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在台北再度与王丹相逢。当初与之并肩战斗的学生领袖们，有不少已老气横秋、精明世故，王丹依然意气风发，单纯如同一块透明的冰。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以“华人民主书院”为平台，不仅吸引了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议题有兴趣的年轻一代大学生，同样与诸多渡海而来的陆生一拍即合、薪火传承。
单纯并不意味着浅薄和缺乏深度。在我看来，在王丹的这本回忆录中，最为可贵的是题为“我的反思”的相关章节。先哲有云，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在这些部分，我看到了王丹那如刮骨去毒般的自我反省。他不仅从宏观角度分析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一些重大失误，而且就具体的策略和方式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我相信，如果未来中国再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或群众运动，这些思考和总结能为后来者提供“前车之鉴”。
王丹并没有因为自己坐过牢，便将这段经历当做一笔可以炫耀的资本；反之，他更加关注和关心那些比自己受苦更多的同胞。具体而言，他对当时学生将勇敢地污染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的“三君子”扭送公安局的行为深怀愧疚之心，虽然他本人并非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但他在书中诚恳地写道：“鲁德成三人被学生扭送公安局，学生的行动确实过于幼稚和错误，导致鲁德成等三人后来被判刑十八年，受了很多苦。我们非常对不起他们。”不能把当时学生的所有言行美化和神圣化，王丹的反省虽然不像刘晓波在“六四”自传《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对自我的鞭挞到了自虐的程度，但他们以诚实的态度追求真相的方向是一致的。
不仅王丹公开向“三君子”道歉，多名当年的学生领袖也切实展开对坐牢十多年之后先后逃离中国的鲁德成、余志坚和喻东岳的救援。旧金山的“人道中国”组织由一批八九民运流亡学生和当地华人组成，其负责人、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周锋锁，在旧金山纪念“六四”二十一周年的活动上宣布，他们将邀请喻东岳和余志坚两家来旧金山湾区居住和疗伤，并将募集资金，帮助两家解决生活困难。周锋锁说：“喻东岳被释放后，实际上处于精神失常状态，我们可以想像他们在监狱里受到怎样的折磨。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美国，但他们需要更多帮助，才能有正常生活，所以我们有一个募捐行动。”同为“人道中国”成员、“八九”民运的另一位学生领袖封从德说：“给天安门‘三君子’以人道帮助，是我们所有‘六四’同学义不容辞的义务，因为是我们把他们送进了公安局。这三位湖南壮士走在了历史的前面，是当时学生的认识水平所不及的，他们当时打出横幅说‘结束五千年的专制’，要把毛的偶像打下去。”这种“赎罪”的举动值得称赞。
《王丹回忆录》的核心部分是“六四”前后的经历，王丹在细节上澄清了诸多传说和误会；同时，这本回忆录回顾了作者在去国之后的生活，比如在哈佛大学十年的学习、对海外民运的参与以及到台湾的大学任教的过程。在民主台湾，王丹重新启航；隔着浅浅的海峡，他的声音清晰而坚韧。这是一本没有画上句号的回忆录，更加精采的篇章，才刚刚翻开。
自由时报2013.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