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破产，农民基本走光了，但他们在异地如何生活？
2004年6月4日下午，我和父亲杨庆华专门前往广州郊区看望以前的老邻居王秋喜一家。绕过一排油厂、饭馆、民工房，在堆满破烂的垃圾场中，我们找到了正用花布蒙住鼻子、嘴巴的王秋喜之妻李素芳。“这破烂的灰尘大得很。不蒙着，满嘴都是灰。”李素芳找了两条板凳让我们坐下，“我老公还没回来，你们再等他一会儿。”
王秋喜，男，1966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乡宋海村王庄，现于广州郊区以捡破烂为生。已婚，妻子李素芳（37岁，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新店乡人），长子王正义（14岁，于河南老家念小学六年级），次子王康旭（2岁）。目前王秋喜、其母（68岁）、李素芳、王康旭四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李：捡破烂好几年了，从1998年就开始。两个人呢，现在一天总共有五六十块钱的收成。我们碰到货的时候，一天120块的也有；有时候反倒赔钱，你去买到假货的就赔。一般到垃圾池、垃圾堆、各家门口的垃圾桶里捡，臭得很，蚊子苍蝇又多。去镇上卖。对，价钱最高的是铜丝，铜12块/斤，铁原来能卖1.05块/斤，现在只能卖0.5块/斤。听说好多钢铁厂不合格啊，说有好多盖楼房的，住上去很危险。现在收破烂的收购站是个人办的，生意不好，搞这些的太多，到处都是，破烂越来越便宜了。我后面堆的这些胶布，0.2块/斤。手上这个布，能卖到1块/斤。像我穿的这双鞋是橡胶底的，没用的，不值钱。——你这文章发表了，可叫人笑死呢。
杨：哪能呢？我也采访过其他捡破烂的。刚过来的时候看见一个村贴出通告来，说不让捡破烂的和收购破烂的人进去。
李：那村我们不再去了。有一段时间我老公的三轮车被卡在治安队里面了，后来我们就找老板去要回来。老板也是我们河南人，他有钱嘛，以前我们租他的房子住，每个月60块钱房租。——殴打我们？也有。2001年吧，在一个村的垃圾桶里，我捡了一个羽毛球拍，那上面有一点点铁嘛，那铁1毛钱也卖不到。哦，不知道是那个泼妇的孩子甩在垃圾桶里的，我捡去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哇哇乱叫，夺起我那口袋，往下倒，她找啊找啊，找到了她就打我。那个女的，当时有30多岁。
杨：打成什么样了？
李：两个腿啊，打得全是血，打得狠呀。她手里拿的是个不锈钢的棍子，有2尺多长，有（食指）这么粗。她说，哦你，你什么东西都拿，那路边的摩托车很多，你怎么不去拿？当时她问我要钱啊，我说我哪里有钱给你啊？我不是偷你的，我说我是捡来的。就算我是偷你的，你问我要50块钱，我也没有。当时一个老太婆叫她不要打我，看不上去了，可她还是打啊打啊。当时我还在怀着孕嘛，我说好吧，你也不要问我要钱了，咱们上派出所，派出所叫我给你拿钱我就给你拿钱，派出所叫你给我养伤你就给我养伤。哟，她马上停住了，马上就走了。我回到家里，把我气得，哭啊哭啊，我没有偷你东西，把我打得……
杨：后来呢？
李：后来，王秋喜和我那个老乡一起去找那个女的，但一直没找到。我知道也有的捡破烂的，不规矩。但我从来都不偷，我一家老小都在这里。对，老乡捡破烂的很多，情况都差不多。你要是讲卫生的，就好一点。捡破烂的到处都住，有租房子的，有住在收购站的。河南、安徽出来捡破烂的最多，但来往很少。——你说这个棚？是我们搭的，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交房租嘛，自己搭的，我妈住里面，风大了就容易吹垮。我们一个月花费七八百，生活费、房租费、水电费，还有这个小孩子（王康旭）吃零食啊，一个月100块都不够。生活费四五百，房租费120块。不过说这里要建火车站了，说要搬迁，有的说那边搬，有的说这边不搬。但是马路要加宽，这里也可能搬。我们将来到哪里去生活？不知道还让不让我们捡破烂。
杨：没想过回家？
李：家里很穷啊。没捡破烂之前，我老公在打工，我在家。在家我种田，收庄稼的时候他回家。广东这里的土地不能跟我们老家比，我们那边土质很好。我们那里不种水稻，种麦子、玉米、大豆、芝麻……。麦子一年，有时候能收1000把斤；下连绵雨的话，就400斤左右。做农活的，最值钱的就是芝麻，去年最贵的时候芝麻买到7块钱/斤。不过种田没钱赚，只有出来打工。一年种一年完，化肥、拖拉机耕地、交交皇粮，这一除，那一除，就剩不了什么了。我们在家里干了十多年了，一分钱没剩，就出来了。现在这些破烂要卖的话，绝对没问题，收购站都要。不过这里的破烂越来越少，都捡，本地人也知道拿去卖。
杨：你们平舆县跟上蔡县是交界的，好像一条公路就过去了。听说过上蔡县的艾滋病吗？
李：农村没文化的，都说艾滋病就是性病。我回家的时候也听说过。听说有个人是西瓜大王，他患了艾滋病，用身上的血洒到那个瓜里面去，让所有的人都患上艾滋病。那一年的西瓜没有人买，我回去的时候还没有人敢买。其实，上蔡那里并不穷，我路过上蔡，庄稼跟我们那里是一样的。
此时王秋喜骑着装满破烂的三轮车回来了，一身尘垢。我让父亲去买几个冰淇淋过来。
王：让你们等太长时间了吧？来，抽我的。天天都是这样，天天都辛苦，天天累得腿啊胳膊啊乱疼。反正也不怕死，死了就死了。垃圾池很臭，也没人来。最热的天也干，冷也不怕，风雨无阻。我老婆一般是下午一点半钟回来，吃完饭又走；我是下午两点多钟出去的。对，干这个，比在家种田强一点，在家里找不到钱嘛。我们家乡100个人有80个人捡破烂，什么都捡，那些很快发达的，差不多都是靠偷的、靠抢的，被抓的也有很多。我16岁就出门打工了，一直打到现在。以前什么都做过，下过煤窑、挖过沥青、搞过建筑，干得最多的就是搞建筑，有技术，贴砖也可以，贴砖得靠眼力。——发表文章？可以！就写写我们那里计划生育乱搞！
杨：没问题。
王：管计划生育的，以前来过了。我老婆一年两次检查，9月份还有一次。办的那个流动人口证，上面写得很清楚：已结扎，两男。那个流动人口证，老家当官的说可以管三年嘛，可是现在又说流动人口证不算，要宋海村办的才算。不办的话，罚款200块。——我准备找宋海村书记。他受贿！别人请他喝酒，送礼，他就跟你勾了；不送礼，他就跟你要钱。我今天上午往家里打电话，我说真要乱来，我就找记者搞他一下。当干部的，一般都是两个孩子，可他们一分钱也不花。人家生三个两个的，有面子的人，他都不罚。像我们生两个的……
李：他就罚。他说计划生育要一胎化，自己说男女平等，男孩女孩都一样，为什么女孩子准生，男孩子不准生？结果，女孩子又不给上报，不用检查。你生男孩子就罚你的钱。
王：他妈的，有面子的就不管。说要罚我们15000块，我就怕他罚我钱啊，15000块，我们要干一年啊。一年也得好的时候啊，不好的时候也挣不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在这里，他管不着；一回去，他就要我们的钱，盖房子的话就搞我房子。连回去都不敢了，我害怕。以前像我这样的例子也有，当官的把别人房子推倒，强行拆房子，有的就跟一两个派出所的，有的不跟，就是些宋海村的小狗腿子、赖皮货来胡整你，你不拿钱给他，他上你屋扛你的粮食。乱收费，乱罚款，乱整一气。只是现在不能推房子了。以前还搞“十家联保”，什么叫“十家联保”？就是我生孩子，搞你、搞你、搞他，搞“株连”，一个出了问题，其他九个邻居都要负责，每人罚1000块。现在是搞着谁，就是谁。
杨：你的意思是计划生育搞得官民不平等。
王：要罚都罚嘛，是不是？乡官、村官发财主要就靠计划生育。他们能生两个，我为什么不能生两个？我隔了12年才生第二个啊。他妈的个逼，你不找人他就罚你，哪一次运动下来他就搞你。不合理，我们那里就是不合理！跟干部打架的也有，打了就被派出所抓起来，坐牢。挨着我们的朱庄那里就有个残废人，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他打了计生办的人，抓到我们那里的监狱里，拘留了几个月。你不想想，你要是搞得合理了，人家干嘛要打你？我们那里的村民不团结啊，各照顾各，看笑话。
杨：当官的也没有民主选举这回事儿？
王：什么？民主选举？谁当谁当，哪里有开会？也根本不贴那个财政稿子，根本就没有。现在宋海村书记换下来了，捞着钱了辞职不干，又上去了一个新的。你要是有机会到宋海村去，你看看，干部的房子就是不一样。他们那时候盖的是平房，我们那时候大多数是草房。现在村民修楼房，主要靠打工挣的。宋海村书记不出门，也盖这么好，一般的房子都是5万的楼房。村里不盖楼房的，就讨不了媳妇，说你没钱，你就完蛋。你出来几年盖不起房子，没人看得起你。我们那里的人很滑的，最爱占小便宜。比方说你吃我一个馍，我下次就要吃你一个。
杨：没记者去过你们家乡吗？
王：都没有碰见过。我在家乡的时候总是说：“我怎么碰不到记者啊？要是碰到记者，我就让记者去搞他。”你不拿什么东西卡住他，他就胡整。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都盼望记者到我们那里采访。没什么大不了的，实话实说，全部豁出去了。比如我叫你带着照相机到我们家乡去，假如你或者你的朋友有记者证，到我们宋海村采访，那我就对干部说：记者来了，要采访你什么什么。那些干部肯定要说：小王啊，你不要说啊，不要乱讲啊，我不罚你的款啊。他们也不敢逮你，他们哪里见过记者的阵势？
李：以前我们那个交大粮啊，给你们这些没面子的人，狠狠地要啊。有头有脸的人，从来都不交。就是苦了你这些实在人。现在上面可能已经查出来了，要弥补农民的损失，给老百姓一点好处。
王：我平时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很关心政策，我看胡锦涛搞得不严格，要是让江泽民继续搞下去，还要不行。拿交粮来说吧，乡里、村里搞你，搞提成款，扛你的粮食。比如你一个人皇粮50斤，他给你加100斤，你就得交。过了半个月之后你还不交，他就搞突击队。以前就是那样，搞“土政策”。
李：告状的也有。
王：告状的告不赢嘛，你去告，就叫派出所的来抓你，拦住不让你去。那当官的、派出所的，“嘿！走！嘿！滚！”几吼吼，老百姓就吓得不得了。老百姓到哪里上访？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不懂得法律，知道个屁。不过我跟你打交道懂得一点法律，以前我就是狗屁不懂。现在我住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怕，比在家乡好一点。这里当官的也不欺负我，觉得自由一点。心里也不想回家，在这边呆着，回家也找不到钱，一年弄那一两千块钱顶个屁用。
杨：经济上跟我重庆老家差不多，农村真是没啥展望。
王：有啥展望的？我们那里大多数靠天吃饭，那个地方偏僻嘛，大平原，一眼能望见好几里路。我家是6亩田，4个人（王康旭还没户口）。一年的粮食吃不完，但就是没钱用。经济来源不多，路途交通不好，他妈的村庄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干部想个屁，谁管谁啊？我们那个地方，下雨了，水都淹屋里那么深了，干部谁管你？谁也不管你。你有钱也得交钱，没钱都要借钱来交钱，不然就逮你、整你。村干部抓你，搞你粮食，你一反抗，他就叫派出所。我们家乡的化肥厂也倒闭了，县城的大厂都倒闭了。剩下一两个小厂，当官的亲属都干不完了，要你村民去干嘛？倒是小姐很多，跟广东、北方差不多，腐败。
杨：所以现在出来打工的人是越来越多。
王：家乡的人都差不多出来完了，就剩下看门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到处打工，广东、福建、上海、北京都有。最小的，十五六岁的就出来打工了。家乡教育不好，考得上就读，考不上就回家种田，等着打工。有技术的打工，比我们强一点，没技术的差一点。我们在这里也没什么问题，也不偷。不过有的老乡也很惨，河南出来捡破烂的，人家把他打死的也有，打残废的也有，很多，经常发生。有个捡破烂的老乡，腿骨都被打断几截，是当地居民打的，警察倒是不打人。昨天治安队的瞅着我，我也不管。他一看你那车子又臭又脏，他就不管你了。真正的小偷他抓不到，他就吓唬我们这种人。
（《人与人权》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