力攻击。

香港的社会情况和刑事犯罪环境

再回头来看香港的情况。王力教授在《汉语史稿》中说:“粤方言区的汉族人民入粤更早。秦始皇略定杨越,发卒五十万戍五岭,从此以后,汉族在广东发展起来了”。中国海岸最南端,濒临南海,也是宋代抗元民族英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诗中说“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地方,就是香港所倚傍的珠江口外伶仃洋。香港割让英国152年,九七之后又重回中国。从一个檀香木小港变成一座国际大都会,绝大部分的移民仍是中国大陆人。作为自由港,世界各地的各种政经势力:国共双方,美英澳加欧日俄印朝韩……都在香港安插代理人,但是一般都珍惜合法存在,而基本相安无事。社会基本享受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法治秩序,虽有部分外族移民,但是不存在明显的种族或宗教冲突。重大的政治动机刑案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发生一次,例如1956年暴动和1967年暴动,更远的1925年省港罢工,都是国共两党单独推助,或者共同发动,而且基本属于工潮性质,毫无种族和宗教背景,也没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渊源。从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相比,香港的情况完全没有德国那样复杂和险恶,香港完全没有禁止蒙面的犯罪环境。香港历史上的政治动机刑事案件非常罕见。倒是在香港主权回归以后,政治动机的群体抗议才频繁出现。中英联合声明所允诺的普选被当局一延再延。香港人民的政治抗议越来越频密。反对23条,雨伞革命,反送中,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活动,年年不衰,持续30年!为什么?因为原有的自由权利被蚕食,答应的普选就是不让实施。港人不平则鸣!而且香港的民主抗争多年来,乃至返送中运动,都是和平理性的。暴力并非主流。

香港的青年与北京的干涉

当代香港青年已经不同于前代香港人。已经不可能按港英时代的套路去统治港人。根据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的研究,香港人民从七十年代开始就逐渐拥有了港人意识,与一般的中国大陆公民在思想感情上渐有差异。从1974年港英教育白皮书开始,香港普及了义务教育,又在近年来逐渐普及专上高等教育,1997主权回归后的这一代又是香港历史上教育最为普及的一代。(近年来高中毕业生60%升入高校),凡高中以上的青年,基本具备中英双语文化程度,成长在完全自由的互联网时代,其知识结构跟中国大陆人民只能接触被屏蔽的有限网路的认知已完全不同。他们珍惜一国两制中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绝不允许自由受到宰割。然而23条,延迟普选,功能组别、铜锣湾书店和逃犯条例,都是公然要宰割港人的自由权利。六四的血腥,刘晓波死于监狱,大陆违背法治的所有新闻都令港人不寒而栗。中国越是科技进步,就越是走向“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恐怖。贵阳兴建了中国最新的大数据库,2019年就出现了贵阳市公安局利用“人脸识别”功能,抓捕“逃犯”的实验视频。实验人是英国BBC记者John Sudworth。他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七分钟后,即被警察找到。该视频承认,已把贵阳市全市市民的数据信息输入库存。而这样的事情在欧美各国是存在严重争议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人脸识别准确率远远低于白种人。在德国这类数据的集中管控也是严格禁止的。市政管理中,户籍、学历、就业、收入、税务、交通、刑事、健康(脏器和病历)、遗传基因、语音和录像、指纹、血型、人脸识别信息的各项记录,任何部门依法不得统合一并使用;如果确有必要对某人进行电话窃听或者录像识别,警方必须报请内政部门备案,获准才能执行。而在中国,窃听电话则是公安部门的常用手段之一,香港回归以后,港警也已遵命执行。多年享受言论思想自由的港人,尤其是回归后的青年一代,看尽了共产党收紧香港自由的种种举措,绝不相信人脸识别这类警察手段不会应用到香港人民身上。他们蒙面,首先是保护自己,以避免被识别而受拘;同时也是为了掩护抗争的同学和同伴。共产党整人的方法总是打击首要,儆吓其馀;普遍蒙面,多少可以让警方不易破坏组织。同时也防备雇主,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处分参与抗争的员工。港人蒙面情非得已!

然而,为蒙面者辩护,仍然不主张暴力(所谓的勇武)抗争。不管是破坏交通设施,还是专打中资机构,都只会给当局找到更强暴力镇压的借口。香港是自由港,持续的暴力和动乱将使香港失去自由港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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