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正面临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与各种矛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而这些危机和矛盾的表现形态虽然不同，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的普遍丧失、正义沉沦不彰。正因为如此，使得普通民众在独裁政府、权贵资本面前，深感憋屈压抑、失望而乃至绝望。而经济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放大了这种早已存在，而被表面遮掩起来的惊恐不安而已，危机四伏的苦况并没有自行消除。
群体事件越来越频密
危机四伏的苦况，最为显着的表现方式，就是群体事件的爆发越来越频密。每次都有人被打被杀被抓，虽然可以暂时敉平下去，但留下的后遗症却祸患无穷。更为要命的是，中国社会诸种苦况绝不是区域性，群体事件常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对这样一种近乎风雨飘摇的社会苦况，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早已呼吁最高当轴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改革，各种方案在民间已有不少讨论，但当局由于自身利益的惯性，不愿意做出哪怕些微的善意努力。官方对付诸种社会矛盾，一直采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之方法，这办法的核心是“一压二拖三粉饰”，从来不曾想在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以至许多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死灰复燃，终至沉屙不起。
拿今年十一月份从重庆开始，后在海南、湖南、甘肃等地乃至即将在全国蔓延的出租汽车停运、罢工、上访事件来说，就是一个头痛医痛的典型案例。早在二○○二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就通过《北京计程车业垄断黑幕》一文，锐利而准确地指出了我国现行计程车行业管理体制存在的极其严重弊端，其情形是富了老闆，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但从交通部到各级政府，根本不把这样的文章与计程车司机的零星维权当回事，非得等着积重难返，闹出比较大的群体事件后，再来处置。而且处置的时候大多非常强硬，且口惠而实不至，使得官民冲突进一步加剧，无助于社会减压。这只是中国一个行业的缩影，而类似的群体事件，遍布利益交结城乡各地，使得整个社会处于纷乱扰攘的状态，诸种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零八宪章来得及时
正是在这种扰攘不安、经济危机袭来的现实背景下，在纪念中国未完成之行宪历史一百周年、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西单民主墙三十周年、签署人权公约十周年的日子里，一群期望中国能和平稳健地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的知识份子连署发布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没有什么特殊的理论贡献，它建立在对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宪法宪章的借鉴基础上，但对于深陷极权灾难的中国来说，却有着相当不平凡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用血的代价达成改朝换代的思想特别严重，从而陷入了冤冤相报、以血换血的专制丛林而不能自拔。随着资讯的发达、民主意识的高涨，人们普遍认为枪杆子夺政权的丛林法则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则，因此使得本身就是通过枪杆子获得政权的中国官方，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固有的庞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因统治合法性的焦虑，而对民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深感不安。官方几十年来掠夺民众利益成性，而如今亦没有减缓之迹象，但民众的维权意识一浪高过一浪，使官方的不义之财彰显天下。在掠夺利益的强硬、在不义的焦虑与民众力量的夹攻下，使得官方色厉内荏、首鼠两端，自然对还利于民的改革措施之出笼，欲迎还拒，从而让达成多赢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提上议事日程。清政府一九零八年的宪政改革并非没有诚意，令人扼腕的是此时革命党斗争纷起，民意已呈嚣嚣之态，没有宪政改革者的时间与空间了。如此历史殷鉴，还望中国执政者三思。再好的政策和改革，亦当在正确的时空里进行，才能带来可以预期的较好效果，否则，将会再次错过改革时机而沉沦深渊。
非常低的经济起点和粗放模式、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农村土地使用上的变革等方面的竞争力，给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带来了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尽管这发展牺牲很大，造成了许多贪官汙吏及贫富不均，的确也给底层民众带来了此前毛时代不曾有过的油水。但单靠经济畸形发展，而不进行有效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改革来矫正经济的发展，必然最终带来非常不堪的后果，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背景下，令人深感不安。经济发展到无法维持一定的速度时，民众的生活水准必然下降，不进行民主自由政治改革、不全方位保障民众权利的威权政治之弊端，就显得特别突出，必然会让各方利益冲突更为激烈而频密。我们的制度专制独裁，官员非民选，加上几十年统治中所犯下的诸种错误，叠加起来的民怨，而且官方一直用强硬态度对待民间的善意和解，许多民意管道，正在丧失它应有的沟通功能而成为摆设，因此给官民和解造成了空前的压力。官方双方包括各个利益团体，都应该要找到一个可以座下来谈判的方式，进行和平的利益博弈。要让大家尽量尽早消除恐惧感，比较靠谱的方式，就是双方来共同制定改革方案与政策，“零八宪章”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了不起的框架性努力与尝试。
一群老人的紧张无助迷茫
前不久旅英作家张朴先生回川，我带他认识了一批八十多岁的地下党员和老右派。这些老人定期聚会喝茶，谈的都是国家的命运及未来的走向。他们内心的期盼、紧张、无助、迷茫，恐怕并不比我们这些比他们年轻很多的人少，尽管他们富有许多社会经验。但中国社会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拥有人生阅历并不一定具备化解内心不安的优势。一个社会，已经让生活在其间的人基本上丧失理性预期，这种可怕的悬空感，会给官方和民间带来像空气一样蔓延的不安、紧张，甚至恐惧之感，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危危机的大背景下愈显突出。恐惧不安之下，人的理性容易丧失，一旦理性丧失人就更加恐惧不安，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届时社会要想平稳健康地发展，岂可得哉！我认为中国必然民主自由，共产党也必然有退出舞台的一天，因此我并不担心他们不退出历史舞台。但怎样以最小的代价使社会实现平稳着陆，化解更多的冲突，避免大规模流血伤害，才是我们有危机意识的知识份子深感忧虑的。准此，我希望官方本着和解、妥协、谈判的善意，贯彻自己所签署的人权公约，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停止骚扰其他签署者，与社会各界一起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以促成全国人民共度时艰。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于成都
开放200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