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暖花开之际,承铁流先生之雅兴,委托我和王学会先生邀请20多位师友,于4月5日周日中午入住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星湖园生态园,在踏青游览之余就我本人的新书《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以及相关话题进行漫谈。参加这次活动的师友包括杜光、茅于轼、许医农、丁东、王东成、智效民、陈子明、张博树、张鸣、徐庆全、胡星斗、张世和、阿尔、韩三洲、蒋兆勇、欧阳劲、王学会、铁流、杨子云、高瑜、张东生等人。各位师友利用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的时间畅所欲言,由于种种原因,相关记录一直没有整理公布。五年之后重读当年的文字记录,我的河南同乡高瑜女士,已经于2014年4月24日再一次身陷牢笼。作为不明真相也一直不被允许明白相关真相的普遍个人,我现在不打算针对所谓“犯罪嫌疑人高瑜交代了将一份非法获取的中央机密文件提供给某境外网站的犯罪事实”进行评论,而只是把高瑜女士五年前的发言内容整理成篇并且公诸于世。以下是高瑜女士发言时的现场记录:
高瑜:大家能够参加耀杰作品的研讨会,说明大家都想做一些实事。因为从中共建政以来,这么多年,就是在伪造历史。进入新世纪,宣传功能的遭遇十分尴尬,党要人相信的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了,就是在党内也不相信了。想搞愚民政策,玩不转了,结果只能搞封杀。我的一个搞出版的朋友,快四十了说一本好书没出过,实在不甘心。有什么办法?当政者就是要制造全民记忆真空。让年轻一代忘却历史,以此来维持其统治合法性,一个文革它的合法性没了,一个六四,它的合法性又没有了。文革、六四当然就成了禁区,今年是这个党建政60周年,60年来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言论禁区。
茅于轼先生刚才谈到,要把马克思的剥削学说驳倒,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从读小学到大学毕业,学的都是应该被驳倒的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国外有人讲,北大、清华如果不把共同政治课取消了,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那我们这个国家呢,改革已经30年,非常有钱了,外汇存了那么多,今年的G20,胡先生锦涛会前高调向美元挑战。国际舆论也有G20实际是G2一说。结果G20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FT评论G2变成G1.5了,就是中国从1变成0.5了,丢了50%的分。
世界金融危机也提出一个新课题,就是一党专政的中国能不能领导世界。这也是我们这些做实事的、现在国内非常少的一部分人面临的课题。国内体制的大环境不允许讲真话,根本不允许研究新课题。很多人在做具体的事,有的搞环保、有的搞慈善,有的搞维权,而我们这些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搞新闻的人,一是拿出真相,二是拿出新的结论。耀杰这种学者是身兼几任,他很早就帮助农民争取话语权,帮着农民维权,他在受到政权打压的境况下,继续搞专业,出了这么多书,我觉得他就是在做多种实事。每个人的书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也许在观点上以后站不住脚。比如马寅初,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对我就有启发,因为搞计划生育几十年,就认为马寅初是个反毛的英雄。但是现在看,计划生育搞了30年,中国人口的素质和未来是什么样?到底是毛发展人口是错的?还是邓搞计划生育是错的?有待我们拿出真相、给出结论。看来计划生育非得否掉不行了,已经产生了这么多违反人性、违反伦理、违反社会发展的严重后果,毛泽东、马寅初在人口发展上谁是谁非还有待研究。
张鸣:计划经济条件下,必须搞计划生育,但是如果不搞计划经济,生育就不会那么无节制,为什么?计划经济下普遍地没有饭吃,分配靠什么?靠人口多少分,只要家里小孩多,就能吃饱饭,所以要拼命生,人口多是计划经济恶果。
张耀杰:这两个之间不是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是败坏的方式和程度大同小异的问题。
高瑜:二位在这方面有研究,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毛时代人口一下增加到6个亿并往8亿发展,不仅在中国是正常的,也是战后国家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都在急速增加人口。但是当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生育率又会自然降下来。计划生育造成中国未来男女不平衡,还缺乏劳动力,这种结果很快就到来了。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问题,我认为不光是毛的问题,30年来毛主义在经济上彻底被打败了,但是毛主义在政治上还能站住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政治上有继承人。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在经济上否定了他,在政治上又继承他的邓。邓30年搞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东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毛的这一半在中国30年就这样延续下来,发展下来了。到胡先生锦涛时代中国变得似乎很富,但富是怎么来的?是农民工一分一分钱挣来的外汇,打工的农民没有富,下岗的工人没有富,富的都是权贵和企业家。
现在是要把中国模式推到世界,就是政治上推广极权。现在仍旧在吹嘘“举国体制”能办大事,好像他办的都是大好事,实际上每件事都是很坏的,刚才与许医农老师谈,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刚才铁流先生说的那个例子,都是国家做坏事,个体被迫反抗。最坏的事莫过于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整个体制就是把人培养成奴隶,尤其要把精英培养成头小屁股大的利己主义奴才,要讲学问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但是讲一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教学课,可以在外边赚到几万元。现在绝不是“搞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时候了,体制允许精英利益上多占,所以屁股很大,只要听话,就可以买得起房子、汽车,职称、官位,什么都可以得到。否则,就要被这个体制排斥在外。像我们这些要拿出真相和结论的人,我们若不把困难估计得非常充足,我们的工作就做不下去。
签个08宪章,认同普世价值,就把家给抄了,把人给抓了,搞得人人恐惧。对《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书,我们不能仅仅看成是20年教育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的理念很不一样,最近陈子明给我推荐了陈永苗的评论。陈永苗属于70后,他说80后、90后有权利表示不高兴。《新京报》采访过王小东,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话语权,我们的书出不来,我们的文章哪个报纸给我们登?”中宣部搞冰点事件就是鼓动民族主义,但是现在连民族主义的愤青都说没有话语权,可见舆论控制到何等程度。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每出一本书,就是在争取言论自由权和话语权方面取得一点进展,就是夺取了一块阵地,一块讲真话、讲真相的言论阵地。耀杰近年来在著述方面硕果累累,我觉得非常好。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