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讲述了她的道路，由一个文革失落的孩子，到一个教师，到政治犯、流亡者，到一个竭心为人权奋斗的人。她的文字展开了她的心，有悲痛、泪水、鲜血，有不能泯灭的善良、正义、理想，乃至愤怒、勇气。而这一切都来于一个女人、母亲对于弱小生命不可阻止的爱和维护，甚至为之不惜牺牲。这是女人和母亲的心。
我常常想，我们的民族是怎样沦落到这一步的。就民族的血质、气节、精神、思想，从来没有这样悲惨过。失败也好，异族统治也好，中国总还有气，有脊骨。就是中国一塌零乱，鲁迅也还写了“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也还是坚韧宏毅，孜孜以求。想想那一代优秀的人，他们的心志和作为，我们唯有愧疚。“六四”是青年学生的运动，知识分子只是携带地卷了一下。这么重要的事情本来是应该由知识分子承负的，但是没有。几十年的迫害，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被消灭了，由他们的人格、信心，到他们的思想、精神。实际这也就是一种文明的毁灭。“六四”那么多的血和生命，对于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白白地流逝。但是它们在中国流逝了，并没有灵魂的祭奠和上升。它们甚至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尊重。
在茉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他们的不幸遭遇，政府的蛮横，社会的遗弃，人们的冷漠。甚至还有文人对鲜血和死难的嘲讽和“超越”。想想，那么多的拥护、作证、悔过……。一个文明的民族不会如此。鲜血、苦难从来伴随人类，但是这样地对待鲜血和苦难，却是耻辱。不能不说，一个民族的良知死了。于是九十年代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光荣和格言就是活在“当下”。
“六四”后，出来维护鲜血死难的重要的是母亲和女人。丁子霖，茉莉、萧雪慧……。她们主要还不是出于政治、主义，而是出于母亲、女人对生命的维护。她们的勇气、正义、忍耐痛苦和牺牲，来源于她们的心。中国的良知由何恢复？我想是由对生命的维护，由人道精神开始。思想有限，人的认识有限，而人的种种思想又常常相互矛盾、冲突。因此，良是知的开始。维护生命、人、人的尊严，是文明的基点，也是它最终的目的。其高于思想、真理、主义。任何思想、信仰都不能以伤害人的生命、践踏人的尊严为代价，否则它就是暴虐的借口。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给予我们的教育。“六四”后，这几个女性以她们的心展示了鲜血和生命的尊严，她们的勇气、牺牲、对生命的维护，蕴育了中国良知的希望。她们的心是中国良知再生的开始。思想、真理、希望，乃至一个民族、社会的原则、公正、和平、健康是有代价的，所有的文明都始于鲜血与生命的祭奠。如果中国尚有希望和未来，那么“六四”就是它的基奠。
茉莉的道路由“六四”开始。六月三日，茉莉从北京回邵阳在学校做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演讲；六月四日晚上组织师专“痛悼北京死难烈士”追悼会并演讲；六月五日在邵阳市广场群众游行集会上再次做追悼死难烈士的演讲……。这是中国当时最悲惨、最残酷，也是最危险的日子。她的选择，其后果当时是生死不知。但死难的鲜血、生命，让她义无反顾。她的英勇之后，是女人和母亲的心。被捕前，她给学生讲了最后一堂课《纪念刘和珍君》。在法庭上，她慷慨辩护：
我们都说过同样激动的话语，我们都流过同样悲愤的泪水。如果今天的法庭判决我有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是代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这被告席，我是代替成千上万的人承担罪名！”
在‘最后陈述’中，我回顾了中共几十年来镇压‘反革命’的血泪历史，用一串串连珠炮式的反问句指斥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最后，我表示：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至于我个人，我想起了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不管今天的法庭如何判我，我将永远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如果为此我必须付出自由作代价，必须承受历史的苦难，我也别无选择！”“还记得‘六四’入狱的最初几天，我曾经两次试图自杀。我不要活，因为我不知道：在那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后，我们这样曾经对人性深具信心的人是否还有理由活下去？然而我终于被迫活下来了，怀着一个幸福母亲负疚的心债活下来了。也许，这一天证明了我活下来的一个意义──对那些不幸的母亲负起责任，向野蛮的杀人政权发出控诉和声讨。”这些是由地上的鲜血所升华，留于历史的声音。
出了狱，她“唯一想做的事，是去调查“六四”大屠杀中死伤者的真实情况，为他们索赔索歉。”“假如当初我在国内时知道她（丁子霖）在从事这项调查工作，我一定要留在国内帮助她。对我来说，再次坐牢已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流亡海外后，茉莉一直从事救助“六四”死难的工作，道义的声援或经济的募捐。
“我心中仍有太多的不甘。那块曾经浴血的大地，系住了我的全部忧思。”“六四”的血流注她的心中。她写道：
久久凝视这张静穆的照片，我的眼睛总是泪光朦胧，耳畔总是萦绕一曲无尽的哀歌。岁月在我们脚下销声匿迹，那么多人的生命，仿佛只是大海迅速逝去的泡沫。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仿佛从未发生过。只有慈母的声声哀哭，传给在太空中游荡不甘的年轻魂灵。……
“以一颗同是母亲的心，我久久凝视这张村野孤坟的照片。突然发现那静穆中有一种东西－深秋的凄凉冲不掉，寒冬的悲愁压不垮的东西……那是母性的坚韧和顽强。
“对于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应该有切肤之痛。这样才会有抗议、呐喊与援救，这样才会升华人们对正义、民主和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这样才会加强人们对邪恶的专制者继续侵犯人权的警惕。
“那村野里的少年坟仍然静穆，在黄土衰草之间，在繁星明月之下。那是我们心中永恒的创伤，只有爱和抗争能够缓解它。”
中国监狱的生活，使她的心更痛苦而广阔地展开。如果说茉莉对“六四”死难的维护还有思想信念的因素，那么她对囚犯的关心同情则超过了任何界线。这是对生命、人的同情和爱。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宗教性，虽有佛教的补充，但不为正统。儒家文化讲伦理秩序，它的“仁爱”是有界线的。由此中国社会一向有极为残酷的一面，罪犯尤其在人之外。对罪犯我们有各种残忍的刑罚，有黥、有杖、有烙、有株连，有砍头示众。监狱是中国社会最黑暗之地。自然任何国家民族都有其黑暗，但是我们缺少宗教的博爱精神。例如欧洲、俄国对罪犯的同情帮助，为他们的祈祷和拯救，他们虽然是罪犯，但他们依然是生命、是人、是上帝期待拯救的灵魂。因为缺少这些，我们的社会、人性也就更为黑暗和残酷。这的确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欠缺。
茉莉，一个女人在监狱中对罪犯、死囚的同情和爱是让人感动的。“面对他们的真诚和痛苦，我无法不抛弃过去对罪犯的成见和排斥的厌恶之情，以一颗女性的怜悯之心，去倾听，去理解，去开导，去抚慰。”她阅读契柯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类的正义感和尊严感。”她把他们作为兄弟、朋友，和他们通信，给他们关心，为他们哭泣，照顾他们遗留的孤儿寡母。她批评中国监狱的黑暗，批评中国司法滥抓滥杀，呼吁中国限制死刑。她写道：“一切生命都有值得尊重的价值。让我们用和平仁爱的精神，去关注千千万万临死呼救的中国死囚的生命。”
这种超乎法律、道德、类别限定的人类之爱，一向是我们民族所缺少的。中国民族敦厚坚实，但缺少明澈，缺乏无限的爱对黑暗由上至下的照透。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中，汲取博爱精神，是我们的需要。无此，我们则无法建立一个充份宽容、人道、自由，更适应人生活、发展的中国。社会的建立依于人精神的期待和要求。茉莉走出了一步。当然，就中国的现实许多事情长久时间内还难以做到，但我们应该有此精神。没有精神的照耀，现实就没有前景，就会萎缩而死亡。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有伟大的襟怀和精神，有广阔的宽容和容纳，其带给它民族的是和平与福泽。伟大是宽容和仁慈的伟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给西藏带来的灾难是我们的耻辱。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这都是血腥残忍的，甚至愚昧愚蠢。对于我们的野蛮、暴行、背信弃义，我们至今尚没有公开地承认、检讨，并给予补偿。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但这足以说明我们现在的脆弱、卑微和可怜。我们对弱小的藏族施以那么残酷的暴行，带来了那么长久而深重的灾难，为什么我们之中就不能有人──哪怕是极少的人──维护他们，为他们的受害辩护呢？一种伟大的文明是不该缺少这种精神与勇气的，因为这正是公正与道义的一部份。维护公正、道义，维护弱小者、被伤害者，是文明的责任。
由于西藏弱小，由于西藏被伤害，茉莉为它辩护。虽然她并未拥护藏独，仅仅是同情藏族的苦难和不幸，愤慨中国对待西藏的那段残酷的历史，批评中国对待西藏的强权，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让西藏真正自治，使十数万流亡的藏人返回家园，她希望汉藏两族友好和睦。由此她被许多人指为“汉奸”、“叛徒”，得到种种恶骂。但我赞赏茉莉的孤立和勇气，文明需要有高于家族、阶级、种族、国界乃至宗教的公正、道义和仁慈。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残酷的，充满种族、国家、宗教间的彼此残杀战争。因而人也就需要有与之对衡的广阔仁爱、公正与道义。没有公正、道义、对弱小受伤害者的同情，人类就会成为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而弱肉强食的原则也会通行本民族的内部。这正是中国眼下的现实。
茉莉在林照真女士《喇嘛杀人》的书评中写道：
从昌都到拉萨河畔，从藏东到藏北藏南，以至尼泊尔北部，…来不及逃走的妇女儿童的尸首遍地，村野万人坑里白骨累累，寺院喇嘛们的红色袈裟映着红色的鲜血，年轻的汉族解放军战士也葬身高原，……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比比皆是。”“战争这个杀人机器…把那千年宁静的高原雪域佛国变成一个血迹斑斑的屠场。”她在《一段特殊的西藏反右史──好汉人的悲惨故事》中记叙了那些保护藏族的好汉人。
在《他为西藏燃烧》一文中她写道：
土登额珠先生身上拖着的那条长长的火焰，灼疼我们逼得我们中国汉人扪心自问：当土登额珠先生所代表的藏人发出绝望的求救呼唤时，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闭目塞听，充耳不闻，因为强食弱肉乃天经地义……藐视弱者卑微的请求，这样，我们在把藏人往暴力的路上逼。当希望变成绝望，创痛巨深的藏人，其心中压抑多年的怨愤，就会像喜马拉雅山不可预料的雪崩，以另外的形式爆发。难道我们愿意看到：汉藏两族人民付出更多的鲜血和泪水为代价？让我们炎黄子孙拒绝做制造他民族悲剧的共犯！”
这是对藏汉两个民族的爱和责任。
她在弱小的藏族身上看到了我们所欠缺的的“和平、慈悲、忍耐、知足”的伟大精神，她女子的心痛苦而诗意地展向他们：
我想象达兰萨拉的佛号一声声悲鸣，土登额珠先生暂时安息在异乡的青枝绿叶之间，但他的灵魂却像云朵，越过雪山飘向他梦中的家乡日喀则，回到雅鲁藏布江边去了。西藏雪域仁慈的诸神迎接他的归来。对于佛教徒来说，死亡是另一次生命的黎明。…强力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我一个汉人，在遥远的北欧的春夕节里为他祈祷：你们虔诚向往的爱和信仰永存！”
八九后中国有那么多“流亡者”，但我们在文明的西方学到了什么？做了什么？
茉莉没有愧对收留她的瑞典──和平与人道之乡。用她的话说：“我在异域的高山，要拾检那些最美丽的石头献于我的同胞。”她充份地吸收了北欧的阳光。对生命的爱和维护，由她的心上升为和平人道的理念，她成为一个献身人权的人。对比瑞典人的宽容、人道、公正、民主，检讨中国人的偏狭自私。她批评“今天的中国人既不信主义又不信神明，既不怕法罚也不怕天谴，在商品洪流中巧取豪夺，腐败堕落而不自知。他们将走向何方？又有谁去拯救他们的灵魂？”她讲述瑞典人的善良，对他民族的爱和责任。她写北欧人的正义与人道的精神，他们对“六四”的纪念和责任。她批评中国人的冷漠，“冷漠再次伤害了死难者和幸存者。无人过问、无处诉说，他们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一年又一年，绝望和悲伤在啃噬着他们，他们仍然在噩梦之中呻吟。”
她介绍了欧洲的非爱国主义、和平主义、人权精神的历史。她充份汲取了欧洲文明正面积极的人文理想精神。她为弱小民族呼吁，为库得妇女哭泣；她反对死刑、战争，崇尚非暴力、无国界的和平；她抗议暴政，捍卫人权。她相信“人权高于主权”，“如果争执引起的战争属于国家事务，那么侵犯人权是一项有关我们所有人的罪行。”，“在国家利益、民族荣光的旗帜下，罪恶不被人当作罪恶，而被当作职责。”制止战争，“上帝已经赋予良心一种司法权，这种司法权应是人类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她反对暴力、死刑，她写道：“是人们的思想决定人们的生活，当人们选择宽恕和原谅，他们也就解脱了自己。在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上学习怜悯和宽恕。”她引用加缪的话：“即使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也不应该使用恐怖手段。”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革命、动乱、暴力，这些难道不该我们记取吗？这些难道不是苦难给予我们的教育和良知吗？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茉莉关于“无国界医生”的报导。那个医生说：“开始我们很难接受世界这么残忍，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并且继续生存下去，这样才能帮助他人。虽然世界总是有人陷入苦难，但我们总可以做点什么。”
茉莉在介绍瑞典和平运动的时候写道：
在世纪末欧洲的隆隆炮声中，我们痛心地看到人类在和平问题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重大差距。然而，在当今人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武力摧毁人类自己的时候，还有什么比一个维护和平的理想更为可贵呢？”
“人权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字眼，而是在血与火中抢救生命的抗争。是强行参与，是死而后已。”
“在铁一样冰冷的现实中，在逝去了的不幸的世纪里，这些几乎是一听到警报就冲向急需援救之地的人，他们巨大的热情、责任感和冷静的眼光，为我们的时代塑造了一个光明的人格，实践了一个新的价值理念──人权无国界。没有妥协也没有厌倦，他们的大无畏，他们的自我牺牲，使得任何政府都无法再理直气壮地躲在主权的幌子下欺负自己的人民。”
他们“像一道闪电照亮人间苦难”，“世界因为有了他们而欣慰！”。
“六四”以后，依然保有如此明亮的激情、理想、人道的精神和信念，于中国人近乎是奇迹。“六四”的血本是对中国道义精神的祭奠，应更激发中国的意志、思想、精神。但是没有，我们却一味地堕落腐败下去，甚至以此夸耀，把讥讽道义，嘲弄人文精神，唾弃高尚和理想，把萎琐、唯己唯利、贪恋感官享受作为智慧与时尚。实际这只是权力暴力对人的彻底征服，是“人”的彻底放弃和毁坏;实际我们是在权力暴力之下应合它，滋养它，在摧毁之后，以另一种方式进一步瓦解消蚀残余的文明。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悲哀，却以之为荣誉。
茉莉让我想到丁子霖。丁子霖留在国内，以殉道的苦难维护“六四”死难的鲜血和尊严；茉莉流亡海外，以她的文字，由“六四”的鲜血升起人文精神的理想光泽。她们本是普通的女人、母亲，安守于自己普通的生活、家庭和工作。但是“六四’的血和她们母亲的心，使她们站出来承负中国道义的责任（我知道中国还有更多的同样的女人母亲,比如丁子霖的同伴）。她们代表了中国所有女人、母亲对生命的爱和维护。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极权暴力摧毁了中国文明，摧毁了道义原则，摧毁了“人”，摧毁了人对文明的信心，消灭了一个民族的知识阶级、良知，但是他们没能征服的是女人、母亲对于生命的爱和维护。这就证明极权和暴力也是有限的，证明文明的必须和可能。对生命的爱和维护是一切文明的基点。当中国的一切被摧毁之后，女人和母亲的心使我们回到这个基点。这就是她们的意义。由此倒塌的废墟尚有一线重建公正、宽容、人道、仁慈之中国的希望。
茉莉的文字、思想也还简单。她对政治、社会、国际事务乃至中西文化的某些见解尚单纯，她的情绪有时也偏颇。她的思考、行文也常常草促，她是性急的人。这些是她的弱点。她不是职业政治家和作家，这正是她的可贵可爱之处。茉莉对生命的爱和维护，她的勇气、热情、责任、人道的精神和理想明亮鲜明，饱有血液。这也就是她所以保其简单的道理。这使她更贴近文明的基点。文明的本质就是对生命的爱和维护。“六四”后，在中国整个民族的颓丧和堕落倾向中，这显得尤为珍贵。茉莉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一切要从对生命的爱和维护开始。
2001年5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