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10日奥逊·威尔斯导演去世，这位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电影导演，死得非常孤独。他正艰苦地为自己的下一部戏筹钱，最后因为心脏病发作，在洛杉矶边上的小旅馆去世。但是，死后他变得如此辉煌，在他的追悼会上，好莱坞所有的“大佬”们都到齐了，为失去这么伟大的美国导演而痛心，他们都深深地低下头，向他致哀。《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同时提问道：就在威尔斯导演去世前的那几天，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2014年3月4日吴天明导演去世，这位同样被视为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电影导演，死得非常孤独。他正艰苦地为自己的下一部戏筹钱，最后心脏病发作，因为住在北京城市边缘，交通拥堵，救护车不能准时抵达，在自己的工作室去世。立刻，几小时以后，全国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受益于他的第五代导演们，都深深怀念吴导演曾经给予的支持。
我最后一次和吴天明导演擦肩而过是2013年1月在巴黎的“城市电影节”上，他是作为演员的身份，参加《飞越老人院》的影片出席；我是因为三部影片《上海伦巴》《假装没感觉》和《美丽上海》的放映而出席。天天赶场子跟观众见面，看见坐满电影院的观众，并没有预想的快乐，当散场的那一刻，你握着最后那个观众的手，他用英文跟你说：It’s wonderful！你几乎感觉到的，是自己在跟电影告别，是在向拍摄现场谢幕。因为这些都是我6年甚至是8年前拍的老片子。我低着头告诉吴天明导演，很难很难。现在找不到钱拍有意思的电影了。
几年没拍戏了？
5年多了。
拼命写本子，会有机会的。
抽屉里扔着太多写好的本子了。
吴天明突然大声地，像对着天空在说：你就这么给我站着，谁他妈的都不要靠！求什么人啊，找不到钱，也不拍那些烂片！
这里，我想起《纽约时报》对奥逊·威尔斯导演的评价：他一生的悲剧就是一个中古世纪的骑士的悲剧。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威尔斯永远不合时宜。他向比他强大得多的体制挑战，结果必然遍体鳞伤。
认识吴天明导演是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投奔西影，那时候吴导演从日本东京电影节凯旋而归，他的《老井》以全新的面貌开始了中国农村片的创作，他当了厂长，大权在握。在北京看见他的时候，都是一群一群的人簇拥着他，你找不到说话的空间和机会。那时候，他骄傲，骄傲得目无一切。这些北方汉子，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不敢挤进追随他的队伍里，我开不出口请他帮助！
可是“辉煌”的日子不长，很快进入了最后的80年代。吴天明去纽约当访问学者，遇到了太多的问题，他一去不返。1989年9月1日我抵达纽约时，住在格林威治西村的十一街朋友家，离吴天明的住处只隔了三条街，他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公寓里，在西十四街上。第二天晚上，我跑去见他。那时候再也没有人围绕着他了，独自一人在空空的房子里，但是你看不见他的落魄，他依然满怀热情地跟你谈着在纽约的经历。因为倒时差，从不熬夜的我，竟然和吴天明一直聊到凌晨4点才回到自己的住宿。他正努力学习英文，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派了英文老师，每天一对一地在教他，付给教师45美金一小时的工资。我问吴导演，学会了吗？
哎呀，不学还挺不错，一学就尽出洋相。
怎么啦？
我去书店买书，一个老太太站在书架前，我走过去想让她挪挪地方，我想说excuse me（对不起），结果我说成了kiss me（吻我），把人家吓了一跳。
我知道，这一定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段子，但是，你还是感觉到他的幽默。你还是会看见，在寂寞的那一刻，他开开心心地面对着没有电影的生活。那时候，他特别不愿意和我谈电影；那时候，是他的黄金时期，却不能拍戏了；那时候，我们绕着话题胡说八道，只是他还是给了我一种力量，那就是他的坦然和自信。
可是，我终究是一个上海人，所以和我们的同学接触不多，即使在纽约，也是在人群中最边缘的。但是，我一直和吴天明导演保持着疏离的交往，因为他坦然，在他面前，你可以活得非常简单。即使他自己在最坏的境遇时，依然是坦然的。就是在他的这份坦然里，我看见了一份中国人身上少有的骄傲。
有谁可以像他那样，满面风光地走在纽约电影节的红地毯上？他是作为中国《老井》的大导演被邀请去的，又是西影厂的厂长，那时候的西影成了中国电影的中心。记得1987年9月，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在北京首次举办了中国电影展，向世界的片商卖片。全国各地的电影厂都来了，可是吴天明从西影拉来影片、宣传品还有那巨大的海报板，它们从西安到北京，来来回回跑了四天四夜。他的大嗓门走到哪里就响到哪里。转眼，我在纽约看见了完全褪去了光环的吴天明。他在中国的全部优势，消失了。洛克菲勒的基金会给予的资助结束时，他准备离开纽约。那时候的中国人，即使是西影厂的厂长，工资也不会高于200元人民币。他身无分文。
我再去看望吴天明的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人造革大箱子，放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加州啊？
还是想拍电影啊！
听他说话的时候，眼泪一点不能控制就涌上眼睛。你能够想象这些日子对吴天明是多么煎熬，他一定前前后后考虑了太多的事情，可能他在洛杉矶，在好莱坞的地皮上，那里的阳光多少可以给人开始一些梦想。我努力克制着，坚决不让眼泪流下来，因为我们都不是拍煽情电影的导演。他的痛苦里面，有他的坚持，而这种坚持里面，你可以看见他是条汉子，吴天明不相信眼泪！去加州拍戏又谈何容易？
你去了怎么生存？不能去洗盘子吧？
去了就会有办法的。
吴天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纽约。
很快，在1989年年底，12月中旬的日子里，我在NYU走廊里碰见了我们电影系主任Charles，他一定要请我吃午饭，我说，不行，我下午有课。他说，我给你去请假。我愣在那里，不明白那顿饭怎么那么重要，系主任为我出面请假。结果只是在学校后面，教师们享用的一间简单的小咖啡吧，吃了一个便饭。上来，Charles就拿出一封中文信，那是吴天明写给他的。他要我翻译念给他听。那是吴天明写给他的感谢信，说在纽约这半年来，Charles给予他那么多的帮助。但是，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他在信最后说的话：今天是我50岁的生日，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美国度过这个生日，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年纪要重新开始生活。Charles正端着他的那杯红葡萄酒，突然，他长叹一声，放下酒杯半天不说话，他问我：我能怎么帮助他？我也说不出话，Charles几乎是自言自语在说：他要是能说英文多好啊，我可以让他来NYU当客座教授的。维持生活不会有问题的啊！
这次的记忆给我印象太深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吴天明会有脆弱的一面，他总是给人一种强大的感觉，这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对话，虽然有一份惆怅，但是，他依然是骄傲的，他敢于面对自己的困境，直抒情怀。
后来，看见他和叶坦在纽约的合影，照片上的日期是1990年3月17日，这是写给Charles的信以后，没有间隔多久的日子。吴天明还是那样意气风发，没有任何自哀自怜的感觉。他身上就是有一种生命力，他就是在任何环境里，可以从头开始。他的那份自信，是一直令我尊重和不敢忽视的品质！可见他内心有多么强大，所有的功名在他当厂长的那一刻，他就放下了，放得那么彻底，所以在他的生命中，他没有低谷，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从头开始。不论他提拔了别人，还是别人在那里欺负他，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是真的不计较。他就是一个只想着他的电影的导演，所以在他那里，你从来不会听见他说任何一个人的坏话。
不久，他在洛杉矶开了录像带店维持生计，当时我的故事片《女人的故事》正在美国发行，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有带子吗？我说，我明天就去问发行商要两个原版的，然后给他寄去了。去加州的时候，我在他的店里，看见他拷贝了很多，放在架子上出租。原想拿这事跟吴天明开个玩笑，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他却一脸的正经跟我说：我和我媳妇看了这个片子，拍得好！我媳妇都哭了。当初你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会给你更大的帮助的啊！花多少钱拍的？
我叹了一口气：很少很少，48万人民币。谢晋导演都为我说话，说这样的导演，你们多给她10万，她会多拍出100万的价值！
你就是应该来找我！
站在那个憋气的录像带店里，我们离电影那么遥远了，都像在说梦话，但是，我真的感觉到吴天明的那种坦荡，他什么都不回避，即使在这样的境遇里，他还是在想怎么把戏拍好，怎么可以帮助别人。
突然听说他走了，我完全被惊住了。只有一年的功夫，怎么一个活生生、骄傲的吴天明就走了？他大声在那里跟你说：“他妈的，你就是什么人都不要求！”他不是在跟你说话，这是他的宣言，他就是那样直挺挺地站着，他在找钱的过程中没有少看别人的脸色，他没有少受气，但是他依然是站着的，他什么都可以放下，唯独不会放下他的原则。那就是他说的：找不到钱，也不拍那些烂片！
2006年夏天，他成为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的董事长，“西望长安”的年代又来了。大家都翘首期盼着。可是，8年过去了，他筹备的《法门寺》《秦始皇大帝》《农民日记》《逃港者》，这一部一部片子都没有成功，不是本子的问题，是商业回报的原因。看看名字，就明白这里面蕴含着太多的“文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吗？或者说投资方有文化吗？
在合同即将到期的日子，曲江还是给了吴导演一个安慰，完成一个小小的许诺，就是投资拍摄了低成本影片《百鸟朝凤》，这几乎是吴天明导演对自己的理想主义的回望，一个“西西弗神话”的表达。故事，讲述了唢呐王焦三爷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他对自己追求的坚守。在第22届金鸡奖上，影片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这几乎是一个暗示，一个骄傲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不合时宜的唢呐王，影片至今没有进入院线放映。我一直在思考着，吴天明如果不是那么骄傲，他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吗？没有如果！因为吴天明就是吴天明，一个人的骄傲，不是你可以任意做到的。他的骄傲是本能的，经验式的，他并没有太多理性和成熟的思考，更多是下意识的。骄傲，本身是一种能力，并不是什么脾气，更不是一种姿态。骄傲，是灵魂里的事情，是他的人生阅历，他的个性，是他对世界独立的判断和认识，他不能苟延残喘地活着，除了骄傲地面对世界，他别无选择。
2014年12月6日于上海
文章版权归《随笔》总第217期 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