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主持人胡平介绍张裕是笔会元老，对郭罗基先生的经历和作品有过研究，比较了解。）其实郭罗基先生才是笔会元老，他是2001年的31位创会会员之一，我是第二年才加入的后来者，2003年笔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刘晓波当选首任会长后，我出任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郭老师就是狱委最初五位成员之一。我们有过共事，没有见过面，但了解他的早期经历和作品要早得多，因此就主要谈谈我所知他的历史贡献和他的作品尤人权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
25年前，我在已故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通讯》上发表一篇文章，开门见山说：
郭罗基先生也许是当代国人中最系统地论述人权理论的一位。其内容广泛又不乏独特见解，且能联系实际，颇受笔者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欢迎。因此，笔者一向视郭先生的有关文章为人权学教科书，对其立论一般是不持怀疑态度的。虽然不见得完全同意其观点（如“权利”应为“利权”之说），但是总的感觉是言之成理。”
就郭老师的历史贡献及地位而言，我一直认为他是文革后中共党内思想解放尤其人权理论的启蒙先驱第一人。
二
我最早注意到他的文字是发表在1979年6月《光明日报》上的《谁之罪？》，该文是探讨中共当局当时刚公开宣布平反并宣传为”反四人帮烈士”的张志新问题，其中与当时党文宣基调颇有些不同之处，尤其是对比了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和30-50年前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指出中国在197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竟然远比”资产阶级专政”更为”残恶”，不但继承传统文字狱的以言治罪处死，而且还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对死刑犯割喉禁声酷刑。这种公开对比批判，当时至多能在正遭镇压的”民主墙运动”大小字报上偶而见到。该文虽然没有直批毛泽东，但当时很多人理解就是：标题答案就是“毛泽东之罪”！
当年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郭老師在11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现在说来，甚至在文革中，这样的标题其实很普通，但当年因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刚遭到全面打压，尤其是魏京生刚被因言论被以”反革命罪”重判十五年重刑还不到一个月，使人感到该文是借党报变相在为魏及民主墙运动鸣冤叫屈，并为当时还罕有提及的言论自由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对言论自由作为其本人权第一条的了解，是当年二月我去天津大学进修经北京时，在西单墙上看到的任畹町等七人联署的《中国人权宣言》十九条，以及他们组织的“中国人权同盟”发行的盟刊《中国人权》的部分大小字报，印象中无一涉及理论问题。后来虽听说胡平的名作《论言论自由》也在当月发在民主墙上，但我是在两年后才看到，转载在中国社科院内部期刊《未定稿》上。当时感触是：胡文所述其实是已明白的道理，但自己却没法有条理地表达出来，因此非常佩服而记住了作者大名，但却在此后把标题记成了郭老师那篇，还长期误以为是刊物编辑为避免标题敏感而另改一一后来分析是我之前明白的道理应是出自郭文，下意识地将两文混记为一，但郭文标题先入为主而印象更深。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回头考察当年中共党内“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官方通识是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原作（据说标题本无”唯一”），经多人修改后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审定，从此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然后扩大到民间，于是就有了年底开始的”民主墙运动”。其实早在当年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共同发表元旦社论，其中就提到了“思想大解放”，不过相关上下文是：
同时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二十八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搞清楚各条战线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出各方面的条例、制度和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排除一切干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理直气壮地大干社会主义，加快建设速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由此可见，此处的提法仍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口号，目的仍是当时党文宣一以贯之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过，当时党内外的“思想解放先驱”也由此应运而生，开始借题发挥一一《人民日报》在22天后的1月23日发表郭罗基以《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为题的专论，也就是不再局限于“统一思想”的经济目标，而用其言行及其后表述是”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因此郭老师至少是“思想解放运动”开辟者之一。
三
郭老师因1979年的几篇名作遭受打压，而我本人也在1981年底到瑞典进修化学化工，对国内政治及人文界动向无暇顾及，直到1989年六四屠杀后我才开始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参加了大赦国际、纽约科学院等人权组织，在后者名单上看到了郭罗基的名字，而我在翻译人权理论方面的英文资料时查找中文参考，才发现郭老师有很多相关论文，因此也就得出开头评论：
郭罗基先生也许是当代国人中最系统地论述人权理论的一位。”
郭老师关于人权的论述，尤其是对立于邓小平所谓“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的观点，不但有其重要的历史贡献，而且在近年来太多民运人士认同川普当局更重美国经济政治国权和利益而轻视甚至一再侵犯包括言论自由等“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人权现况，更有加以重申的现实意义。在此引用郭老师的相关论点共鉴共勉如下：
人权是终极关怀，是最高命题”（《民主和人权》）
“人权是高于国家、先于立法的”（《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迷思》）
“人民的利权（即”人权”一一引者注）高于政府的权力”（《利权和权力》）
“既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权就是人的终极关怀。人权应当贯彻一切人们共同体，衡量人的一切活动”；“政权、主权都来自人权，国权的实质是人权，是人权结构中的群体人权”；“如果国权与人权不一致，应当改变国权的性质……”；“问题在于政权人权化、主权人权化，即国权人权化”；“国权必须与人权相洽，使之成为人权结构中的一个层次”；“违反人权的主权也不能代表国权，各国以人权的名义可以进行干涉”（《人权和国权》）
最后借此向郭老师致敬！
谢谢各位
张裕
2025年5月20日
补注：中共统治下人权运动史的几个“第一”（民主墙运动期间）
第一篇人权专论：《人权与民主》（四十张大字报长文），作者署名“实践者”（真名未知），1978年11月25日张贴于上海人民广场东侧20米长墙上，标志了上海“民主墙运动”──通称为“人民广场运动”的开端。
第一个人权团体：“上海人权协会”，1978年11月底宣布成立，王辅臣被推选为秘书长。
第一份人权刊物：《中国人权》（油印），1979年1月1日在“中国人权同盟”（第二个人权团体）宣布成立时创刊，创办人兼主编任畹町。
第一份人权宣言：《中国人权宣言》（19条），1979年1月5日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联署人任畹町（起草）、赵兴、陈旅、辛光、李广利、宋义、李伟。
第一次争人权游行：“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游行，1979年1月8日由“中国人权同盟”成员傅月华组织上访人员在长安街上举行；她次日被捕，标志着北京当局对“民主墙运动”镇压的开始。
第一篇反人权文宣：《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1979年3月22日由《北京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胡耀邦在某会上赞扬该文很好，并肯定“《北京日报》有了自己的语言”。六天后，“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上了火车准备去北京向当时已掌握中共中央实权的邓小平上告，表白”“民主墙运动”多数参与者是支持邓”“改革开放”路线的；但火车才刚离站，他就遭警察逮捕；次日，“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和民刊《探索》主编魏京生同时被逮捕，呼吁拯救他们的任畹町再六天后在“西单民主墙”张贴《中国人权同盟再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公开信》等大字报时当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