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宗江而流于琐屑，是不是对逝者的不敬？我不这样看，我想宗江生时也不会这样看。宗江是性情中人，我们聚会时也往往是闲聊以至“神聊”－－有时往往“言不及义”，当然不会总是言不及义。
听说他病危后，曾经想吃“杏仁豆腐”，而且说“要冰镇的”。我知道，作为出生在古城的“老北京”，他爱吃杏仁豆腐（一种较细致的乳酪制品，入口滑嫩微甜）。九十年代有一次不记得怎么个由头，我提到五十年代西单“公义号”的杏仁豆腐，他则说起东交民巷新开的“梅园”，兴致勃勃，好像如果我响应，可以马上同去一吃。
很可能将来流传的黄宗江遗言，不是一本正经的“宏大叙事”，而是要吃杏仁豆腐－－冰镇的！就像金圣叹的遗言是“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吃，有火腿之味”似的。
过去有俗话说“才华横溢”，这个“横溢”用在宗江身上，再合适不过。一来，他多才多艺，文化艺术上涉及影视话剧戏曲编剧导演表演散文随笔以及剧评诸多领域，不是一般玩票，都有拿得出手的成绩；二来，不仅是才华，更是才情，他所致力，无不全身心投入，总想做到最好，不但做，还要说，热情洋溢，即使在餐桌上，也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热火起来。
见不着面，就打电话，但近年来，他逐渐失聪，虽然拿起电话还是不愿放下，毕竟反应不那么灵敏了。宗江真的是不知老之“将”至，仍然雄心勃勃。参加了《生死桥》的演出，还想预约再演下一场戏。他说过，上过一次台的，就老想上台（他说的是演员，首先是他自己，绝没有影射官员恋栈的意思）。他不光是演戏上瘾，写文章出书，也是一样，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比有些专业作家写得还多。而且他的字斟句酌，虽不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总要在遣词造句上独出心裁。人只看到他“名士派”的一面，好像老是在交游，吃饭，“侃大山”，不知他一个人默默地赶稿子下多大工夫，我就在杨宪益家聚会时，看到他还带着一篇待发的文章在推敲。
今年五月，我们为黄宗江老兄和蒋彦永医生一起祝寿，前者生于1921年，后者生于1931年，一位晋九，一位晋八。两位寿星高兴，大家也都高兴。宗江掏出一把助听器来，原来是他听说我的耳朵也重听了，一一告诉我几种助听器的情况，他向他在医药界的老友们请教过，最后是蒋彦永医生介绍的一家最好。这是我当天祝寿的一大收获。后来我一步到位，就上他们二位推荐的一家店里配了助听器。现在每一戴上，就仿佛他们二位在对我耳提面命一样。
宗江一生与戏剧相伴。正所谓“一登红氍毹，至死不渝”，实际上视戏剧如生命。他生命力旺盛，对戏剧热爱不衰，一说戏剧就来神。中国电影百年，话剧百年，直到不久前纪念曹禺百年，他都认真写了文章。想到今后，再也看不到他那谈戏说影以至议政的篇篇可读的文章了，不免深深遗憾。我想，宗江也必定有他的遗憾，我知道的，就是他关于《红楼梦》的争鸣文章未见发表，很可能还没有终篇。
那是今年春四月，他打电话来，说起他要跟他南开中学的老同学、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商榷－－他认为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不应一笔否定。他这个观点已经形成大半辈子了。我知道他热爱《红楼梦》（是不是跟周老一样，心底里自命贾宝玉？一笑！）但我劝他不必介入这个一时说不清的学术议题了，他不听。我的女儿一直没读过《红楼梦》，因为幼时奶奶对她说女孩子先不要读这部书，长大了一来二去也没补上这一课，宗江听说了，记住了，引为遗憾，在电话里多次嘱咐她这是“必读书”，碰上就问，从我女儿十几二十岁问到她四十岁了。这回我都觉得该借为宗江送行的时机，叫她找时间一读此古典名著，也解除热爱《红楼梦》的宗江的遗憾，一慰其在天之灵。虽说世界上没有没有遗憾的生活。
要说在文艺生涯中的遗憾，我知道，在宗江莫过于他写张志新的剧本始终没有在舞台上“立”起来的机会。一九七九年，真理标准讨论后全国形成以解放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态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热潮，以任仲夷同志为书记的辽宁省委，不惧压力，平反了张志新一案，并追认张志新同志为烈士。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前往采访，宗江即其中之一。他以对张志新烈士的崇敬之情写下了一部诗剧，后来却遇到了另一种政治气候，不得发表了。宗江在不止一次发言、不止一篇文字中不断申述，反复呼吁，他已经不是为了自己一个剧本的命运，而是在争取“激浊扬清”的权利，争取纪念为真理而牺牲的烈士的权利！
黄宗江住在西南郊金代遗留的莲花池畔，莲花池紧靠六里桥。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和毕朔望同志一起去他家，忘记是他请我们看一个什么录像了。他说他欣赏我的一首七律《六里桥》，什么时候给他写一个条幅。我答说没问题，但你现在书画满墙，我的诗属打油，不遵格律，字欠功底，不守法度，有心补壁，还须假以时日，让我再好好练练吧。这样就拖延下来。二十年了，这是我欠宗江的一笔老账。欠账是一定要还的，什么时候才得以挂剑垄上呢？！
2010-11-04
《随笔》总第192期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