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本已是较完备的政治框架，美洲大陆为人类的政治体系做了不少年的实验场，且这一巨大实验室的结果向来不能使人完全满意，但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也算差强人意了。国父们在立国之初不可谓不细致矣，三角形的框架稳固且平缓，互相掣肘看似臃肿，实则是一莫大的智慧。但立法之初的作用，随着世易时移，总不能如当时一般的健全与完善。仲长统在《昌言》里就曾言过：“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美洲大陆上的人们向来善于发现这种可为的智慧，反倒是两千年前便已说出道理的中国人，大而难以变。
政治体系上的改变来求更稳固已难以为了，孙逸仙先生加上考试与监察的意义也仅限中国的土地上，且貌似作用并不那么巨大。那么突破政治，求诸外的创新，历经这些年来的尝试与发展，最终证明了媒体舆论之重要性，第四权的开放将为这个社会带来一条充满活力的鲶鱼。当然，第四权的实行必然须是媒体，是人民的喉舌，至少一部分媒体须是一部分人民的喉舌，党的喉舌已经够多了，没必要再让这个日报那个社成为外交使团了，贻人笑柄耳。
近来武汉频传奇事，中学生也能说出家丑不可外扬的话来，对于孩子就不当妄加刻薄了，只不过他实可念外交部的附中，颇有几分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架势。这也能间接说明许多事情，譬如他们的喉舌尚未得咽炎，只是扁桃体稍有些肥大罢了。至于家丑当否外扬这件事，家里能解决的自可处理，既然解决不成了，还惹出了弥天大祸，那再不外扬则就是窝藏包庇了，此时扬与不扬已由不得你党了。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是一个体系健康发展下去的首要前提，否则上市公司做那些账目干甚。就武汉此事，且不论及病毒的源头，毕竟此时寻找源头已并非寻找源头的事了。兹要是中国有开放的舆论，有健全的第四权，都无需敢言，只要是能言，相信今日之武昌必不得至此。
即便不从人民的角度来思考，仅是将信息的畅通当做共产党的统治手段，这也是万分必要的。就连古时的皇帝都晓得不以言治罪，御史台、都察院养上一帮疯狗也是大有裨益，关键时刻丢块肉还是有意想不到的作用的，从严嵩到高拱，哪个第一炮不是疯狗打的。可这位习皇帝却只希望上上下下都定于他一尊，他要党内外只有一个声音，乃至国内外，可他忘了社会主义这一套人家不买账。如若他有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武汉必然不至于此，他的新疆也不至于此，香港更无须至此。这一切有些是他的棋法，有些想必他也不愿见到，谁不想陪老娘过个好年呢。中国可以不是中国人的，但必然是他习皇帝的，他比任何人都不愿见到一个暴乱的中国，可惜有的时候他做的还不如一个皇帝。在香港他想作郑伯，在新疆他想作太宗，在武汉他想作嘉靖，结果呢？社会主义的千古一帝不是那么好当的。
三权之内难保不会上下阻滞，这时第四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舆论的公布下，有些家丑可能会刺痛人心，会令一部分人脸上多五个红指印，但阵痛之后得到的却是立法的加速，行政的通达。司法的健全。可中国人却善于将一些与他个人毫无关系的东西，通过某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关系，强行牵扯到自己头上来，某些时候这种令人难解的迷惑行为还被称之为家国情怀。譬如他们将武汉称之为家丑，让人笑也不得，哭也不得。
世上诸多民主国家的法案都是通过第四权的曝光而推进的，如韩国之“素媛”，仅来又有“N号房事件”。事实已不止一次的证明，第四权在正面地推动社会走向健全。当然舆论也会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操控，以获取不可告人的利益，但想来想去中共还是这世上最大的别有用心之人吧。当然他也有几个伙伴。
媒体的发展，从纸媒到网络，从文字到视音，这是趋势也是进步。第四权不只是庞然大物的媒体巨头才能掌控，自媒体的时代令舆论回归到本该属于的地方。当一篇文章在一家报刊发表时就不自主的带上了报刊的烙印，或左或右，或红或蓝。但在这样的自我发声的时代，第四权显得更无拘束，但也更为驳杂。不过这种驳杂也是令个体成熟的良药，百家争鸣时虽有鸱枭，但无妨凤鸣。
当社会只有一个声音时，一声咳嗽便成了死罪，沉默更是不许。只有晓的讲话时才能懂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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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