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王军涛“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识相交的第30年。我们在这30年中，既有风云际会，又有跌宕坎坷，还有生死与共。从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分手后，光阴已经过去了17年，回忆往事，倍觉想念。写下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作为给军涛的一份生日礼物。
判刑之后，我和军涛（13年）、任畹町（7年）、包遵信（5年）、王丹（4年）从秦城监狱转到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狱方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把我们关在专门用来惩罚违纪犯人的单人禁闭室，试图让我们“认罪悔罪”后，再把我们转到普通牢房。环形排列的禁闭室共有30几个号子，当时只关了我们5个人，每隔几个号子关一个人。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反而给了我们一个互通讯息的机会。我和军涛的号子距离最近，只要提高一点声音，就能彼此听到。老包、老任、王丹离我较远，但也可以扯着嗓子互致问候。禁闭室的面积不足4平方米，却有5米多高，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方便是晚上无法看书。我从秦城监狱带过去一些书，其中包括《辞海》和一套十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大部头的书。到了晚上，一支15瓦白炽灯挂在房顶上，我踩在近一米高的大部头书上站着看书，仍然不能看清书上的字迹。这样，一天就有5、6个小时不能有效利用了。我和军涛商量，我们也要给狱方一个下马威，于是就用砸牢门和高声喊叫的方式“请”来了监狱长，要求解决照明问题。此后，我们一不高兴，就砸牢门，搞得狱方非常恼火，但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没有上级的批准，他们不敢对我们用刑具。
1991年8月13日是军涛的接见日，但是他只见到父母而没有见到妻子。当他意识到是狱方禁止妻子与他见面时，便要求见狱政科的人，让他们说明禁止的理由。从下午到晚上几次口头要求没有回音后，他就像往常一样砸门以示抗议。晚上大约9点钟，有十几个从未见过面的狱政人员突然冲进禁闭室，强行给他带上了手铐，并把他关到离我较远的另一头的号子里（当时老包、老任、王丹已经离开了禁闭室）。军涛当即宣布，从即日起开始绝食抗议。我对军涛喊话，我暂时先不与你共同行动，我明天还要接见家属。第二天，狱方来了很多人，让我保证不向家属透露军涛绝食的情况，否则就取消这次接见。我说，我保证不说军涛的情况，我只说我自己的情况。见到妹妹陈子华后，我对她说：鉴于我向狱方提出的各项要求未得到满足，鉴于我的朋友受到狱方的虐待，鉴于狱方禁止我的妻子王之虹与我见面，我宣布自即日起实行无限期绝食。
我们的家属随即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游行示威，抗议监狱当局虐待自己的亲人，并把我们绝食的消息广而告之。在国际舆论、各国政府、港澳各界、海外民运人士表示强烈关注的情况下，当局不得不做出种种姿态和让步。8月16日晚，狱方给王军涛摘掉了手铐。22日，狱方带王军涛去劳改局下属的滨河医院检查身体，确认他患有肝病。3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报导，对军涛和我在监狱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导”。31日，新华社向海外播发了记者访问北京市第二监狱监狱长和滨河医院医务处主任的专稿，文中透露：“监狱当局已决定于日内把王军涛转到条件较好的一所监狱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并进行必要治疗。”9月2日，军涛被送到延庆监狱内的医院病房居住。10日，狱方在我的号子里安装了40瓦的日光灯，配备了看书用的小桌子。趁我在放风圈的时候，狱方对我的号子新貌进行了录相，这个录相被官方卖给外国新闻机构，几天后在BBC电视台等播放。14日，恢复了我的正常接见，北京市劳改局负责人通过王之虹向我赠送了薄一波的新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表示愿意为我在狱中的学习研究提供方便。
最为可笑的是，8月19日晚，监狱当局为了阻断我和军涛喊话，在禁闭室通道内临时垒起了一堵砖墻。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上，可以称得上是破天荒的笑话。一堵墻就能阻断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和讯息吗？事实上，同情我和军涛的狱政人员，一直在我们之间传递消息。军涛转到延庆监狱后，我们之间相隔百里；军涛于1994年4月“保外就医”被送往美国后，我们之间相隔万里。但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是永远隔不断的。
独立路 正义路
军涛30年坚持不懈所走的“独立的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首先，是一条独立于共产党的道路。军涛在《“四五”运动的意义与启示》中指出：“四五运动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与鸦片战争、共产党政权建立并列的又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鸦片战争，开始了扬弃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共产党政权，开始了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四五运动则开始了非共产党化的新探索。”我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中指出：“如果说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迄今为止共产党所走的道路，仍然是一条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错误道路。我们认为，回归现代化主流，拥抱普世文明价值，维护中国本位利益，才是正确的道路。
早在1980年，我就起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及其说明《为把全国人大建设成最高国家机关而奋斗》，曾用作李盛平、王军涛、陈子华和我本人的竞选材料。其中指出：三权分立的原则，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所确立，但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品，而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只要与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还存在，只要管理国家还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必须实行权力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否则独裁和专制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本《草案》……采纳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直接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之一。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县级离国家中枢权力机构还差得很远，如果选民仅能选举县级人大代表，他们就不会感到自己是国家主人翁，也不会把选举严肃看待。事实上，他们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局。因此，县级直接选举对选民的民主教育是十分有限的。我们认为，应当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逐步完成从间接选举制到直接选举制的过渡。……在过渡期间，应制定出版法、结社法、集会法，逐步扩大公民权利，为直接选举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到第八届全国人大时，在全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制。
我们认为到第七届人大时，可以由选民直接选举共和国主席。在这种体制下，主席直接负责政府行政工作，取消总理的职位。实行与美国总统制相类似的主席制……当人们从几名候选人中选择一位主席时，注意的重心必然要落在他们的政治路线和施政方针上，选民们就由此直接干预了国家的前途。
1989年5月上旬，军涛在接受香港《百姓》记者张洁凤采访时说（载《百姓》半月刊，总第192期、193期）：天安门、民主墻时代，人们要推翻毛泽东的一套，但新的应怎样走，需要打大架，竞选时提出的框架就是，要考虑政权的人民性，应该保留民主墻、民办报纸、民办刊物，当时闵琦写出版自由，胡平写的言论自由，还有胡平当时准备写结社自由，再有讨论二院、三院、五院制，涉及整个国家的根本的原则。当时对天安门事件的反思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时代，一是政治专制，一是思想迷信，认为应通过思想解放运动破除迷信，通过民主化来改变专制。
当时选举法出来，我们主要是考虑怎样能使中国一下子按照民主宪政的原则构成中央政体。那时候允许对国家体制有比较宏观的设想，现在的基本原则、框架都定下来了。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按照民主宪政的原则来对现制度进行批判。
我认为中国的多党制大概有三种发育模式，……当然，这得取决于共产党，它要同意改，如果它不同意，说不定有一天人民将它冲破了。这是一次给共产党的压力和挑战，也是给了它机会。
二三十年过去了，三权分立、直接选举、多党制，这些体现现代化主流文明的基本制度，一样也还没有实现。独立的道路，仍然漫长而且荆棘丛生。
其次，独立的道路，并不是共产党的一个映射、一个反面镜像。毛泽东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遵循这种行为逻辑，就依然是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反共”本身并不构成一个标准，我们是用正义标准、实践标准来检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才得出“共产党错了”的结论。这不意味共产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中共和国民政府、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一起反对日本侵略，取得了中国抗战的胜利；毛泽东与尼克松“一条线”反对北极熊，最终导致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这都是站在了历史大潮流的一边。我们是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为宗旨，不需要刻意与共产党在每一个问题上“黑白分明”。既有部分的重叠，又有分歧与对立，这是一种政治的常态。
去年8月，我和丁子霖、刘晓波、包遵信、于浩成、鲍彤等人签署联名信，在“对能在自己的祖国举办（奥运）这样一个象征人类和平、友谊和公正的盛会”感到“自豪和欢欣”的同时，严正指出：“一个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世界，只会是一个分裂而破碎的世界，不可能有尊严、平等与和睦。所以，那人人共享的‘同一个梦想’不应该是别的，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肯定的那些人人应享有的普世人权。……所以，我们认为，北京奥运的口号应该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
今年汶川大地震后，军涛一方面立即在纽约街头风雨中为灾区受害同胞募捐，一方面写文章向执政者问责，追究当局在地震预报、快速启动国际救援、监督校舍建造方面的严重失职。他指出：一个正义的、有活力的和不断进步的社会需要一个全面动态平衡机制，既谨慎地维护社会的善意，也不断积极地揭露和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政治上稳定和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这样的动态平衡机制中，有两种人必须“政治挂帅”：一种是政治学者，另一种是反对派。他们的天然职责就是在每个灾难出现或者每个公共事件中，都追问政治问题和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反对派是政治生活中紧紧盯住政府的问题的政治力量。反对派的职责就是监督和批评政府，假定政府在一切行为中上都有作恶动机，分析政府在一切举措和行为，揭露潜在的问题，提出替代政府的政策、人事和制度的方案；反对派的最高目标就是，经由主流民意合理认定的程序和方式，替换现有的政府。
没有反对派，不仅永远没有超越政府局限的进步，而且缺乏竞争压力导致政府更容易滥用权力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有如那些开发新产品的厂家和投资者，反对派是开发新政治或推动政治变化的动力来源之一；他们承担了开发新政治的所有代价，而社会可以享受新政治的好处。
第三，我们所谓的独立的道路，不仅仅是指独立的知识份子的道路，更是指独立的政治反对派的道路。
独立的知识份子，可以“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独自吟唱“阳春白雪”而无视“下里巴人”，可以只抱持价值伦理，“不自由，毋宁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独立的政治反对派，则要讲责任伦理和政治效果。
独立的知识份子，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可以“以一人敌万人”，可以在思想上永不妥协。独立的政治反对派，则要着眼于争取大多数，并在必要时实行妥协。我在六四前夜为《经济学周报》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因报纸被封而未能刊出）中说：以往的“革命传统”片面强调政治坚定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掩盖了现实中常常难以避免的政治妥协——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合作，抗美援朝战争最终签署停战协定……事实上，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是敢于和善于斗争的政治家，也是敢于和善于妥协的政治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不惜“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是政治家最值得称道的一种美德。在新的民主政治体系中，以妥协求共识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民主政治文化中，以退让求团结是一种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在新的民主政治伦理中，敢于妥协、善于让步应视为政治家的美德。
当然，与民众水乳交融，从民间汲取道义和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永远是政治反对派的第一要义。没有政治实力，就根本谈不到政治妥协。只有在八九民运那样的场合，宪政民主派才有可能与中共讲妥协。
现在，军涛已经被流放海外，我则处于最严密的监控之下，由我们自己来实施80年代制定的团队发展战略，已经没有了空间。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比我们做得更多、更好。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至于我和军涛，我们将会在独立路上继续艰难跋涉，扮演最适合我们发挥作用的角色，为强盛、繁荣、民主、文明的中国而无怨无悔地奋斗终身。
（写于2008年5-6月）
北京之春2010.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