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余文生消失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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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南北奔波数十回救夫 叹“中国像没这个人”

维权律师余文生被关2年多,妻子许艳奔波北京与徐州间数十回,得不到丈夫的消息。 翻摄网络

2015年7月9日起,中国23个省份有大批律师与维权人士被捕,史称“709大抓捕”。其中最著名的被捕律师之一王全璋已在上月出狱,但曾代理他及多位被捕律师的余文生律师,于2018年初被带走后,至今未判决。

余文生的妻子许艳为营救丈夫,两年多来在北京与徐州两地间奔波40多次,吃尽了闭门羹,向各司法部门发过300多封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只得到“决定不了”、“没有立案”等冷冰冰的回应。她向香港《苹果》慨叹维权之难,“中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余文生1967年生于北京,因父亲担任接待外宾的工作,小学时期就接触到不少境外报纸,“早已知道什么叫民主”。2002年起在北京执业,一直担任商务律师,曾说自己是被迫走上对抗之路。2014年他代理一位被控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当事人,狱方不让他会见当事人,他公开抗议后被捕并羁押99天,遭酷刑对待。获释后他曾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违法。

余文生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及王全璋案。2018年1月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期间,余文生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隔天就被当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移送到距北京约800公里外的江苏徐州,家属至今未能会见。

同年4月19日,余文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妨害公务罪”批捕。2019年5月9日,许艳在北京家中传来一阵敲门声,那是一名陌生人:“今天正在开庭,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她突然意识到什么,连忙追问是谁开庭,但那人没有回答便离开。

接着,楼下停驻的警车、多得不寻常的国保(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加上出门被近距离跟踪,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可能:是余文生律师开庭?

但许艳周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当局怎会违法到开庭也不通知家属?然而她当下还不知道的是,远在800公里外的徐州,余文生的胞兄已被关在宾馆内,在开庭前半小时,他才被带到法院门口参与旁听。

后来许艳经过无数次与法院、检察院打交道及追问,才得到官方认证的消息,但至今仍无判决、不放人。秘密审理一年而无结果,在近年的维权律师群体中甚为罕见。

“我和余文生律师结婚17年了,我对他的为人和做事方式和工作,都是很信任的。他都是依法办事,我百分之百相信。”许艳在访问中,一再强调对丈夫的信任和认可。

余文生虽早有被拘留的前科,但前年被带走仍让她始料未及。这一次的拘留不止99天,不但扣上了煽颠之罪,还关在800公里外的徐州,比王全璋之妻李文足到天津“千里寻夫”还多了300公里。

自称柔弱主妇的许艳,选择走上了这条维权路:凌晨5时,冬天的北京天色未亮、马路上没有人的时候,她已在风中雪中向高铁站出发,一边哭一边走,只为了乘坐最早一班高铁到徐州。到了徐州,两辆车在前后一直紧跟着,上面全是国保警察。

这段800公里的距离,她至少走了42次;再加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部门,奔波现场算起来有60次,意味着平均每20天跑一趟。又因为多去几个部门更“划算”,她一去就留三天。读法律出身的许艳还给各级监督部门写了300份文件和信件,堆起来厚厚一叠如小说,“徐州市的检察院,一次就发十几份,江苏省最高法(院)、人大代表、律师协会、司法局,能想到的都发了”。

但无论她如何奔波,这座城市总是让她深深失望。“没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讯息”、“不知道”、“决定不了”……没有回音,吃尽了闭门羹,就连给丈夫一次次汇款,帐户也好像毫无动静,一切都是否定的答案。

“709律师在百度都能搜到一些讯息,但到网络上搜余文生,没有任何讯息,等于是中国网站完全把他这个人屏蔽了,就相当于中国没有这个人一样。”,许艳说。有关余文生维权的微信群组也一个个被封,想在微信发一篇贴文,“只要有余文生三个字就发不出去,要在他名字中间加一个符号(以避开审查)”。

后来不止名字,屏蔽的词越来越多:“不知道哪一个字被屏蔽,慢慢找这个词找那个词。”人权?释放?非法开庭?好像在字海里捞针。修改、上传、等待,然后再失败,发布一篇简单贴文少则三、五次,最多要改20次。加上近两三年中国网络空间愈来愈紧缩,许多异议人士连发文都有压力,支援变得更为困难。

伴随而来的还有维权家属的“标准配置”:半夜急促的敲门声、随时随地的传唤、搬进附近居所的监控人员。20多名大汉不时冲进门搜查家里,还三次以“煽动罪”的名义传唤许艳,坐老虎椅、扒光衣服检查,这在维权家属身上恐怕是前所未有。

连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变得缺乏安全感,一放学回家就关上门,还在睡觉的床边筑起了“围栏”。既是余太太,又是孩子的母亲,早期的许艳一直哭,出门时腿在发抖。

但后来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他要打压,我没有办法,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害怕。整个过程我只有抗争的性质,我不服。我就觉得你不该把他关押,你就应该把他释放!”

有次被传唤到派出所逾10小时,她竟然不小心在椅子上睡了,连警察也嘲弄:“你这还能睡着呀?”她理直气壮,有时反倒是徐州警察或法院人员理亏,甚至不敢正眼看她。

如今受访谈起丈夫,许艳仍会发出一两下啜泣声,但仍一边说著“要努力”、“坚持”、“不放弃”。她与国家之间,是一场最悬殊的力量对比。

政府开动审查机器,粗暴删除余文生律师的痕迹;许艳一次次拆解被屏蔽的密码、被掩盖的真相,在几乎密不透风的封锁网下,只希望挤出一点点空间。走访司法部门、接受采访、见国际人士,所有目的都是为余文生维权。

“我这两年半用在余文生上的维权非常多,可能几乎占了我的全部。其他事情都没有想到去做,都在想维权怎么努力、怎么做。”在很多的群组中,她持续不断地在数日子,从2018年1月19日,到后来的500天、850天,再到秘密审理一周年。时间上客观跳动的数字,压在她身上好像是看不到尽头的煎熬。 (大陆中心/综合外电报导)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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