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觉亲切地读了王培元的《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本书。这里说的朝内166号，是指位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多年的办公楼，听说不久就要拆除改建了。本书作者于1984年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工作，直到退休。在这里。几十年间，他和好些知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共事，朝夕相处。书中写下了对他们的回忆，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书中第一篇《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写的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办人，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只是他担任这个职务只有短短的几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了职务；可是，尽管这样，他对人文社的影响却长期存在，不声不响可是强有力地存在着。作者来到人文社工作的时候，冯雪峰已经去世八年了，可是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种影响。他说：“对冯雪峰了解得越深，对人文社的历史知道得越多，就越是觉得：选择他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是人文社之福，也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之福，更是全社几代编辑、员工之福。”书中说：“如果让我这个后生晚辈，来斗胆简括一下冯雪峰的贡献的话，或许可以说，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人文社确立和奠定了‘两个格局，一个传统’。‘两个格局’，即图书出版格局与编辑人才格局。”他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把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以及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都包罗在内。几年之间出版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其中不少“已经成为人文社长销不衰、独家拥有的品牌图书和非常丰厚的版本资源”。
作者说：尽管在今天看来，当时制定的出版方针和规划，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印记，但经过具体实施，毕竟形成了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结构相对合理的图书出版格局。
为组建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冯雪峰从全国各地物色、遴选，先后延揽了如聂绀弩、张友鸾、舒芜、顾学颉、王利器、周绍良、陈迩冬、周汝昌、黄肃秋、麦朝枢、严敦易、林辰、孙用、杨霁云、牛汉、朱葆光、刘辽逸、蒋路、许磊然、伍孟昌、赵少侯、金人、金满成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优秀的专家学者。
书中说到，在2003年举行的冯雪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牛汉的发言中回忆起“文革”中和雪峰一起住在“牛棚”时，两个人经常聊天。“雪峰曾经谈到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认为毛实际上是反对鲁迅精神的。那么，毛为什么在延安时把鲁迅抬得那么高，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呢？因为，毛当时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来团结国统区的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这样的人，只能是鲁迅。实际上，这不是对鲁迅精神的认同，而是对鲁迅的一种利用。”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冯雪峰见事这样深，这样准，他后来的悲剧结局就是难免的了。
书中还有一章《他走进“无物之阵”》写的是冯雪峰的最后命运，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经过：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是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开始的，很快就引到冯雪峰身上了。“早在1955年6月下旬，中宣部在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已有批判丁玲之后进一步展开批判冯雪峰的通盘谋划。”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后来回忆道，周扬早就想“尽快地从斗争丁、陈转到斗争冯雪峰”，批斗丁、陈时，“他曾提出一定要同时斗争冯雪峰”。于是，7月29日，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郭小川联名致信冯雪峰，敦促他参加专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主题词就是追究冯雪峰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他说：冯1936年从瓦窑堡到上海，“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和我接上关系的”，“但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党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和其他党员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原故？”夏继续责问冯：你“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其中提到章乃器见了冯雪峰后，标榜自己跟“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扬言“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云云。据称，冯雪峰还跟文化界一些外围人士打招呼说，“周扬、沈端先（夏衍）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夏还援引据说是已过世的钱亦石透露给周扬的一个情况，称“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继而怒斥道，“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
书中引用了与会的中宣部文艺处工作人员黎之后来的评论，他说：“夏的发言以‘大量篇幅纠缠人事关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泄私愤的长篇牢骚’。而从当时的效果来看，夏衍的爆炸性发言，无疑强有力地引领了斗争大方向，‘给了冯雪峰致命一击。’”
夏衍还说到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封信的事。于是，冯雪峰问题的要害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之后，为了保住党籍，在邵荃麟的点拨下，他被迫为收入1959年版《鲁迅全集》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题注。结果呢？保留其党籍的承诺并未兑现，冯雪峰依然被开除出党。”
书中写的第二个人物是聂绀弩。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并兼二编室主任。在聂绀弩的主持下，二编室1953年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并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1954年，又编辑整理出版了《琵琶记》。他们这一段的工作奠定了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浑身文人气味的聂绀弩，在人文社上任后，领导作风民主，毫无“官架子”，与部下的关系和谐融洽，他主持的二编室，自然而然有了一种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私下里表示，聂绀弩“出乎意外地能做组织工作”。不过对于上级领导却不怎么尊重，他的逸事之一：
一天早晨，要去上级机关听报告，都快出发了，聂绀弩依然高卧不起。楼适夷冲进去，拉他起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问：
“谁做报告？”
楼适夷告诉他，是××。
他一晃脑袋，“他吗？让他听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我去听他？还不是那一套！”说完，继续睡他的大觉。
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聂绀弩成了肃反对象，被“隔离审查”。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再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接着又来了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让王任叔接替冯雪峰担任社长，他就把二编室的和谐气氛、二编室同仁对聂绀弩的“相当拥护”和“佩服”，说成是聂绀弩“搞独立王国”。接着把聂绀弩和二编室的舒芜、张友鸾、顾学颉、李易等四人打成一个右派集团。这时候，书中记下了他的逸事之二：
又一日，社内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与会者除了冯雪峰，大都是二编室的人。主持会议的王任叔（巴人），先讲了一通大道理，即把话题转到了聂绀弩身上。他说完之后，聂绀弩不疾不徐、有板有眼地说：
“咳！可惜！这么好的道理，这么深刻的马列主义，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是早些听到，不就好了？就不至现在当了‘右派’？”
几句半真半假、半是正经半是玩笑的话，以诙谐而尖刻的语调道出，众人听罢，皆暗自发笑。主持人亦无可奈何，只有自生闷气而已。
于是乎，已年过五旬的右派分子聂绀弩，被遣送到黑龙江虎林县，到了北大荒密山农垦局850农场4分场劳改垦区，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在这里，他创作了一部前无古人的诗集《北大荒吟草》。
马克思说的：“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聂绀弩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于是深刻思考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书中转引了从公安部门的案卷材料中保存的他对朋友说的他思考的结论：
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
五七年（反右派）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妈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
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再往上，又是县级省级到中央，这实质上就是皇帝。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皇帝的统治，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彻底改变）……
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这见解多么深刻多么中肯啊。可是线人提供给公安机关的这些材料，使他又一次入狱了。1974年5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这也就是“思考使人受难”，他在临汾市山西省第三监狱饱受了近十年之久的铁窗缧绁之灾。
接着写到了林辰。作者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听过林辰的讲座，敬佩之至。谈到他的著作《鲁迅事迹考》，说：“令人惊叹的是，他当年研究考证的结论，后来均被陆续披露的《鲁迅日记》等有关材料所证实。”书中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辰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的那一段生活。引用了林辰当时写的几封家书，从其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怎样在“五七”干校受着折磨，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书中还写了杰出的翻译家蒋路。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编辑室的负责人。“当有人为蒋路先生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因此影响了自己的翻译事业而为他感到遗憾时，他却说：‘我虽然少翻译一两本书，读者却得到了更多的书。’”他是怎样对待工作、对待译者、对待名利的呢？这里可以从书中写的许多事例中摘出一例：
五十年代，人文社拟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的旧译本，此书是周扬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这次重出，他主动提出请蒋路先生据俄文本校订一遍。这项工作比自己翻译，还要繁难得多。《生活与美学》是英译本的书名，蒋路先生校订时恢复了原来的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译文周扬看后很满意，把蒋路作为译者写到了他的名字后边，却被蒋路先生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周扬看校样时，又在“译后记”里提到他的名字，还是被蒋路先生一笔划掉。
牛汉是一位诗人。他曾经为加拿大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的这样一行诗流下热泪：“我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牛汉说：“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我只能用伤疤的敏感去感觉世界”，“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他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作为“胡风分子”被逮捕关押。书中记下了他这样一件事：
1965年11月26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位于天安门南侧旧棋盘街）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他敢于公开为胡风辩诬。这次审判，通知他和绿原、徐放、谢韬、阎望、芦甸等人，出庭作胡风“反革命罪行”的“见证人”。事前，高检院的一个女干部专门找他谈话，和他打招呼，让他实事求是地揭发、检举胡风，分给他的题目是“胡风是怎样把我拉下水的”。
他本来应当照着经过审定的发言稿讲，可说到了最后，他又加了几句：“1953年9月，胡风攻击党的领导，说他们对文艺界的几位领导偏听偏信，这是胡风唯一一次攻击党的言词。”
主审者大声问道：“是唯一的一次吗？”
他回答：“我只听到这一次。”
主审者喝令他停止发言，并立即退出法庭。
后来牛汉担任《新文学史料》的主编，这个刊物上刊发的有一些文章涉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事件或者话题，触犯了一些人的忌讳，甚至说这是“雪峰派”、“胡风派”的杂志。上面想把这个杂志停掉。不久，一个社领导找牛汉谈话，说《新文学史料》“有方向性的问题”。牛汉反问道：“你具体说说，到底有什么问题？”社长韦君宜对牛汉委婉地说：“牛汉啊，可能上边觉得办起来太困难了、太复杂了一点，咱们是不是停了吧?”牛汉又反问道：“《新文学史料》有什么错?大部分作家，包括丁玲、艾青都很支持，很欢迎，为什么要停？”事后，韦君宜告诉他：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社里的意思，是上边的意思。牛汉就这样几次顶住了压力。据韦君宜说：“胡乔木说过，拿牛汉这个人没有办法。”
1999年人文社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在一次初选会上，本书作者说自己做“知青”时，读过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向困难进军》，印象很深。牛汉马上接着说道：“说老实话，我不喜欢！他写这些诗的时候，我们正在受难！”
本书作者是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的责任编辑。他以为这本书“对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文化心态，自我论和宽容论，妇女论，以及‘五四’之后的变化，对鲁迅的攻击与附逆投敌等，都进行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与科学、透辟的论述。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解读和阐释，尤见功力，是具有独创性的”。书中说：
舒芜先生曾指出：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在“言志”与“载道”，“闲适格调”，“寄沉痛于悠闲”，“一个隐士里面有一个叛徒”，“文人相轻”，“京派”与“海派”，小品文，晚明小品，袁中郎，金圣叹，陶渊明，“静穆论”，《庄子》与《文选》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于“言志”派，或称《论语》《人间世》派的批判，其实就是对周作人派的批判；这次批判，比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批判，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因为这次批判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作家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和文学，以什么样的美学标准塑造人的灵魂，较之那三次，更深入文学的品格特性之中；而且周作人当时的影响，远远超过梁实秋之流。
这些论断充分显示出一个研究者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
书中写了韦君宜。她出生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富贵之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父亲，做过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技术官员和铁路局局长。她从小聪慧好学，又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934年秋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名校。父亲对她寄予厚望，打算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然而，这时，“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那场发生在1935年冬天的“一二·九”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一切。年仅十八岁的她，终于“怀抱着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由爱国通向革命的人生之路：从清华园走到了延安。
北平解放以后，她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又从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的职位上，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
书中记下了大家闺秀出身的她的这样一件逸事：
有一次，中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国女贵宾，指定几位女代表前去陪客，韦君宜也是其中之一。她忙完工作，回到家，打开箱子，抓了一件针织白底蓝花绸的旗袍，又套上一件软料子西式白外衣，就匆匆走了。到达指定的接待厅后，妇联主席康克清看了她一眼，摇着头说：“你怎么穿了一件破衣服来会客人？”韦君宜低头一看，糟了，外衣左边底下口袋，撕了一个口子。她连忙将外衣脱掉。康克清又看了看她的胸前，说道：“旗袍也是破的。”她再看，天啊，旗袍胸部的针织花纹，有一处开线了，该缝补却没缝补。韦君宜窘得满脸通红。几位妇联干部急忙找了一件白网线外衣，给她套上，才算是救了驾。
书中评论了她的回忆录《思痛录》：“在一个广阔的大时代背景上，她不但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反思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且也反思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终于认识到“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她还写道，“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读了这些话，本书作者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作者还引用了李慎之参加韦君宜追悼会时在签名簿上写的一句话：“《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思痛录》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总有一天，中国人将以从《思痛录》中汲取到的力量打开通向民主的大门！”
孟超曾于1961年至1969年担任人文社主管戏剧的副总编辑。1961年他创作了昆曲剧本《李慧娘》。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孟超曾经请他的同乡、同学康生看过原稿，康生还提过不少修改意见。1961年8月，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李慧娘》。演出结束时间，康生登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且与孟超及全体演职员合影，祝贺该剧演出成功。他全面肯定了《李慧娘》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赞扬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李慧娘》的文章。12月12日，毛泽东作了一个对文艺工作很严厉的批示。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在他召集的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余人的座谈会上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这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更说：孟超和廖沫沙要“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廖沫沙是因为在《北京晚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署名“繁星”），肯定《李慧娘》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这里就和孟超一起受到批判了。孟超就因为写了《李慧娘》成了个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这本书还写了秦兆阳、严文井、绿原、陈迩冬、楼适夷、巴人（王任叔）、王仰晨等等人物，都各有精彩。写的虽然只是作者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见所闻，反映的却是从延安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从这些个案中，人们可以对这一页历史有更具体更感性的了解。
2014年11月10日
《随笔》总第216期 2015年第1期